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朝 通邑 是哪个省的？

　　通邑不是地名，意思是交通便利的城市。通，通达；邑，地方。　　通邑大都四通八达的大都会、大城市。同“通都大邑”。　　【名称】通邑大都　　【拼音】tōng yì dà dū　　【解释】　　【出处】汉·司马迁《报任少卿书》：“仆诚已著此书，藏之名山，传之其人，通邑大都，则仆偿前辱之责，虽万被戮，岂有悔哉！”　　【示例】《新唐书·宋务光传》：“通邑大都不以封。今命侯之家择雄奥，滑州七县，而分封者五，王赋少于侯租，入家倍於输国。”

史记最先被藏于哪，是在哪被发现的！

详细分析司马迁的《太史公书》在完成之后的处置情况在《太史公自序》和《报任安书》中均有交待。《自序》曰：“凡百三十篇，五十二万六千五百字，为《太史公书》……藏之名山，副在京师，俟后世圣人君子。”《报任安书》曰：“仆诚已著此书，藏之名山，传之其人通邑大都。”《自序》所言“藏之名山，副在京师”两名互文见义。前者称“藏”，即藏本，后者则应是传本。《报任安书》谓“传之其人通邑大都”（案：“通邑大都”指京师），正与《自序》“副在京师”相互发明。又，“在京师”者既称“副”本，“藏名山”者则应是正本。可见《太史公书》原有正、副两本，正本“藏之名山”，秘而不宣；“副（本）在京师”，以俟“传之其人”（颜师古曰“能行其书之人”）。这两种本子俱百三十篇完帙，为作者生前写定，且亲手作了上述藏、传安排。此事当无疑义。 对《自序》“藏之名山”一语，前贤有不同的解释。司马贞《索隐》曰：“《穆天子传》云：天子北征，至于群玉之山，河平无险，四彻中绳，先王所谓策府。郭璞注云：古帝王藏策之府。则此谓‘藏之名山”是也。”司马贞认为《自序》此言“名山”是用《穆天子传》“群玉之山”的典故，指“古帝王藏策之府”，因谓司马迁书“正本藏之书府”（《史记·自序·索隐》）。近人陈直另有一说：“所谓名山，即是藏于家。太史公卒后，正本当传到杨敞家中，副本当在天禄阁或石渠阁”（《汉晋人对〈史记〉的传播及其评价》）。当今，陈说广为传布，而司马贞说反而不显。笔者以为，陈说可商之处有二：其一，将“名山”解释为“藏于家”，不明所据，无从徵信。其二，司马迁女婿杨敞家确有《太史公书》，汉宣帝时杨恽“宣布”者即是。该本既已传至杨恽，又由他公诸于世，可谓“传之其人通邑大都”，但分明是“副在京师”本。陈氏恰好把司马迁书正、副两本之藏、传说错位。而司马贞说“正本藏之书府”倒是甚有理据，问题是此“书府”究竟是何处呢？ 考西汉书府，初有天禄阁、石渠阁等，系萧何所造，以阁秘书。惠帝废“挟书律”，民间渐有《诗》、《书》流行。及至武帝，“广开献书之路，百年之间书积如山”（刘歆《七略》），“于是建藏书之策，置写书之官，下迄诸子传说，皆允秘府”（《汉志·总序》）。司马迁《自序》有两处提到汉廷书府：一曰“?史记石室金匮之书”；一曰“百年之间天下遗文古事靡不毕集太史公”。前一句的“石室金匮”乃泛言西汉书府，除天禄、石渠阁外，《七略》称“外则有太常、太史、博士之藏，内则有廷阁、广内、秘室之府”。刘歆此言内、外秘府是否俱武帝所置，今不详；但所谓“太史之藏”，即作为国家书府的“太史公（府）”，东汉卫宏《汉旧仪》则明指为“武帝置”，又称太史公“位在丞相上，天下计书先上太史公，副上丞相，序事如古《春秋》”云云。卫宏此说向有争议，尚可继续讨论，但他所说武帝所置太史公的职掌并非无稽之谈。司马迁《报任安书》自称太史公掌“文史星历”。文，指的是典司篇籍，所谓“百年之间天下遗文古事靡不毕集太史公”是其证。史，指记事述史。桓谭说“太史公不掌书记，则不能条悉古今”（严可均辑《全汉文》卷三十）和王充说太史公“有领掌书记之职”（《论衡·定贤篇》）俱其佐证。太史公既毕集“天下遗文古事”，又受“天下计书”，其庋藏之富，可以想见。它当是一所大型综合性国家书府，为武帝“建藏书之策”的一项重大文化建置。司马迁为太史公，领掌这所书府并在此“条悉古今”，著述历史，可知太史公府乃国家书府兼史官著述之所，“详其体制，盖史官之旧也”（《隋志·序》）。后汉史官亦沿其制，东观、兰台即为著名书府。刘珍等校书东观，修撰《汉记》；班固典校兰台，著述《汉书》。故刘知几曰：“斯兰台之职，盖当时著述之所也。自章、和以后，图籍盛于东观，凡撰《汉纪》，相继在乎其中，而都谓为作，竞无它称”（《史通·史官建置》），所言甚是。 据《汉书·张衡传》，曾两度出任太史的学者张衡称：“蓬莱，太史秘府”。《窦融传》附《窦章传》曰：“是时学者称东观为老氏藏室，道家蓬莱山。”章怀注：“老子为守藏史，复为柱下史，四方所记文书皆归柱下，事见《史记》。言东观经籍多也。蓬莱，海中神山，为秘府，幽经秘录并皆在焉。”案：后汉东观、兰台为国家书府并史官著述之所，盖承先汉太史公旧制；而当时学者将“太史秘府”称作道家名山蓬莱，亦当所来有自。由此推知，司马迁《自序》所言“名山”，指他曾供职的太史公府，《太史公书》正本所“藏之名山”实为国家书府——太史公府。 又，司马迁遭“李陵之祸”入狱，受腐刑，出狱后为中书令。他虽不再担任史官，但他的著述事业仍在继续进行。按汉时制度，如果武帝没有准许，司马迁就不可能自行其事。书成，仍名曰“太史公书”，亦可推知司马迁的著述行为得到了武帝的允许。因此，司马迁将其书正本藏入太史公府也就理所当然。 司马迁的《太史公书》在完成之后的处置情况在《太史公自序》和《报任安书》中均有交待。《自序》曰：“凡百三十篇，五十二万六千五百字，为《太史公书》……藏之名山，副在京师，俟后世圣人君子。”《报任安书》曰：“仆诚已著此书，藏之名山，传之其人通邑大都。”《自序》所言“藏之名山，副在京师”两名互文见义。前者称“藏”，即藏本，后者则应是传本。《报任安书》谓“传之其人通邑大都”（案：“通邑大都”指京师），正与《自序》“副在京师”相互发明。又，“在京师”者既称“副”本，“藏名山”者则应是正本。可见《太史公书》原有正、副两本，正本“藏之名山”，秘而不宣；“副（本）在京师”，以俟“传之其人”（颜师古曰“能行其书之人”）。这两种本子俱百三十篇完帙，为作者生前写定，且亲手作了上述藏、传安排。此事当无疑义。 对《自序》“藏之名山”一语，前贤有不同的解释。司马贞《索隐》曰：“《穆天子传》云：天子北征，至于群玉之山，河平无险，四彻中绳，先王所谓策府。郭璞注云：古帝王藏策之府。则此谓‘藏之名山”是也。”司马贞认为《自序》此言“名山”是用《穆天子传》“群玉之山”的典故，指“古帝王藏策之府”，因谓司马迁书“正本藏之书府”（《史记·自序·索隐》）。近人陈直另有一说：“所谓名山，即是藏于家。太史公卒后，正本当传到杨敞家中，副本当在天禄阁或石渠阁”（《汉晋人对〈史记〉的传播及其评价》）。当今，陈说广为传布，而司马贞说反而不显。笔者以为，陈说可商之处有二：其一，将“名山”解释为“藏于家”，不明所据，无从徵信。其二，司马迁女婿杨敞家确有《太史公书》，汉宣帝时杨恽“宣布”者即是。该本既已传至杨恽，又由他公诸于世，可谓“传之其人通邑大都”，但分明是“副在京师”本。陈氏恰好把司马迁书正、副两本之藏、传说错位。而司马贞说“正本藏之书府”倒是甚有理据，问题是此“书府”究竟是何处呢？ 考西汉书府，初有天禄阁、石渠阁等，系萧何所造，以阁秘书。惠帝废“挟书律”，民间渐有《诗》、《书》流行。及至武帝，“广开献书之路，百年之间书积如山”（刘歆《七略》），“于是建藏书之策，置写书之官，下迄诸子传说，皆允秘府”（《汉志·总序》）。司马迁《自序》有两处提到汉廷书府：一曰“?史记石室金匮之书”；一曰“百年之间天下遗文古事靡不毕集太史公”。前一句的“石室金匮”乃泛言西汉书府，除天禄、石渠阁外，《七略》称“外则有太常、太史、博士之藏，内则有廷阁、广内、秘室之府”。刘歆此言内、外秘府是否俱武帝所置，今不详；但所谓“太史之藏”，即作为国家书府的“太史公（府）”，东汉卫宏《汉旧仪》则明指为“武帝置”，又称太史公“位在丞相上，天下计书先上太史公，副上丞相，序事如古《春秋》”云云。卫宏此说向有争议，尚可继续讨论，但他所说武帝所置太史公的职掌并非无稽之谈。司马迁《报任安书》自称太史公掌“文史星历”。文，指的是典司篇籍，所谓“百年之间天下遗文古事靡不毕集太史公”是其证。史，指记事述史。桓谭说“太史公不掌书记，则不能条悉古今”（严可均辑《全汉文》卷三十）和王充说太史公“有领掌书记之职”（《论衡·定贤篇》）俱其佐证。太史公既毕集“天下遗文古事”，又受“天下计书”，其庋藏之富，可以想见。它当是一所大型综合性国家书府，为武帝“建藏书之策”的一项重大文化建置。司马迁为太史公，领掌这所书府并在此“条悉古今”，著述历史，可知太史公府乃国家书府兼史官著述之所，“详其体制，盖史官之旧也”（《隋志·序》）。后汉史官亦沿其制，东观、兰台即为著名书府。刘珍等校书东观，修撰《汉记》；班固典校兰台，著述《汉书》。故刘知几曰：“斯兰台之职，盖当时著述之所也。自章、和以后，图籍盛于东观，凡撰《汉纪》，相继在乎其中，而都谓为作，竞无它称”（《史通·史官建置》），所言甚是。 据《汉书·张衡传》，曾两度出任太史的学者张衡称：“蓬莱，太史秘府”。《窦融传》附《窦章传》曰：“是时学者称东观为老氏藏室，道家蓬莱山。”章怀注：“老子为守藏史，复为柱下史，四方所记文书皆归柱下，事见《史记》。言东观经籍多也。蓬莱，海中神山，为秘府，幽经秘录并皆在焉。”案：后汉东观、兰台为国家书府并史官著述之所，盖承先汉太史公旧制；而当时学者将“太史秘府”称作道家名山蓬莱，亦当所来有自。由此推知，司马迁《自序》所言“名山”，指他曾供职的太史公府，《太史公书》正本所“藏之名山”实为国家书府——太史公府。 又，司马迁遭“李陵之祸”入狱，受腐刑，出狱后为中书令。他虽不再担任史官，但他的著述事业仍在继续进行。按汉时制度，如果武帝没有准许，司马迁就不可能自行其事。书成，仍名曰“太史公书”，亦可推知司马迁的著述行为得到了武帝的允许。因此，司马迁将其书正本藏入太史公府也就理所当然

[报任安书]中的“通邑大都”怎么翻译？

仆诚以著此书，藏之名山，传之其人，通邑大都。 课本注释：“通邑，大的城市。回通，指四通八达。”答 教参将“通都大邑”译为“使它流行于大都会”。 按照课本注释，“通邑”与“大都”同义，译为“大的城市”，很显然，与上下文连接不了．必须加上动词“流行”才行，“流行”从何而来呢?《古文观止》注“通，流传”；阴法鲁主编《古文观止译注》将“通都大邑”译为“传播于大都邑里能了解我的人”；朱东润主编《中国历代文学作品选》注为“通，流布。通邑大都，意谓能使己书流传于邑与大都”。只有将“通”理解为动词“流行”意，句子才通顺。因此，教参翻译是正确的。 （根据“藏之名山，传之其人，通邑大都”的句子结构规律来看，“通”该是动词，不会是“四通八达”之意。又依据上下文及当时的社会生活实际来看，“邑大都”应是指大小城市，“通”应是“流通、流传”等义。“通邑大都”就是指作者所著之书能流传于大小城市。）

刘邦和刘备祖孙两人，都曾把妻儿赶下车，为何没有人说刘备不好呢？

彭城之战时，败逃的刘邦为了给马车减重，曾三番五次把孩子推下车；刘备虽没有这个动作，但他也确实多次抛弃妻儿仓皇逃命。
同时，与赵云帮刘备寻找妻儿相比，刘邦也有寻找老婆孩子的动作：“汉王之败彭城而西，行使人求家室，家室亦亡，不相得”。（《史记·高祖本纪》）
因此，若说刘邦比刘备更狠，其实并不严谨；虽然两人举动的细节有差别，但本质都是一样的；如果因此就说刘备更仁义，那显然是五十步笑百步。
相对于祖宗刘邦，刘备的“抛妻弃子”之所以被人们大度的原谅，是因为占了时代和对手的便宜。
史书编撰的时代不同、作者身份不同
关于刘邦推子女下车的记载，最早来自于《史记·项羽本纪》：
楚骑追汉王，汉王急，推堕孝惠、鲁元车下，滕公常下收载之。如是者三。
除了这个明显的黑点外，《史记》中对刘邦其他各方面的记载，也从不避讳那些看似负面的内容，尤其他对儒生无礼、做事不择手段、立国后对功臣手段凶狠等等。这主要有两个方面的原因：
其一，《史记》修编时，正是儒家被确立为封建正统思想之后，从司马迁本人在史书中表达出的态度来看，他的价值观深受儒家观念的影响。刘邦则出身秦朝基层官吏，他的一些言行在士大夫看来，确实显得格格不入；
其二，《史记》是司马迁个人编纂的作品，不是官方的史书，因此带有很多与统治者喜好不符的内容，极具批判性。
此书修成后，司马迁一直防着它被汉武帝焚毁，以至于“藏之名山，传之其人，通邑大都”。《汉书》说，“迁既死后，其书稍出”，即司马迁死后，此书才逐渐流传于世。他的女儿司马英家中也藏着一部《史记》，其中一个外孙杨恽自小研读此书，立志将外公的著作发扬光大。
后来，出生于底层的汉宣帝刘病已当政后，汉朝的政坛极为清明，此时被封侯的杨恽趁机上书汉宣帝，把《史记》献了出来，并获准公开发行。
而对刘备的记载，则主要来自《三国志》。当时，两汉已持续了四百多年，官修史书已成为史学界的惯例；同时，其主编陈寿起先是蜀汉的史官，蜀汉被灭后，他又在西晋朝廷任职。公元280年，东吴被灭后，陈寿历时十年编成了《三国志》。此书修成后，深受当时朝野的盛赞；夏侯湛当时也在撰写《魏书》，当他看到陈寿的《三国志》后，毫不手软的将手稿销毁。
也就是说，陈寿是以晋臣的身份编写三国历史，因此对于各方，他不可能抱有太浓厚的主观偏见。如果考虑到晋是取代魏而建立这一层关系，他甚至有理由稍微抬高蜀汉——毕竟暗示曹魏的非法性，才能往司马氏脸上贴金。
至于《三国演义》的立场，那就更不用讲了。在尊刘抑曹的论调下，曹操干了再多好事，那也是心怀不轨；刘备即使再抛妻弃子，那也是为了光复汉室、忍辱负重。
二人及对手的身份有差异
历史人物的形象，并不是完全由史书决定的，民间的心理、老百姓的好恶，往往具有重大主导效应。
刘邦之所以被人视为小混混，那主要因为他的对手是传统贵族。项羽虽成为了失败者，但由于他对灭秦的巨大贡献、多次以少胜多的辉煌战绩、失败后干脆利落自杀的磊落表现，使得他在后世广受赞誉；在向来以胜败论英雄的史学界、舆论圈，项羽堪称唯一的例外。而相比较之下，刘邦为达目的不择手段的作风，就显得有些“猥琐”之嫌。
因此，大家明明知道刘邦代表着时代的进步，却往往抑制不住对项羽喜爱。很不幸的，刘邦“抛妻弃子”这种古代帝王的“常规操作”，就成了他为人卑劣的重要证据。
而刘备的运气则好得多。他所处的时代，刘氏的汉王朝已持续了四百年，甚至成了一个民族的称谓，“民心思汉”的大舆论，使得刘备天生占有道德制高点。
此外，与他那些出身豪门的对手们相比，刘备虽为皇室后裔，但已沦落到“织席贩履”的地步，起点低、底子薄，但他最终却战胜一众强敌，成就三分天下的伟业，这样的励志故事，使得他的一切举动都“情有可原”：你看看，为了成就大业，人家的牺牲多大，连老婆孩子都不要了。
同时，“桃园结义”的传说让人热血沸腾，“兄弟如手足、妻子如衣服”的传言也颇让一些热为之赞赏不已。
而他的主要对手曹操，不仅是个宦官之后，更是被《三国演义》塑造成了一个“宁教我负天下人，休教天下人负我”的汉贼。

不胫而走的全文翻译

不胫而走 【出处】（汉·孔融《论盛孝章书》）：“惟公匡复汉室，宗社将绝，又能正之，正之之术，实须得贤。珠玉无胫而自至者，以人好之也，况贤者之有足乎？” 【用例】（清·赵翼《瓯北诗话·卷四·白香山诗》：“文人学士既叹为不可及，妇人女子亦喜闻而乐诵之。是以‘不胫而走’，传遍天下。” 【解说】东汉末年，孙策平定江东，尽诛当地英豪。其时盛孝章素有才名，为人耿直孤傲，策深忌之。其友孔融忧其将不免于祸，欲荐于曹操。乃书于操曰：“时光荏苒，岁月如流，公满五十，而吾已过二。海内有识之士，所剩无几，仅存孝章一人。今其人囿于孙氏，妻子俱无，茕茕孑立，临危受苦。昔诸侯有相攻伐者，桓公不能止之，而引以为耻。孝章乃大丈夫也，天下之士有口皆碑矣。今身陷异地，命在旦夕。公可遣一介之使，咫尺之书，则孝章可救，友道可弘也。公辅助汉室，实须得贤，珠玉无胫，而能自至，人好之也，况贤者有足。昔燕王筑台拜尊名士郭隗，卑身厚币，招纳贤才，故乐毅自魏来，邹衍自齐来，剧辛自赵来，士争趋燕。欲公能崇尚斯义，则天下之士咸归我矣。”操从其言，召之为骑都尉，使命未至，已为孙所害。 亦作【无胫而走】（唐·白居易《河南元公墓志铭》）：“每一章一句出，‘无胫而走’，疾於珠玉。” 亦作【无胫而行】（北齐．刘昼《刘子·卷四·荐贤》）：“玉无翼而飞，珠‘无胫而行’，扬声於章华之台，炫燿於绮罗之堂者，盖人君之举也。” 亦作【不胫而驰】（明·胡应麟《少室山房笔丛·卷二·经籍会通二》）：“间以余力游刃，发之乎诗若文。又以纸贵乎通邑大都，‘不胫而驰’乎四裔之内。” 【释义】① 胫：小腿。② 走：跑。 【不胫而走】原指无腿竟然能跑。后喻事物无需推行，便可迅速传播，常用此语。

如何理解“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

此语出自司马迁《报任少卿书》,前后文如下：\x0d”古者富贵而名摩灭,不可胜记,唯俶傥非常之人称焉.盖西伯拘而演《周易》；仲尼厄而作《春秋》；屈原放逐,乃赋《离骚》；左丘失明,厥有《国语》；孙子膑脚,《兵法》修列；不韦迁蜀,世传《吕览》；韩非囚秦,《说难》、《孤愤》.《诗》三百篇,大氐贤圣发愤之所为作也.此人皆意有所郁结,不得通其道,故述往事,思来者.及如左丘明无目,孙子断足,终不可用,退论书策以舒其愤,思垂空文以自见.仆窃不逊,近自托于无能之辞,网罗天下放失旧闻,考之行事,稽其成败兴坏之理,凡百三十篇,亦欲以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草创未就,适会此祸,惜其不成,是以就极刑而无愠色.仆诚已著此书,藏之名山,传之其人通邑大都,则仆偿前辱之责,虽万被戮,岂有悔哉!然此可为智者道,难为俗人言也.”\x0d余英时语或可做一注脚：\x0d“中国很多史学家都梦想写通史,那是因为历史传统的关系,通史在中国文化上的意义不同,我们理想的通史是司马迁式的,所谓 “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是不得了的大综合.或者像司马光写《资治通鉴》,但《通鉴》已不算“通”,只能从三家分晋开始；还必须有七八个家给他门做研究,他自己写成最后稿本,现在还保存一本司马光通鉴稿,看看别的家的东西,他来改写贯通.但他的问题不像现在的通史,那是给皇帝看的：怎么治,怎么乱,治乱的原因在哪里?有很清楚的目标.从历史上得到一些统治的教训,怎么样治理这个国家,是一个镜子.我们现在是给谁写呢?写通史就有不同的观点,有的从文化观点,有的从平民观点.我们每个人都想知道平民怎么想的,可是平民根本没有资料,农民每天耕田,晚上回家吃饭,有什么东西可以作资料呢?他的感想不可能写出来,有人代他写出来也不能作为代表.今天写通史的情况不一样了,通史是教科书,“成一家之言”就不是通了,只是一个人的看法.写通史希望销路好,就不能成一家之言,是集众家之言,所以观念变了.在这种情形下,写通史要靠综合能力和叙事本领,与司马迁和司马光完全不同了.……我是学历史的,基本上讲的就是“通古今之变”的问题.古今怎么变化,那必须有一个整体的构想.在古今之变中,就有具体的如何“通”的问题.我不写通史,往往集中精神研究每一个时代的特殊问题.但“通”的观念永远在我心里.我愿意借这个机会说明,中国古代“通史”的观念和现代教科书式的通史,不是一回事.传统的观念预设着一种全能的超越观点,好像上帝一样,可以看到全史的整体,所以在“通古今之变”上面还要加上“究天人之际”.史学家是人,人一定在地上某一个时空交叉点上,就会受我的时空交叉点的经验所限制,不可能看到想象中上帝的眼光.哪一个史学家不是在时空交叉点上活着呢?离开时间和空间,能够存在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