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一位著名将领，一生未带过兵，去过日本留学，威望极高，曾经因不能带兵抗日而自杀未遂，他的徒弟都很

　　蒋百里，原名蒋方震，字百里。中国近代著名军事理论家、军事教育家。早年留学德国，回国先后任保定陆军军官学校校长及代理陆军大学校长。蒋百里最重要军事论著集《国防论》（1937年初出）中首次提出了抗日持久战的军事理论，日后白崇禧、毛泽东等人的相关言论、理论均有百里的影子。　　中文名： 蒋百里　　国籍： 中国　　民族： 汉　　出生地： 海宁　　出生日期： 1882　　逝世日期： 1938年11月4日　　代表作品： 《国防论》　　生平　　蒋百里晚清浙江杭州府海宁州硖石镇人。以字行，晚号澹宁，笔名飞生、余一。祖父蒋光煦（号沐公）是著名的藏书家、刻书家，建“别下斋”藏书楼一座，贮书10万册，刻印《别下斋丛书》、《涉闻梓旧》等多种书籍流传于世。父亲蒋学烺（号壶隐），因生下来缺左臂，沐公不喜欢他，送他到寺庙出家做小沙弥。长大还俗学医，悬壶济世，娶浙江海盐秀才、名医杨笛舟的独生女杨镇和为妻。她是贤妻良母，又通文墨，成为蒋百里的启蒙老师。 蒋百里13岁时父亲亡故，与母亲相依为命。出家人不能归族，其父未得到遗产，家庭生活困苦。其时蒋百里的叔父蒋世一延请老秀才倪勤叔给自己的孩子授业。喜欢读书的蒋百里经常溜到书房里去听讲，倪勤叔见他聪慧，顿生爱才之心，知道他家境清寒，就对他的母亲说：“这孩子是可造之才，我愿教百里读书，不收‘束修’（按当时的习俗，未做诗文的学生每年6元至8元大洋，已开笔的8元至12元）。”从此穷学生就从倪勤叔读书，学习诗文。蒋百里过目不忘，除了能熟背四书五经，课余还读《水浒传》、《三国演义》、《西游记》、《封神榜》等古典小说，爬上茶馆茶桌，手舞足蹈，绘声绘色地讲上述故事给茶客听，被誉为“神童”。 中日甲午之战，深深地刺激了蒋百里。15岁时他经常手捧《普天忠愤集》，挑灯夜读，读至热血沸腾处，放声痛哭，泪如雨下，立誓为国效命。1898年，戊戌变法，16岁的蒋百里考中秀才。受维新思想的影响，渴望读到新书。恰逢双山学院购进了四大橱经、史、子、集和时务、策论、算学、格致等书。听到这个消息，蒋百里真如穷人得着了宝藏，请求老师早一二小时放学，让他到双山书院中看书。蒋百里如饥似渴地吸吮知识，以研读文学一类为多。 1900年春，蒋百里18岁时，应同邑桥镇孙氏之请，聘为塾师。不久在方雨亭县令的介绍下，蒋百里到林迪臣创办的求是书院（浙江大学前身）就读深造，同学中有钱学森之父钱均夫等人。1901年，方县令、林知府、陈监院（陈仲恕）3人共同出资，送蒋百里东渡扶桑留学。 1902年，中国留日学生已达3000人左右，大多思想激进，倾向革命。同年，蒋百里当选为中国留日学生大会干事，并组织“浙江同乡会”，又于1903年2月创办大型综合性、知识性杂志《浙江潮》。该杂志32开本，月刊，每期约8万字，行销国内，鲁迅先生积极支持《浙江潮》，每期都寄回国内让亲友阅读，他的第一批作品《斯巴达之魂》等，即发表于《浙江潮》。身系上海狱中的章太炎先生的诗文也在该刊登载，《狱中赠邹容》一诗万人争诵。 百里将军对日本人的军事评价不高，但是他后半生和日本结缘不少。他是国民政府对日作战计划的主要设计者，他编著的《国防论》成为整个第二次世界大战中中国军队的战略指导依据。在这部让蒋百里耗尽心血的千钧之作的扉页上，将军饱含深情地写下了这样的字句：“千言万语化作一句话，中国是有办法的。”八年抗战的战场上，无数百里将军在保定军官学校、在陆军大学带出来的国防军子弟浴血沙场，成为中国军队高层指挥官的柱石。 蒋百里为《浙江潮》所写的发刊词，情文并茂，传诵一时。他又以飞生、余一等笔名，发表《国魂篇》、《民族主义论》等长篇论文连载，鼓吹民主革命，提倡民族精神。立论独到，条理清晰，文辞流畅，感情奔放，颇类梁启超文笔；而他倾向革命，又不同于梁启超的改良主义，颇受读者注意。 1906年留学德国。武昌起义后，任浙江都督府总参议。 1912年任保定陆军军官学校校长，1913年，任袁世凯总统府一等参议。1917年，任黎元洪总统府顾问。1919年五四运动爆发时，蒋百里正与梁启超等一起去欧洲考察。次年春回国，正值国内提倡新文化，一时如风起云涌。梁启超深感于欧洲的文艺复兴，决心放弃政治生涯，全力从事新文化运动，蒋百里积极参与，成了梁氏最得力的助手，号称“智囊”。他不仅出主意，更著书立说，成为新文化运动的战将。1923年同胡适组织新月社。 1925年任吴佩孚部总参谋长。1933年赴日考察，认为中日大战不可避免，拟定多种国防计划．呼吁国民政府备战。1935年，任军事委员会高等顾问。1936年赴欧美考察，回国后倡议发展空军。 1937年9月，他以蒋介石特使身份出访意、德等国，回国后发表《日本人》及《抗战基本观念》，断定日本必败，中国必胜。1938年8月代理陆军大学校长。　　1913年6月18日凌晨5点，天刚灰亮，保定军校校长蒋百里就召集全校两千余名师生紧急训话。他身着黄呢军服，腰挂长柄佩刀，足蹬锃亮马靴，站在尚武堂石阶上一脸沉痛：“初到本校，我曾宣誓，我要你们做的事，你们必须办到；你们希望我做的事，我也必须办到。你们办不到，我要责罚你们；我办不到，我也要责罚我自己。现在看来，我未能尽责……你们要鼓起勇气担当中国未来的大任!” 随后，蒋百里掏出手枪，瞄准自己胸部偏左的地方猛开一枪。 奇人必有奇运，蒋百里竟奇迹般生还，并与养病期间看护他的日本女子佐藤屋登相好，后者最终成为百里第二任妻子，改名蒋左梅。 蒋百里此次自杀的缘由众说纷纭，有说是愤于军校学风浮躁，有说是向陆军部请求拨款未果，也有说是对中国当时军界、政界之绝望。在我看来，不论何种说法，都只能部分成立。蒋百里自杀，最大原因是他的骄傲。自杀者往往是最骄傲者，懦夫不敢也不配自杀。 留日期间，蒋百里还参与创办《浙江潮》，亲笔撰写发刊词。鲁迅当时同是留日热血青年，曾向此刊物投稿。也是在此期间，蒋百里结识了戊戌后亡命日本的梁启超，并执弟子礼。 1906年，蒋百里应清东三省总督赵尔巽聘为东北新军督练公所总参议，筹建新军。赵曾折奏保蒋为“特异人才，可以大用”。随后，蒋百里被公派德国研习军事，成为兴登堡将军（后为德国总统）下面的连长。1910年，他回国任京都禁卫军管带，在沈阳“以二品顶戴任用”。这一年，他不过28岁，在同龄人中却已锋芒毕露，声望无两。 武昌起义后，蒋百里潜回南方，任浙江都督府参谋长。民国成立，又调任陆军部高等顾问，以及袁世凯的总统府军事参议。1912年，他出任保定军校校长，不久即上演了文初的那一幕。 1916年袁称帝，蒋百里入川佐老同学蔡锷讨袁。袁世凯挂掉后，又陪蔡锷去日本就医，旋即为之料理丧事。1917年回国，任黎元洪总统府顾问，开始首次撰写军事论著《孙子新释》、《军事常识》等， 蒋百里　　出后成为军校教辅。 此后蒋百里道路一转，竟有点儿偃武修文之意。1918年至1919年，他随梁启超赴欧洲考察，归国后主持“读书俱乐部”、“共学社”等团体。1920年，他当选浙江省议会议员，参与浙江、湖南省宪起草工作，支持“联省自治”。又主编《改造》杂志，其影响力仅次于陈独秀主编的《新青年》。期间，蒋百里写了不少关于联省自治与社会主义的文章。毛泽东当时也致力鼓吹“湖南省自治”，也许正受其影响。（事实上，18年后毛的“论持久战”抗日理论，也可能有蒋百里的烙印，下文将谈到）。 1921年，蒋百里将欧洲考察的成果写成一本《欧洲文艺复兴史》，梁启超为之作序，下笔不能自休，竟写了5万多字，跟原书的字数都差不多了，梁氏只好另作短序。后来梁将这篇长序改写、充实，取名《清代学术概论》，反过来又请蒋百里作序。可算民国学术界一大佳话。 1923年，蒋百里心血来潮，又与胡适一起创办了新月社，并同徐志摩结为至交。几年后百里被蒋介石关进监狱，感情充沛、容易激动的志摩还背起铺盖，喊着要进去陪他坐牢。 如果顺着这个方向发展，中国也许会多一个文人、学者、政论家，但少一个杰出的军事学家。很显然，蒋百里并不愿意，在日本军校与德国军队里得到的尚武之血，终身都在其身中流淌。我总觉得，有两个蒋百里，一个文人的蒋百里，爱结社、写文章、交名流；一个军人的蒋百里，终身梦想是亲手击败整个日本军队。到最后，军人蒋百里战胜了文人蒋百里，虽然，他依靠的只是纸上谈兵。 1925年，蒋百里再度出山，任吴佩孚的总参谋长，因吴不“讨奉”而辞职，去上海投孙传芳。1929年，他支持原湘军将领唐生智起兵“倒蒋”，翌年入狱。稍后，两个姓蒋的同宗达成和解。1933年，他奉蒋介石之命再赴日本，拟就国防计划，以备不可避免的中日之战。1935年，他被聘为军事委员会高级顾问，翌年赴欧美考察军事，归后提出建设空军的建议。中国最早关于空军构建的思想，却是来自陆军出身的百里。 1937年初，蒋百里最重要军事论著集《国防论》出，轰动一时，扉页题词是：“万语千言，只是告诉大家一句话，中国是有办法的！”他在《国防论》中首次提出了抗日持久战的军事理论，日后白崇禧、毛泽东等人的相关言论、理论均有百里的影子。 1938年11月4日，蒋百里病逝于广西宜山。　　蒋百里的主要论点是：第一，用空间换时间，“胜也罢，负也罢，就是不要和它讲和”；第二，不畏鲸吞，只怕蚕食，全面抗战；第三，开战上海，利用地理条件减弱日军攻势，阻日军到第二棱线（湖南）形成对峙，形成长期战场。蒋百里并且犀利地指出，中国不是工业国，是农业国。对工业国，占领其关键地区它就只好投降，比如纽约就是半个美国，大阪就是半个日本。但对农业国，即使占领它最重要的沿海地区也不要紧，农业国是松散的，没有要害可抓。所以，蒋百里的结论是：抗日必须以国民为本，打持久战。 遗憾的是，蒋百里无法看到自己的理论变成现实。1938年10月，他出任陆军大学代理校长（原由蒋介石兼），同年11月，在迁校途中，他病逝于广西宜山，国民党政府追赠为陆军上将。 蒋百里一定算是奇人，但不一定是军神。近年有舆论将他过度拔高，我不大以为然，所谓“一个蒋百里就两次打败了整个日本陆军”（第一次日本军校第一名毕业，第二次提出对日持久战理论）的说法，只是一种精神胜利法。 蒋百里终身没有亲自指挥过一次战役，在30多年的职业生涯里，他先后被赵尔巽、段祺瑞、袁世凯、黎元洪、吴佩孚、孙传芳、唐生智、蒋介石等聘为参谋长或顾问，只是充当高级幕僚，颠沛于诸侯。他的盖棺定位，应该是军事学家，而非军事家。我们看《大公报》主笔王芸生回忆他的文章，或者曹聚仁的《蒋百里评传》，都审慎地使用了“军事学家”一词。在“老虎总长”章士钊的挽诗里，甚至说他“谈兵稍带儒酸气，入世偏留狷介风”，或许黄任之的挽联相对客气一点：“天生兵学家，亦是天生文学家”。 关于他的女儿：1941年，蒋英从德国柏林音乐大学毕业后，转入瑞士卢塞恩音乐学院研究生班深造，掌握了大量德国、法国艺术歌曲、传唱剧、受难曲、弥撒等室内音乐作品，对古典、浪漫时期及近现代歌剧作品有了深刻的认识和理解。生活艰苦，她经常在地铁买个面包充饥。她有个坚定的信念：“我不能丢中国人的脸！一定要把西方音乐学到手！”, 1946年，蒋英结束了在欧洲长达10年的求学生涯，回到了祖国。她已是一位出色的女高音歌唱家，在兰心大剧院开了首场独唱音乐会，受到了观众的赞赏。 在日本军校期间，蒋百里、蔡锷、张孝准被称为“中国三杰”，日后也都成为非凡人物。三人生年差不多，死的也都较早。蔡锷1916年死于日本，年仅34；张孝准1925年死于饮酒过量，年仅44；蒋百 蒋百里作品　　里死于1938年，享年56，是“三杰”中活得最长的，但也只能算中寿。若天假以年，“三杰”最后的结局会怎样？蒋百里又会不会在第二次国共内战中真正指挥战役，甚至胜出？这是有趣的问题，然而历史不允许假设。（另：同期共有四名中国留学生，另一人为许崇智，粤军名将。） 黄炎培先生的挽联云： 天生兵学家，亦是天生文学家。嗟君历尽尘海风波，其才略至战时始显； 一个中国人，来写一篇日本人。留此最后结晶文字，有光芒使敌胆为寒。 邵力子先生的挽联云： 合万语为一言，信中国必有办法； 打败仗也还可，对日本切勿言和。 1938年将军病逝后就地敛葬，1947年其好友陈仪等协助迁葬，起棺时竟然尸身不朽。其生前至交竺可桢大哭，曰：“百里，百里，有所待乎？我今告你，我国战胜矣!”一时众人泣不成声。将军遗骸火化后迁葬西湖。蒋百里将军的夫人，日本籍的左梅女士也是一位奇女，自22岁嫁给蒋百里将军就断绝了和日本的联系。抗战中她和中国女性一样为中国伤兵治疗裹创，不辞劳苦。将军去世后，在误解和怀疑中抚养五个子女，皆以中国文化传统为教育，不习日语一字，获得了中国人的普遍尊敬。

偃武修文九围泰，沉烽静柝八荒宁。是什么意思

【解释】：烽火熄灭，柝声寂静。比喻边疆无战事。【出自】：唐·玄宗《明堂乐章·舒和》：“偃武修文九围泰，沉烽静柝八荒宁。”

偃武修文的意思

偃武修文释义：偃：停止；修：昌明，修明。停止武事，振兴文教。[拼音] [yǎn wǔ xiū wén] [出处] 《尚书·武成》：“王来自商；至于丰；乃偃武修文；归马于华山之阳；放牛于桃林之野。”

“泽卒，杜充代之，飞居故职。杜充将还健康，飞曰：中原地尺…究竟不出”的翻译

宗泽病逝后，宋高宗以杜充代为汴梁镇守，岳飞等为其部将。两年后，高宗改革人事，命吕颐浩、杜充为左右相。使者来到汴梁传令，杜充大惊道：“皇帝身边人事纠结，极难处之，何况一任文职，兵便失，这却如何是好？”其心腹献上一计道：“相公何不诈做中风，派人告病，朝廷必然收回成命。”杜充喜道：“这是个好办法！”便召众人议事，忽然从椅子上跌倒在地，口吐白沫，嘴眼歪斜，众人不知其诈，慌作一团。岳飞、戚方等只得派人赴朝告之。高宗听报大惊，遣使探视，抚慰颇多。但使者极其聪明，回到建康，冷笑道：“此人恐有所失，不满文职也。”高宗惊问其故，使者道：“此人虽然不能说话，口眼歪斜，但眼神精利，转动机灵，臣便疑之，故意与其左右略说朝廷机密，此人便有留神之状。如此摸样，定是使诈了。”高宗甚怒，欲要罢去杜充，无奈人才缺少，只得与诸臣商议，加其兼任江淮宣抚使、建康府尹，使渐西制置使、镇江元帅韩世忠、江东宣抚使、太平、池州元帅刘光世并受此人节制。杜充一见这个诏书，霍然病愈。岳飞惊疑不已，从此以后不屑此人。杜充受命，欣然带岳飞及副统制戚方、大将龙随等，离开河南转往建康。岳飞说道：“‘将在外君命有所不受’。河南乃中原之地，黄金不换，一旦离开，即非我所有，将来要想恢复，非数十万众不可。”杜充叹道：“圣旨岂能违背？皇上年青，身边所重之人多书生，不知兵凶战危，只知升降黜陟，徒玩人事而已！这几年来，将士苦战在外，祖上富实之官皆被剥的精穷，护驾之人却还为分惠不均辄起内讧。眼明之人都给自己寻找后路，唯独我等这些忠臣义士提头卖命！我说句大逆不道的话：当年老皇上几十个皇子里，康王并不曾被看好，就连他当使者赴金国，金人也嫌他无名之辈，不与礼貌。今日事在非常，大家无奈，只得认其主天下。然而自古以来社稷江山不是此等模样，人主若是只会如蚰蜒钻缝、蛐蟮缘泥，恐怕到底也非命世之主！”岳飞大惊道：“宣抚大人言过了！你所谓‘眼明之人’，不过都是些见利忘义的小人而已，何足挂齿！我等忠臣义士只该精忠报国，不可私论君上之过！”杜充道：“某不过说些气话而已，岂可当真！”岳飞说道：“我等报国之道，只有奋死杀敌。杀敌越多，皇上才能越安稳，否则都不过是空谈罢了。”戚方忽然说道：“杜宣抚所言极是。末将虽然寡学，却也粗知道理。古往今来治国之道虽是以德为先，但兵卫辅之，切不可少。我朝自太宗皇帝以后，偃武修文，兵不复振。真宗、仁宗、英宗、神宗、哲宗、徽宗、钦宗七帝以来，历经百年，屡被辽、金、西夏欺辱，仅岁币之供，已数千万了！当年仁宗朝人称盛世，而狄青殁于人祸，是为武将者之大悲也。今上起于艰难，若无武人舍死辅弼，仅凭儒士，恐怕江山社稷早已荡然无存了。却又不重武人，凡有升迁，多是儒士，如此行事，叫谁能服！”岳飞怒道：“汝有嫌怨之心么？此等言语，还是少说为好！”戚方还要理论，被杜充止住。

偃武修文的“偃”的意思是？

偃武修文的意思是停止武备，提倡文教。

五种书体是哪五种？

篆书 篆书是我国最古老的书体。广义上说，篆书应包括先秦的甲骨文、金文、陶文、盟书、简帛文字、玺印文字、钱币文字、石刻文字，秦的小篆、印章文字，汉的篆书碑及碑额、金文，以及三国两晋南北朝的印章文字等。 秦始皇统一天下后，废除混乱的六国文字，推行秦的小篆，因此小篆也被称作秦篆。秦篆以《泰山刻石》与《琅邪台刻石》为典范。《泰山刻石》文字结体肃穆严整，《琅邪台刻石》则稍生动而磨泐过甚。《峄山刻石》原石已佚，现拓本为宋代复刻，篆法多唐代李阳冰笔意，不及秦原刻苍厚。《秦诏》因制作时间紧迫而匆匆凿就，故文字大小错落，笔法瘦劲，甚具跌荡生动之致，汉代之金文、碑额等均是其风之延续，为后世学者开一新境。 到了汉代，隶书以其方折简便的写法取代篆书而成为通行文字。但篆书仍在许多场合应用，并留下了对后世影响极大又极丰富而饶有时代特色的作品。汉之碑刻以《袁安碑》、《祀三公山碑》、《嵩山少室石阙铭》为代表。《袁安碑》继承秦篆而有所发展，作风圆劲清朗，后世对其评价甚高。《祀三公山碑》许多文字漶漫不清，从可辨文字来看，其篆法是很特殊的。《少室石阙铭》篆法轻松自如。三种石刻字数较多，便于学习者把握其风格。汉碑额作风多样，以《张迁碑》篆额为最有特色，其结体宽扁，布局密集穿插，颇有法无定法之感。汉代金文定要称为[汉金文]，以区别于商周金文，文字较多者是新莽时期的《嘉量铭文》，其紧缩中宫而伸长垂笔之文字结体，与清代邓派小篆不谋而合。 南北朝至元朝可以说是篆书的衰落时期，通用文字已发展为比隶书实用性更强的楷书与行书。篆书早巳不被一般人所熟悉。虽然唐代出现了大篆书家李阳冰，元代的书画家赵孟頫等亦擅篆书，但毕竟如凤毛麟角，没有大兵团，尖子的水平也不可能与篆书流行的时代抗衡。 隶书 隶书是汉代的主要书体。隶书的产生，可以上溯到战国时代。过去记载上说，隶书是秦徒隶用的俗体字，这种俗体字是由秦狱吏程邈所创造。其实各种字体的产生都具有其社会以及政治的根源，是随着社会的发展而产生、发展的，并非某个人的创造发明。但这一记载却可说明这种俗体字——隶书，在秦时已在徒隶中流行。 秦始皇统一中国后，为了巩固封建政，建立中央集制度，推行统一度量衡。官方用的书体是篆书，遗存至今的琅琊台刻、秦山刻石就是当时的标准书体。秦始皇时各种量器都刻有诏书，由于书刻时间紧迫，不能拘泥于篆书圆转的笔划、谨严的体势，于是利用了趋向横直方拆、便于写刻的笔划。这种变圆为方，变弧线为直线，在转变处采取折笔，不用篆书的转笔，的确比篆书的写刻要快捷、方便得多。可见当时即使是统治阶级的诏书，在某种情况下，也不得不采用方便、快捷的书法。其实这种新书体早就在民间产生和流行，只是还不曾被最高统治者所承认罢了。 汉代是封建社会上升时期。西汉前期，农业经济的逐渐恢复，手工业的发展，商业的繁荣，国家的统一，各地交通的发展，都促成文字书写的相应发展。这样，隶书的应用广泛了，逐渐取代篆书的地位。隶书根据社会的需要，不仅体势变圆为方，笔划也简化得多。但严格地说，这还不是典型的隶书，应该是篆书向隶书过渡时期的书体。 楷书 楷书自汉末发轫，经三国两晋至南北朝而达到了成熟，在书史上形成了高潮。隋结束了南北六朝分裂的局面，完成了历史的使命，使多年的分裂回归到了统一。从大业年间开始了科举取士的制度，书法（主要是楷书）成了取士标准之一。时尚所崇，必然成为世人争相趋求的目标。于是对楷书的学习日益受到重视，怎样为好字，如何才能写得发，就成了研究的课题。 李渊建立唐朝仅仅十年之后，唐太宗便开始了贞观之治，偃武修文，励精图治，一切方面都走上了正轨，在用人上承了隋的科举制度，并且尽可能地把它完善起来，制定了相当完备、最大限度杜绝弊病的法规章程。在书法艺术上自然也以此为圭臬，便形成了[唐人尚法]的时代风尚。 当时最有建树的是欧阳询、虞世南、褚遂良、薛稷等，他们有许多名碑传世，足为法书。《九成宫醴泉铭》、《皇甫诞碑》、《孔子庙堂碑》、《孟法师碑》、《信行禅师碑》等，都是当时的代表，一直垂范至今而成为法本。其他如殷令名、赵模、敬客、王知敬、李玄植、诸葛思桢、裴守真、王行满、欧阳通、高正臣等皆是一代的名家。 而后的殷玄祚、魏栖梧、颜真卿、吕秀岩也都留有许多书迹，其中颜真卿的贡献更为突出。就他所留碑铭来看，在大体风格统一之下，各时期、各碑刻又都不尽相同，各有各的特色，可见他追求不已的努力，所以艺术成就也不断地发展。 再后的柳公绰、吴通微、裴休、吴彩鸾等也是作楷高士。可以为一时代表的是柳公。他在诸前辈之外又立新章，形成了独立的一体。 还有一些唐人的写经，虽不知作者姓氏，虽也源于晋人，但于唐也有了新的的体式，也滋养了唐的新鲜血液。 为了满足[馆阁]的要求，有了[颜、柳、欧、赵]的学书规程。首先以颜占格，失之肥而以柳强筋，又失之瘦再以欧立规，再失于板则以赵而灵动。但结果是书写工稳而漫无生气，于书法艺术则难免追求不力。 草书 草书，同其它书体一样，可以从应用价值和艺术价值两方面研究。草书以其较真书简易，所以[用于卒迫](崔瑗《草书势》，又以其书写急速，改变了真书的结体笔法，所以形成特殊的艺术效果。 草书分章草与今草。章草是写章奏用的规范化的草隶，始于东汉杜度、崔瑗。今草脱胎于章草，但今草的笔法是从楷书演变过来的，所以今草风格的极致必待楷书的高度成熟。 今草（习惯上[草书]指今草，下同）发韧于汉魏之世，到东晋出现一个高峰。这个高峰的代表人物是王羲之，他的儿子王献之继父风而有发展，如火箸画灰的[一笔书]即是一种创造。在此以前东汉张芝有草圣之名，欧阳询认为[张芝草圣，皇象八绝，并是章草]。从流传下来的张芝《冠军帖》来看，已类似成熟的唐人风格，这在张芝时代难以出现。 王羲之处在变革的时代，传说献之曾劝其父[大人宜变体]。羲之行草书融会章今二体，具有多种风貌，即孙过庭《书谱》所谓[兼善]。后经梁武帝、唐太宗等帝王推崇，使他的书法历久不衰，形成历史上最重要的流派。 王羲之真迹今已不得见，唐人摹本中最有价值的王氏一门书翰当推《万岁通天帖》，今藏辽宁博物馆。 王羲之以后的书家以草书名世者代不乏人。大体上都以王羲之为圭臬，如南唐李煜所说[善书法者，各得右军之一体]，列举了九名大书法家，以说明他们只是取王之一端而变化扩充。但是，有创造性的草书大家毕竟不会局限于王体的藩篱，在唐代，颜真卿作为楷书大家，于行草书也独树一帜，行书兼具草意的《祭侄文稿》、《争座位》，在颜楷特点的基础上疾速运转，内含沉郁激愤，实为佳作。同在盛唐时代曾为颜真卿之师的张旭，开创了狂草的新风格，代表作流传下来的有《古诗四帖》《肚痛帖》等。 行书 行书之名始见于晋卫恒《四体书势》之《隶势》。文云：魏有钟（繇）、胡（昭）二家，为行书法，俱学之刘德升。又有羊欣《采古来能书人名》记载，钟有三体，其中：三日行押书，相闻者也。又说卫瓘：采张芝法，以（卫）觊法参之，更为草藁。草藁相闻书也。唐代张怀瓘《书论》云：子敬尝白其文云，古之章草，未能宏逸，今穷伪略之理，极纵之致，不若藁行之间，于往法固殊，大人宜改体。以上材料说明，早期对行书的概念并未固定，也无定名，或称行书，或称藁书，或称行押书，或称相闻书，但都指的是楷草之间一种写草稿、写函札用的书体。这种书体比楷书来得随便简略，笔画连带，但比草书要繁复，带有楷书的间架笔法。 《宣和书谱·行书叙论》云：自隶法扫地而真几于拘，草几于放，介乎两间者，行书有焉。于是兼真为之真行，兼草则谓之行草。按理推论，实际上任何一种字体都会出现这种书体。因为字体的出现是为了实用，自然实用就会有各种场所，严肃场合应该用当时的正书，日常所用，为追求简便快速，自然会出现简便草率的写法，所谓藁书、行押书、相闻书都是指的这种日常所用的书体。晋成公绥《隶书体》一文中说：“虫篆既繁，草藁近伪。这种所谓的近伪的草藁书，是种草写的篆书，即是秦篆中的一种。 行书既然是介于楷、草之间的一种书体，自然不是像隶书、楷书那样有相对固定的结构和笔法，而是在书写时按不同需要采用不同程度的楷、草结构和笔法。行书出现在汉中期以后，是在隶书草化和楷化过程中产生的，并不是先有楷书后才有行书，楷、行、草书可以说是同个时期出现的，它们相互影响，自行发展。历史上有刘德升（约生活在公元147——189年前后）造行书的说法。唐代张怀瓘《书断》中说：刘德升即行书之祖也，以造行书擅名。实际并非如此，刘德升只不过是将民间流行的行书结体、写法加以整理、美化。后来，刘德升的两个学生钟繇和胡昭水平超过他。 行书在汉代中晚期还处在草创阶段，虽然有像刘德升这样的名家出现，但至今已无他的真迹可寻，自然也就谈不上他的行书面貌如何了。传有蔡邕《力捷帖》等墨迹，也是靠不住的。现存的实物资料，有简牍，如《居延汉简》、《敦煌汉简》等带有行书的墨迹；民间容器、砖刻中的文字，如东汉熹平元年瓮、永寿二年陶瓷的题字，延熹七年的砖刻，大部分是民间手书。在这些书迹中，虽有结体简便、用笔连带的书体出现，但用笔无顿挫，顺入顺出，圆转笔随意，这也许由于民间书手未经过严格训练，也许由于当时楷书尚不成熟。但从中亦可以看出行书体的源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