文言文翻译

诗人通过桃花、李花容易凋谢雨小草青色长久相对比，暗示料这样的一个哲理：桃花、李花虽然美丽，生命力却弱小；青草虽然朴素无华，生命力却很强大。
第一节生平政事
曾巩（1019-1083），字子固，建昌军南丰（今江西）人。后居临川（今江西抚州西）。自称’家世为儒“①曾祖历官水部员外郎，祖父为尚书户部郎中，父为太常博士。《宋史》称曾巩年幼’警敏“，’读书数百言，脱口成诵“②。’十二岁能文，语已惊人“③。但据他自称幼时从先生受书，’方乐与家人童子嬉戏“，到十六七岁时，’窥六经之言，与古今文章有过人者“，始知爱好，并努力学习④。到二十岁后，’欧阳修见其文奇之“⑤大约就在这时，他曾给欧阳修写信，并’献杂文时务策两编“。信里他一面称赞欧阳修的道德文章，一面表白自己的为人志节：’巩自成童，闻执事之名，及长，得执事之文章，口诵而心记之，观其根极理要，拨正邪僻，掎挈当世，张皇大中，其深淳温厚，与孟子韩吏部之书为相唱和，无半言片词舛驳于其间，真六经之羽翼，道义之师祖也。……又闻执事之行事，不顾流俗之态，卓然以体道扶教为己务。……信所谓能言之能行之，既有德而且有言也。韩退之没，观圣人之道者，固在执事之门矣。’曾巩当时少不更事，而能有这样的看法，很不简单，所言者虽有所未尽，但大体符合实际。又说：’巩性朴陋，无所能似，家世为儒，故不业他。自幼迨长，努力文字间，其心之所得，庶不凡近。……唯其寡与俗人合也，于公卿之门未尝有姓名，亦无达者之车回顾其疏贱。抱道而无所与论，心常愤愤悱悱，恨不得发也。今者乃敢因简墨布腹心于执事，苟得望执事之门而入，则圣人之堂奥室家，巩自知亦可以少分万一于其间也。’这段话是表述自己的为人的。与俗不合，抱道自守，心志如此，确不凡近。欧阳修对于这样的人物自是重视的。因此，曾巩上书之后，曾经得到欧阳修接见。据曾巩《上欧阳学士第二书》讲，欧阳修见到他之后，曾对他说：’过吾门者百千人，独于得生为喜。’而且当曾巩向欧阳修告别之时，欧阳修还写了《送曾巩秀才序》，其文云：’广文曾生来自南丰，入太学，与其诸生群进于有司，有司敛群才、操尺度，概以一法，考其不中者而弃之。……然曾生不非同进，不罪有司，告予以归，思广其学而坚其守，予初骇其文，又壮其志，……曾生橐其文数十万言来京师，京师之人无求曾生者，然曾生亦不以干也。予岂敢求生，而生辱以顾予，是京师之人既不求之，而有司又失之，而独余得也。于其行也，遂见于文，使知生者，可以吊有司，而贺余之独得也。’此序作于庆历二年（1042），这时曾巩虽见弃于有司，却得到了欧阳修的赏识。
在这期间，曾巩也结识了王安石，还曾向欧阳修推荐。他在《再与欧阳舍人书》中说：’巩顷尝以王安石之文进左右而以书论之，其略曰：巩之友有王安石者，文甚古，行称其文。虽已得科名，然居今知安石者尚少也。彼诚自重，不愿知于人，然如此人古今不常有。如今时所急，虽无常人千万，不害也。顾如安石，此不可失也。’这是追述前此一封信中的话，可见曾巩对王安石曾经非常器重。在这封信里，他不仅推荐王安石，还曾提到王回、王向，一并向欧阳修推荐。
后来，在《与王介甫第一书》里曾巩又说：’巩至金陵，自宣化渡江来滁上，见欧阳先生，住且二十日，……欧公悉见足下之文，爱叹诵写，不胜其勤。间以王回、王向文示之，亦以书来言：此人文字可惊，世所无有。……欧公甚欲一见足下。能作一来计否？’由此看来，在这期间曾巩同欧阳修已有相当亲密的交往。
曾巩是在嘉佑二年（1057）欧阳修知贡举时考中进士的。在这之前，他不但认识了欧阳修这样的前辈，结交了王安石这样的朋友，而且已经同当代其他几个重要人物如杜衍、范仲淹等都有书信来往，投献文章，议论时政，陈述自己为人处世的态度。不过，曾巩所写的这些书信，不同于寻常的’干谒“，不是请求荐引。例如，他在《上杜相公书》中说：’今也过阁下之门，又当阁下释衮冕而归，非干名蹈利者所趋走之日，故敢道其所以然，而并书杂文一编，以为进拜之资。蒙赐之一览焉，则其愿得矣。’这封信大概就写于庆历五年（1045）杜衍、范仲淹等被黜离职之后。曾巩于此时写信并投献文章，正好说明他的为人和政治态度，政治上同杜衍、范仲淹一致，绝不趋炎附势。
曾巩既中进士，便被调任为太平州（今安徽当涂）司法参军，又召编校史馆书籍，迁馆阁校勘，集贤校理，为实录检讨官。
在这期间，曾巩对于历代图书作了很多整理工作。对于历代图书聚散以及学术源流多所论述，写过一些叙录，如《新序目录序》、《列女传目录序》、《战国策目录序》等，还有《梁书》、《陈书》、《南齐书》等，也都写有’叙录“。
曾巩虽推崇欧阳修，但他的学术观点和欧阳修亦有所不同。例如，他在《筠州学记》中说：’周衰，先王之迹熄。至汉，六艺出于秦火之余，士学于百家之后，言道德者矜高远而遗世用，语政理者务卑近而非师古。刑名兵家之术，则狃于暴诈，惟知经者为善矣，又争为章句训诂之学，以其私见妄（一本下有’臆’字），穿凿为说，故先王之道不明而学者靡然溺于所习。当是时能明先王之道者扬雄氏而已。’他对扬雄如此称赞，这看法与韩愈比较相近，与欧阳修则颇相反。
此外，曾巩还有《答王深甫论扬雄书》，对于扬雄屈事王莽以及作《剧秦美新》，都有所辩解，并引王安石的看法，以为’雄之仕合于孔子无不可之义“，而且认为’世传其投阁者妄’云云。曾巩对扬雄的看法，涉及政治和学术两个方面。扬雄的政治态度和学术成就，对曾巩都有影响。
曾巩离开馆阁，又作了十几年的地方官吏。最初是通判越州（今浙江绍兴一带），其后又知齐州（今山东济南一带），徙襄州、洪州，知福州。史称曾巩在这几州都有政绩，主要在’荒政’和’平盗’两个方面，而后者并非真是政绩。
曾巩移徙洪州时，曾有《移守江西先寄潘延之节推》诗，诗云：’忆昔江西别子时，我初折腰五斗粟。南北相望十八年，俯仰飞光如转烛。’他这时似乎已有倦于转徙的感叹。此后便多次表示为了养亲而不愿远仕。
在赴福州之前，曾巩有《辞直龙图阁知福州状》。到福州后又有《福州上执政书》，书中说：’转走五郡，盖十年矣，未尝敢有半言片辞求去邦域之任而冀背朝廷之义。此巩之所以自处，窃计已在听察之日久矣。今辄以其区区之腹心，敢布于下执事者，诚以巩年六十，母年八十有八，老母寓食京师，而巩守闽越，仲弟守南越，二越者，天下之远处也，于著令：有一人仕于此二郡者，同居之亲当远仕者，皆得不行。……’据此，他请求’或暂还之阙下，或处以闲曹，或引之近畿，以一郡，使得谐其就养之心，慰其高年之母。“此书之外，曾巩还有《福州奏乞在京主判闲慢曹局或近京一便郡状》，也是请求朝廷照顾养亲的。大概正是因为他一再申请，朝廷曾一度下令，’召判太常寺“；可是当他离职上路以后，又有诏改知明州。为此，曾巩又有《移明州乞至京迎侍赴任状》，希望朝廷允许他’暂至京师迎侍母赴任“。但未能如愿，所以后来移知亳州，又继续申请。他在《移知亳州乞至京迎侍赴任状》中说：’臣昨任福州，已系远地，迎侍不得，即今老母多病，见在京师，人子之谊，晨昏之恋，固难苟止。二者于臣之分，实为迫切。……只乞对移陈蔡一郡，许臣暂至京师，迎侍老母赴任。……今臣幸蒙恩诏移守亳州，如臣所请。况亳州去京不远，欲乞许臣暂至京师，迎侍老母赴任。“元丰三年（1080），曾巩又徙知沧州，有《沧州乞朝见状》，说：’窃念臣远离班列十有二年，伏遇陛下神圣文武，当天受命，……而臣曾未得须臾之间进望清光，窃不自揆，愿奉德音，犬马之情，固非一日之积。今将至京师，他望圣慈，许臣朝见。’于是神宗召见了曾巩。召见之后，他曾请求登对，有《乞登对状》，说自己被召见时，’不敢率然以对“，可是’退而伏念“，还是希望’上殿敷奏“，以便’披腹心“，’当天心“。此后曾巩便被留在京师，’勾当三班院“。
元丰四年（1081），有诏书说：’曾巩史学见称士类，宜典五朝史事。’于是便’以为史馆修撰，管勾编修院，判太常寺兼礼仪事“。史称’近世修国史，必众选文学之士，以大臣监总，未有以五朝大典独付一人者“，于是曾巩入朝辞谢说：’此大事，非臣所敢当。’并有《申中书乞不看详会要状》，表示谦让。
元丰五年（1082）四月，擢拜中书舍人。这时曾巩又有《辞中书舍人状》，述说自己’齿发已衰，心志昏塞“，希望另选贤能。还有《授中书舍人举刘攽自代状》，表示谦退。但这年九月，曾巩即遭母丧，因而罢职。
元丰六年（1083）四月，曾巩卒于江宁府（今江苏南京一带），终年65岁。著作有《元丰类稿》等。
综观曾巩一生，历任州郡官吏十几年，在京师作官的时间不多。从他的一些政论文章看，如《唐论》、《书魏郑公传后》、《熙宁转对疏》、《自福州召判太常寺上殿札子》、《移沧州过阙上殿札子》等，并没有突出的政治见解。其主要观点是泛称三代之制，称赞后周和唐初的贞观之治，而对于宋代的政治却没有多少条陈和建议，与范、欧诸公不同。他在《移沧州过阙上殿札子》中对于宋朝的现状还是相当称赞的。他说：
盖远莫懿于三代，近莫盛于汉唐，然或四三年，或一二世，而天下之变不可胜道也。岂有若今五世六圣、百有二十余年，自通邑大都，至于荒陬海聚，无变容动色之虑萌于其心，无援桴击柝之戒接于耳目。臣故曰：生民以来未有如大宋之隆也。
又说：
今陛下履祖宗之基，广太平之祚，而世世治安，三代所不及，则宋兴以来，全盛之时，实在今日。
由此可见，曾巩对于当时的政治不仅没有任何不满，而且推崇备至，当然也就不曾提出改革的意见。
在这以前，熙宁二年（1069），王安石参知政事，推行新法，当时曾巩出守越州，其后转徙六郡，在外十二年。对于熙宁新法，也没有发表过具体意见。只是在《过介甫归偶成》诗中说过：’心交谓无嫌，忠告期有补，直道讵非难，尽言竟多迕。知者尚复然，悠悠谁可语。’观此，则两人过去言谈之间，可能有过意见分歧。还有，其《与介甫第二书》也说：’比辱书，以谓时时小有案举，而谤议已纷然矣。足下无怪其如此也。’又说：’谤怒之来，诚有以召之，故曰：足下无怪其如此也。虽然，致此者岂有他哉？思之不审而已矣。’由此看来，在政治上二人是有分歧的。
总的看来，曾巩一生，政治表现不甚突出。《宋史》本传说’吕公著尝告神宗以巩为人行义不如政事，政事不如文章“。这话可能有些根据。
第二节文学成就
曾巩是唐宋古文八大家之一。他在当代和后代古文家的心目中地位是不低的。他的成就虽然不及韩、柳、欧、苏，但有相当的影响。
曾巩为文主张是接近欧阳修的。先道而后文，但比欧阳修更侧重于道。在《答李沿书》里他说：
辱示书及所为文，……足下自称有悯时病俗之心，信如是，是足下之有志乎道，而予之所爱且畏者也。末曰其发愤而为词章，则自谓浅俗而不明，不若其始思之锐也。乃欲以是质乎予。夫足下之书始所云者，欲至乎道也；而所质者，则辞也。无乃务其浅、忘其深，当急者反徐之欤？夫道之大归非他，欲其得诸心，充诸身，扩而被之天下国家而已，非汲汲乎辞也。其所以不已乎辞者，非得已也。孟子曰：’予岂好辩哉？予不得已也。’此其所以为孟子也。
此外，在《与王向书》、《回傅书》中也有类似的见解。先道德而后辞章，这是曾巩的一贯主张。也许正是在这样的思想支配下，曾巩的文章同韩、柳、欧、苏各家相比，便显得质朴少文。韩、欧诸公虽也说过先道后文一类的话，但他们毕竟还是重视文采，曾巩则不很讲求文采。
当然，曾巩虽然不讲文采，而文章却写得自然淳朴，自成一家。这是曾巩文章的特色。这特色体现在几个不同的方面。
首先是论事之文写得纡余委备，委婉曲折，与欧阳修近似。
其次，曾巩文章虽质朴少文，然亦时有摇曳之姿，纵横开合，有如韩愈。赠序之文，尤有特点。例如《赠黎安二生序》一开始说：苏轼’自蜀以书至京师遗予，称蜀之士曰黎生安生者，既而黎生携其文数十万言，安生携其文亦数千言，辱以顾予“。然后说，读了他们的文章，认为：’二生固可谓魁奇特起之士，而苏君固可谓善知人者也。’再说下去，便说到黎生将行，求曾巩赠言，以’解惑于里人“。于是曾巩乃大发议论如下：
予闻之自顾而笑。夫世之迂阔，孰有甚于予乎？知信乎古而不知合乎世，知志乎道而不知同乎俗，此余之所以困于今而不自知也。世之迂阔孰有甚于予乎？今生之迂，特以文不近俗，迂之小者耳，患为笑于里之人；若予之迂大矣，使生持吾言而〔归〕，且重得罪，庸讵止于笑乎？然则若予之于生将何言哉？谓予之迂为善，则其患若此；谓为不善，则有以合乎世必违乎古，有以同乎俗必离乎道矣。生其无急于解里人之惑，则于是焉必能择而取之。遂书以赠二生并示苏君以为何如也。
像这样的笔墨虽然不及韩愈的赠序那样纵横变化，故作姿态；却也写得曲折尽意，很有波澜。而且语出自然，无造作之迹，这一点又近似欧阳修。
再有，曾巩的文章又是善于记叙的，其特点是条理分明，无不达之意。例如《越州赵公救灾记》，写知越州的赵公’前民之未饥，为书问县’云：
灾所被者几乡？民能自食者有几？当廪于官者几人？沟防构筑可僦民使治之者几所？库钱仓粟可发者几何？富人可募出粟者几家？僧道士食之羡粟书于籍者其几具存？使各书以对，而谨其备。
这段文章叙赵公救灾的考虑，真可谓有条不紊。再往下写，也是条分缕析，头绪分明。备灾救灾之事，本是纷繁杂乱，头绪众多的，但曾巩信笔写来，却简洁如此！
还有，曾巩为文，一般说来，是长于记叙、不多写景的，例如《醒心亭记》、《游山记》等，几乎不写景物。但有的文章也极刻画之工，如《道山亭记》即是一例：
其路在闽者，陆出则厄于两山之间，山相，无间断，累数驿乃一得平地。小为县，大为州，然其四顾亦山也。其途或逆坂如缘絙，或垂崖如一发，或侧径钩出于不测之溪。土皆石芒峭发，择然后可投步。负戴者虽其土人犹侧足然后能进，非其土人，罕不踬也。其溪行，则水皆自高泻下，石错出其间，如林立，如士骑满野，千里上下，不见首尾。水行其隙间，或衡缩蟉糅，或逆走旁射，其状若蚓结，若虫镂，其旋若轮，其激若矢。舟溯沿者，投便利，失豪分，辄破漏。虽其土长川居之人，非生而习水势者，不敢以舟楫自任也。其水陆之险如此。
这段文字是写道山亭所在之地的山川之险的，形容刻画，可谓精工。同柳宗元山水诸记相比，自有特色。
由此看来，曾巩为文虽少景物描写，却并非不能，而是不为。偶一为之，也能臻于极妙之境。
此外，曾巩还有一些论及学术、艺术的文章，例如《战国策目录序》、《宜黄县学记》、《墨池记》等，纵论古今，更多学者气息。
《宋史》本传论及曾巩的文章：’曾巩立言于欧阳修、王安石间，纡徐而不烦，简奥而不晦，卓然自成一家，可谓难矣。’这一评语，比较切合曾巩文章的实际。’纡徐简奥“，概括了主要特点。
曾巩生前与身后，都不曾以诗见称。但他一生作诗也并不少。而且有些诗中还抒发了不见于文的思想和情感。在文章里，曾巩不像欧阳修那样指陈时弊，而在诗中却有所涉及。例如《胡使》诗云：
南粟鳞鳞多送北，北兵林林长备胡。胡使一来大梁下，塞头弯弓士如无。折冲素恃将与相，大策合副艰难须。还来里闾索穷骨，斗食尺衣皆北输。中原相观双失色，胡骑日肥妖气粗。九州四海尽帝有，何不用胡藩北隅？
这样的言语，在曾巩的论政之文中不曾有过。’斗食尺衣皆北输“，’胡骑日肥妖气粗“，这是对北宋朝廷刮民髓赍盗粮的苟安政策的生动概括。剥夺百姓的衣食，养肥入侵的军马。这是十分令人痛心的事，曾巩循循儒者，于此也不能不慨乎言之。
曾巩还有《追租》一诗，其中有句云：’赤日万里灼“，’禾黍死硗确“。’饥羸乞分寸，斯须死笞缚“。’公卿饱天禄“，’每肆诛求虐“。这是说天旱民饥，而官方不恤。曾巩在这里颇有为民请命之意。最后说：’试起望遗村，霾风振墟落“，面对民间疾苦，曾巩是无能为力的。
曾巩一生，历任地方官职，鞠躬尽瘁，似乎没有什么抱怨。几次上书，皆以侍亲为言。但在诗中，有时也微露不满。例如《东轩小饮呈坐中》云：
二年委质系官次，一日偷眼看青山。念随薄禄闲垂首，似见故人羞满颜。及门幸得二三友，把酒能共顷刻间。海鱼腥咸聊复进，野果酸涩谁能删。谈剧清风生尘柄，气酣落日解带镮。瑰材壮志皆可喜，自笑我拙何由攀。高情坐使鄙吝去，病体顿觉神明还。简书皇皇奔走地，管库碌碌尘埃间。功名难合若捕影，日月遽易如循环。不如饮酒不知厌，欲罢更起相牵扳。
又如《人情》诗云：
人情当面蔽山丘，谁可论心向白头！天禄阁非真学士，玉麟符是假诸侯。诗书落落成孤论，耕钓依依忆旧游。早晚抽簪江海去，笑将风月上扁舟。
在这样一些诗里，曾巩流露了更真切的情感。曾巩不是诗人，但在诗里却更体现了他的’全人“。
①曾巩：《元丰类稿》卷15《上欧阳学士第一书》。
②《宋史》卷319《曾巩传》。
③《元丰类稿》卷51《墓志》。
④《元丰类稿》卷17《学舍记》。
⑤《宋史》卷319《曾巩传》。

人固有一死,或重于泰山,或轻于鸿毛"轻于的意思

轻于:比……轻
西汉著名的历史学家、思想家和文学家司马迁，对泰山的钦敬之情是众所周知的。
西汉元封元年，汉武帝第一次封禅泰山，司马迁的父亲作为史官，本应来泰山参加封禅，但是他却因故留在洛阳。他对参加封禅视为他政治生命中的一件大事。不能东行参加封禅大典，令他异常遗憾和失望，终于忧锁成疾，卧床不起。
这时，恰好司马迁外游归来与父亲相见，于是他握着司马迁的手流着泪说：“我们的祖先是周朝的官吏，远祖还有大功于夏，是百官之长，后世逐渐衰弱，难道天将灭绝于我吗？你如果能继任太史官职，那就能继承祖业了。现在汉朝的天子继承了数千年来封禅泰山的大统，封禅于泰山，而我却不能随行，这是命中注定的呀！我死之后，你一定会继任太史官职的，做了太史不要忘了我所渴望的著书立说的意愿。”
司马迁从父亲的言谈话语之中看出参加封禅泰山的大典对光宗耀祖是何等重要。司马迁没有辜负父亲的愿望，即使在受了宫刑之后，仍矢志不移，决心忍辱完成父亲未竞之业。他在给好友任安的《报任安书》中，表达了他受刑之后的痛苦心情，并提到写作《史记》的意图和完成的决心。就在这篇著名的书信之中，司马迁把泰山融入千古名句：“人固有一死，或重于泰山，或轻于鸿毛。”可见，在司马迁的心目中，泰山是一个庄重、威严、雄伟可亲的象征。
报任安书 作者：司马迁
少卿足下：曩者辱赐书，教以慎于接物，推贤进士为务，意气勤勤恳恳，若望仆不相师用，而流俗人之言。仆非敢如是也。虽罢驽，亦尝侧闻长者遗风矣。顾自以为身残处秽，动而见尤，欲益反损，是以抑郁而无谁语。谚曰：“谁为为之？孰令听之？”盖钟子期死，伯牙终身不复鼓琴。何则？士为知己用，女为说己容。若仆大质已亏缺，虽材怀随、和，行若由、夷，终不可以为荣，适足以发笑而自点耳。
书辞宜答，会东从上来，又迫贱事，相见日浅，卒卒无须臾之间得竭指意。今少卿抱不测之罪，涉旬月，迫季冬，仆又薄从上上雍，恐卒然不可讳。是仆终已不得舒愤懑以晓左右，则长逝者魂魄私恨无穷。请略陈固陋。阙然不报，幸勿过。
仆闻之，修身者智之府也，爱施者仁之端也，取予者义之符也，耻辱者勇之决也，立名者行之极也。士有此五者，然后可以讬于世，列于君子之林矣。故祸莫僭于欲利，悲莫痛于伤心，行莫丑于辱先，而诟莫大于宫刑。刑余之人，无所比数，非一世也，所从来远矣。昔卫灵公与雍渠载，孔子适陈；商鞅因景监见，赵良寒心；同子参乘，爰丝变色；自古而耻之。夫中材之人，事关于宦竖，莫不伤气，况伉慨之士乎！如今朝虽乏人，奈何令刀锯之余荐天下豪隽哉！仆赖先人绪业，得待罪辇毂下，二十余年矣。所以自惟：上之，不能纳忠效信，有奇策材力之誉，自结明主；次之，又不能拾遗补阙，招贤进能，显岩穴之士；外之，不能备行伍，攻城〔野战〕，有斩将搴旗之功；下之，不能累日积劳，取尊官厚禄，以为宗族交游光宠。四者无一遂，苟合取容，无所短长之效，可见于此矣。乡者，仆亦尝厕下大夫之列，陪外廷末议。不以此时引维纲，尽思虑，今已亏形为埽除之隶，在阘茸之中，乃欲印首信眉，论列是非，不亦轻朝廷，羞当世之士邪！嗟乎！嗟乎！如仆，尚何言哉！尚何言哉！
且事本末未易明也。仆少负不羁之才，长无乡曲之誉，主上幸以先人之故，使得奉薄技，出入周卫之中。仆以为戴盆何以望天，故绝宾客之知，忘室家之业，日夜思竭其不肖之材力，务壹心营职，以求亲媚于主上。而事乃有大谬不然者。夫仆与李陵俱居门下，素非相善也，趣舍异路，未尝衔歪酒接殷勤之欢。然仆观其为人自奇士，事亲孝，与士信，临财廉，取予义，分别有让，恭俭下人，常思奋不顾身以徇国家之急。其素所畜积也，仆以为有国士之风。夫人臣出万死不顾一生之计，赴公家之难，斯已奇矣。今举事壹不当，而全躯保妻子之臣随而媒孽其短，仆诚私心痛之。且李陵提步卒不满五千，深践戎马之地，足历王庭，垂饵虎口，横挑强胡，昂亿万之师，与单于连战十余日，所杀过当。虏救死扶伤不给，旃裘之君长咸震怖，乃悉徵左右贤王，举引弓之民，一国共攻而围之，转斗千里，矢尽道穷，救兵不至，士卒死伤如积。然李陵一呼劳军，士无不起，躬流涕，沫血饮泣，张空弮，冒白刃，北首争死敌。陵未没时，使有来报，汉公卿王侯皆奉觞上寿。后数日，陵败书闻，主上为之食不甘味，听朝不怡。大臣忧惧，不知所出。仆窃不自料其卑贱，见主上惨凄怛悼，诚欲效其款款之愚。以为李陵素与士大夫绝甘分少，能得人之死力，虽古名将不过也。身虽陷败，彼观其意，且欲得其当而报汉。事已无可奈何，其所摧败，功亦足以暴于天下。仆怀欲陈之，而未有路。适会召问，即以此指推言陵功，欲以广主上之意，塞睚眦之辞。未能尽明，明主不深晓，以为仆沮贰师，而为李陵游说，遂下于理。拳拳之忠，终不能自列，因为诬上，卒从吏议。家贫，财赂不足以自赎，交游莫救，左右亲近不为壹言。身非木石，独与法吏为伍，深幽囹圄之中，谁可告愬者！此正少卿所亲见，仆行事岂不然邪？李陵既生降，聩其家声，而仆又茸以蚕室，重为天下观笑。悲夫！悲夫！
事未易一二为俗人言也。仆之先人非有剖符丹书之功，文史星历近乎卜祝之间，固主上所戏弄，倡优畜之，流俗之所轻也。假令仆伏法受诛，若九牛亡一毛，与蝼螘何异？而世又不与能死节者比，特以为智穷罪极，不能自免，卒就死耳。何也？素所自树立使然。人固有一死，死有重于泰山，或轻于鸿毛，用之所趋异也。太上不辱先，其次不辱身，其次不辱理色，其次不辱辞令，其次诎体受辱，其次易服受辱，其次关木索被棰楚受辱，其次鬄毛发婴金铁受辱，其次毁肌肤断支体受辱，最下腐刑，极矣。传曰“刑不上大夫”，此言士节不可不厉也。猛虎处深山，百兽震恐，及其在穽槛之中，摇尾而求食，积威约之渐也。故士有画地为牢势不入，削木为吏议不对，定计于鲜也。今交手足，受木索，暴肌肤，受榜棰，幽于圜墙之中，当此之时，见狱吏则头枪地，视徒隶则心惕息。何者？积威约之势也。及已至此，言不辱者，所谓强颜耳，曷足贵乎！且西伯，伯也，拘牖里；李斯，相也，具五刑；淮阴，王也，受械于陈；彭越、张敖南乡称孤，系狱具罪；绛侯诛诸吕，倾五伯，囚于请室；魏其，大将也，衣赭关三木；季布为朱家钳奴；灌夫受辱居室。此人皆身至王侯将相，声闻邻国，及罪至罔加，不能引决自财。在尘埃之中，古今一体，安在其不辱也！由此言之，勇怯，势也；强弱，形也。审矣，曷足怪乎！且人不能蚤自财绳墨之外，已稍陵夷至于鞭棰之间，乃欲引节，斯不亦远乎！古人所以重施刑于大夫者，殆为此也。夫人情莫不贪生恶死，念亲戚，顾妻子，至激于义理者不然，乃有不得已也。今仆不幸，蚤失二亲，无兄弟之亲，独身孤立，少卿视仆于妻子何如哉？且勇者不必死节，怯夫慕义何处不勉焉！仆虽怯耎欲苟活，亦颇识去就之分矣，何至自湛溺累绁之辱哉！且夫臧获婢妾犹能引决，况若仆之不得已乎！所以隐忍苟活，函粪土之中而不辞者，恨私心有所不尽，鄙没世而文采不表于后也。
古者富贵而名摩灭，不可胜记，唯俶傥非常之人称焉。盖西伯拘而演《周易》；仲尼戹而作《春秋》；屈原放逐，乃赋《离骚》；左丘失明，厥有《国语》；孙子膑脚，《兵法》修列；不韦迁蜀，世传《吕览》；韩非囚秦，《说难》、《孤愤》。《诗》三百篇，大氐贤圣发愤之所为作也。此人皆意有所郁结，不得通其道，故述往事，思来者。及如左丘明无目，孙子断足，终不可用，退论书策以舒其愤，思垂空文以自见。仆窃不逊，近自讬于无能之辞，网罗天下放失旧闻，考之行事，稽其成败兴坏之理，上计轩辕，下至于兹。为十表，本纪十二，书八章，世家三十，列传七十，凡百三十篇，亦欲以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草创未就，适会此祸，惜其不成，是以就极刑而无愠色。仆诚已著此书，藏之名山，传之其人通邑大都，则仆偿前辱之责，虽万被戮，岂有悔哉！然此可为智者道，难为俗人言也。
且负下未易居，下流多谤议。仆以口语遇遭此祸，重为乡党戮笑，污辱先人，亦何面目复上父母之丘墓乎？虽累百世，垢弥甚耳！是以肠一日而九回，居则忽忽若有所亡，出则不知所如往。每念斯耻，汗未尝不发背沾衣也。身直为闺阁之臣，宁得自引深臧于岩穴邪！故且从俗浮湛，与时俯仰，以通其狂惑。今少卿乃教以推贤进士，无乃与仆之私指谬乎。今虽欲雕瑑，曼辞以自解，无益，于俗不信，祗取辱耳。要之死日，然后是非乃定。书不能尽意，故略陈固陋。谨再拜。

通邑大都的介绍

通邑大都四通八达的大都会、大城市。同“通都大邑”。

"人固有一死,或重于泰山,或轻于鸿毛"的意思

人固有一死 人固有一死，这句话出自司马迁《报任安书》。整句话““人固有一死,或重于泰山,或轻于鸿毛。” 注释: 固:固然,虽然,必然的意思. 或:有的人 于:比 相比 泰山：山东泰安的泰山，比喻伟大 鸿毛 ：也是鸟的羽毛，比喻渺小 人固有一死,或重于泰山,或轻于鸿毛:人都有一死,有的人死比泰山还重,有的人死却像鸿毛一样轻. 译：人终究免不了一死,但死的价值不同,为了人民正义的事业而死就比泰山还重,而那些自私自利,损人利已的人之死就比鸿毛还轻。 司马迁从父亲的言谈话语之中看出参加封禅泰山的大典对光宗耀祖是何等重要。司马迁没有辜负父亲的愿望，即使在受了宫刑之后，仍矢志不移，决心忍辱完成父亲未竞之业。他在给好友任安的《报任安书》中，表达了他受刑之后的痛苦心情，并提到写作《史记》的意图和完成的决心。就在这篇著名的书信之中，司马迁把泰山融入千古名句：“人固有一死，或重于泰山，或轻于鸿毛。”可见，在司马迁的心目中，泰山是一个庄重、威严、雄伟可亲的象征。征。已赞同2195| 评论(11)

清朝 通邑 是哪个省的？

　　通邑不是地名，意思是交通便利的城市。通，通达；邑，地方。　　通邑大都四通八达的大都会、大城市。同“通都大邑”。　　【名称】通邑大都　　【拼音】tōng yì dà dū　　【解释】　　【出处】汉·司马迁《报任少卿书》：“仆诚已著此书，藏之名山，传之其人，通邑大都，则仆偿前辱之责，虽万被戮，岂有悔哉！”　　【示例】《新唐书·宋务光传》：“通邑大都不以封。今命侯之家择雄奥，滑州七县，而分封者五，王赋少于侯租，入家倍於输国。”

史记最先被藏于哪，是在哪被发现的！

详细分析司马迁的《太史公书》在完成之后的处置情况在《太史公自序》和《报任安书》中均有交待。《自序》曰：“凡百三十篇，五十二万六千五百字，为《太史公书》……藏之名山，副在京师，俟后世圣人君子。”《报任安书》曰：“仆诚已著此书，藏之名山，传之其人通邑大都。”《自序》所言“藏之名山，副在京师”两名互文见义。前者称“藏”，即藏本，后者则应是传本。《报任安书》谓“传之其人通邑大都”（案：“通邑大都”指京师），正与《自序》“副在京师”相互发明。又，“在京师”者既称“副”本，“藏名山”者则应是正本。可见《太史公书》原有正、副两本，正本“藏之名山”，秘而不宣；“副（本）在京师”，以俟“传之其人”（颜师古曰“能行其书之人”）。这两种本子俱百三十篇完帙，为作者生前写定，且亲手作了上述藏、传安排。此事当无疑义。 对《自序》“藏之名山”一语，前贤有不同的解释。司马贞《索隐》曰：“《穆天子传》云：天子北征，至于群玉之山，河平无险，四彻中绳，先王所谓策府。郭璞注云：古帝王藏策之府。则此谓‘藏之名山”是也。”司马贞认为《自序》此言“名山”是用《穆天子传》“群玉之山”的典故，指“古帝王藏策之府”，因谓司马迁书“正本藏之书府”（《史记·自序·索隐》）。近人陈直另有一说：“所谓名山，即是藏于家。太史公卒后，正本当传到杨敞家中，副本当在天禄阁或石渠阁”（《汉晋人对〈史记〉的传播及其评价》）。当今，陈说广为传布，而司马贞说反而不显。笔者以为，陈说可商之处有二：其一，将“名山”解释为“藏于家”，不明所据，无从徵信。其二，司马迁女婿杨敞家确有《太史公书》，汉宣帝时杨恽“宣布”者即是。该本既已传至杨恽，又由他公诸于世，可谓“传之其人通邑大都”，但分明是“副在京师”本。陈氏恰好把司马迁书正、副两本之藏、传说错位。而司马贞说“正本藏之书府”倒是甚有理据，问题是此“书府”究竟是何处呢？ 考西汉书府，初有天禄阁、石渠阁等，系萧何所造，以阁秘书。惠帝废“挟书律”，民间渐有《诗》、《书》流行。及至武帝，“广开献书之路，百年之间书积如山”（刘歆《七略》），“于是建藏书之策，置写书之官，下迄诸子传说，皆允秘府”（《汉志·总序》）。司马迁《自序》有两处提到汉廷书府：一曰“?史记石室金匮之书”；一曰“百年之间天下遗文古事靡不毕集太史公”。前一句的“石室金匮”乃泛言西汉书府，除天禄、石渠阁外，《七略》称“外则有太常、太史、博士之藏，内则有廷阁、广内、秘室之府”。刘歆此言内、外秘府是否俱武帝所置，今不详；但所谓“太史之藏”，即作为国家书府的“太史公（府）”，东汉卫宏《汉旧仪》则明指为“武帝置”，又称太史公“位在丞相上，天下计书先上太史公，副上丞相，序事如古《春秋》”云云。卫宏此说向有争议，尚可继续讨论，但他所说武帝所置太史公的职掌并非无稽之谈。司马迁《报任安书》自称太史公掌“文史星历”。文，指的是典司篇籍，所谓“百年之间天下遗文古事靡不毕集太史公”是其证。史，指记事述史。桓谭说“太史公不掌书记，则不能条悉古今”（严可均辑《全汉文》卷三十）和王充说太史公“有领掌书记之职”（《论衡·定贤篇》）俱其佐证。太史公既毕集“天下遗文古事”，又受“天下计书”，其庋藏之富，可以想见。它当是一所大型综合性国家书府，为武帝“建藏书之策”的一项重大文化建置。司马迁为太史公，领掌这所书府并在此“条悉古今”，著述历史，可知太史公府乃国家书府兼史官著述之所，“详其体制，盖史官之旧也”（《隋志·序》）。后汉史官亦沿其制，东观、兰台即为著名书府。刘珍等校书东观，修撰《汉记》；班固典校兰台，著述《汉书》。故刘知几曰：“斯兰台之职，盖当时著述之所也。自章、和以后，图籍盛于东观，凡撰《汉纪》，相继在乎其中，而都谓为作，竞无它称”（《史通·史官建置》），所言甚是。 据《汉书·张衡传》，曾两度出任太史的学者张衡称：“蓬莱，太史秘府”。《窦融传》附《窦章传》曰：“是时学者称东观为老氏藏室，道家蓬莱山。”章怀注：“老子为守藏史，复为柱下史，四方所记文书皆归柱下，事见《史记》。言东观经籍多也。蓬莱，海中神山，为秘府，幽经秘录并皆在焉。”案：后汉东观、兰台为国家书府并史官著述之所，盖承先汉太史公旧制；而当时学者将“太史秘府”称作道家名山蓬莱，亦当所来有自。由此推知，司马迁《自序》所言“名山”，指他曾供职的太史公府，《太史公书》正本所“藏之名山”实为国家书府——太史公府。 又，司马迁遭“李陵之祸”入狱，受腐刑，出狱后为中书令。他虽不再担任史官，但他的著述事业仍在继续进行。按汉时制度，如果武帝没有准许，司马迁就不可能自行其事。书成，仍名曰“太史公书”，亦可推知司马迁的著述行为得到了武帝的允许。因此，司马迁将其书正本藏入太史公府也就理所当然。 司马迁的《太史公书》在完成之后的处置情况在《太史公自序》和《报任安书》中均有交待。《自序》曰：“凡百三十篇，五十二万六千五百字，为《太史公书》……藏之名山，副在京师，俟后世圣人君子。”《报任安书》曰：“仆诚已著此书，藏之名山，传之其人通邑大都。”《自序》所言“藏之名山，副在京师”两名互文见义。前者称“藏”，即藏本，后者则应是传本。《报任安书》谓“传之其人通邑大都”（案：“通邑大都”指京师），正与《自序》“副在京师”相互发明。又，“在京师”者既称“副”本，“藏名山”者则应是正本。可见《太史公书》原有正、副两本，正本“藏之名山”，秘而不宣；“副（本）在京师”，以俟“传之其人”（颜师古曰“能行其书之人”）。这两种本子俱百三十篇完帙，为作者生前写定，且亲手作了上述藏、传安排。此事当无疑义。 对《自序》“藏之名山”一语，前贤有不同的解释。司马贞《索隐》曰：“《穆天子传》云：天子北征，至于群玉之山，河平无险，四彻中绳，先王所谓策府。郭璞注云：古帝王藏策之府。则此谓‘藏之名山”是也。”司马贞认为《自序》此言“名山”是用《穆天子传》“群玉之山”的典故，指“古帝王藏策之府”，因谓司马迁书“正本藏之书府”（《史记·自序·索隐》）。近人陈直另有一说：“所谓名山，即是藏于家。太史公卒后，正本当传到杨敞家中，副本当在天禄阁或石渠阁”（《汉晋人对〈史记〉的传播及其评价》）。当今，陈说广为传布，而司马贞说反而不显。笔者以为，陈说可商之处有二：其一，将“名山”解释为“藏于家”，不明所据，无从徵信。其二，司马迁女婿杨敞家确有《太史公书》，汉宣帝时杨恽“宣布”者即是。该本既已传至杨恽，又由他公诸于世，可谓“传之其人通邑大都”，但分明是“副在京师”本。陈氏恰好把司马迁书正、副两本之藏、传说错位。而司马贞说“正本藏之书府”倒是甚有理据，问题是此“书府”究竟是何处呢？ 考西汉书府，初有天禄阁、石渠阁等，系萧何所造，以阁秘书。惠帝废“挟书律”，民间渐有《诗》、《书》流行。及至武帝，“广开献书之路，百年之间书积如山”（刘歆《七略》），“于是建藏书之策，置写书之官，下迄诸子传说，皆允秘府”（《汉志·总序》）。司马迁《自序》有两处提到汉廷书府：一曰“?史记石室金匮之书”；一曰“百年之间天下遗文古事靡不毕集太史公”。前一句的“石室金匮”乃泛言西汉书府，除天禄、石渠阁外，《七略》称“外则有太常、太史、博士之藏，内则有廷阁、广内、秘室之府”。刘歆此言内、外秘府是否俱武帝所置，今不详；但所谓“太史之藏”，即作为国家书府的“太史公（府）”，东汉卫宏《汉旧仪》则明指为“武帝置”，又称太史公“位在丞相上，天下计书先上太史公，副上丞相，序事如古《春秋》”云云。卫宏此说向有争议，尚可继续讨论，但他所说武帝所置太史公的职掌并非无稽之谈。司马迁《报任安书》自称太史公掌“文史星历”。文，指的是典司篇籍，所谓“百年之间天下遗文古事靡不毕集太史公”是其证。史，指记事述史。桓谭说“太史公不掌书记，则不能条悉古今”（严可均辑《全汉文》卷三十）和王充说太史公“有领掌书记之职”（《论衡·定贤篇》）俱其佐证。太史公既毕集“天下遗文古事”，又受“天下计书”，其庋藏之富，可以想见。它当是一所大型综合性国家书府，为武帝“建藏书之策”的一项重大文化建置。司马迁为太史公，领掌这所书府并在此“条悉古今”，著述历史，可知太史公府乃国家书府兼史官著述之所，“详其体制，盖史官之旧也”（《隋志·序》）。后汉史官亦沿其制，东观、兰台即为著名书府。刘珍等校书东观，修撰《汉记》；班固典校兰台，著述《汉书》。故刘知几曰：“斯兰台之职，盖当时著述之所也。自章、和以后，图籍盛于东观，凡撰《汉纪》，相继在乎其中，而都谓为作，竞无它称”（《史通·史官建置》），所言甚是。 据《汉书·张衡传》，曾两度出任太史的学者张衡称：“蓬莱，太史秘府”。《窦融传》附《窦章传》曰：“是时学者称东观为老氏藏室，道家蓬莱山。”章怀注：“老子为守藏史，复为柱下史，四方所记文书皆归柱下，事见《史记》。言东观经籍多也。蓬莱，海中神山，为秘府，幽经秘录并皆在焉。”案：后汉东观、兰台为国家书府并史官著述之所，盖承先汉太史公旧制；而当时学者将“太史秘府”称作道家名山蓬莱，亦当所来有自。由此推知，司马迁《自序》所言“名山”，指他曾供职的太史公府，《太史公书》正本所“藏之名山”实为国家书府——太史公府。 又，司马迁遭“李陵之祸”入狱，受腐刑，出狱后为中书令。他虽不再担任史官，但他的著述事业仍在继续进行。按汉时制度，如果武帝没有准许，司马迁就不可能自行其事。书成，仍名曰“太史公书”，亦可推知司马迁的著述行为得到了武帝的允许。因此，司马迁将其书正本藏入太史公府也就理所当然

刘邦和刘备祖孙两人，都曾把妻儿赶下车，为何没有人说刘备不好呢？

彭城之战时，败逃的刘邦为了给马车减重，曾三番五次把孩子推下车；刘备虽没有这个动作，但他也确实多次抛弃妻儿仓皇逃命。
同时，与赵云帮刘备寻找妻儿相比，刘邦也有寻找老婆孩子的动作：“汉王之败彭城而西，行使人求家室，家室亦亡，不相得”。（《史记·高祖本纪》）
因此，若说刘邦比刘备更狠，其实并不严谨；虽然两人举动的细节有差别，但本质都是一样的；如果因此就说刘备更仁义，那显然是五十步笑百步。
相对于祖宗刘邦，刘备的“抛妻弃子”之所以被人们大度的原谅，是因为占了时代和对手的便宜。
史书编撰的时代不同、作者身份不同
关于刘邦推子女下车的记载，最早来自于《史记·项羽本纪》：
楚骑追汉王，汉王急，推堕孝惠、鲁元车下，滕公常下收载之。如是者三。
除了这个明显的黑点外，《史记》中对刘邦其他各方面的记载，也从不避讳那些看似负面的内容，尤其他对儒生无礼、做事不择手段、立国后对功臣手段凶狠等等。这主要有两个方面的原因：
其一，《史记》修编时，正是儒家被确立为封建正统思想之后，从司马迁本人在史书中表达出的态度来看，他的价值观深受儒家观念的影响。刘邦则出身秦朝基层官吏，他的一些言行在士大夫看来，确实显得格格不入；
其二，《史记》是司马迁个人编纂的作品，不是官方的史书，因此带有很多与统治者喜好不符的内容，极具批判性。
此书修成后，司马迁一直防着它被汉武帝焚毁，以至于“藏之名山，传之其人，通邑大都”。《汉书》说，“迁既死后，其书稍出”，即司马迁死后，此书才逐渐流传于世。他的女儿司马英家中也藏着一部《史记》，其中一个外孙杨恽自小研读此书，立志将外公的著作发扬光大。
后来，出生于底层的汉宣帝刘病已当政后，汉朝的政坛极为清明，此时被封侯的杨恽趁机上书汉宣帝，把《史记》献了出来，并获准公开发行。
而对刘备的记载，则主要来自《三国志》。当时，两汉已持续了四百多年，官修史书已成为史学界的惯例；同时，其主编陈寿起先是蜀汉的史官，蜀汉被灭后，他又在西晋朝廷任职。公元280年，东吴被灭后，陈寿历时十年编成了《三国志》。此书修成后，深受当时朝野的盛赞；夏侯湛当时也在撰写《魏书》，当他看到陈寿的《三国志》后，毫不手软的将手稿销毁。
也就是说，陈寿是以晋臣的身份编写三国历史，因此对于各方，他不可能抱有太浓厚的主观偏见。如果考虑到晋是取代魏而建立这一层关系，他甚至有理由稍微抬高蜀汉——毕竟暗示曹魏的非法性，才能往司马氏脸上贴金。
至于《三国演义》的立场，那就更不用讲了。在尊刘抑曹的论调下，曹操干了再多好事，那也是心怀不轨；刘备即使再抛妻弃子，那也是为了光复汉室、忍辱负重。
二人及对手的身份有差异
历史人物的形象，并不是完全由史书决定的，民间的心理、老百姓的好恶，往往具有重大主导效应。
刘邦之所以被人视为小混混，那主要因为他的对手是传统贵族。项羽虽成为了失败者，但由于他对灭秦的巨大贡献、多次以少胜多的辉煌战绩、失败后干脆利落自杀的磊落表现，使得他在后世广受赞誉；在向来以胜败论英雄的史学界、舆论圈，项羽堪称唯一的例外。而相比较之下，刘邦为达目的不择手段的作风，就显得有些“猥琐”之嫌。
因此，大家明明知道刘邦代表着时代的进步，却往往抑制不住对项羽喜爱。很不幸的，刘邦“抛妻弃子”这种古代帝王的“常规操作”，就成了他为人卑劣的重要证据。
而刘备的运气则好得多。他所处的时代，刘氏的汉王朝已持续了四百年，甚至成了一个民族的称谓，“民心思汉”的大舆论，使得刘备天生占有道德制高点。
此外，与他那些出身豪门的对手们相比，刘备虽为皇室后裔，但已沦落到“织席贩履”的地步，起点低、底子薄，但他最终却战胜一众强敌，成就三分天下的伟业，这样的励志故事，使得他的一切举动都“情有可原”：你看看，为了成就大业，人家的牺牲多大，连老婆孩子都不要了。
同时，“桃园结义”的传说让人热血沸腾，“兄弟如手足、妻子如衣服”的传言也颇让一些热为之赞赏不已。
而他的主要对手曹操，不仅是个宦官之后，更是被《三国演义》塑造成了一个“宁教我负天下人，休教天下人负我”的汉贼。

如何理解“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

此语出自司马迁《报任少卿书》,前后文如下：\x0d”古者富贵而名摩灭,不可胜记,唯俶傥非常之人称焉.盖西伯拘而演《周易》；仲尼厄而作《春秋》；屈原放逐,乃赋《离骚》；左丘失明,厥有《国语》；孙子膑脚,《兵法》修列；不韦迁蜀,世传《吕览》；韩非囚秦,《说难》、《孤愤》.《诗》三百篇,大氐贤圣发愤之所为作也.此人皆意有所郁结,不得通其道,故述往事,思来者.及如左丘明无目,孙子断足,终不可用,退论书策以舒其愤,思垂空文以自见.仆窃不逊,近自托于无能之辞,网罗天下放失旧闻,考之行事,稽其成败兴坏之理,凡百三十篇,亦欲以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草创未就,适会此祸,惜其不成,是以就极刑而无愠色.仆诚已著此书,藏之名山,传之其人通邑大都,则仆偿前辱之责,虽万被戮,岂有悔哉!然此可为智者道,难为俗人言也.”\x0d余英时语或可做一注脚：\x0d“中国很多史学家都梦想写通史,那是因为历史传统的关系,通史在中国文化上的意义不同,我们理想的通史是司马迁式的,所谓 “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是不得了的大综合.或者像司马光写《资治通鉴》,但《通鉴》已不算“通”,只能从三家分晋开始；还必须有七八个家给他门做研究,他自己写成最后稿本,现在还保存一本司马光通鉴稿,看看别的家的东西,他来改写贯通.但他的问题不像现在的通史,那是给皇帝看的：怎么治,怎么乱,治乱的原因在哪里?有很清楚的目标.从历史上得到一些统治的教训,怎么样治理这个国家,是一个镜子.我们现在是给谁写呢?写通史就有不同的观点,有的从文化观点,有的从平民观点.我们每个人都想知道平民怎么想的,可是平民根本没有资料,农民每天耕田,晚上回家吃饭,有什么东西可以作资料呢?他的感想不可能写出来,有人代他写出来也不能作为代表.今天写通史的情况不一样了,通史是教科书,“成一家之言”就不是通了,只是一个人的看法.写通史希望销路好,就不能成一家之言,是集众家之言,所以观念变了.在这种情形下,写通史要靠综合能力和叙事本领,与司马迁和司马光完全不同了.……我是学历史的,基本上讲的就是“通古今之变”的问题.古今怎么变化,那必须有一个整体的构想.在古今之变中,就有具体的如何“通”的问题.我不写通史,往往集中精神研究每一个时代的特殊问题.但“通”的观念永远在我心里.我愿意借这个机会说明,中国古代“通史”的观念和现代教科书式的通史,不是一回事.传统的观念预设着一种全能的超越观点,好像上帝一样,可以看到全史的整体,所以在“通古今之变”上面还要加上“究天人之际”.史学家是人,人一定在地上某一个时空交叉点上,就会受我的时空交叉点的经验所限制,不可能看到想象中上帝的眼光.哪一个史学家不是在时空交叉点上活着呢?离开时间和空间,能够存在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