衣冠禽兽说的是谁

作者鱼香肉丝的马甲就是衣冠禽兽

张巡到底是千古名将还是衣冠禽兽呢？

一、苍茫大地依据《新唐书.张巡传》，先带文友们回顾一下睢阳保卫战的经过:
背景:安庆绪(安禄山义子)当了“大燕皇帝以后，在公元757年二月，派大将尹子奇统率十三万人马，进攻江淮门户一睢阳，太守许远向张巡告急。张巡在雍丘大败叛将令狐潮，又在宁陵歼灭另一支叛军，张巡威名远播，接信后，作为军事家的张巡深知睢阳是兵家必争之地，立马率三千将士赶往雎阳，两家合兵计六千八百人。
保卫战经过:
尹子奇率十三万叛军轮番攻城，张巡昼夜苦战十数天，活捉敌将六十余，杀敌二万余，许远叹服，让出军事指挥，负责给张巡搞后勤。睢阳城岿然不动。五月，尹子奇增调兵力，再攻睢阳城。夜里，张巡下令擂鼓、竖旗、佯装出击;天一亮，又偃旗息鼓。尹子奇忙了一个通宵，竟不见唐兵出城。尹子奇又派兵上飞楼侦察，发现城里的夜晚静悄悄，尹子奇令将士解甲入睡，张巡和部将雷万春、南霁云趁机各带五十骑劫营，叛军仍在梦中，斩敌将五十多个、杀士卒五千多人。
张巡打算发起斩首行动，擒贼擒王，干掉尹子奇，可无人带路。张巡随手拔起一根蒿杆削成箭，对准一个叛军射出，叛军中箭后毫发未伤，拿箭去报告主帅。尹子奇一见，认为城中箭已用完，正想给士卒记功，南霁云果断地一箭射中他左眼，张巡率唐军突击队杀来，尹子奇吓得差点尿了裤子，这就是张巡的“蒿秆当箭’之计。
尹子奇养好伤，八月又增兵几万杀来。此时，城中粮食所剩不多，张巡和许远商量，决定每人每天约发一两米，掺上树皮煮了吃。许多士兵饿死了，剩下的千六百人也都饿病了，难以作仗。
尹子奇探听到城里没粮，就造了新式云梯、钩车、木驴加紧攻城。但都被张巡挡住了，尹子奇在城外挖了三道堑壕，立下木栅，想困死睢阳军民。
此时城中连树皮都吃光了。有部将主张突围，但张巡、许远深知睢阳地位，一旦有失，江淮就会落入敌手，朝廷会断粮饷，大唐平叛将难以为继;同时守城将士们已经饿得快垮了，仓促撤退也会倒伏于途，于是决心固守待援。
谁知唐朝一些将领一是认定睢阳难守，二是嫉妒张、许建功，拒不救援。临淮节度使贺兰进明即是他们的典型:他不仅不愿进兵，还想慰留来求援兵的张巡手下猛将南霁云，霁云不食贺兰盛宴，砍下一个手指表明心迹，毅然离开临淮，回身一箭射进佛塔砖头，发誓:破了叛军后，定灭贺兰进明。
霁云回城，张巡不久就杀兰光战马;又发动军民张网捕雀，掘地捕鼠，不久小动物也吃光了……无奈之下，张巡从杀自己小妾起充饥，不久全城只剩四百人，但全城无一人叛变。
公元757年十月，城陷，张巡、许远等被捕，张巡、许远、雷万春、南霁云等三十七人先后殉国。
二、关于睢阳成鬼城的功过分析:
A、张巡、许远守城打量消灭了叛军有生力量，保卫战取得了辉煌胜利。
张巡、许远以不足七千将士、几万居民守睢阳，前后达九个月，历四百仗，歼叛军十二万多人，有利地支持了唐朝平叛的其他战场。
B、长时间阻断叛军蹂躏江淮，保障了朝廷粮饷供应。
张、许为后来平定安史之乱作出了巨大贡献，为国家的统一建立了殊勋。
C、睢阳军民伤亡惨重，这是弃小家为大家，有得有失，得远大于失。
D、食人事件实无奈之举，张巡此举不是为了自己的升官发财，而是为了大唐的江山社稷，这是忠君爱国的举动。惊天地、泣鬼神!张巡自己也最终为国捐躯，这等卫国英雄，让后人对他除了钦佩，就是爱戴!何人忍心责备他的无奈之举?!张巡庙人来人往，一直香火缭绕就是明证!
E、任何事件的分析都不能离开特定的时代背景，离不开衡利弊，离开这些，发表的必然是腐儒之见!这等高谈阔论的“假圣人’占领道德的制高点，都是站着说话不腰疼啊，等同于耍流氓!

衣冠禽兽

衣冠禽兽一词在辞海和成语词典等很多工具书中几乎都被解释为贬义。比如上海辞书出社1979年出的《辞海》中，即非常直接地解释为：衣冠禽兽，比喻品德败坏的人。谓这种人虚有人的外表，行为却如禽兽。其实这个词本来是于褒义词的，后来衍化成了贬义。“衣冠禽兽”一语来源于明代官员的服饰。据史料记载，明朝规定，文官官服绣禽，武官官服绘兽。品级不同，所绣的禽和兽也不同。

衣冠禽兽，猜一生肖

鸡 冠鸡 彩羽 也就是衣鸡翅膀 禽有翅膀 但飞不高 就是鸡了

衣冠禽兽跟斯文败类哪个更严重

一般是用“斯文败类”的提法吧，指读书人中道德败坏的那些，相信于比较文明和婉转的骂人方式。一般来说这种说法是承认了所指之人的文化教育水平，同时指出其道德败坏程度较深，道德水准与其受教育水平极不相符，有天壤之别。另外还有一个常用的词是“衣冠禽兽”，这个呢就不特指读书人里的坏人了，基本上是骂所有道德沦丧或者应该说泯灭人性的人。这个词的贬义程度大大超过“斯文败类”，基本上适合用“衣冠禽兽”来修饰的人都应该拉出去毙了。至于“斯文禽兽”，我第一次看见这种组合，我推测指受过高等教育但泯灭人性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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衣冠禽兽到底指的是什么，为何在明朝人人都想被称为禽兽呢？

因为在明朝的时候衣冠禽兽是一种褒义词，是指做文官和武官的臣子，所以会人人都想成为禽兽的现象。
衣冠禽兽现在的意思是比喻品德败坏的人。谓这种人虚有人的外表，行为却如禽兽。是于一个贬义词，通常也是骂人的一种说词。
而古代的衣冠禽兽则是一种褒义词，　在古代的时候衣，是指衣服，冠则是指帽子。当时的帽子不是谁想戴就能戴的，只有级别到了士以上的人才有资格戴帽子的，也就是戴冠。衣冠的说法就是说这个人的地位非常高的，或者是来自名门贵族的。
禽兽，在明朝的时候，官员们商朝的服饰上都会绣着各种禽兽来表示自己的品级，不同的官职衣服颜色不一样，衣服上的图案也是不一样的。
我们来看看当时明朝的官员和衣服上绣的动物是如何区分的。明朝的官员分为九级，文官的衣服上都是绣着禽。禽就是一些仙鹤、鸡、黄鹂、孔雀等的小动物，根据这些小动物们的地位程度来划分到官级的高低，比如一品文官的衣服上会绣上仙鹤，而三品文官的衣服上则是孔雀。
武官的衣服上绣着兽，兽就是老虎、狮子、豹子、犀牛等凶猛的动物，也是根据他们的地位来划分到官级高低，比如一品的武官衣服上绣有狮子，而六品武官衣服上的是绣彪。这些衣冠上带有禽兽的都是指官员，在社会上都是有一定地位的人，这就是人人向往的原因。
到了后来朝廷上这些官员们的品质发生了质变，后来的人们开始对这些人有了不好的看法，将原本的褒义词变成了贬义词，一直延续到今天。

衣冠禽兽的古时含义

　　延续了将近300年的大清王朝，起步于沈阳城；努尔哈赤、皇太极两代帝王，曾先后在沈阳建都。于是，沈阳便有了“一朝发祥地、两代帝王都”之荣誉。清兵入关之前，满族官员都是什么打扮？2月20日，有关清史家揭开了其中的奥秘。
　　穿衣戴帽有规定
　　家介绍说，衣冠制度，是奴隶社会、封建社会陈陈相因的典章制度之一，上自皇帝天子、下至黎民百姓，穿衣戴帽的样式、颜色、纹饰、质料、尺寸等等，都有严格规定，以区别尊卑贵贱。
　　清代的穿衣戴帽也有严格规定。据《清史稿》“舆服制”记载：“自崇德初元，已定上下冠服诸制。高宗一代，法式加详。”可见，清代祟德元年(1636年)，便制定了穿衣戴帽的制式；及至清代乾隆时期，衣冠制度更加完善，各种冠服均要“绘成图式，传示法守，以垂永久。”
　　清朝衣冠带有典型的女真民族特色，同时又吸收了汉族衣冠长处。尽管清朝入关前衣冠制度尚不完备，但却突出了鲜明的民族、时代特色。
　　官员百姓难区分
　　家介绍说，后金时期衣冠制度，始于天命(1616年)建元后不久。此前，女真人穿衣戴帽十分随便，为“鹑衣百结”。究其原因，据《建州闻见录》记载，女真聚集的建州地区，虽然“土地肥饶、禾谷甚茂，旱田诸种无不有之”，但他们不养蚕、不种植棉花，“女工所织只有麻布。织锦刺绣，则唐(汉)人所为也。”可见，当时女真人奇缺锦缎、布匹。
　　后金时期建国之前，无论尊卑贵贱，女真人均可用人参、貂皮、山果等土特产，与明朝商人交换锦缎、布匹，甚至成衣。所以，当时贝勒、将卒等官员的衣冠，与女真平民衣冠难以区分。
　　贝勒穿着“披肩领”
　　万历十七年(1589年)，明朝封当时的女真首领努尔哈赤，为“建州卫都督佥事”，后晋封为“龙虎将军”。努尔哈赤曾多次进京纳贡，对汉族文化、明朝典章等均有所领略。建立后金政后，努尔哈赤为巩固新政、发展经济，曾采取了一系列应急措施。据《满文老档》“太祖三卷”记载，后金天命(1616年)建元之初，他一面“布告全国，为缫丝织缎，而饲养家蚕；为织布而种植棉花。”一面一改故道，令众家贝勒，一律穿用一种带有“披肩领”的朝衣，借以区别于诸臣、百姓。于是，便形成了后金时期衣冠制度的雏形。
　　皇上用“披肩领”
　　“披肩领”形同汉族的披肩，也叫“大领”，实际上是附加在朝服领口上的一种衣领。后来，只有皇帝才有资格佩戴“披肩领”；皇后、王公大臣的朝服之上，除非隆重典礼，一般严禁乱戴“披肩领”。这—规定，一直保留到清王朝衰亡。与此同时，皇帝赏赐“披肩领”还是—种极高的礼遇，不是重臣绝不胡乱赏赐。努尔哈赤每次赏赐大臣，必须注明有无“披肩领”。
　　效仿明朝制“被服”
　　后金天命六年(1621年)三月，后金都城由新宾赫图阿拉城迁至辽阳，定名“东京城”。
　　努尔哈赤决定，效仿明代官员的“补服”制度，制定出后金官员的补服制度，规定“贝子穿四爪蟒子之补服；督堂、总兵官、副将穿麒麟补服；参将、游击穿狮补服；备御、千总穿带彪之补服。”清朝衣冠制度中的“补服”从此诞生。
　　补服，为前后均带“补子”的衣服，“补子”又叫“背胸”，分为圆形和方形。在补子上或织、或绣、或缂丝固定的鸟、兽图案，以区别文官、武官的品级。
　　“衣冠禽兽”辨文武
　　清代顺治九年(1652年)，福临皇帝“定诸王以下文武官民舆服制”时规定：文官：一品饰仙鹤；二品饰锦鸡；三品饰孔雀；四品饰云雁；五品饰白鹇；六品饰鹭鸶；七品饰溺鹕(音：西赤，dchi)；八品饰鹌鹑；九品饰练雀。
　　武官：一品饰麒麟；二品饰狮子；三品饰豹；四品饰虎；五品饰熊；六品饰彪；七品、八品饰犀牛；九品饰海马。
　　都察院、按察司官员，不论品级，俱饰獬豸补子。
　　这是清朝衣冠制度中，极常用的礼服制式，直到清朝灭亡，该衣冠制度始终不改。由于清代官服补子上除了禽鸟就是野兽，于是，民间百姓便戏称、为“衣冠禽兽”。
　　汉人工匠受重视
　　由于后金政逐步膨胀，官员大量增加，对于锦缎、补子的需求量与，日俱增。于是，努尔哈赤决定采用经济措施，对织锦缎、补子的汉人工匠，给予特殊奖励，以便鼓励、刺激大量生产锦缎、补子。
　　史载，后金天命八年(1623年)，督堂官派出73人织蟒缎、补子，然后呈献给努尔哈赤。努尔哈赤看罢十分高兴，嘉奖道：“织蟒缎、补子于不产之处，乃至宝也。”遂下令，汉人工匠“无妻之人，尽给妻、奴、衣食”，并“免去各项官差及当兵之役，就近养之”。努尔哈赤还说：“一年织蟒缎若干，多织则多赏，少织则少赏，视其所织而赏之”。此外“若有做金钱、火药之人，亦至宝也，即赏其人与织蟒缎者同焉”。同年三月，督堂官又报告了“高家仲等织蟒缎、帛，造金钱，故举之”。努尔哈赤当即下令，尽给“奴、仆、衣食等”，并且还要“种田则需给谷物，须给焚烧之草木”。
　　帽子不能随便戴
　　除了官员的补服制度外，努尔哈赤又制定了各级官员的“冠顶”制度，要求各级官员用黄金“即行打造帽顶”，在冠顶之上加以金饰，成为清代特有的衣冠制度。后来，结合女真民族特点，逐渐发展成采用“顶戴花翎”作为品级标志，并且沿用始终。
　　后金天命八年，为健全衣冠制度，对侍卫、护卫以及良民等衣冠，努尔哈赤规定：命有爵大臣，皆冠所赐之金顶大凉帽，衣华服；诸贝勒之侍卫，皆冠菊花顶凉帽，衣华服；无职之护卫、随侍及良民，于夏则冠菊花顶之新式帽，衣粗蓝葛布裙，春秋则衣粗蓝布裙；其行围之兵，冠小雨缨笠帽，戴帽时，禁止来往屯街”。
　　禁穿黄缎“五爪龙”
　　后金天命十一年(1626年)，皇太极继承汗位。后金天聪六年(1632年)，皇太极更定、补充了此前的衣冠制度，使其差别更大、等级更加鲜明。
　　当时，封建化生产关系已初步形成，社会经济得以发展，锦缎、布匹等纺织品，已不再是稀罕奇缺物品。皇太极先谕礼部贝勒：“凡诸贝勒大臣等，染貂裘为袄，缘阔披领及帽装菊花顶者，概行禁止，若不遵而服用，则罚之。衣服许缘出锋毛，或白毡帽可用。”继而，皇太极再次详细议定了官员服制，并且甚为重视，并以“法制，昭示国中”，令“使朝野遵守”。
　　官服颜色，历朝历代均有严格规定和限制。史载，自从隋文帝听朝之服采用柘黄纹绫袍以来，唐、宋、元、明各代皇帝相继因，均以黄色象征中央集，官民人等一概禁用。所谓“五爪为龙，四爪为蟒”，龙形纹饰，更为皇帝一人独占。皇太极把汉族传统封建文化，吸收进后金衣冠制度内，对服装颜色做出严格规定，不准贝勒“擅服黄缎及五爪龙等服”。
　　高官穿戴分场合
　　《清太宗文皇帝实录》记载，皇太极明令贝勒以上诸臣及其眷，穿着衣服要分清时间和场合，以便进一步整肃朝纲法纪。他规定：八固山(旗)诸贝勒，在城中行走，冬夏俱服朝服，出外才能穿便服。冬月入朝，可以戴元狐大帽；在家中戴尖缨貂帽及貂鼠团帽。春秋入朝，可以戴尖缨貂帽；夏日可戴缀缨凉帽。素缎各随其便，不得擅自穿着黄缎及五爪龙等服装。但皇上赏赐不在此例。平时不准穿缎靴，但夏季入朝时可以穿。
　　皇太极规定：“八家福晋等，居家服色，如冬夏出外，俱服女朝衣，冬日许戴尖缨貂帽，夏日戴尖缨凉帽。”
　　下官不准乱着装
　　对中下级官员、后金境内民的穿着也有规定：至于满洲、蒙古、汉人，自固山额真以下代子、章京、护军及牛录下闲散富足之人以上，冬夏在城内，都穿披领袍，不得穿小袍；贫人穿无开襟袍。皇太极还规定：闲散护卫、章京、护军以上，可穿缎衣，其余人等均穿布衣。“凡妇人所服缎布，各随其夫，又冬间许戴缨缀团帽，夏许戴凉帽。应服缎者，不拘蟒素各随其便，惟不许服黄及杏黄色、并五爪龙等服。黑狐大帽，大臣不得自制；缎靴不许平人穿用。”等等。
　　《清太宗文皇帝实录》卷十五记载，后金天聪七年(1633年)六月，皇太极对衣冠制度再次补充规定：“凡朝期俱用披领，平居只用袍。自八大臣以下，庶人以上，毋得戴尖缨帽，冬则戴缀缨圆皮帽，夏则用凉帽。其黑狐大帽，系御赐者，入朝准戴，平居俱行禁止，即大臣自制者，亦不准戴。至缎靴，惟总兵官以下、旗长以上，入朝许用之；庶人不许；御前侍卫及贝勒下护卫与新附蒙古不禁。凡一应人等锦褂、皮褂无袖者及腰带之宽者，只渺L出服之，平居不许，其锦帽只许衬盔，行路、居家俱不许用。”
　　“衣冠金顶”增新意
　　清代崇德元年(1636年)，皇太极改国号为“大清”，定族名为“满洲”。从此，皇太极从后金汗国汗王，变为清朝皇帝。
　　皇太极对官制实施改革，在后金天聪五年(1631年)创建的六部“吏、户、礼、兵、刑、工”基础上，又改“文馆”为内阁形式的“内三院”：国史院、内秘书院、内弘文院，并增设了都察院，以健全政机构。与此同时，皇太极还吸收汉人知识分子参与朝政，相继制定了许多典章制度。其中，明确品级标志的衣冠制度，是至关重要的—部分。
　　清代祟德元年五月，在原有的“冠饰金顶”基础上，皇太极增加了亲王、郡王、官员顶带的品级制度。
　　王侯级别头上戴
　　史载，亲王、郡王、官员顶带品级制度如下：和硕亲王：冠顶饰8颗东珠，宝石顶子；朝带为金镶玉，4块方上，缀4颗东珠。多罗郡王：冠顶7颗东珠，宝石顶子；朝带金镶玉，缀4颗宝石。贝勒：冠顶饰5颗东珠，宝石顶子；朝带金镶玉，缀4颗玛瑙。超等公：冠顶为金顶子，饰1颗东珠；朝带金镶玉。世公、固山额真、按班章京、六部大臣：均用金顶子，饰各色宝石；錾金花朝带。梅勒章京、摆牙喇蠹章京：冠顶饰水晶石，银镀金顶子；錾银镀四块瓦朝带。甲喇章京、摆牙喇加喇章京：镀金银顶子；铁楞镀金朝带。牛录章京：铁镀金园四块瓦朝带。侍卫、传达：冠顶蓝翎；铁镀金两块瓦朝带。
　　“顶戴”珠宝分官阶
　　皇太极采用金银、珍珠、各色宝石装饰官员们的冠顶，作为品级标志，是清代衣冠制度中所特有的。
　　据《辍耕录》记载，以宝石冠顶做法，始于元代成宗铁木尔大德年间(1297年—1307年)。据载，“有一回回巨商，卖‘红剌’(红宝石)一块于官，重一两三钱，值中统钞一十四万。当即，官便献于皇帝。皇帝把它嵌上冠顶，自此以后，元朝各个皇帝，凡在大朝贺之时，均都戴上。”在元代典制基础上，皇太极形成了清代冠顶制度。
　　按照清代《会典》规定，清朝官员分为九品，各个品级的“顶子”各有不同：一品嵌红宝石，称为“亮红顶”；二品嵌红珊瑚，称为“涅红顶”；三品嵌蓝宝石，称为“亮蓝顶”；四品嵌青金石，称为“涅蓝顶；五品嵌水晶石，称为“亮白顶”；六品嵌砗磲(音：车渠)，称为“涅白顶”；七品嵌素金，称为“金顶”；八品嵌阴文镂花金顶；九品嵌阳文镂花金顶。
　　“花翎”数量标身份
　　清朝官员“顶戴花翎”十分著名。所谓花翎，指带有“目晕”的孔雀翎，俗称“眼”。努尔哈赤时期没有“顶戴花翎”定制；皇太极曾把孔雀翎作为表示荣誉的物件，赏赐给臣。比如，《清太宗文皇帝实录》卷六十一记载：清代崇德七年(1642年)六月，皇太极赐“总兵官祖大寿，御服五爪龙纱朝衣，嵌双东珠红宝石金顶朝帽，并缎靴、缎袜，赐祖大弼，高勋，朝服，系孔雀翎凉帽……等物”。及至清代顺治十八年(1661年)，“顶戴花翎”才有定制：亲王、郡王、贝勒及其宗室等，一律不戴花翎，只有贝子以下才戴花翎；贝子戴三眼花翎；国公戴双眼花翎；五品官以上可戴单眼花翎；六品官以下则只能戴无晕、鹛羽蓝翎。
　　男人也曾穿旗袍
　　家介绍说，在满族服饰中，最具民族特色的服装，莫过于“旗袍”。旗袍又称长袍、大衫、长衫，满语称作“衣介”。满族旗袍，最早是满族人骑马、射猎时穿用的，在长期的狩猎生涯中逐渐形成了旗袍。
　　最早的旗袍为直筒式，开领或圆领，捻襟、窄袖。旗袍大襟右衽，腰部无曲线，不开衩、带扣袢，下摆较宽，便于男人们抬腿上马，适宜于骑马射猎。男子穿着的旗袍束腰带，上面悬挂佩刀，以及装有火镰、火石、火绒、匙、筷子等小口袋，装有旱烟、烟袋的荷包等等。
　　有些男子旗袍，在袖口上端衔接一个半圆形、上长下短、形如马蹄的袖头，称为“马蹄袖”、“箭袖”。平时，男子们将“马蹄袖”挽起来，冬季狩猎或作战时，将“马蹄袖”放下，既防寒保护手背，又便于射箭。后来，“马蹄袖”成为清朝礼节中的一个重要部位：行礼时，必须先将两个“马蹄袖”袖头掸拂下来，谓之“放哈哈”，然后再或单膝、或双膝跪地行礼。后来，满族男子穿着的旗袍，逐渐由窄袖变为肥袖。
　　女子旗袍多婀娜
　　满族妇女一年四季都爱穿旗袍。这种旗袍卷袖带大襟，有单、夹、皮、棉等应季款式。满族女子旗袍讲究装饰性的刺绣、边饰，满语称为“陶罕”，在领口、袖头、衣襟等处，镶嵌不同颜色的花边、彩牙，并以多镶为美，有的多达十几道。其中，姑娘穿的旗袍较窄，长及小腿；少妇穿的旗袍稍宽，长及脚面；老妇穿的旗袍更为宽大。不少青年女子喜好将不同颜色、不同滚边的旗袍套着穿，形成五颜六色的艺术效果。
　　满族上层女子的旗袍，袍褂彩滚、钗钏约指、金爪翠挡，着装均打扮成宫廷女子模样。另一种旗袍叫“大挽袖”，即将花纹绣在袖子里侧，穿着时挽起袖子，露出花绣，异常美观。清代早期，沈阳地区的旗袍式样崇尚宽大、秃，即没有领子、袖宽近尺。清代末年，旗袍式样祟尚瘦窄，领高达到耳垂。
　　中华服饰数旗袍
　　及至上世纪初以来，旗袍样式不断改进，一般样式为直领、高领、右开大襟、胸襟宽松、紧腰身，其长短不定，单大多垂至膝下，两侧下摆开衩，开襟处有嵌、镶、滚等工艺装饰。其袖子样式分为长袖、中袖、短袖、紧袖、宽袖、装袖等。
　　如今，满族男旗袍早已废弃。而女旗袍样式则不断变化、推陈出新，不仅成为代表中华民族的传统服饰， 更为东南亚乃至欧美等国家妇女青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