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国桢的笔墨官司

来到阿姆斯特朗大学任教的第二年，吴国桢即与《亚洲研究》杂志打了一场旷日持久的笔墨官司。《亚洲研究》是美国亚洲学会的会刊，其前身是费正清等人创办的《远东季刊》，是一份研究亚洲和中国问题的威刊物。
吴国桢在阅览美国出的关于清朝地方政府的书籍时，发现这些书籍的内容既不够充实，又常有谬误之处。为了澄清有关清代地方政府的性质、组成、职能及人事制度等问题，吴国桢用英文写成《中国帝制时代的地方政府》一文，投寄给《亚洲研究》。
吴国桢本人担任地方高级官职达二十年以上，就地方政府的问题积累了不少资料。他在这篇文章中着重论述清朝时期县级地方政府的人事制度、县官职责，以及当时地方政治状况，纠正了美国某些出物的谬误。
《亚洲研究》的总编辑克伦邀请了两位学者评阅此文。其中一位认为吴国桢并没有读过关于中国帝制时代地方政府的主要著作，比如1962年在麻省剑桥出的瞿同祖撰著的《清代地方政府》一书，并指出吴的学术论文没有将所引用的资料来源以注释或参引书目的方式详细列明；另一位学者认为吴国桢的论文虽然对问题提出了不同的诠释，但这只是根据个人观察、了解，而非采自研究材料。据此，克伦将该文退了回来，并附上了评审的意见。
但是，吴国桢不服退稿的理由，他表示为了维护学术研究的崇高地位，以及使美国学术界能够获得正确的中国历史的知识，有必要将此问题澄清。此后的两年间，吴国桢连续向《亚洲研究》的总编辑克伦发出信函，指出瞿同祖的《清代地方政府》一书在内容上有自相矛盾的地方。他建议把瞿同祖书中相关内容加上吴对瞿的这本著作的批评，作为他那篇《中国帝制时代的地方政府》的篇末注释。
在吴国桢步步紧逼的情况下，克伦请自己的女秘书与吴取得联系。而吴国桢依然不屈不挠，执意要将这个问题弄清楚。在多次书信来往交涉、争论有关评审这篇文章的意见之后，克伦给吴国桢写了一封信，声明以后对吴的这篇文章将不再讨论和答复。
后来，吴国桢又去函数次，均被原封未拆地退回。为了这篇文章，双方来往信件多达40封，历时两年，邮电费用所耗不少。其实，该稿件即使被刊载，也并无稿酬，只是让个人的研究心得，受到应有的重视罢了。在忍无可忍的情况下，吴国桢准备上法庭控告亚洲学会，但由于昂贵的律师费用，以吴的经济情况，实难承受。最后，吴国桢只好把他和亚洲学会的来往信件，连同那篇文章，自费出了一本小册子，定名为《美国为何不理解亚洲事务？》。

请帮忙解释

《全唐诗》在刘诗下，有一段记载：“希夷善琵琶，尝为《白头吟》云：‘今年花落颜色改，明年花开复谁在？’既而悔曰：‘我此诗似谶，与石崇《白首同所归》何异？’乃更作云：‘年年岁岁花相似，岁岁年年人不同。’既而叹曰：‘复似向谶矣！’诗成未周岁，为奸人所杀。或云：宋之问害希夷，而以白头翁之篇为己作。至今有载此篇在《之问集》中者。”韦绚《刘宾客嘉话录》写得生动：“其舅宋之问苦爱此两句，知其未示人，恳乞，许而不与。之问怒，以土袋压杀之。宋生不得其死，天之报也。”而《本事诗·征咎》则说刘希夷自己感到诗中有“不祥”的句子，但还是保留了这首诗，稍后“果以来春之初下世。”如此说来，则又并非死于他杀。初唐诗歌中，有一首颇为著名的五言绝句《渡汉江》：“岭外音书断，经冬复历春。近乡情更怯，不敢问来人。”诗，是极好的诗；诗的作者还对初唐的宫体诗改造和律诗定型做过重要贡献，特别是其逆境中的作品更是独具魅力；至于作者的长相，《新唐书》称其“伟仪貌”。然而，文不必如其人，貌不必如其人——这个作者（窃耻称其为诗人）是宋之问（公元656—713年）——卑劣龌龊，是“文人无行”的典型——《新唐书》评之曰：“无品”！ 清人彭定求等于康熙46年编纂的《全唐诗》卷五十一宋之问的《有所思》与卷八十二刘希夷（公元651—678年？）的《代悲白头翁》，除第三句宋的“深闺女儿惜颜色”与刘的“洛阳女儿好颜色”稍有分别外，悉皆相同（依拙见，就这一句诗而言，名气大的宋之问，不如名气小的刘希夷——宋较造作，刘则更显自然。）在至今所能见到的各种唐诗全集、选集中，选编者几乎从来没有忽略过《代悲白头翁》一诗，而《有所思》则寥若晨星。这首诗，正是文学史上一段悬案，是一桩出了人命的笔墨官司。 刘希夷少有才华，落拓不羁。其诗以长篇歌行见长，文采恣肆，词旨悲苦，多依古调，与时不合，故怀才不遇，生前不为时人所重。后孙昱撰《正声集》，以刘诗为集中之最，方为人称赏，声名雀起。他与宋之问甥舅关系，二人在唐高宗上元二年（公元675年）双双高中进士，却走了两条迥异之路。 《全唐诗》在刘诗下，有一段记载：“希夷善琵琶，尝为《白头吟》云：‘今年花落颜色改，明年花开复谁在？’既而悔曰：‘我此诗似谶，与石崇《白首同所归》何异？’乃更作云：‘年年岁岁花相似，岁岁年年人不同。’既而叹曰：‘复似向谶矣！’诗成未周岁，为奸人所杀。或云：宋之问害希夷，而以白头翁之篇为己作。至今有载此篇在《之问集》中者。”韦绚《刘宾客嘉话录》写得生动：“其舅宋之问苦爱此两句，知其未示人，恳乞，许而不与。之问怒，以土袋压杀之。宋生不得其死，天之报也。”而《本事诗·征咎》则说刘希夷自己感到诗中有“不祥”的句子，但还是保留了这首诗，稍后“果以来春之初下世。”如此说来，则又并非死于他杀。 总之，刘希夷之死有三种可能。元人辛文房作《唐才子传》，单取宋之问谋害致死一说：“希夷美姿容，好谈笑……尝作《白头吟》，一联云：“今年花落颜色改，明年花开复谁在？”既而叹曰：“此语谶也。石崇谓‘白首同所归’，复何以异。”乃除之，又吟曰：“年年岁岁花相似，岁岁年年人不同。”复叹曰：“死生有命，岂由此虚言乎？”遂并存之。舅宋之问苦爱后一联，知其未传于人（《四库全书》作“世”），恳求之，许而竟不与，之问怒其诳己，使奴以土囊压杀于别舍。时未及三十，人悉怜之。” 但在这以前，宋人魏泰质疑过：“吾观之问集中尽有好句，而希夷之句殊无可采，不知何至压杀乃夺之？”这话太无力：自己会写诗，有好句，并不能证明宋之问就去强取豪夺；查慎行诗：“莫嫌举世无知己，未有庸人不忌才。”倒是不懂诗的人才不会干这种勾当。“希夷之句殊无可采”，这是魏泰的看法，不是宋之问的看法。魏泰有点像为杀人犯辩护的律师，打算把事主弄成无罪，却没有搞成——凡是事实，你想用推理去推翻它，总是没有力量的。所以，辛文房在魏泰之后而并不理会魏泰的看法。 我向来是相信野史的，且按照宋之问此人一生不怎么光明磊落的行状，下此毒手不一定是无稽之谈。重觅宋之问仕途中的道德轨迹，索析道德之对文章的影响，对于推判《代悲白头翁》著作的历史遗案或许是有帮助的。 《新唐书》记载宋之问一向走上层路线：他担任“尚方临丞（掌管皇帝的刀剑、珍玩的官员）”时，原想巴结武则天，可女皇不喜欢他，他便退而求其次——“倾心媚附（武后的面首）张易之”，极尽讨好拍马之能事：“（易之）所赋诸篇，尽（宋）之问、（刘）朝隐所为。”写一些或歌功颂德或无病呻吟的篇什，署上张易之的大名——代人捉笔也是一种高级劳动，尚可容忍（看来，他给别人当枪手习惯了，窃别人的劳动成果为己有，也是顺手牵羊，不以为意了。）但他对张在生活上的关怀体贴，“至为易之奉溺器。” 真真令人作呕，斯文扫地，无耻之极！《旧唐书》载他神龙二年（公元706年）三月（武则天一命归天之时），“及易之等败，左迁陇州参军，未几逃归，还匿于洛阳人张仲之家。仲子与驸马都尉王同皎等谋杀武三思，之问令兄子发其事以自赎，及同皎等获罪，起之问为鸿胪主簿，由此深为义士所讥。” 景龙中（约公元708年），宋之问因表现突出，诗才笔健，在群臣应制的百余篇诗文中鹤立而出，深得中宗赏识，再次受到提拔，转升考功员外郎。至此，宋之问的仕途发展到峰巅，史称“宋考功”。后来，他认为太平公主有用就投靠了她，并肉麻地写吹捧诗——试读《奉和春初幸太平公主南庄应制》：“青门路接凤凰台，素浐宸游龙骑来。涧草自迎香辇合，岩花应待御筵开。文移北斗成天象，酒递（一作“近”）南山作寿杯。此日侍臣将石去，共欢明主赐金回。”这种媚附的手段确也高明，自己从南山上拣一块石头带回家，却认为是主人赏赐的黄金，其肉麻的程度真是无以复加。而中宗女安乐公主 “尤骄横，宰相以下多出其门”（《资治通鉴》卷209），宋之问又转身谄附安乐，拿手好戏之一还是写吹捧诗——有《宴安乐公主宅》为证：“英藩筑外馆，爱主出王宫。宾至星槎落，仙来月宇空”。寥寥数语，把安乐公主的宏大势力描述得淋漓尽致，主人自是怡悦陶然。宋之问自以为左右逢源，正醉心于走钢丝之际，他的政治秋千着实荡伤了太平公主。当中宗欲提拔宋之问为中书舍人时，太平公主妒意大发，认为报复时机已到，“以知举贿赂狼藉，下迁越州长史。”（元辛文房《唐才子传》）。宋之问非但没有做成中书舍人，反而被贬到越州作长史。应该承认，宋之问在《有所思》的著作问题上做得确是高明，使后人缺乏历史的直接证据（人证物证）。但是风起于青萍之末，透过宋之问丧失人格，甘愿做溜须拍马的小人，甚至不惜为了自己的升迁背叛朋友、出卖灵——向时人皆曰可杀的武三思告密等等劣迹，便不难看出他杀人灭亲以窃取著作只不过是雕虫小技而已。 宋之问的剽窃瘾还不止犯过一次——“楼观沧海日，门对浙江潮。”此二句镶在他的平庸之作《灵隐寺》中，显得“器宇不凡”，“很觉触目”——原来这两句又是他前辈骆宾王的！ 传说骆宾王参加徐敬业造反兵败后，隐居于灵隐寺。一天宋之问前来游览，“看着月色下寂静的寺院，寺前黑黝黝的奇峰，产生了写诗的冲动。他沉思再三，吟出了这样两句：‘鹫岭郁岧峣，龙宫隐寂寥。’下面呢？他一时滞塞，怎么也接不上去了，只是苦苦在殿阈间徘徊，不断地重复着这两句（余秋雨《狼山脚下》）”。骆宾王不堪其烦，后两句诗于是脱口而出。不料宋之问盗取了，用到自己的《灵隐寺》诗里，还暴露了骆前辈的行踪，害得骆宾王连夜逃走，最后隐姓埋名，终老于江苏南通狼山。 不过比起谋诗害命，宋之问对骆宾王算是客气的了。由此看出刘希夷也是有错的——他的问题在于，不该“许而竟不与”——上来就不应该“许”；而答应了事情就得办——送两句诗给诗人舅舅，也没有什么大不了的——孔颖达为师宿儒所妒，因躲在别家，得免一死——舆薪诚可贵，青山价更高！鲁迅先生在《谈所谓“大内档案”》一文中说过两句伤心然而见道的话：“中国公共的东西，实在不容易保存。如果当局者是外行，他便将东西糟完，倘是内行，他便将东西偷完。”从刘希夷被杀案看来，私人的东西也很不容易保存，如果遇到懂行的坏人，就要当心了。 曹丕在《典论》里说：“文非一体，鲜能备善。” “贵远贱近，向声背实。”“暗于自见，谓己为贤。” 于是有了“文人相轻”一说。这“文人相轻” ，或许无妨；而一旦到了“文人相嫉”的地步，搞小动作或大动作，尤其那些才情不如人，又不甘心不如人，恰巧手中握有一定力的人，在嫉妒心的驱使下，便可能不择手段，无所不用其极了。最典型的例子，莫过于隋炀帝：“炀帝善文，而不欲人出其右，司隶薛道衡由是得罪，后因事诛之，曰：‘更能作“（暗镛悬蛛网，）空梁燕衔泥”’否？”又“炀帝为《燕歌行》，文士皆和。著作郎王胄独不下帝，帝每衔之，胄竟坐此见害，而诵其警句曰，‘庭草无人随意绿’，复能作此语耶（唐刘輖《隋唐嘉话》）？”宋之问的行径，是不是受到隋炀帝的启发，不可得知。但杨广杀掉文学对手以后，那悻悻然的嘴脸，是同样遭到唾弃的。隋炀帝或宋之问干掉了自己的文学对手，也许赢得一时，但却百分百失掉了永远。算算这笔账，他们难道没有感到划不来吗？ 东方诗人艾青则说，嫉妒是“心灵上的肿瘤。”西方人说：“嫉妒！第一个出自地狱的胎儿。”嫉妒没有东西区别——人人熟知又敬佩的卓别林大师也患有嫉妒病：由他制片的《海的女人》，导演是没有名气的约瑟夫·冯·斯登堡。卓别林看过片子后，就把拷贝锁起来。死后两个月，卓别林女儿说，拷贝已经烧毁，连负片也没保留。原因是片子拍得太好，卓别林无法容忍别人成功；莎士比亚《冬天的故事》，写尽嫉妒之害——虽然有大团圆的结局；西方神话里有工匠保护神代达罗斯，他收外甥为徒，当外甥技艺超过自己时，他就把外甥从雅典卫城扔下去摔死。可知嫉妒为人类通病。 东西方嫉妒共同点，大都嫉妒生者——谁见过今人嫉妒孔子、孟子、老子？嫉妒范围，往往是周围熟人、共事同伴——谁见过中国人嫉妒美国总统或英国首相？中国有“秀木于林，风必摧之”，说的就是嫉妒火力往往瞄准优秀人物，施以无情打击与摧残。哪里有嫉妒，哪里就有窝里斗、窝外斗，窝里窝外一齐斗，而且没完没了。 治疗嫉妒的药方很难找。《红楼梦》里江湖郎中王一贴给贾宝玉开一药方：秋梨一个，冰糖二钱，陈皮一钱，水三碗，梨熟为度。贾宝玉不信，王一贴说，一剂无效吃十剂，今年无效明年接，这三味药顺肺开胃止咳，甜蜜蜜的，不伤人，吃过一百岁，人反正是要死的，死了还嫉妒什么？那时就见效了。——睿宗时宋之问被“赐死”， 终于结束了不光彩的一生。 ＜参考文章＞ 李国文《诗人的启示》 顾农《唐代的谋诗害命案》 常平《一桩著作的历史疑案》 陈凤翚（江南尘）《嫉妒》_________________无言莫非， 这世界上最沉重的武器。 落花莫非， 这世界上最艳丽的忧愁。 面对落花， 我只有选择无言。 面对无言， 我却无从选择。

笔墨怎样组词

笔墨纸砚、笔墨官司、笔墨酣畅

笔墨官司是什么意思?

笔墨官司 　　发 音 bǐ mò guān sī 　　释 义 比喻用文字进行的辩论、争执。 　　结 构：偏正式。 　　语 法：一般用作谓语。 　　用 法：比喻用文字争论。 　　语 出：清·许叶芬《红楼梦辨》：“借他人酒杯，浇自己块垒，非仅为懵懂辈饶舌，打无谓笔墨官司也。” 　　近义词：笔诛墨伐 　　反义词：刀兵相见 　　例 句： 雍正、乾隆都自负才辩，喜欢跟臣下打～，御笔上谕动辄数百言。（《玉座珠帘》上册）

有关铅笔的成语

神来之笔 [shén lái zhī bǐ] 由神灵帮助而写出的作品。 形容作品文句精彩。一笔勾销 [yī bǐ gōu xiāo] 把账一笔抹掉。比喻把一切全部取消。

王羲之的《兰亭集序》下落如何?

昭陵底下埋着呢，李世民的墓。
(一）关于太宗遣萧翼赚兰亭序之谜
兰亭序，号称“天下第一行书”，千百年来倾倒了无数习书者。王羲之亦因此被后人尊称为“书圣”。宋代姜夔酷爱《兰亭序》，日日研习，常将所悟所得跋其上。有一跋云：“廿余年习《兰亭》皆无入处，今夕灯下观之，颇有所悟。”历时二十多年才稍知入门，可见释读之难：一千六百多年来无数书法家都孜孜不倦地释读过，何尝不想深入羲之的堂奥，但最终只能得其一体而已。因此，《兰亭序》可以说是由杰出的书法智慧所营造成的迷宫。
据说，永和九年（353）农历3月3日，王羲之与文友、亲族谢安、孙绰等41人， 修禊（一种临水消灾的礼俗）于山阴之兰亭。饮酒赋诗，王羲之“用蚕茧纸、鼠须笔”乘醉作序，计28行、324字。酒醒后再写数十百通，均不如原作，乃称“最得意书”， 王羲之将《兰亭序》视为传家宝，并代代相传，一直到王家的七世孙智永手中。可是，智永不知何故出家为僧，身后自然没有子嗣，就将祖传真本传给了弟子——辨才和尚。 到了唐朝初年，李世民大量搜集王羲之书法珍宝，经常临习，对《兰亭序》这一真迹更是仰慕，多次重金悬赏索求，但一直没有结果。后察出《兰亭序》真迹在会稽一个名叫辨才的和尚手中，从此引出一段 ，唐太宗骗取《兰亭序》，原迹随唐太宗陪葬昭陵的故事。这一段故事，更增添了《兰亭序》的传奇色彩和神秘气氛。
唐人记载兰亭故事有两种本。 刘悚《隋唐嘉话》记：“王右军《兰亭序》，梁乱，出在外。陈天嘉中，为僧众所得。……果师死后，弟子僧辩才得之。太宗为秦王后，见拓本惊喜，乃贵价市大王书，《兰亭》终不至焉。及知在辩才处，使萧翼就越州求得之，以武 德四年入秦府。贞观十年，乃拓十本以赐近臣。帝崩，中书令褚遂良奏：‘《兰亭》，先帝所重，不可留。’遂秘于昭陵。”
《太平广记》收何延之《兰亭记》记载大有不同。何文称，至贞观中，太宗锐意学二王书，仿摹真迹备尽，唯《兰亭》未获。后访知在辩才处，三次召见，辩才诡称经乱散失不知所在。房玄龄荐监察御史萧翼以智取之。萧翼隐匿身份，乔装潦倒书生，投其所好，弈棋吟咏，论书作画成忘年交，后辨才夸耀所藏，出示其悬于屋梁之《兰亭》真迹，《兰亭》，遂为萧翼乘隙私取此帖长安复命。太宗命拓数本赐太子诸王近臣，临终，语李治：“吾欲从汝求一物，汝诚孝也，岂能违吾心也？汝意如何？”于是，《兰亭》真迹葬入昭陵。何延之自云，以上故事系闻辩才弟子元素于永兴寺智永禅师故房亲口述说。
刘、何二说，情节悬异。一般以为，何说漂浮失实，刘说翔实可信，骗取与耳语没有了。两者情节虽异，但《兰亭序》真迹埋入昭陵，说法却一致。
此事又有余波。据《新五代史·温韬传》，后梁耀州节度使温韬曾盗昭陵：“韬从埏道下，见宫室制度，宏丽不异人间，中为正寝，东西厢列石床，床上石函中为铁匣，悉藏前世图书，钟王笔迹，纸墨如新，韬悉取之，遂传人间。”依此记载，则《兰亭》真迹经“劫陵贼”温韬之手又复见天日。另外宋代蔡挺在跋文中说，《兰亭序》偕葬时，为李世民的姐妹用伪本掉换，真迹留存人间。然此后《兰亭》真迹消息便杳如黄鹤，其下落如何，更是谜中之谜了。
唐太宗得到《兰亭》后，曾命弘文馆拓书名手冯承素以及虞世南、褚遂良诸人钩摹数本副本，分赐亲贵近臣。太宗死，以真迹殉葬。现传世的《兰亭序》已非王羲之真迹。
传世本种类很多，或木石刻本，或为摹本，或为临本。著名者如《定武兰亭》，传为欧阳询临摹上石，因北宋时发现于河北定武（今河北正定）而得名。
唐太宗命冯承素钩摹本，称《神龙本兰亭》，由于他的摹本上有唐代“神龙”小印，所以将其定名为神龙本《兰亭序》，以区别于其他的唐摹本。此本墨色最活，跃然纸上，摹写精细，牵丝映带，纤毫毕现，数百字之文，无字不用牵丝、俯仰袅娜，多而不觉其佻，其笔法、墨气、行款、神韵，都得以体现，基本上可窥见羲之原作风貌。公认为是最好的摹本，被视为珍品。 冯承素摹的《兰亭序》纸本，现北京故宫博物院收藏，高24.5厘米，宽69.9厘米，此本曾入宋高宗御府，元初为郭天锡所获，后归大藏家项元汴，乾隆复入御府。
（二）关于兰亭序的真伪
传世至今的《兰亭序》摹本，为中国楷书书法之珍品，千余年来，人无问言，独至清末，广东书家李文田对此疑问丛生，断言“文尚难信，何有文于字”，晋人书法不应脱离汉魏隶书，所以《兰亭序》不可能是王羲之书。 清人李文田对此有些疑问，却并未引起注意，一九六五年郭沫若同志在《文物》第六期上发麦《由王谢墓志的出土论到兰亭序的真伪》一文指出，《兰亭序》不仅从书法上来讲有问题，就是从文章上来讲也有问题。郭沫若撰文斥《兰亭》为伪作，一时热闹非凡。1965年7月8日，毛泽东致函郭沫若，就《兰亭序》引起的不同看法作出指示：“笔墨官司，有比无好。”此后，启功、李长路、章士钊、高二适等名家都对《兰亭序》真伪问题的公开论辩，双方各执其理，这就是著名的“兰亭论辨”。传言高二适先生颇用意气，有“何来鼠子敢跳梁，兰亭依旧姓王”句回击郭沫若。然迄于今日，由《兰亭序》引发的疑案，仍聚讼纷纭，难有定论。
一、《兰亭序》一文的真伪
《兰亭序》是东晋穆帝永和九年（公元353年）三月三日，王羲之与谢安、孙绰等四十一人，在山阴（今浙江绍兴）兰亭“修禊”，会上各人做诗，由王羲之挥毫作序。首先读一下《兰亭序》一文：
永和九年，岁在癸丑，暮春之初，会于会稽山阴之兰亭，修禊事也。群贤毕至，少长咸集。此地有崇山峻岭，茂林修竹；又有清流激湍，映带左右，引以为流觞曲水，列坐其次。虽无丝竹管弦之盛，一觞一咏，亦足以畅叙幽情。
是日也，天朗气清，惠风和畅，仰观宇宙之大，俯察品类之盛，所以游目骋怀，足以极视听之娱，信可乐也。
夫人之相与，俯仰一世，或取诸怀抱，晤言一室之内；或因寄所托，放浪形骸之外。虽取舍万殊，静躁不同，当其欣于所遇，暂得于己，快然自足，不知老之将至。及其所之既倦，情随事迁，感慨系之矣。向之所欣，俯仰之间，已为陈迹，犹不能不以之兴怀。况修短随化，终期于尽。古人云：“死生亦大矣。”岂不痛哉！
每览昔人兴感之由，若合一契，未尝不临文嗟悼，不能喻之于怀。固知一死生为虚诞，齐彭殇为妄作。后之视今，亦犹今之视昔。悲夫！故列叙时人，录其所述，虽世殊事异，所以兴怀，其致一也。后之览者，亦将有感于斯文。
关于《 兰亭序》一文真伪，基于下列事实：
一、王羲之的《兰亭序》，可以算是古文名篇，但为什么此前晋文最完备之梁昭明太子萧统的《文选》未见此文。两位六朝文家许梿的《六朝文絜》、王文濡的《 南北朝文评注读本》也不选此文。东晋至初唐200余年间，《兰亭序》未见著录，与此文地位殊不相称。 曾国藩的《经史百家杂钞》也不收此文。 在文章家的 眼里，它似乎还没有获得认可。这篇文章只是到了近代，姚惜抱的《古文辞类纂》和吴氏昆仲的《古文观止》给它以肯定。
二、《临河序》之名见《世说新语》的南朝梁人刘（峻）孝标的注文。郭沫若认为《临河序》文可信，《兰亭序》文不可信。《兰亭序》与《临河序》文字上有异， 主要有两点不同：
1．文中，增“夫人之相与”以下述王羲之情怀襟抱之167字；
2．文末，无“右将军太原孙丞公等二十六人”以下40字。此外，文中有两处改易，语序亦略有不同。
《兰亭序》，唐人方见著录。是《世说》注删改增补《兰亭序》而为《临河序》，还是后人扩充移易《临河序》而成《兰亭序》？上述疑案，扑朔迷离，延续千年， 真伪难辨。
二、《兰亭序》作者疑案
要肯定《兰亭序》，首先耍肯定《兰亭序》是王羲之的文章 。传统看法是，《晋书》本传明载《兰亭序》系王羲之代表作品，且曰“作序以申其志”。不同看法是，《兰亭序》出于后人伪托，是在《临河序》基础上加以删改移易扩大而成。
清代顺德人李文田在汪中旧藏《定武兰亭》跋文中率先提出这一见解。汪中藏本后归端方收藏，李的跋文就是应端方之请而写的。理由如下：
1．《世说》注引王羲之文，题作《临河序》，无传世《兰亭序》述怀大段文字，“则唐以后《兰亭》，非梁以前《兰亭》也”。
2．兰亭之会乃仿金谷之会，序文亦拟石祟《金谷序》。《临河序》、《金谷序》内容篇幅“相应”，而《兰亭序》、《金谷序》文次结构“不相合”，故所增文字“必隋唐间人知晋人喜述老庄而妄增之”。
3．《临河序》文末40字，为《兰亭序》所无，“注家有删节右军文集之理，无增添右军文集之理”。据此，李文田断然否定《兰亭序》出自王羲之之手。
郭沫若说李文田“议论精辟”，并认为相传的《兰亭序》后半文字，兴感无端，与王羲之思想无相同之处，书体亦和近年出土的东晋王氏墓志不类。郭沫若针对“夫人之相与”一段文字补论据：1．《兰亭序》兴怀太悲，与兰亭会情境不合。王羲之等42人“寄畅在所因”，“俯瞰绿水滨”，而“《兰亭序》却悲得太没有道理”。2．《兰亭序》悲悯情感，与王羲之性格不合。兰亭修禊，王羲之47岁，“以忧国忧民的志土自居”，本传亦记其人“以骨鲠称”，王羲之“决不至于像传世《兰亭序》所说的那样，为了‘修短随化，终期于尽’而‘悲夫’‘痛哉’起来”。
《兰亭序》依托何时？梁代是不会有，郭认为文章必依托于唐代以前，梁与唐之间相距六十余年。郭沫若进一步考证，《兰亭序》之依托者是王羲之七代孙、陈代永兴寺僧人智永。郭氏认为：“智永很会做文章，不仅《兰亭序》的‘修短随化，终期于无’很合乎‘禅师’的口吻，就其时代来说也正相适应。”至于智永所增文字之“胎盘”，则为《金谷序》中“感性命之不永，惧凋落之无期”一语。
郭沫若的观点遭到高二适、章士钊等人的猛力反驳。高二适认为：
1．关于文题。王羲之写此文时并无标目，其标目乃是同时人及历代录此文者以己意加上去的”，故又有《兰亭诗序》《修禊序》《曲水序》等名称。《临河序》其实是注家作了删削的《兰亭序》
2．关于增文。《世说》注文“有移动及增减处”。文末40字，“是记述禊诗事”，“此或是禊饮中人写的，刘既删节右军文，遂不妨给他添上，这也是注家之能事”。
3．关于思想。本传称王羲之“作序以申其志”，“王羲之的思想有许多矛盾的地方”，“这些矛盾反映在《兰亭序》以及诗句的情感变化上”，“则‘人之相与’一大段，确可说是右军的本文”。章土钊引兰亭与会者谢安诗“万殊混一象，安复觉彭殇”以印证《兰亭序》“齐彭殇为妄作”，证明《兰亭序》正反映出与会者之心态。
三、《兰亭序》书帖真伪
唐太宗亲撰的《晋书·王羲之传》只载《兰亭序》文字，没有提到王羲之的《兰亭序》，其次梁武帝所收王羲之书帖二百七十余轴，也没有《兰亭序》在内。《兰亭序》是否是王羲之所书， 南宋姜夔率先质疑：“梁武收右军帖二百七十余轴，当时惟言《黄庭》《乐毅》《告誓》，何为不及《兰亭》？（《兰亭考》卷三引）清李文田则从书体上否定定武《兰亭》为王羲之笔迹：“东晋前书，与汉魏隶书相似。时代为之，不得作梁陈以后体也。”认为晋人书法，应不脱汉魏隶书面貌，故世无《兰亭序》书。结论曰：“文尚难信，何有于字？”（《定武（兰亭跋）》
1965年，郭沫若据南京出土《王兴之夫妇墓志》、《谢鲲墓志》，1972年，又据新疆出土写本《三国志》残卷，认为墓石上的字体，与神龙《兰亭》、定武《兰亭》笔迹迥殊，斩钉截铁断定：文章“根本就是伪托的，墨迹就不用说也是假的”。其主要论据是：
1．书体论。“天下的晋书都必然是隶书体”，“《兰亭序》的笔法和唐以后的楷书是一致的”。
2．字迹论。王羲之书，“笔势雄强”，《兰亭》法帖，字迹“相当妩媚”，与王谢墓石字迹迥殊。
3．笔意论。晋人草书，须有“隶书笔意”，《兰亭》法帖被“称为行书的最高峰”，已脱隶书笔意，“王羲之是隶书时代的人，怎么能把隶书笔意丢尽呢？”
郭沫若深入考证说，陈代知名大书法家智永，“用笔结构和《兰亭序》书法完全是一个体系”。“可以直截了当地说：今存神龙本墨迹就是《兰亭序》的真本了。这个墨迹本应该就是智永所写的稿本。” 智永是陈代永兴寺的僧人。据说他临书三十年，能兼诸体，尤善草书，他的真草书《千字文》就写了八百多本 ， 石刻至今还保存在西安碑林中。隋炀帝曾经称赞他的书法是得“右军之肉”。向他求书的人太多，连门坎都被踏穿了，故不得不用铁皮来保护着。象他这样一位大书家是能够写出兰来的，而且他也会做文章。不仅文中“修短随化，终期于尽”的语句很合乎“禅师”的口吻，就其时代来说也正相适应。因此肯定《兰亭序》的文章和墨迹就是智永所依托。郭最后说，说《兰亭序》依托于智永，并不是否定的书法价值，认为《兰亭序》是佳书，是行书的楷模。
郭沫若是著名历史学家、考古学家，又是书法界巨擘，当时地位显赫，此论一出，破石惊天，引起轩然大波。赞同郭说有启功、宗白华等人，反对者有章士钊、高二适等人。章士钊惊呼：“夫如是，吾诚不知中国书史，经此一大破坏，史纲将如何写法而可！”高二适认为，此论“惊心动魂”，“此乃不啻在帖学作了一大翻身”。
高二适等人著文驳议，认为郭氏以两块碑石而断东晋只有隶书一种字体，是“孤证不立，偏难概全”。隶书用于碑板，行书用于笔札，不可苛求王羲之书《兰亭》亦用隶体。王羲之以“书圣”得名，“定以当时永字变体而来，他人未能变，或变而不克，右军正以变而作圣焉”。“东晋时代的章草、今草、行书、楷书确已大备，比较而言，后两者是年轻的书体，到了王羲之，把它向前推进变化，因而在书法史上起了承先启后的作用。”在当时字体演变时期，《兰亭》法帖部分字迹仍未脱离隶书笔意，说明《兰亭》法帖正是王羲之真作的摹本。
商承祚在《论东晋的书法风格并及兰亭序》一文中认为，从东汉起，隶书一方面向草书发展，另一方面也走向楷化，到东晋则己成熟。商又说郭沫若所谓《兰亭序》的文章和墨迹都是智永所托，但未举出神龙本与智永书法相同的特点，是缺乏事实根据“想当然”的说法。智永所书《千字文》的刻本与手写本有几本传世，风格还是一致的，今将神龙本与《兰亭序帖》比对探索，同一作者的个性就会使人失望，即神龙本与《千字文》在风格笔势有出入，前者骨多于肉，后者肉胜于骨，特别是两者的风格笔势不能谓其一致，故非出自一人之手。
《光明日报》1998年12月4日史林，发表了王元军的《从六朝士人不屑碑志看“兰亭论辩”的失误》一文，从新的角度对老问题作出质疑。他认为六朝尤其是东晋士人视尺牍为展现风流的艺术，而对于技艺性的碑志书法不屑一顾。由于对于这一点认识不充分，导致把出自平民之手的碑志书法与士人尺牍书法相提并论，从而使兰亭序为伪的论争失去了根基。郭沫若从当时出土的几方墓志以及砖刻文字书法与《兰亭序》有明显的不同就断言《兰亭序》不是当时社会的产物，这种观点具有一定的局限性。
《兰亭序》的疑案，涉及对王羲之思想，《兰亭序》内容的评价，涉及文学史、书法史。考古学诸多方面，其意义已远远超过了《兰亭序》本身。 随着岁月流逝，更多人肯定王之羲之《兰亭序》。今日书坛,有颇不以《兰亭序》为意者,谓《兰亭序》已被’神化’,此浅人妄言，也无损于王羲之“书圣”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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