急求 汉唐时期祈雨时告天祭文

　　唐代敦煌雩礼考述
　　赵玉平 邰朋飞
　　（西北师范大学 敦煌学研究所 甘肃 兰州 730070）
　　此文发表于《齐鲁艺苑》2009年第2期
　　[内容摘要]：祈雨活动是中国古代信仰的重要内容之一，是一种植根于传统农业社会中的礼制文化。唐代是中国古代农耕自然经济发展的重要时期，同时也是中国古代礼制发展史上的高峰时期之一，礼制在更深、更广的层面上发挥影响，从而形成了具有实际意义的礼治格局。唐朝时期祈雨活动无论在官方还是民间都很盛行，主要表现在信仰对象十分广泛，信仰形式多种多样。在敦煌遗书中发现的祈雨活动的资料，使我们从微观的角度去审视这样重要祭祀活动，本文就以敦煌文书为中心，对这种祭祀活动做深入和细致的探讨。
　　[关键词]：唐代；敦煌；雩雨
　　礼仪是中国传统社会的核心内容，自三代以后，降之唐宋，逐渐从神坛走向政坛，成为政治统治中的规范性和约束性手段，近年来随着史学研究的深入，礼仪与政治统治之间的关系正在成为学界关注的热点。唐代统治者为了加强在民间的神和皇力量，标榜恢复周礼为己任，在中央和地方推行了一系列的礼仪之制，雩雨活动便是其中重要的一种，《周礼·司巫》：“若国大旱,则帅巫而舞雩。”《公羊传》：“九月大雩”注“大雩，旱祭也。”从文献记载来看，夏代已经有了这种活动。殷商甲骨文中就有记录祈雨的卜辞。周代的祈雨之俗已相当盛行，“司巫掌群巫之政令，若国大旱，则帅巫而舞雩”。[①]“女巫掌岁时祓除、衅浴。旱暵，则舞雩”。[②]而在《论语·先进》、《九歌·云中君》中则分别记载了鲁国、楚国的雩祭情况。降及汉代，上自天子，下至黎民百姓都要参加祈雨活动，统治者对祈雨活动是作为一种政务来对待而不敢懈怠，而广大百姓则深信这样做对消除早象是至关重要的。两汉时期的祈雨风俗一个显著特点就是更多的表现在于传统的民间巫术相结合。在洛阳发掘的西汉壁画墓中的墓门上额背面有曝巫的内容，图中在一枯树的枝上挂一红色衣服，天空中飞鸟不敢落树枝，树下有一女子，头发系于树上，双目紧闭，上身裸露，肤色发紫，横躺于地，身旁一翼虎正瞪目张口一爪踏于女子身上，欲咬其臂。[③]图中被曝晒虎咬者当为旱神女魃。在南阳汉画中有虎食女魃图，图左刻一虎一熊，右刻一翼虎，张口展翅扑食女魃。[④]这里便是借助驱魔逐疫的神物——虎来噬食旱鬼，解除旱灾，这些都说明汉代有借助虎之神力的避旱巫术的存在。[⑤]正所谓“雩者，为旱求者也。求者，请也。古之人重请”，[⑥]又如“雩祀之设，本为求雨。求雨之意，指为祈谷。”[⑦]这是祈雨的最初的原始自然动力，即“求雨之意，指为祈谷”。
　　到了唐代，这种雩雨活动更加具有现实意义，规格和形式上也日趋完善，《大唐六典》卷4《尚书礼部》条载：
　　旱甚，则修雩，秋分已后，虽旱不雩，雨足皆报祀。若州县，则先祈社稷及境内山川。凡京师孟夏已后旱则先祈岳、镇、海、渎及诸山川能兴云雨者,皆于北郊望祭;又祈社稷;又祈宗庙。每七日一祈,不雨,还从岳、渎如初。旱甚则修雩。秋分已后,虽旱不雩。雨足皆报祀。[⑧]
　　上文记载唐代雩雨活动的时间、大体过程，说明是雩雨活动已纳入国家法典中并被模式化。但这些记载大都以中央政为中心而加以规定和叙述，关于地方上的祭祀活动和具体内容很少，敦煌文书中发现的相关雩雨活动的记载正好可以弥补这种缺失。敦煌文书中包含了大量与祈雨活动有关的文书，如：P.2005《沙洲都督府图经残卷》关于雨师神社的记载，S.1725v《祭雨师文》，该文还详细记录了祭祀贡品的清单。S.1439、P.3246、P.3403、罗振玉藏残历都有祭雨师之历日，《敦煌二十咏·安城祆教》中还有关于祆教祭雨神的记载。另外还有一些贺雨表，如S.3399《杂相贺语》、S.4474《释门杂文》、P.3625《书仪》、P.2652《诸杂谢贺》等文书中记载有贺雨表这一文体。
　　为什么在敦煌地区祭祀活动会如此盛行，它包含了怎样的思想内容，它的祭祀过程和具体内容又是什么，关于唐代地方祭祀活动姜伯勤、[⑨]吴丽娱、[⑩]高明士、[11]雷闻[12]等前辈学者在其论著中都做了详细的考证和梳理，笔者就在前人成果基础上，对雩雨这一敦煌地区重要的祭祀活动做进一步的深化和论述。
　　一 敦煌雩礼兴盛的原因
　　敦煌雩雨活动盛行有其深刻的自然社会原因。首先从自然角度讲，敦煌地处内陆深处，四周被沙漠、戈壁包围，为典型的沙漠型气候，年平均降水量为39.9毫米，而天蒸发量欲高达2486毫米，是年平均降水量的60倍。为极干旱区。据竺可桢先生研究,唐代正是我国历史上的温暖期，[13]施雅风、王靖泰、苏联学者布迪科等人的工作表明,对于中纬度内陆干旱地区而言,温暖期势必导致冰川的大幅度退缩,干旱频率增加。[14]如此干旱的环境，人们对雨的渴望更为迫切，对于祈雨活动更为热衷虔诚。这也是敦煌地区雩雨活动盛行的第一个原因，简称之为自然原因。
　　再者，敦煌地区大多是以农业为主的经济形态，即所谓的“绿洲农业”，在这种对自然依赖性极大的农业生产，尤其是对雨的渴望比内地更加突出和紧迫，这是敦煌地区雩雨活动盛行的第二个原因，简称之为经济原因。
　　更为重要的是敦煌地方统治者为了使百姓安于现状，不因天灾而发生起义和造反，就利用雩雨这种祭祀活动，把人民的视线转移到对“天”的渴慕和期盼上。我们看到在敦煌地区雩雨活动一般都是在政府的组织和领导下进行的，活动所需物品一般也是由官府提供。这也是雩雨活动盛行的最重要原因，简称之为政治原因。综上我们可以看到敦煌地区的雩雨活动实际上有着丰富而又实在的深刻内涵。
　　二 敦煌雩礼的主体及用品
　　唐代敦煌地区祈雨的对象很广泛，有诸如祭山川之神、张女郎神、雨师之祭是敦煌雩雨活动中最为重要和关键的一环，即作为雩雨活动的主体而被当地官民祭祀，敦煌文书中对此祭文和祭祀物品有详细的论述和记录。S.1725v有一篇祭雨师的祭文，录文如下：
　　S.1725v《祭雨师文》：
　　敢昭告於□□雨师之神：惟神德含元气，道运阴阳，百谷仰其膏泽，三农粢（资）以成功，仓（苍）生是依，莫不［咸］赖。谨以制弊（幤）礼（醴）荠，粢盛庶品，袛奉旧章，式陈明荐！作主侑神。
　　P.3896V记录了祭祀雨师用品，细目如下：
　　香炉二、席二、马头盘四、叠（碟）子十、小床子二、椀（碗）二、杓子二、弊(币)布四尺、餜食两盘子、锹一张
　　S.1366《归义军衙内面油破用历》也有如下记载：
　　准旧祭雨师神食五分,果食两盘子,胡并(饼)二十枚〔七〕,灌肠面三升,用面二斗八升四合,油一升四勺。
　　从上我们看到祭雨师的规格和物品都有严格的规定，这也反映了敦煌地区雩雨活动的正规化和模式化。有唐一代，对雨师的祭祀等级变化较大。天宝四年(745)玄宗下诏，升祭祀风神、雨师之小仪为中祀。然安史之乱后，雨师之祭又重新沦为小祀。到了德宗朝旧辄重寻，再令“风雨等师升为中祀”[15]，但这只是中央祭祀的变化，在地方上雨师之祭是否上升没有记载，但从S.1725v中的雨师之祀我们认为在地方上仍于小祀，因为我们从S.1725v发现所记载的祭社礼数是释奠的一倍，即说明州县社稷之礼高于释奠一级，而前者于中祀，后者当于小祀，而雨师和释奠为同一级，自然也是小祀。再者，在S.1725v中是按神座的多少来区分祭祀物品的，祭社四坐，释奠两坐，雨师两坐，风伯一坐，神座数量表明了祭祀神灵的位数，祭社四坐为社神、后土氏、稷神、后稷神，释奠两坐为孔子、颜回，雨师两坐为雨师、雷神。这都说明社稷之礼是高于释奠一级的，释奠和风伯雨师都于小祀。
　　关于祭祀物品我们发现所用之物更加实用和平民化，《唐会要》卷22开元十九（731）敕：“其春秋二时社及释奠，天下诸州府县等并停牲牢，惟用酒脯”；“（开元二十二年）六月二十八日，敕：“大祀、中祀及州县社稷，依式合用牲牢，馀并用酒脯。”从物品上来看“并停牲牢，惟用酒脯”对于祭祀活动影响颇深，这在敦煌祭祀文书可以得到证明。在S.1725v和P.3896v我们并没发现用牲牢的记载。这都说明唐代州县的祭祀物品的由少牢到酒脯实际上更为实用化和世俗化。又如在P.2942《河西观察使判集·沙洲祭社广破用》中载：
　　艰虞以来，庶事减省。沙州祭社，何独丰浓。税钱各有区分，祭社不合颇用。更责州状，将合陪（赔）牛直（值），将元案通。又判：自艰难，万事减省。明衣弊帛，所在不供，何独沙州，广为备物。酒肉果脯，己费不追,布绢资身，事需欲纳。
　　沙州在处境艰难的情况下为祭社“广为备物，酒肉果脯”，独为丰浓，遭到了河西节度使的指责。由此可见，对于祭祀的物品可以按自身条件比规定少，但要逾越物品等级是不被允许的。另外从“将合陪（赔）牛直（值）”也可看出牲牢之礼虽保持原有的名分，但已被它物替换。
　　除了官府正规日期的祭祀之外，敦煌的祈雨活动还有仲夏雨祭，仲夏雨祭并非一个有名词，而是指遇干旱时于仲夏之月在水渠泉泽处多次祈雨活动等。P.4640《衙府纸破历》已未年（899）五月，“十一日赛神，支画纸叁十张。”“廿三日百尺下赛神，支钱画四十五张。”辛酉年（901）五月“又同日（三日）鹿家泉赛神用画纸叁十张”、“六日马圈口赛神用钱财纸壹帖（五十张）。” 敦研001《归义军衙府酒帐》：五月“九日东水口神酒壹瓮。”“十八日涧曲（渠）神酒壹瓮” “同日（廿八）涧曲（渠）神酒五升。” 据谭蝉雪先生根据《归义军衙府酒帐》研究，此类赛神活动是不固定的、非常规性的、是视具体情况的需要而举行的。[16]另外这些活动都在水边举行，必与水关联。百尺即百尺泉；马圈口为马圈口堰，P.2005《沙洲都督府图经》有载，其为汉元鼎六年建，对敦煌的农业灌溉意义重大，“分水以灌田园，荷锸成云，决渠降雨”，东水口即东河的分水口；涧曲即涧渠。这些祭祀活动都发现在仲夏，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五月是一年中阳气极盛之时，常常发生干旱，所以才会出现在这个时候祭祀求雨。
　　三、敦煌雩礼的宗教因素
　　我们知道雩雨是一种儒家体系下的祭祀活动，然而在敦煌我们敦煌的祈雨活动除了朝廷礼制规范的雨师之祭和雩祭等，出现了佛、道渗透到的雩雨仪式和活动中现象。
　　道教在雩祭中的表现主要体现在赛张女郎神这一活动中，S.6315《祈雨文》载:
　　时则有玄泉诸礼士等，并共启于一心，各减家枓（），就此灵龛，请佛延僧，设齐崇愿，……先用庄严释梵四龙天八部，唯愿降神足运心，漉甘津施雨泽;又持是福庄严张女郎神，江、海、河神等。
　　P.2814《后唐天成年间(926-930)悬泉镇遏使安进通状稿》载：
　　都头知悬泉镇遇使银青光禄大夫检校国子祭酒兼御大夫上柱国安厶乙，乃观古迹，神庙厶纪析，毁坏年深，若不修成其功，恐虑灵只无效，遂则彩绘诸神，以保河湟永固，城寇不届疆场。护塞清宁……门神、阿娘神、张女郎神、袄祠□□□。
　　P.4640《衙府纸破历》：“（庚申年）八月十日张女郎神用粗纸叁十张。”张女郎神是秦陇一带民间信仰的雨水之神，其为张鲁之女。《太平广记》卷418《张鲁女》载：
　　张鲁之女，曾浣衣于山下，有白雾蒙身，因而孕焉。耻之，自裁将死，谓其婢曰：‘我死后，可剖腹验之。婢如其言，得龙子一双，遂送于汉水之滨。女殡于山，后数有龙至，其墓前成溪。（出道家杂记）
　　张女郎即龙子之母，当可呼风唤雨，故民间常祈赛之。仲秋之月，水开始干涸，故需祈赛张女郎神。《礼记·月令》：“（仲秋之月）阳气日衰，水始涸。”[17]可见敦煌地区在遇到干旱或需雨水时，往往祈赛张女郎神，与张女郎神相似的还有个玉女娘子，祭赛这位玉女神的一篇赛文《都河玉女娘子文》文中“天沐膏雨，地涌甘泉”的司水女神。[18]张女郎神与玉女娘子都于道教系统。在中央李唐皇帝信奉道教的背景下，[19]从中央到地方的祭祀活动都体现佛道交融这一现象。这也是当时敦煌地区民间信仰的一个特点。[20]
　　除佛道的共融外，另外还有外来神只的祭祀。这就是祭祆教雨神，P.2005《沙洲都督府图经》关于袄神社的记载：“袄神右在州东一里，立舍画神主，总有廿龛，其院周回一百步”，《敦煌二十咏·安城祆教》有云:
　　板筑安城日,神祠与此兴。
　　一州祈景祚,万类仰休徵。
　　苹藻来无乏,精灵若有凭。
　　更有雩祭处,朝夕酒如绳。
　　该诗描写的祭雨的场景表明祭祆教雨神得悉神(Tir)已成为敦煌雩雨活动的对象，得悉神是祆教中的星辰雨水之神，祆教源自波斯，在我国传播的范围很广，遍及蒙古、西藏、西北、中原以至江南，信仰袄教的少数民族也很多，包括鲜卑、突厥、蒙古、藏，还包括古代居留在我国的粟特人、波斯人。敦煌的祭祆教雨神得悉神不光只有粟特人、波斯人参加，还有敦煌本土人的加入，对外来神灵的雩雨更加反映了敦煌人民对于祈雨活动的重视。
　　祭祆教雨神得悉神的礼仪在《敦煌二十咏·安城祆教》与雨师之祭不同，所云“朝夕酒如绳”就是对这一场景的描写。据姜伯勤先生用敦煌所出文字文本结合天水所出隋画像石图像本考证，有酒自高处人工制造的牛头口中流出,酒流如绳如线,朝夕不辍,下有人跪拜。[21]姜伯勤先生认为袄神已参加了当时官方的祈雨活动。[22]以下文书中关于袄神祭祀物品的记载也表明了这一点。P.2569《光启三年(887年)官酒户马三娘娘娘龙粉堆支酒本和算会碟附判词》:“四月十四日夏季赛袄用酒肆瓮”。敦研藏《乾德二年(964年)酒破用历》:“(四月廿日)，城东袄神酒壹瓮”。 P.2629《年代不明(964年)归义军衙内酒破历》“(七月)十日，城东袄赛神酒两瓮”。S.1366《归义军衙内油粮破除历》“十七日，准旧城东袄赛神用神（食）五十七分，灯油一升，麸买面二斗，灌肠九升”。P.4640《破用纸布历》来看，赛袄记录就达11次之多，其频繁程度远远超过敦煌本土其它神抵。如从赛神所支出的物品数量相比较，也可看出其受重视程度。如S.1366《面油破用历》比较完整记录了各项赛神活动的面油支出数量。袄神：“十七日，准旧城东袄赛神用神（食）五十七分，灯油一升，妙面二斗，灌肠(面)九升”； 雨师：“准旧祭雨师神食五分，果食两盘子，胡饼二十枚，灌肠面三升，用面二斗八升四合，油一升四勺”， 葡萄：“准旧，南沙园结莆桃赛神细供五分，胡饼五十枚，用面三斗，四升五合，油四合。”归义军对赛袄的支持，说明袄神似乎无中外之别了，成了普通的民间众神。所以《敦煌二十咏·安城祆教》中的雩祭没有民族界限为敦煌大众的祈雨活动，亦有官方的支持。这一切都充分证明在敦煌地区雩雨活动实际上融合了各种民族和宗教的成分，变的更具有大众化和群体化。
　　综上所述，我们看到敦煌地区的雩雨活动是一种复杂的过程，它以儒家思想为基础，融合了敦煌当地祆教、道教、佛教等因素，形成了一整套规范化和模式化的祈雨祭祀活动，在形式上以官方为主导，不断加以改革，日趋世俗化和平民化，成为中古礼仪一个重要的特征，这也正是唐宋变革的主导趋势，它的发展的一切细微方面，无不体现了时代的精神特色。加深对它的研究可以使我们对传统文化多一份理解，这也是我们研究的旨趣所在。
　　http://yifeidexin.blog.hexun.com/32446796_d.html
　　卷一百十四
　　◎内制表本一十七首
　　【皇帝为冬节奏告永裕陵神宗皇帝表本】知
　　伏以历纪天正，史书日至。感舒长于测景，增怵惕于履霜。恭惟谥号皇帝，德迈尧仁，功恢禹迹。游衣冠于原庙，徒仰威神；望松柏于桥山，永怀悲慕。斋
　　【皇太后殿夫人为冬节往永裕陵酌献神宗皇帝表本】主
　　伏以一阳来复，万物怀生。空临观祲之辰，无复称觞之庆。恭惟谥号皇帝，道齐覆载，德冒华夷。従南狩于苍梧，神游已邈；望西陵于铜雀，涕慕空深。古
　　【皇帝为十一月一日奏告永裕陵神宗皇帝旦表本】斋
　　伏以始饯余寒，复兴嗣岁。望寝园而增慕，悼日月之不留。恭惟谥号皇帝，道贯百王，泽涵万宇。永瞻帝所之乐，坐起尧墙之悲。馈奠莫由，驰诚罔极。知
　　【皇太后殿夫人为年节往永裕陵酌献神宗皇帝表本】古
　　伏以苇桃在户，徒讲三朝之仪；椒柏称觞，无复万年之寿。恭惟谥号皇帝，功施无外，德洽有生。随鼓漏于寝园，莫亲馈奠；望衣冠于原庙，空极涕流。主
　　【皇帝为三月一日奏告神宗皇帝旦表本】知
　　伏以既成春服，时方褉洛之初；祗谒寝园，古有荐鲔之礼。恭惟谥号皇帝，配天立极，如日载阳。仰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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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唐代敦煌雩礼考述
　　赵玉平 邰朋飞
　　（西北师范大学 敦煌学研究所 甘肃 兰州 730070）
　　此文发表于《齐鲁艺苑》2009年第2期
　　[内容摘要]：祈雨活动是中国古代信仰的重要内容之一，是一种植根于传统农业社会中的礼制文化。唐代是中国古代农耕自然经济发展的重要时期，同时也是中国古代礼制发展史上的高峰时期之一，礼制在更深、更广的层面上发挥影响，从而形成了具有实际意义的礼治格局。唐朝时期祈雨活动无论在官方还是民间都很盛行，主要表现在信仰对象十分广泛，信仰形式多种多样。在敦煌遗书中发现的祈雨活动的资料，使我们从微观的角度去审视这样重要祭祀活动，本文就以敦煌文书为中心，对这种祭祀活动做深入和细致的探讨。
　　[关键词]：唐代；敦煌；雩雨
　　礼仪是中国传统社会的核心内容，自三代以后，降之唐宋，逐渐从神坛走向政坛，成为政治统治中的规范性和约束性手段，近年来随着史学研究的深入，礼仪与政治统治之间的关系正在成为学界关注的热点。唐代统治者为了加强在民间的神和皇力量，标榜恢复周礼为己任，在中央和地方推行了一系列的礼仪之制，雩雨活动便是其中重要的一种，《周礼·司巫》：“若国大旱,则帅巫而舞雩。”《公羊传》：“九月大雩”注“大雩，旱祭也。”从文献记载来看，夏代已经有了这种活动。殷商甲骨文中就有记录祈雨的卜辞。周代的祈雨之俗已相当盛行，“司巫掌群巫之政令，若国大旱，则帅巫而舞雩”。[①]“女巫掌岁时祓除、衅浴。旱暵，则舞雩”。[②]而在《论语·先进》、《九歌·云中君》中则分别记载了鲁国、楚国的雩祭情况。降及汉代，上自天子，下至黎民百姓都要参加祈雨活动，统治者对祈雨活动是作为一种政务来对待而不敢懈怠，而广大百姓则深信这样做对消除早象是至关重要的。两汉时期的祈雨风俗一个显著特点就是更多的表现在于传统的民间巫术相结合。在洛阳发掘的西汉壁画墓中的墓门上额背面有曝巫的内容，图中在一枯树的枝上挂一红色衣服，天空中飞鸟不敢落树枝，树下有一女子，头发系于树上，双目紧闭，上身裸露，肤色发紫，横躺于地，身旁一翼虎正瞪目张口一爪踏于女子身上，欲咬其臂。[③]图中被曝晒虎咬者当为旱神女魃。在南阳汉画中有虎食女魃图，图左刻一虎一熊，右刻一翼虎，张口展翅扑食女魃。[④]这里便是借助驱魔逐疫的神物——虎来噬食旱鬼，解除旱灾，这些都说明汉代有借助虎之神力的避旱巫术的存在。[⑤]正所谓“雩者，为旱求者也。求者，请也。古之人重请”，[⑥]又如“雩祀之设，本为求雨。求雨之意，指为祈谷。”[⑦]这是祈雨的最初的原始自然动力，即“求雨之意，指为祈谷”。
　　到了唐代，这种雩雨活动更加具有现实意义，规格和形式上也日趋完善，《大唐六典》卷4《尚书礼部》条载：
　　旱甚，则修雩，秋分已后，虽旱不雩，雨足皆报祀。若州县，则先祈社稷及境内山川。凡京师孟夏已后旱则先祈岳、镇、海、渎及诸山川能兴云雨者,皆于北郊望祭;又祈社稷;又祈宗庙。每七日一祈,不雨,还从岳、渎如初。旱甚则修雩。秋分已后,虽旱不雩。雨足皆报祀。[⑧]
　　上文记载唐代雩雨活动的时间、大体过程，说明是雩雨活动已纳入国家法典中并被模式化。但这些记载大都以中央政为中心而加以规定和叙述，关于地方上的祭祀活动和具体内容很少，敦煌文书中发现的相关雩雨活动的记载正好可以弥补这种缺失。敦煌文书中包含了大量与祈雨活动有关的文书，如：P.2005《沙洲都督府图经残卷》关于雨师神社的记载，S.1725v《祭雨师文》，该文还详细记录了祭祀贡品的清单。S.1439、P.3246、P.3403、罗振玉藏残历都有祭雨师之历日，《敦煌二十咏·安城祆教》中还有关于祆教祭雨神的记载。另外还有一些贺雨表，如S.3399《杂相贺语》、S.4474《释门杂文》、P.3625《书仪》、P.2652《诸杂谢贺》等文书中记载有贺雨表这一文体。
　　为什么在敦煌地区祭祀活动会如此盛行，它包含了怎样的思想内容，它的祭祀过程和具体内容又是什么，关于唐代地方祭祀活动姜伯勤、[⑨]吴丽娱、[⑩]高明士、[11]雷闻[12]等前辈学者在其论著中都做了详细的考证和梳理，笔者就在前人成果基础上，对雩雨这一敦煌地区重要的祭祀活动做进一步的深化和论述。
　　一 敦煌雩礼兴盛的原因
　　敦煌雩雨活动盛行有其深刻的自然社会原因。首先从自然角度讲，敦煌地处内陆深处，四周被沙漠、戈壁包围，为典型的沙漠型气候，年平均降水量为39.9毫米，而天蒸发量欲高达2486毫米，是年平均降水量的60倍。为极干旱区。据竺可桢先生研究,唐代正是我国历史上的温暖期，[13]施雅风、王靖泰、苏联学者布迪科等人的工作表明,对于中纬度内陆干旱地区而言,温暖期势必导致冰川的大幅度退缩,干旱频率增加。[14]如此干旱的环境，人们对雨的渴望更为迫切，对于祈雨活动更为热衷虔诚。这也是敦煌地区雩雨活动盛行的第一个原因，简称之为自然原因。
　　再者，敦煌地区大多是以农业为主的经济形态，即所谓的“绿洲农业”，在这种对自然依赖性极大的农业生产，尤其是对雨的渴望比内地更加突出和紧迫，这是敦煌地区雩雨活动盛行的第二个原因，简称之为经济原因。
　　更为重要的是敦煌地方统治者为了使百姓安于现状，不因天灾而发生起义和造反，就利用雩雨这种祭祀活动，把人民的视线转移到对“天”的渴慕和期盼上。我们看到在敦煌地区雩雨活动一般都是在政府的组织和领导下进行的，活动所需物品一般也是由官府提供。这也是雩雨活动盛行的最重要原因，简称之为政治原因。综上我们可以看到敦煌地区的雩雨活动实际上有着丰富而又实在的深刻内涵。
　　二 敦煌雩礼的主体及用品
　　唐代敦煌地区祈雨的对象很广泛，有诸如祭山川之神、张女郎神、雨师之祭是敦煌雩雨活动中最为重要和关键的一环，即作为雩雨活动的主体而被当地官民祭祀，敦煌文书中对此祭文和祭祀物品有详细的论述和记录。S.1725v有一篇祭雨师的祭文，录文如下：
　　S.1725v《祭雨师文》：
　　敢昭告於□□雨师之神：惟神德含元气，道运阴阳，百谷仰其膏泽，三农粢（资）以成功，仓（苍）生是依，莫不［咸］赖。谨以制弊（幤）礼（醴）荠，粢盛庶品，袛奉旧章，式陈明荐！作主侑神。
　　P.3896V记录了祭祀雨师用品，细目如下：
　　香炉二、席二、马头盘四、叠（碟）子十、小床子二、椀（碗）二、杓子二、弊(币)布四尺、餜食两盘子、锹一张
　　S.1366《归义军衙内面油破用历》也有如下记载：
　　准旧祭雨师神食五分,果食两盘子,胡并(饼)二十枚〔七〕,灌肠面三升,用面二斗八升四合,油一升四勺。
　　从上我们看到祭雨师的规格和物品都有严格的规定，这也反映了敦煌地区雩雨活动的正规化和模式化。有唐一代，对雨师的祭祀等级变化较大。天宝四年(745)玄宗下诏，升祭祀风神、雨师之小仪为中祀。然安史之乱后，雨师之祭又重新沦为小祀。到了德宗朝旧辄重寻，再令“风雨等师升为中祀”[15]，但这只是中央祭祀的变化，在地方上雨师之祭是否上升没有记载，但从S.1725v中的雨师之祀我们认为在地方上仍于小祀，因为我们从S.1725v发现所记载的祭社礼数是释奠的一倍，即说明州县社稷之礼高于释奠一级，而前者于中祀，后者当于小祀，而雨师和释奠为同一级，自然也是小祀。再者，在S.1725v中是按神座的多少来区分祭祀物品的，祭社四坐，释奠两坐，雨师两坐，风伯一坐，神座数量表明了祭祀神灵的位数，祭社四坐为社神、后土氏、稷神、后稷神，释奠两坐为孔子、颜回，雨师两坐为雨师、雷神。这都说明社稷之礼是高于释奠一级的，释奠和风伯雨师都于小祀。
　　关于祭祀物品我们发现所用之物更加实用和平民化，《唐会要》卷22开元十九（731）敕：“其春秋二时社及释奠，天下诸州府县等并停牲牢，惟用酒脯”；“（开元二十二年）六月二十八日，敕：“大祀、中祀及州县社稷，依式合用牲牢，馀并用酒脯。”从物品上来看“并停牲牢，惟用酒脯”对于祭祀活动影响颇深，这在敦煌祭祀文书可以得到证明。在S.1725v和P.3896v我们并没发现用牲牢的记载。这都说明唐代州县的祭祀物品的由少牢到酒脯实际上更为实用化和世俗化。又如在P.2942《河西观察使判集·沙洲祭社广破用》中载：
　　艰虞以来，庶事减省。沙州祭社，何独丰浓。税钱各有区分，祭社不合颇用。更责州状，将合陪（赔）牛直（值），将元案通。又判：自艰难，万事减省。明衣弊帛，所在不供，何独沙州，广为备物。酒肉果脯，己费不追,布绢资身，事需欲纳。
　　沙州在处境艰难的情况下为祭社“广为备物，酒肉果脯”，独为丰浓，遭到了河西节度使的指责。由此可见，对于祭祀的物品可以按自身条件比规定少，但要逾越物品等级是不被允许的。另外从“将合陪（赔）牛直（值）”也可看出牲牢之礼虽保持原有的名分，但已被它物替换。
　　除了官府正规日期的祭祀之外，敦煌的祈雨活动还有仲夏雨祭，仲夏雨祭并非一个有名词，而是指遇干旱时于仲夏之月在水渠泉泽处多次祈雨活动等。P.4640《衙府纸破历》已未年（899）五月，“十一日赛神，支画纸叁十张。”“廿三日百尺下赛神，支钱画四十五张。”辛酉年（901）五月“又同日（三日）鹿家泉赛神用画纸叁十张”、“六日马圈口赛神用钱财纸壹帖（五十张）。” 敦研001《归义军衙府酒帐》：五月“九日东水口神酒壹瓮。”“十八日涧曲（渠）神酒壹瓮” “同日（廿八）涧曲（渠）神酒五升。” 据谭蝉雪先生根据《归义军衙府酒帐》研究，此类赛神活动是不固定的、非常规性的、是视具体情况的需要而举行的。[16]另外这些活动都在水边举行，必与水关联。百尺即百尺泉；马圈口为马圈口堰，P.2005《沙洲都督府图经》有载，其为汉元鼎六年建，对敦煌的农业灌溉意义重大，“分水以灌田园，荷锸成云，决渠降雨”，东水口即东河的分水口；涧曲即涧渠。这些祭祀活动都发现在仲夏，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五月是一年中阳气极盛之时，常常发生干旱，所以才会出现在这个时候祭祀求雨。
　　三、敦煌雩礼的宗教因素
　　我们知道雩雨是一种儒家体系下的祭祀活动，然而在敦煌我们敦煌的祈雨活动除了朝廷礼制规范的雨师之祭和雩祭等，出现了佛、道渗透到的雩雨仪式和活动中现象。
　　道教在雩祭中的表现主要体现在赛张女郎神这一活动中，S.6315《祈雨文》载:
　　时则有玄泉诸礼士等，并共启于一心，各减家枓（），就此灵龛，请佛延僧，设齐崇愿，……先用庄严释梵四龙天八部，唯愿降神足运心，漉甘津施雨泽;又持是福庄严张女郎神，江、海、河神等。
　　P.2814《后唐天成年间(926-930)悬泉镇遏使安进通状稿》载：
　　都头知悬泉镇遇使银青光禄大夫检校国子祭酒兼御大夫上柱国安厶乙，乃观古迹，神庙厶纪析，毁坏年深，若不修成其功，恐虑灵只无效，遂则彩绘诸神，以保河湟永固，城寇不届疆场。护塞清宁……门神、阿娘神、张女郎神、袄祠□□□。
　　P.4640《衙府纸破历》：“（庚申年）八月十日张女郎神用粗纸叁十张。”张女郎神是秦陇一带民间信仰的雨水之神，其为张鲁之女。《太平广记》卷418《张鲁女》载：
　　张鲁之女，曾浣衣于山下，有白雾蒙身，因而孕焉。耻之，自裁将死，谓其婢曰：‘我死后，可剖腹验之。婢如其言，得龙子一双，遂送于汉水之滨。女殡于山，后数有龙至，其墓前成溪。（出道家杂记）
　　张女郎即龙子之母，当可呼风唤雨，故民间常祈赛之。仲秋之月，水开始干涸，故需祈赛张女郎神。《礼记·月令》：“（仲秋之月）阳气日衰，水始涸。”[17]可见敦煌地区在遇到干旱或需雨水时，往往祈赛张女郎神，与张女郎神相似的还有个玉女娘子，祭赛这位玉女神的一篇赛文《都河玉女娘子文》文中“天沐膏雨，地涌甘泉”的司水女神。[18]张女郎神与玉女娘子都于道教系统。在中央李唐皇帝信奉道教的背景下，[19]从中央到地方的祭祀活动都体现佛道交融这一现象。这也是当时敦煌地区民间信仰的一个特点。[20]
　　除佛道的共融外，另外还有外来神只的祭祀。这就是祭祆教雨神，P.2005《沙洲都督府图经》关于袄神社的记载：“袄神右在州东一里，立舍画神主，总有廿龛，其院周回一百步”，《敦煌二十咏·安城祆教》有云:
　　板筑安城日,神祠与此兴。
　　一州祈景祚,万类仰休徵。
　　苹藻来无乏,精灵若有凭。
　　更有雩祭处,朝夕酒如绳。
　　该诗描写的祭雨的场景表明祭祆教雨神得悉神(Tir)已成为敦煌雩雨活动的对象，得悉神是祆教中的星辰雨水之神，祆教源自波斯，在我国传播的范围很广，遍及蒙古、西藏、西北、中原以至江南，信仰袄教的少数民族也很多，包括鲜卑、突厥、蒙古、藏，还包括古代居留在我国的粟特人、波斯人。敦煌的祭祆教雨神得悉神不光只有粟特人、波斯人参加，还有敦煌本土人的加入，对外来神灵的雩雨更加反映了敦煌人民对于祈雨活动的重视。
　　祭祆教雨神得悉神的礼仪在《敦煌二十咏·安城祆教》与雨师之祭不同，所云“朝夕酒如绳”就是对这一场景的描写。据姜伯勤先生用敦煌所出文字文本结合天水所出隋画像石图像本考证，有酒自高处人工制造的牛头口中流出,酒流如绳如线,朝夕不辍,下有人跪拜。[21]姜伯勤先生认为袄神已参加了当时官方的祈雨活动。[22]以下文书中关于袄神祭祀物品的记载也表明了这一点。P.2569《光启三年(887年)官酒户马三娘娘娘龙粉堆支酒本和算会碟附判词》:“四月十四日夏季赛袄用酒肆瓮”。敦研藏《乾德二年(964年)酒破用历》:“(四月廿日)，城东袄神酒壹瓮”。 P.2629《年代不明(964年)归义军衙内酒破历》“(七月)十日，城东袄赛神酒两瓮”。S.1366《归义军衙内油粮破除历》“十七日，准旧城东袄赛神用神（食）五十七分，灯油一升，麸买面二斗，灌肠九升”。P.4640《破用纸布历》来看，赛袄记录就达11次之多，其频繁程度远远超过敦煌本土其它神抵。如从赛神所支出的物品数量相比较，也可看出其受重视程度。如S.1366《面油破用历》比较完整记录了各项赛神活动的面油支出数量。袄神：“十七日，准旧城东袄赛神用神（食）五十七分，灯油一升，妙面二斗，灌肠(面)九升”； 雨师：“准旧祭雨师神食五分，果食两盘子，胡饼二十枚，灌肠面三升，用面二斗八升四合，油一升四勺”， 葡萄：“准旧，南沙园结莆桃赛神细供五分，胡饼五十枚，用面三斗，四升五合，油四合。”归义军对赛袄的支持，说明袄神似乎无中外之别了，成了普通的民间众神。所以《敦煌二十咏·安城祆教》中的雩祭没有民族界限为敦煌大众的祈雨活动，亦有官方的支持。这一切都充分证明在敦煌地区雩雨活动实际上融合了各种民族和宗教的成分，变的更具有大众化和群体化。
　　综上所述，我们看到敦煌地区的雩雨活动是一种复杂的过程，它以儒家思想为基础，融合了敦煌当地祆教、道教、佛教等因素，形成了一整套规范化和模式化的祈雨祭祀活动，在形式上以官方为主导，不断加以改革，日趋世俗化和平民化，成为中古礼仪一个重要的特征，这也正是唐宋变革的主导趋势，它的发展的一切细微方面，无不体现了时代的精神特色。加深对它的研究可以使我们对传统文化多一份理解，这也是我们研究的旨趣所在。
　　卷一百十四
　　◎内制表本一十七首
　　【皇帝为冬节奏告永裕陵神宗皇帝表本】知
　　伏以历纪天正，史书日至。感舒长于测景，增怵惕于履霜。恭惟谥号皇帝，德迈尧仁，功恢禹迹。游衣冠于原庙，徒仰威神；望松柏于桥山，永怀悲慕。斋
　　【皇太后殿夫人为冬节往永裕陵酌献神宗皇帝表本】主
　　伏以一阳来复，万物怀生。空临观祲之辰，无复称觞之庆。恭惟谥号皇帝，道齐覆载，德冒华夷。従南狩于苍梧，神游已邈；望西陵于铜雀，涕慕空深。古
　　【皇帝为十一月一日奏告永裕陵神宗皇帝旦表本】斋
　　伏以始饯余寒，复兴嗣岁。望寝园而增慕，悼日月之不留。恭惟谥号皇帝，道贯百王，泽涵万宇。永瞻帝所之乐，坐起尧墙之悲。馈奠莫由，驰诚罔极。知
　　【皇太后殿夫人为年节往永裕陵酌献神宗皇帝表本】古
　　伏以苇桃在户，徒讲三朝之仪；椒柏称觞，无复万年之寿。恭惟谥号皇帝，功施无外，德洽有生。随鼓漏于寝园，莫亲馈奠；望衣冠于原庙，空极涕流。主
　　【皇帝为三月一日奏告神宗皇帝旦表本】知
　　伏以既成春服，时方褉洛之初；祗谒寝园，古有荐鲔之礼。恭惟谥号皇帝，配天立极，如日载阳。仰余

没有任何证据的情况下被人告上法庭，我该怎么去讨说法

1、没有任何证据的情况下被人告上法庭，法院会驳回对方的起诉；2、法律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　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有责任提供证据加以证明。没有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当事人的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后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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