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清时期统治者对待商业采取的措施

明朝商品经济的繁荣 　　自明朝中期起，商品经济呈现出空前繁荣的局面，进入了继西汉、宋朝之后的第三个高峰。除明清之际因战乱一度受到破坏外，这一高峰基本上持续到了清朝。如上文所述，由于农民多种经营现象的推广，很多地方的农业染上了商业色彩，农产品主要面向市场而并非自己消费，同时粮食商品化的趋势也日益明显。商业性农业的发展增加了全国各地区的商业联系，也引起了明代黑漆嵌螺钿山水人物图盘明代白玉螭龙杯农业各部门及其与手工业相关部门之间的连锁反应和相互依赖。许多重要商品的贸易，已不再局限于地方局部范围内的狭小市场，而是被长途贩运到很远的地方销售，乃至行销全国。奢侈品在商品总量中仍占一定比例，但人民日常生活用品仍然占据了市场流通总额的大部分，尤以粮食、棉花、棉布、生丝、丝织品、盐、茶七类物品为商品中的大宗。 　　在国内贸易发展的基础上，海外贸易的需求日益强烈。明朝中期，有关禁海、开海的斗争由地方达到中央，私人海外贸易与倭寇合流，成为影响沿海社会稳定的重大问题，这种情况为前所未有。隆庆年间开放海禁之后，大批中国商品以东南亚为跳板流入欧洲和美洲，在一定程度上刺激和影响了欧洲工业技术的革新，为西方资本主义的兴起做出了贡献。与海外贸易的发展相联系，白银货币化成为明朝后期乃至清朝引人瞩目的现象。明初以铜钱、纸钞为法定货币，白银在禁止流通之列。但纸钞因政府未能控制投放量而导致信用下降，渐至名存实亡，铜钱则因币材缺乏，铸币量难以满足流通的需要。明朝中期，朝廷被迫弛用银之禁，而通过海外贸易大量流入中国的白银恰好弥补了国内银矿不足的缺陷。张居正推行“一条鞭法”时，即规定赋税折银征收，说明民间使用白银已比较普遍。大额交易通用白银，政府财政也以白银为计算单位。白银作为货币，具有不变质、易分割、价值高等优点，其货币化本是商品经济发展的产物，反过来又进一步推动了商品经济的发展。 　　在商业资本日益膨胀的趋势中，逐渐形成了一些具有地方特色的商人集团，其中尤以南方的徽商和北方的西商最为著名。徽商出于安徽南部的徽州府（治今安徽歙县），其地山区，人多而耕地少，居民遂多出外经营工商业谋生。当地物产丰富，木器、漆器、茶、文具之类特产都驰名全国，为商业资本的积累提供了物质条件。全国经济最发达地区苏、浙邻近徽州，交通便利，成为其绝好的商业市场。在上述诸多因素的综合作用下，徽商实力勃兴，明代钱币长江中下游地区至有“无徽不成镇”之谚。部分徽商还把经营方向发展到海外，嘉靖倭患的著名首领许栋、王直、徐海等都是徽商出身。久之经商成为徽州普遍的风气，“其俗男子受室后，尊者即督令行贾，无赢折皆不得速归，久者数十年，近亦逾纪”（见方苞《望溪先生文集》卷13《王彦孝妻金氏墓碣》）。他们的商业活动以贩盐为主，亦兼营粮、棉、丝、茶等多种贸易，很多人通过与官府的合作演变为豪富特商人。西商主要是指山西和陕西商人，他们在明朝通过经营边防军需物资起家，积累了大量资本，势力经久不衰。此外其他地方还有很多较小规模的商人集团，其经商活动大都带有地域性、宗族性的共同特点。 　　宋朝时开始出现的地方性镇市、集市（草市），在明中叶以后有了更大的发展，几乎遍及全国，对各地自然经济起到了一定的调剂作用。一部分地理位置较好的镇市，明代都市绸缎店人口逐渐聚集，越来越多地吸引外地商业资本，逐渐发展为业性市镇，在一定程度上具有地区工商业中心的性质。这类市镇以江南地区最为普遍，如以棉织业为主的松江朱泾镇、以丝织业为主的苏州盛泽镇、湖州南浔镇，都是人烟繁庶，名闻全国。到明朝末年，四所规模巨大的业性市镇——广东佛山镇、江西景德镇、湖北汉口镇、河南朱仙镇合称“天下四大镇”，俨然已成为新兴的商业城市。它们与作为州县治所的传统城市不同，行政级别低下，机构设置简单，完全是因为经济发展而崛起的工商业中心。即使是传统的政治型城市，如北京、南京、杭州、广州之类，由于城市经济的繁荣，其本身的经济职能也在明显强化。由城市到市镇，再到星罗棋布的乡村集市，构成了一个个较大的地区贸易网络。 　　与商品经济的繁荣相联系，明朝中叶以下的社会风气也出现了显著变化。在明朝后期一些人看来，嘉靖前后明显是两个不同的时代。成书于神宗万历时期的《歙志风土论》在这方面的论述颇具代表性。其中赞誉明孝宗弘治年间“家居人足，居则有室，佃则有田”，为“一时之三代”。至武宗正德末、世宗嘉靖初“则稍异矣，出贾既多，土田不重，操赀交捷，起落不常。能者方成，拙者乃毁，东家已富，西家自贫。高下失均，锱铢共竞，互相凌夺，各自张皇”。至嘉靖末、穆宗隆庆初“则尤异矣，末富居多，本富尽少，富者愈富，贫者愈贫，起者独雄，落者辟易”。到万历时“则迥异矣，富者百人而一，贫者十人而九，贫者不能敌富，少者反可以制多。金令司天，钱神卓地，贪婪罔极，骨肉相残”（见顾炎武《天下郡国利病书》第9册《凤宁徽备录》）。这一类对明朝后期百年之间社会风气变化的叙述，在其他一些地区的方志里也颇不乏见。归纳而言，变化主要表现在农业人口“弃本逐末”，工商业竞争激烈，金钱崇拜和追求奢侈高消费之风盛行，逾越礼制现象日趋普遍，传统伦理道德观念受到猛烈冲击等方面。这些变化趋势清朝前期在政府干预下一度有所遏制，但社会风气毕竟已不能回到明朝前期的“三代”阶段。相反只要政府控制稍有放松，这些趋向即有继续发展的态势。这也从一个侧面反映出明中期以下商品经济的发展，的确达到了一个新的高度。 康乾盛世的工业 棉桑等经济作物只准种在“不可以种植五谷之处”。2.粮食以外的作物尚且要禁，何况工商。满清皇帝认为“市肆之中多一工作之人，则田亩之中少一耕稼之人”，多次表示“招商开厂……断不可行”，“矿厂除严禁之外，无二议也” 先看古人的记载: 明末清初平民思想家唐甄在康熙四十年的盛世是这样概括中国社会经济状况的：(根据日本学者研究,康熙中期是康乾盛世中人均GDP最高的时期,从此以后在人口压力下,中国的人均GDP开始一路下滑)清兴五十余年矣。四海之内，日益贫困：农空、工空、市空、仕空。谷贱而艰于食，布帛贱而艰于衣，舟转市集而货折赀，居官者去官而无以为家，是四空也。金钱，所以通有无也。中产之家，尝旬月不观一金，不见缗钱，无以通之。故农民冻馁，百货皆死，丰年如凶，良贾无筹。行于都市，列肆琨耀，冠服华腆，入其家室，朝则熄无烟，寒则蜷体不申。吴中之民，多鬻男女于远方，男之美为优，恶者为奴。女之美为妾，恶者为婢，遍满海内矣。乾隆朝诗人魏来朋的《鬻子行》写道： 潍北邑当丁丑年，沿海村落少炊烟。无麦无禾空赤地，家家真乃如磬悬。 膝下娇儿莫能蓄，百许铜钱即便鬻。但令得主免饥饿，宁甘下贱为人仆。 交钱交儿说分明，钱交儿不随人行。翁亦无奈强作色，驱之使去终不能。 望儿挥手频频打，旁观谁是解救者？频打频来怀中藏，儿声长号翁如哑。再看看西人的回忆明末西方传教士还在赞扬中国物产极为丰富,物质生产能力远胜欧洲,声称’大明人’是’衣饰华美,风度翩翩’.而英国特使马戛尔尼在乾隆时期的出使日记中却说：“自从北方或满洲鞑靼征服以来，至少在过去150年里，没有改善，没有前进，或者更确切地说反而倒退了；当我们每天都在艺术和科学领域前进时，他们实际上正在变成半野蛮人”。〔[10] 许涤新、吴承明《中国资本主义萌芽》（人民出社，1985年）第四章第一节。〕在马戛尔尼眼中的康乾盛世是这样的...’遍地都是惊人的贫困’,’人们衣善褴褛甚至裸体’,’象叫花子一样破破烂烂的军队’.’我们扔掉的垃圾都被人抢着吃’ 下面是一些有良知的历史学家的记载山西产好铁，满清就向山西的冶铁户征铁，所征之数不断增加。雍正时征2.5万斤，乾隆时增加到5万斤，嘉庆时又增加到20万斤。征铁给的铁价、脚费不到市价的1/6，近于掠夺！潞安府是当时北方最大的丝织业中心，潞绸精美，被满清列为贡品，每年派造的数量，大大超过机户的承受力。明朝盛时，潞安府有机织 1.3万多张，明朝派造3000匹。经过明末战乱，清代仅剩织机300张，居然还是派造3000匹，致使“机户支价赔累，荡产破家”，逃亡的不少，但满清朝廷并不因此放弃派造，直到机户完全逃光，潞绸在历史上消逝，才算停止。松江棉纺织业的发展，使松江成为明朝政府财政收入的主要来源地，“苏松财赋半天下”，苏州、松江两府的田赋位居全国榜首，其上缴中央的钱粮总额超过了浙江全省。当时松江的面积是苏州的十分之三，而赋税额却是苏州的一半，因此，在明代，松江的赋税额为全国最高。然而松江的棉纺织业到清代开始退步，叶梦珠在《阅世编》中说：明朝“标布盛行，富商巨贾操重资而来市者，白银动以数万计，多或数十万计，少亦以万计”，而到了清朝，“标客巨商罕至，近来多者所挟不过万金，少者或二三千金，利亦微矣。”令：’闻开矿之事，甚无益于地方，嗣后有请开采者，悉不准行’。对于不能封闭的冶铁厂，则抽十分之二的重税。到乾隆时，全国合法的铁矿厂只有九十三处了。BTW1:第一个对康乾盛世提出质疑的人大概是鲁讯,他看了外国人的一些记载,怀疑康乾盛世完全是文字狱吹出来的.康乾盛世的工业总产量其实不及明末万历大家都知道宋朝工商业极为发达,而明朝则有进一步发展,铁产量为北宋的两倍半,棉布取代麻布成为纺织品的主流产品.无论是铁,造船,建筑等重工业,还是丝绸,棉布,瓷器等轻工业,在世界都是遥遥领先,工业产量占全世界的2/3以上,比农业产量在全世界的比例还要高得多,而康乾盛世虽然人口数倍于明朝,然而铁和布匹这两项指标性的工业产品的总产量却始终未能恢复到明末的水平.到1840年康乾盛世结束不久,中国工业产量仅为全世界的6\%.无论是总产量还是在全世界的比例,都不及200年前的明末。无论是在繁荣的质上还是量上，“康乾盛世”都远逊明代，具有历史上罕见的全面颓废崩溃之势。所谓的“康乾盛世”，起于康熙二十年(1681年)平定三藩之乱，止于嘉庆元年(1796年)川陕楚白莲教起义爆发，持续时间长达115年。很多的历史学家们将“康乾盛世”称为辉煌，是因为他们觉得它在政治、经济、文化等诸多方面将中国传统社会推向了一个新的高峰，创造了中国历史的奇迹。他们认为国家统一的最终完成，社会经济的高度繁荣，学术文化的集大成趋势是“康乾盛世”最显著的历史特征。然而事实如何呢？如果把“康乾盛世”和三代以降号称盛世的其他各个时期相比较，就会发现，无论是在繁荣的质上还是量上，它都远逊前代，具有历史上罕见的全面颓废崩溃之势。

形容商贩的词语

操奇计赢 奇:奇货;赢:盈利。掌握难得的货物,计算盈利。形容商人囤积货物,谋取厚利。 出处:汉·鼌错《论贵粟疏》

成语聪明睿智 豪商巨贾 什么意思

第一个意思是形容特别聪明有智慧。第二个是指特别有钱的商人

经商的必备条件是什么？

一般人以为成功者的过程是这样的：拥有系统（工厂，网络，人员等）——去行动——成为大家看到的成功人士。
实际上所有的成功人士的模式是相反的：心态思维精神面貌上强烈的成为了梦想中的人物——去行动——拥有了系统
你想，哪个成功创业者创业前什么都拥有？有经验？有资本？有关系？这些都是努力得来的，而不是创业之前就必须的，如果已经有了，还谈创业吗？所以，个人创业不需要资金和经验，重要的是你要选择一条符合时代趋势的道路！这比什么都重要！举些例子，1900年 ——1950年，这期间世界的主旋律是什么？战争！除了美国其他地方都在打仗，所以你要当兵就是跟上了时代主旋律，或许成就一番事业，如果经商，那就是找死！二战起来的企业都是在美国，因为美国不打仗。1950年到1990年呢？时代的主旋律是什么？和平和发展，经济建设为主，咱国家结果还是以阶级斗争为主，所以很糟糕。而日本，意大利，德国这些战败国呢？经济迅猛，因为除了发展经济没别的事能做，美苏军备竞赛，战败国是不能这样的。美国提早发现这一一趋势，转型成功。我国80年代初在伟大的邓小平领导下也开始经济建设，救了中国。所以，80年代只要做个体户坚持下来就能成！对吧？不管你做什么！不管你有没有资本和经验！1990年到现在和未来的很长岁月，时代的主旋律是什么？学习和创新。只要你能跟着走，一定会成功的！什么开个小店慢慢来，简直是胡说八道！现在都什么年代还以为是80年代啊？你仔细观察，国家的政策法律的出台一般都会预示着未来的发展，什么行业是有前途的，都可以从中一窥端倪！
中国古代商人秘而不宣经商十诀
中国人经商的历史源远流长,其商业文化博大精深,在漫长的商业活动中逐渐培育出中国商人“秘而不宣”的经营谋略,归纳起来为“经商十诀”。
一、知地取胜,择地生财
兵法云:“夫地形者,兵之助也。料敌制胜,计险厄,远近,上将之道也。知此而用战者必胜,不知此而用战者必败。”可见地形对作战之重要,为将者不可不察也。经商如作战,商场如战常经商者如指挥千军万马之将帅,智慧的将帅往往会占据有利的地形,最终取得战争的胜利。作为春秋战国时期大谋略家的范蠡,更是深谙此道。他以战略家的眼光,认为陶地为“天下之中,诸侯四通”,是理想的货物贸易之地。遂选陶地为营销点,果然,十九年间他三致千金,成为世贾,“陶朱公”的美称也由此而饮誉古今,留名青史。《史记?货殖列传》中所载,秦国灭了赵国以后,实行了移民政策,当时许多人贿赂官吏,不愿搬迁,要求留在原地,唯独富商卓氏要求迁往较远的“纹山之下”,他看中那里土地肥沃,物产丰富,民风淳厚,居民热衷于买卖,商业易于发展。几年后,卓氏成了远近闻名的世富。这种“不惟任时,且惟择地”的观念已为后世商人所接受。“淮左名都,竹西佳处”的江苏扬州,地处南北要冲,交通发达,水运便利,货往频繁。其地膏沃,有茶、盐、丝、帛之利,众多商人纷至沓来,一时商贾云集,秦商、晋商在这里定居经营。有名的徽商也就是从这里开始起步,称雄江湖。
二、时贱而买,时贵而卖
范蠡和商祖白圭认为,“时贱而买,虽贵已贱;时贵而卖,虽贱已贵。”强调商人要善于捕捉商机,把握时机,不失时机地买进卖出。商业的利润源于买卖的差价。一旦发现买卖的时机一到,则要“趋时若猛兽鸷鸟之发”,当机立断。魏文侯时,国人注重农耕,而白圭却乐于观时机的变化。粮食丰收时他买进谷物,卖出丝漆。待蚕丝上市时他就大量收购蚕丝,售出粮食。他曾说:“我做买卖,就像伊尹和姜太公那样有计谋,如孙膑和吴起那样善于判断,还能像商鞅执法那样说到做到。有些人的智慧不能随机应变,其勇敢不能当机立断,其仁爱不能恰当地取舍,其倔强不能坚持原则。所以,这种人跟我学经营之道,我也不会教他的。”这段话,把他掌握贱买贵卖时机的“时断”与“智断”阐述得淋漓尽致。白圭的经商原则和经验,都被后世商人所称道。他凭着自己的这套经营谋略,精心经营,以至家累千金。
三、见端知未,预测生财
春秋时期的越王勾践,为雪亡国之耻,终日卧薪尝胆,励精图治,当得知吴国大旱,遂大量收购吴国粮食。第二年,吴国粮食奇缺,民不聊生,饥民食不裹腹,怨声载道,越国趁机起兵灭了吴国。苦心人,天不负。越王终成霸业,跻身“春秋五霸”之列。这里越王勾践作的是一桩大买卖,他发的财不是金银财宝,而是一个国家和称雄天下的霸业。是商贾之道在政治上运用的成功典范。《夷坚志》载,宋朝年间,有一次临安城失火,“殃及鱼池”,一位姓裴的商人的店铺也随之起火,但是他没有去救火,而是带上银两,网罗人力出城采购竹木砖瓦、芦苇椽桷等建筑材料。火灾过后,百废待兴,市场上建房材料热销缺货,此时,裴氏商人趋机大发其财,赚的钱数十倍于店铺所值之钱,同时也满足了市场和百姓的需要。“管中窥豹,略见一斑”,敏锐的观察力和准确的判断力是经商者财富永不干涸的源泉,也是经商者必备的能力之一。
四、薄利多销,无敢居贵
先秦大商理论家计然认为,“贵上极则反贱,贱下极则反贵”,主张“贵出如粪土,贱取如珠玉”。司马迁说过:“贪买三元,廉买五元”,就是说贪图重利的商人只能获利30%,而薄利多销的商人却可获利50%。《郁离子》中记载:有三个商人在市场上一起经营同一种商品,其中一人降低价格销售,买者甚众,一年时间就发了财,另两人不肯降价销售,结果获的利远不及前者。汉高祖刘帮的谋士张良,早年从师黄石公时,白天给人卖剪刀,晚上回来读书,后来他觉得读书时间不够用,就把剪刀分成上、中、下三等,上等的价钱不变,中等的在原价的基础上少一文钱,下等的少两文钱。结果,只用了半天的时间,卖出剪刀的数量比平日多了两倍,赚得钱比往日多了一倍,读书的时间也比往日多了,所以民间有句谚语:张良卖剪刀――贵贱一样货。
五、雕红刻翠,留连顾客
《燕京杂记》中载:“京师市店,素讲局面,雕红刻翠,锦窗绣户。”有的店铺招牌高悬,入夜家家门口点起了五光十色的锦纱灯笼,把街面照得如同白昼。有的店铺摆挂商品宣传字画,张挂名人书画,附庸风雅。以此来升华店铺的品位与提高顾客的回头率。还有些茶肆、饭馆、酒店中特意安排有乐器演奏和评书为客人助兴。宋代京都杭州的面食店里,只要顾客一进店坐下,伙计立刻前来问顾客所需,“尽合诸客呼索指挥,不致错误”。经营者们深深懂得豪华的装饰,反映一个店铺的实力,于是店堂设计画柱雕梁,古色古香,金碧辉煌,极尽铺陈之能事,以迎合达官巨贾、贵妇名媛“以求高雅”的消费心理。在服务上进门笑脸相迎,出门点头送行。这些敬客如神的作法加上高贵典雅的装饰,使众多顾客“如坐春风”,“一见钟情”,从而留连忘返、百顾不厌。
六、以义为利,趋义避财
清朝年间,有一商人名舒遵刚,精榷算,善衡。经商之暇,喜读《四书》、《五经》,把书中的义理运用于经商之中,他曾说:“钱,泉也,如流泉然”。他还说:“对人言,生财有大道,以义为利,不以利为利,国且如此,况身家乎。”徽州商人李大皓告诫他的继承者说:“财自道生,利缘义龋”以此严于律己,做到“视不义富贵若浮云。”子曰:“君子爱财,取之有道”。以义取利,德兴财昌,舍义取利,丧失了“义”也得不到“利”,为商者应深以诫之。“积善之家,必有余庆,积不善之家,必有余殃。”如果一个经营者有长期的理性和智慧,他必不会用恶劣、卑鄙之手段去获利;用恶劣的手段去做任何生意,最终将会失去已获的利润。
七、长袖善舞,多钱善贾
《韩非子?五蠢》中说:“鄙谚曰:’长袖善舞,多钱善贾’,此言多资之易为工也。”这里强调了一个“善”字。资金不足,必须善于使用,使用的目的也是获利,唯有资金与商品流通不息,才能使利润滚滚而来。对待商品要做到“务完物”,即贮藏的货物要完好,“腐败而食之货勿留”;处理资金要做到“无息币”,即指货币不能滞压,“货币欲其行如流水”,货币和商品流通了,买卖就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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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代工商业制度有哪能些突破性进展？有什么意义？

年来，随着当代中国经济的高速发展，国际学术界开始重估中国传统经济，特别是明清经济的发展水平。以彭慕兰、弗兰克等为代表的美国加州学派力主“明清经济发展论”，如彭慕兰《大歧变》一书认为中国在1800年前一直在领跑：弗兰克《白银资本》一书认为1840年前世界上白银产量的二分之一都流人了中国，如此强大的白银吸收能力说明中国是世界的中心。国内也有学者认为为清代才是中国传统经济发展的高峰，其成就超过唐宋时期。目前史学界对彭慕兰和弗兰克的批评已有黄宗智、秦晖等长文刊布，极具说服力，本文不再置评。因此本文论域限定在中国传统经济。主要讨论这样三个问题：一是能否找到一个科学的评价尺度以资比较(包括中西比较和朝代比较)：二是按此尺度如何判断宋代经济发展所处的阶段：三是如何解释宋代如此发达的工商业文明为何未能带动宋代社会实现近代转型。 一、从希克斯的经济史理论看 人类经济发展的共同道路 为了找到一个进行中西比较和朝代比较的共同尺度，我们需从人类经济发展的共同道路人手。这条共同道路若从生产力角度看，无非是手工劳动逐步发展到机器生产；若从生产关系角度看，则是封闭体制(自然经济)向开放体制(市场经济)的逐步演进。本文关于经济体制演进方向的认识得益于英国经济学家约翰，希克斯，他在出于1969年的《经济史理论》中认为，现代经济本质上是市场经济，而此前出现的“习俗经济”(如村社共同体经济)和“指令经济”(如封建领主的采邑经济)则是与市场经济相对立的古代经济形式。这是从经济体制着手的科学分析，非常精辟，但缺少了生产力这个维度。推动着生产关系和经济体制不断演进的生产力，来自劳动技能的积累、科学技术的进步和生产机械的出现。所以考虑人类经济发展的共同道路或日方向，还必须加上从手工劳动到机器生产的发展这个维度。我们将上述两个维度(生产力、生产关系)所涉及的四个要素进行排列组合，可以得到四种不同的经济类型： 1，手工劳动+封闭体制=传统经济(古代社会的自然经济) 2，手工劳动+开放体制=原始工业化经济(由古代向现代经济的过渡形式) 3，机器生产+开放体制=市场经济(现代经济) 4，机器生产+封闭体制=计划经济(前苏联、东欧模式)如果以生产力的发展作为横坐标，把经济体制的演进作为纵坐标，这四种经济的关系可以图示如下： 由上可知。人类经济发展的共同道路，大致是从封闭的古代自然经济，中经原始工业化阶段之过渡，逐步迈向开放的市场经济这样一个演进轨迹，这也许体现了东西方各类经济体演进嬗变的普遍规律和共同方向。各国经济发展会因地理环境、资源禀赋、自然和人文环境种种的不同而呈现出千姿百态、变化无穷，但是地无分中西，人无分南北，各国、各民族、各地区的人民都要走向机器生产和市场经济的诉求，却是古今一理。中外皆同的。显而易见，仅就经济层面而言，谁要发展，谁就应该朝高效率的机器生产和开放的市场经济这两个方向走。从亚当·斯密开始，中经马歇尔、凯恩斯，直到今天的新古典综合和新制度经济学派，现代经济学的充分发展无不证明了这一点。由此是否可以得出一个结论：即就中国传统经济的再评价而言，无论唐宋还是明清，哪个朝代更接近机器生产和市场经济，那么这个朝代就更先进，更有发展前途。推而广之，不论是纵向比较(如明清和唐宋比较)，还是横向比较(如18世纪的中国江南和英格兰)，都应该从这两个维度即机器生产和市场体制人手。 二、“为市场而生产”：原始(早期)工业化进程的首次启动 宋代，正处在汉唐和明清之间。汉唐的立国基础是小农经济，自然经济气息浓厚；宋明虽然仍以农业立国，但在高度发达的农业经济之基础上，已经生长出城市、货币、商业、信用、海外贸易等诸多工商业文明因子，雇佣劳动、包买商惯例、商业信用、集资合伙等新生事物均有踪迹可觅，已然处在迈向近代社会的前夜。与汉唐相比。宋代经济最引人注目的特点。就是商品经济成分在传统社会母胎中的急速成长。随着农业生产的发展，粮食剩余率的提高，煤铁革命的出现，手工业生产的扩大，以及运输工具(如漕船、海船)的进步和交通条件(如汴河和沿海海运)的改善，原始(早期)工业化进程得以启动。 就欧洲而言，早在18世纪欧洲工业革命之前的几个世纪中，分布在城市和乡村地区的小型手工业的发展，对经济增长和社会进步起过巨大的推动作用，这种作用集中表现为从资金、企业主、工人、技术乃至市场等方面，为其后的工业革命准备了条件。美国学者门德尔斯为此提出了“原始工业化”理论。在他看来，工业化进程可以分为原始工业化和工厂(机器)工业化这样两个阶段，所谓原始工业化进程就是“传统组织的、为市场的、主要分布在农村的工业的迅速发展”。为与早就存在的家庭手工业相区别，原始工业化进程由区域经济内同时并存的三种要素构成，即乡村工业、外部市场和商品性农业的发展。由于城市是批发商人的基地，技术、资本密集，城市甚至通过商业资本参与、支配乡村地区的某些手工业生产，这样城市就构成了原始工业化进程的第四个要素。其后不久，德国学者P，克里特等人进一步把原始工业化定义为“其人口完全或在很大程度上依靠为区问市场或国际市场进行大批量的工业商品生产的农村地区的发展”。其意义在于把人口作为第五个要素引入了原始工业化理论，而且由此引发出原始工业化进程赖以孕育的历史过程及其内部机制。 我们认为，构成原始工业化进程的五个要素中，居于核心地位的一个要素就是“为市场而生产”。门德尔斯、克里特等人对市场的强调，应该说是与马克思关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历史考察相一致的。所谓为市场而生产就是马克思所说的商品生产。宋代商品经济空前繁盛的一个主要标志也是市场的扩大，包括国内市场和海外市场都在急速扩大。而在海内外市场不断扩大的历史环境中，宋代原始工业化进程的启动不仅在时问上早于地中海北岸国家和英伦三岛，就是在规模和水平上也毫无逊色之处。这主要表现在如下几个方面。一是煤铁革命的发生和民营矿冶作坊中雇佣劳动的出现。北宋以铁产量的激增和灌钢法的推广为标志。迎来了我国冶铁铸造业的第二个重大变革期。这个变革是由煤的规模开采和工业利用(如炼铁、烧瓷)所激发的。史实表明，北宋河东(今山西)、河北、陕西等路的煤炭采掘业相当发达。为了和原先的木炭(时称“软炭”)相区别，宋代出现了“石炭”、“矿炭”等词来指煤炭。 煤炭采掘业的兴起既缓解了传统柴炭燃料短缺的矛盾，提高了铁的产量，同时又因炉温和冶炼效率的提高而推动了铸造技术的变革，特别是以“生熟杂镖”为特征的灌钢法的大面积推广，以及作为这一切之必然结果的农具和各类工具之熟铁钢刃化等，这些重大进展构成一幅宋代煤铁革命的壮观景象。 早在1959年，柯昌基先生即据神宗元丰年间苏轼的《徐州上皇帝书》指出，徐州附近利国监所辖“三十六冶”中已经产生雇佣关系。据苏轼所言，这36个民营铁冶作坊各有百余名工人，已具手工工场气象；各冶炉主“藏镪巨万”：政府关闭河北市场(“利国监铁不许入河北”)，冶户皆有“失业之忧”：不久取消禁令，“使铁北行”，冶户“皆悦而听命”，可见这是商品生产，且已拥有区间市场。而总数达三四千名的冶铁工人多是“饥寒亡命、强力鸷忍之民”，反映他们已经不同程度地脱离土地，而且多半已从政治统辖关系中游离出来。至少在受雇为工期间，无论对地主、对国家，均不受人身依附关系之束缚。 二是川蜀地区民营卓筒井的兴起和雇佣工人的经济斗争。北宋仁宗庆历年间，首先出现在四川井研县的卓筒井，标志着钻井技术从大口浅井向小口深井的过渡。它在钻井工艺上，首创“冲击顿挫法”，由熟铁钢刃所制的“圜刃”应是世界上第一个深井钻头，开近代凿口钻井技术之先河：在井壁成型技术上，首创“套管隔水法”，所用竹制套管(此即卓筒井得名之由来，卓、竹，一音之转)显然是明清木制导管和近代铜制导管的前身；在取屑工艺上，首创“活门式扇泥筒”：在汲卤工艺上，有“无底而窍”的汲卤筒取代原先的皮囊，入水自开，出水即闭。这些重大创新从各方面奠定了近代深井钻探技术的基本原理，因而被科技史界誉为现代“石油钻井之父”。正因卓筒井从本质上改变了大口浅井的陈旧技术，在开凿成本、卤水质量、生产效益等各方面都表现出极大的优越性，所以一经出现便迅速传播，短短二三十年间就遍布于川南陵州、嘉州、荣州一带，“连溪接谷，灶居鳞次”，数以千计。盐业史家郭正忠先生依据神宗熙宁年间陵州知州文同的奏疏，证明四川井盐业中不仅同样存在着雇佣关系，而且还发生过为改善工作条件的经济斗争。据文同奏疏所言，当时井研县即有百余家筒井作坊，每间作坊分别雇佣“四五十人至三二十人”，这数千工匠多数来自“他州别县”，已与土地脱离关系：其谋生方式是“佣身赁力”，即靠出卖劳动力为生：受雇期间如对工作条件或待遇不满意，就互相串联，集体抗议，所谓“递相扇诱，群党哗噪”；如无改善即与井主“豪者”算账，索取工资，所谓“算索工值，偃蹇求去”；再另谋高就，所谓“又投一处，习以为业”，显然他们是来去自由的。 三是陶瓷业的商品生产性质及其日趋扩大的海内外市场。陶瓷生产在宋代进入成熟期，迄今为止所发现的宋代瓷窑遗址，遍布全国l7个省份130余县，其中绝大多数都是民窑性质。特别是福建路的德化窑和晋江、厦门等地瓷窑，以及泉州磁窑，安溪、南安、同安等窑，则是泉州刺桐港大宗外销瓷器的生产基地。在有罗盘导航的大型“海舶”之上，“商人分占贮货，人得数尺许，下以贮物，夜卧其上，货多陶器，大小相套，无少隙地”。日本学者三杉隆敏多年沿海上丝路进行实地考察，于1979年出《海上丝绸之路》一书，在第二章中介绍了宋代瓷器在新加坡、印尼雅加达、越南西贡、印度迈索尔邦和马德拉斯邦、巴基斯坦的班布尔遗址、西亚伊拉克的萨马腊遗址，以及北非埃及的福斯坦特等地区的分布实况。这说明宋代陶瓷业就其主体部分而言完全具备商品生产性质，而且拥有广阔的海外市场。 四是数万纺织机户的涌现和包买商惯例的形成。宋代“机户”一般系由家庭成员充作劳动人手，以纺织为生的家庭作坊，其性质是独立的小商品生产者。也有少数机户实行雇工生产。据漆侠先生估计，北宋各路约有10万机户，数量可观。问题是这些机户除少数在城市外，多数分布在乡村，他们的产品需要中间人将之集中起来，运到市场上去，才能真正成为商品，于是包买商就出现了。《永乐大典》所载“陈泰冤梦”就是反映江西包买商的一个典型事例，时在南宋孝宗淳熙年间(12世纪70年代)。冤主陈泰原是抚州布商，每年年初向崇安、乐安、金溪等地的机户发放生产性贷款(“贷出本钱”)，到夏秋之际再去这些地方讨索麻布，之后向外运销。由于生意越做越大，各地有曾小陆等“驵主”、“甲首”作为放钱收布的代理人。仅乐安一地就“积布至数千匹”。从“如是久矣”看，这种做法早在淳熙之前就已持续相当时日了，并非偶发事件。这种做法在其本质特征上已与明清“账房”无异，均包买商惯例。郭正忠先生指出，在两浙丝织业、四 JIl绫锦业中，也有“收丝放贷”、“机户赊账”以及“预表丝花钱物”等惯例，这说明宋代包买商分布地域广泛，江西、两浙、四川等地都可以见到他们活动的身影。通过以上的简要勾勒，我们看到宋代原始工业化进程的启动是全方位的。在煤铁革命的推动之下，包括冶金、陶瓷、井盐、纺织等业在内的手工业各部门一度呈现出全面繁荣态势：民营手工业全面崛起，除铸钱、军工等少数行业外，其主导地位已确立无疑，并程度不同地拥有区域市场、区间市场，甚至海外市场；其间带有近代色彩的雇佣关系、包买商惯例亦在顽强生长。这一切使我们相信，宋代手工业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时期，一个为近代工业的发生准备条件的时期，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降临提供历史前提的时期，我们称之为前近代化时期。如果这个势头能够保持两三个世纪不被打断的话，必将为其后的工厂(机器)工业化奠定坚实基础。 三、宋代原始工业化进程赖以启动的经济基础、科技条件和社会环境 现在我们要问，原始工业化进程赖以启动的诸般条件，宋代社会是否具备呢？我们的认识是“三缺一”，即四个条件中具备三个，还缺一个。 一是在人口增长(北宋徽宗时人口达到一亿，较汉唐增加一倍)的压力下，耕制革命的发生，粮食剩余率的提高和商品性农业的成长，为原始工业化进程提供了经济基础。由于人口增长速率超过耕地面积的扩大速率，产生了大批无地或少地农民，他们被迫另谋生计，大量进入城市和工商业领域。而农业生产率的提高，则为这些非农人口提供了必不可少的粮食供应。根据笔者的计算，宋代一个农业劳动力每年生产粮食大致在4000斤上下。比汉代提高一倍，比唐代提高30％，与1984年每个劳动力生产4379斤大致相当。这个成就的取得，与宋代耕作制度的变革有关。大约在两宋之交，即12世纪上半叶，在长江三角洲、成都平原、苏皖平原和福建沿海，还有江西中部的吉泰盆地等农业区，一年两熟的复种制作为基本的耕作制度得以肯定下来。粮食产量的提高也为经济作物的种植腾出了更多的耕地，东南地区地狭人众的情况也在逼迫当地农户寻求效益更高的经济作物，如苎麻、桑梓、茶叶、甘蔗、果树、蔬菜，甚至药材、花卉等。当产地周围存在着相应的市场时。生产者的着眼点自然会从产品的使用价值转向它的交换价值，于是业茶农、蔗农、果农、菜农大批涌现，商品性农业由是而发展起来。 二是煤铁革命的推动和海内外市场的扩大，导致手工业内部技术革新的兴起，这可视为原始工业化进程的内在动力。诸如炼钢工艺中灌钢法的推广，冶铜工艺中胆铜法的发明，金加工工艺中“旋作”(即简易车床)的使用，掘井工艺中以“卓筒井”为代表的小口深井技术，纺织工艺中脚踏纺车的推广和轴架整经法的使用，造船工艺中水密舱的发明，还有航海罗盘的使用，造纸业中竹茎等硬纤维软化技术的成熟，以及印刷工艺中雕的推广和铜、活字的发明等，都是其时之茕茕大者。如此巨大的科技进步和工艺革新，显然是原始工业化进程赖以启动的内在动力。从中不难看到宋代工匠从手工劳动逐步走向机器生产的精巧构思与卓绝努力。 三是人身依附关系的松弛、都市化进程的加速导致城市性质嬗变和市民阶层初兴，此为原始工业化进程的社会条件。自中唐均田制崩溃以后，土地转移率的提高导致累世相承的主仆名分趋于瓦解，乡村主户经济性大土地所有制的成长导致行政统辖与土地所有基本分离，而地集中与地块分散的背离则迫使部曲庄园制经营方式日趋衰落。在这样一些经济变革趋势的推动下，宋代农民之主体确已挣脱了昔日部曲、宾客、徒附、私、奴婢、佃4 F,Z类的农奴地位，并日趋普遍地获得了迁徙和退佃等利。他们一旦脱离土地，流入城市或矿区，就有可能以出卖劳动力为生，正如我们前面在矿冶、井盐业中所看到的那样。 与此同时，都市化进程也在加速。宋代不仅城市数量激增，城市人口膨胀，而且随着城市商业意义的增加，城市性质发生嬗变。汴京、临安作为首都已是百万人口的世界性大城市，虽然仍是政治、军事中心，但其工商业依然极为繁盛。苏州、扬州、成都、鄂州等一批城市，或因处在经济发达地区，或因位于交通孔道，逐步成长为区域经济中心。更值得重视的是，宋代已经出现了少量的生产性工商业城市，如前述浙东金华可以认为是纺织城镇；前述徐州附近的利国监可以视做冶金城镇，还有常聚十余万矿冶工匠的江西铅山场、广东岑水场亦此类性质；前述四川井研县亦有数万井盐工匠，这是盐业城镇：举世闻名的江西景德镇有陶工数千人，这是陶瓷城镇。至于广州、泉州、明州还有北方的板桥镇等则是新型港口城市，泉州至“以蕃舶为命”，南宋时“生齿无虑五十万(口)”。城市的增多及其商业意义的增长加速了农村人口向城镇地区的流动，加快了城郊农民向小商品生产者转化的步伐(如茶农、果农)。同时城中兼营工商业的官僚、地主也在增加。而城市手工业、商业和运输业，还有服务行业的发展则为雇佣关系的成长提供了肥壤沃土。作为这一切的重大结果，便是城镇(含矿区、港口)市民阶层的勃兴。两宋文献中的“富商巨贾”、“冶家”、“磨户”、“茶焙主”，还有“行老”、“市头”(以上为一方)，以及“杂作工匠”、“稗商细贩”、“百姓绣夫”、“游手末作”(以上为另一方)等，就是这个阶层的基本成分。就是被人视为明清资本主义萌芽之重要表现的市民、矿工斗争，宋代亦有端倪可鉴。前述井研县“佣身赁力”之盐工一不如意就“递相扇诱，群党哗噪”可算经济斗争；南宋孝宗淳熙年间，安徽舒州宿松矿工汪革“以铁冶之众叛……有众五百余”则是武装斗争性质了。众所周知，资本和雇佣劳动的结合是近代工业社会的基础性结构。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们把农村人口流入城市、雇佣关系发展和市民阶层初兴这样一个历史进程，视为原始工业化赖以启动的社会条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