修文习武是成语吗？

修文习武 不是成语，类似成语有2个——修文偃武 修文演武。
1、修文演武
【拼音】： xiū wén yǎn wǔ
【解释】： 指演练武艺，修习文章。同“修文偃武”。
【出处】： 元·狄君厚《介子推》第三折：“你今日修文治国平天下，你如今待演武安邦定杀伐。儿呵？你如今修文演武未通达。”
【举例造句】： 自古修文演武，取功名于乱世。终不然恋酒贪花，堕却壮志。 ★明·李唐宾《梧桐叶》楔子
【拼音代码】： xwyw
【近义词】： 演武修文
【用法】： 作谓语、宾语、定语；用于书面语
2、修文偃武 
【拼音】： xiū wén yǎn wǔ
【解释】： 修：昌明，修明；偃：停止。提倡文教，停息武事。
【出处】： 唐·薛逢《九日曲池游眺》：“正当海晏河清日，便是修文偃武时。”
【拼音代码】： xwyw
【近义词】： 偃武修文
【用法】： 作谓语、定语、宾语；用于政策等

五种书体是哪五种？

篆书 篆书是我国最古老的书体。广义上说，篆书应包括先秦的甲骨文、金文、陶文、盟书、简帛文字、玺印文字、钱币文字、石刻文字，秦的小篆、印章文字，汉的篆书碑及碑额、金文，以及三国两晋南北朝的印章文字等。 秦始皇统一天下后，废除混乱的六国文字，推行秦的小篆，因此小篆也被称作秦篆。秦篆以《泰山刻石》与《琅邪台刻石》为典范。《泰山刻石》文字结体肃穆严整，《琅邪台刻石》则稍生动而磨泐过甚。《峄山刻石》原石已佚，现拓本为宋代复刻，篆法多唐代李阳冰笔意，不及秦原刻苍厚。《秦诏》因制作时间紧迫而匆匆凿就，故文字大小错落，笔法瘦劲，甚具跌荡生动之致，汉代之金文、碑额等均是其风之延续，为后世学者开一新境。 到了汉代，隶书以其方折简便的写法取代篆书而成为通行文字。但篆书仍在许多场合应用，并留下了对后世影响极大又极丰富而饶有时代特色的作品。汉之碑刻以《袁安碑》、《祀三公山碑》、《嵩山少室石阙铭》为代表。《袁安碑》继承秦篆而有所发展，作风圆劲清朗，后世对其评价甚高。《祀三公山碑》许多文字漶漫不清，从可辨文字来看，其篆法是很特殊的。《少室石阙铭》篆法轻松自如。三种石刻字数较多，便于学习者把握其风格。汉碑额作风多样，以《张迁碑》篆额为最有特色，其结体宽扁，布局密集穿插，颇有法无定法之感。汉代金文定要称为[汉金文]，以区别于商周金文，文字较多者是新莽时期的《嘉量铭文》，其紧缩中宫而伸长垂笔之文字结体，与清代邓派小篆不谋而合。 南北朝至元朝可以说是篆书的衰落时期，通用文字已发展为比隶书实用性更强的楷书与行书。篆书早巳不被一般人所熟悉。虽然唐代出现了大篆书家李阳冰，元代的书画家赵孟頫等亦擅篆书，但毕竟如凤毛麟角，没有大兵团，尖子的水平也不可能与篆书流行的时代抗衡。 隶书 隶书是汉代的主要书体。隶书的产生，可以上溯到战国时代。过去记载上说，隶书是秦徒隶用的俗体字，这种俗体字是由秦狱吏程邈所创造。其实各种字体的产生都具有其社会以及政治的根源，是随着社会的发展而产生、发展的，并非某个人的创造发明。但这一记载却可说明这种俗体字——隶书，在秦时已在徒隶中流行。 秦始皇统一中国后，为了巩固封建政，建立中央集制度，推行统一度量衡。官方用的书体是篆书，遗存至今的琅琊台刻、秦山刻石就是当时的标准书体。秦始皇时各种量器都刻有诏书，由于书刻时间紧迫，不能拘泥于篆书圆转的笔划、谨严的体势，于是利用了趋向横直方拆、便于写刻的笔划。这种变圆为方，变弧线为直线，在转变处采取折笔，不用篆书的转笔，的确比篆书的写刻要快捷、方便得多。可见当时即使是统治阶级的诏书，在某种情况下，也不得不采用方便、快捷的书法。其实这种新书体早就在民间产生和流行，只是还不曾被最高统治者所承认罢了。 汉代是封建社会上升时期。西汉前期，农业经济的逐渐恢复，手工业的发展，商业的繁荣，国家的统一，各地交通的发展，都促成文字书写的相应发展。这样，隶书的应用广泛了，逐渐取代篆书的地位。隶书根据社会的需要，不仅体势变圆为方，笔划也简化得多。但严格地说，这还不是典型的隶书，应该是篆书向隶书过渡时期的书体。 楷书 楷书自汉末发轫，经三国两晋至南北朝而达到了成熟，在书史上形成了高潮。隋结束了南北六朝分裂的局面，完成了历史的使命，使多年的分裂回归到了统一。从大业年间开始了科举取士的制度，书法（主要是楷书）成了取士标准之一。时尚所崇，必然成为世人争相趋求的目标。于是对楷书的学习日益受到重视，怎样为好字，如何才能写得发，就成了研究的课题。 李渊建立唐朝仅仅十年之后，唐太宗便开始了贞观之治，偃武修文，励精图治，一切方面都走上了正轨，在用人上承了隋的科举制度，并且尽可能地把它完善起来，制定了相当完备、最大限度杜绝弊病的法规章程。在书法艺术上自然也以此为圭臬，便形成了[唐人尚法]的时代风尚。 当时最有建树的是欧阳询、虞世南、褚遂良、薛稷等，他们有许多名碑传世，足为法书。《九成宫醴泉铭》、《皇甫诞碑》、《孔子庙堂碑》、《孟法师碑》、《信行禅师碑》等，都是当时的代表，一直垂范至今而成为法本。其他如殷令名、赵模、敬客、王知敬、李玄植、诸葛思桢、裴守真、王行满、欧阳通、高正臣等皆是一代的名家。 而后的殷玄祚、魏栖梧、颜真卿、吕秀岩也都留有许多书迹，其中颜真卿的贡献更为突出。就他所留碑铭来看，在大体风格统一之下，各时期、各碑刻又都不尽相同，各有各的特色，可见他追求不已的努力，所以艺术成就也不断地发展。 再后的柳公绰、吴通微、裴休、吴彩鸾等也是作楷高士。可以为一时代表的是柳公。他在诸前辈之外又立新章，形成了独立的一体。 还有一些唐人的写经，虽不知作者姓氏，虽也源于晋人，但于唐也有了新的的体式，也滋养了唐的新鲜血液。 为了满足[馆阁]的要求，有了[颜、柳、欧、赵]的学书规程。首先以颜占格，失之肥而以柳强筋，又失之瘦再以欧立规，再失于板则以赵而灵动。但结果是书写工稳而漫无生气，于书法艺术则难免追求不力。 草书 草书，同其它书体一样，可以从应用价值和艺术价值两方面研究。草书以其较真书简易，所以[用于卒迫](崔瑗《草书势》，又以其书写急速，改变了真书的结体笔法，所以形成特殊的艺术效果。 草书分章草与今草。章草是写章奏用的规范化的草隶，始于东汉杜度、崔瑗。今草脱胎于章草，但今草的笔法是从楷书演变过来的，所以今草风格的极致必待楷书的高度成熟。 今草（习惯上[草书]指今草，下同）发韧于汉魏之世，到东晋出现一个高峰。这个高峰的代表人物是王羲之，他的儿子王献之继父风而有发展，如火箸画灰的[一笔书]即是一种创造。在此以前东汉张芝有草圣之名，欧阳询认为[张芝草圣，皇象八绝，并是章草]。从流传下来的张芝《冠军帖》来看，已类似成熟的唐人风格，这在张芝时代难以出现。 王羲之处在变革的时代，传说献之曾劝其父[大人宜变体]。羲之行草书融会章今二体，具有多种风貌，即孙过庭《书谱》所谓[兼善]。后经梁武帝、唐太宗等帝王推崇，使他的书法历久不衰，形成历史上最重要的流派。 王羲之真迹今已不得见，唐人摹本中最有价值的王氏一门书翰当推《万岁通天帖》，今藏辽宁博物馆。 王羲之以后的书家以草书名世者代不乏人。大体上都以王羲之为圭臬，如南唐李煜所说[善书法者，各得右军之一体]，列举了九名大书法家，以说明他们只是取王之一端而变化扩充。但是，有创造性的草书大家毕竟不会局限于王体的藩篱，在唐代，颜真卿作为楷书大家，于行草书也独树一帜，行书兼具草意的《祭侄文稿》、《争座位》，在颜楷特点的基础上疾速运转，内含沉郁激愤，实为佳作。同在盛唐时代曾为颜真卿之师的张旭，开创了狂草的新风格，代表作流传下来的有《古诗四帖》《肚痛帖》等。 行书 行书之名始见于晋卫恒《四体书势》之《隶势》。文云：魏有钟（繇）、胡（昭）二家，为行书法，俱学之刘德升。又有羊欣《采古来能书人名》记载，钟有三体，其中：三日行押书，相闻者也。又说卫瓘：采张芝法，以（卫）觊法参之，更为草藁。草藁相闻书也。唐代张怀瓘《书论》云：子敬尝白其文云，古之章草，未能宏逸，今穷伪略之理，极纵之致，不若藁行之间，于往法固殊，大人宜改体。以上材料说明，早期对行书的概念并未固定，也无定名，或称行书，或称藁书，或称行押书，或称相闻书，但都指的是楷草之间一种写草稿、写函札用的书体。这种书体比楷书来得随便简略，笔画连带，但比草书要繁复，带有楷书的间架笔法。 《宣和书谱·行书叙论》云：自隶法扫地而真几于拘，草几于放，介乎两间者，行书有焉。于是兼真为之真行，兼草则谓之行草。按理推论，实际上任何一种字体都会出现这种书体。因为字体的出现是为了实用，自然实用就会有各种场所，严肃场合应该用当时的正书，日常所用，为追求简便快速，自然会出现简便草率的写法，所谓藁书、行押书、相闻书都是指的这种日常所用的书体。晋成公绥《隶书体》一文中说：“虫篆既繁，草藁近伪。这种所谓的近伪的草藁书，是种草写的篆书，即是秦篆中的一种。 行书既然是介于楷、草之间的一种书体，自然不是像隶书、楷书那样有相对固定的结构和笔法，而是在书写时按不同需要采用不同程度的楷、草结构和笔法。行书出现在汉中期以后，是在隶书草化和楷化过程中产生的，并不是先有楷书后才有行书，楷、行、草书可以说是同个时期出现的，它们相互影响，自行发展。历史上有刘德升（约生活在公元147——189年前后）造行书的说法。唐代张怀瓘《书断》中说：刘德升即行书之祖也，以造行书擅名。实际并非如此，刘德升只不过是将民间流行的行书结体、写法加以整理、美化。后来，刘德升的两个学生钟繇和胡昭水平超过他。 行书在汉代中晚期还处在草创阶段，虽然有像刘德升这样的名家出现，但至今已无他的真迹可寻，自然也就谈不上他的行书面貌如何了。传有蔡邕《力捷帖》等墨迹，也是靠不住的。现存的实物资料，有简牍，如《居延汉简》、《敦煌汉简》等带有行书的墨迹；民间容器、砖刻中的文字，如东汉熹平元年瓮、永寿二年陶瓷的题字，延熹七年的砖刻，大部分是民间手书。在这些书迹中，虽有结体简便、用笔连带的书体出现，但用笔无顿挫，顺入顺出，圆转笔随意，这也许由于民间书手未经过严格训练，也许由于当时楷书尚不成熟。但从中亦可以看出行书体的源流。

武王伐殷，往伐归兽，往诛纣克定，偃武修文，归马牛於华山桃林之牧地。徐始售反；

故孔以九类是神龟负文而出，列於背，有数从一而至於九。禹见其文，遂因而第之，以成此九类法也。此九类陈而行之，常道所以得次叙也。言禹第之者，以天神言语，必当简要，不应曲有次第。丁宁若此，故以为禹次第之。禹既第之，当有成法可传，应人尽知之，而武王独问箕子者，《五行志》云：“圣人行其道而宝其真，

“泽卒，杜充代之，飞居故职。杜充将还健康，飞曰：中原地尺…究竟不出”的翻译

宗泽病逝后，宋高宗以杜充代为汴梁镇守，岳飞等为其部将。两年后，高宗改革人事，命吕颐浩、杜充为左右相。使者来到汴梁传令，杜充大惊道：“皇帝身边人事纠结，极难处之，何况一任文职，兵便失，这却如何是好？”其心腹献上一计道：“相公何不诈做中风，派人告病，朝廷必然收回成命。”杜充喜道：“这是个好办法！”便召众人议事，忽然从椅子上跌倒在地，口吐白沫，嘴眼歪斜，众人不知其诈，慌作一团。岳飞、戚方等只得派人赴朝告之。高宗听报大惊，遣使探视，抚慰颇多。但使者极其聪明，回到建康，冷笑道：“此人恐有所失，不满文职也。”高宗惊问其故，使者道：“此人虽然不能说话，口眼歪斜，但眼神精利，转动机灵，臣便疑之，故意与其左右略说朝廷机密，此人便有留神之状。如此摸样，定是使诈了。”高宗甚怒，欲要罢去杜充，无奈人才缺少，只得与诸臣商议，加其兼任江淮宣抚使、建康府尹，使渐西制置使、镇江元帅韩世忠、江东宣抚使、太平、池州元帅刘光世并受此人节制。杜充一见这个诏书，霍然病愈。岳飞惊疑不已，从此以后不屑此人。杜充受命，欣然带岳飞及副统制戚方、大将龙随等，离开河南转往建康。岳飞说道：“‘将在外君命有所不受’。河南乃中原之地，黄金不换，一旦离开，即非我所有，将来要想恢复，非数十万众不可。”杜充叹道：“圣旨岂能违背？皇上年青，身边所重之人多书生，不知兵凶战危，只知升降黜陟，徒玩人事而已！这几年来，将士苦战在外，祖上富实之官皆被剥的精穷，护驾之人却还为分惠不均辄起内讧。眼明之人都给自己寻找后路，唯独我等这些忠臣义士提头卖命！我说句大逆不道的话：当年老皇上几十个皇子里，康王并不曾被看好，就连他当使者赴金国，金人也嫌他无名之辈，不与礼貌。今日事在非常，大家无奈，只得认其主天下。然而自古以来社稷江山不是此等模样，人主若是只会如蚰蜒钻缝、蛐蟮缘泥，恐怕到底也非命世之主！”岳飞大惊道：“宣抚大人言过了！你所谓‘眼明之人’，不过都是些见利忘义的小人而已，何足挂齿！我等忠臣义士只该精忠报国，不可私论君上之过！”杜充道：“某不过说些气话而已，岂可当真！”岳飞说道：“我等报国之道，只有奋死杀敌。杀敌越多，皇上才能越安稳，否则都不过是空谈罢了。”戚方忽然说道：“杜宣抚所言极是。末将虽然寡学，却也粗知道理。古往今来治国之道虽是以德为先，但兵卫辅之，切不可少。我朝自太宗皇帝以后，偃武修文，兵不复振。真宗、仁宗、英宗、神宗、哲宗、徽宗、钦宗七帝以来，历经百年，屡被辽、金、西夏欺辱，仅岁币之供，已数千万了！当年仁宗朝人称盛世，而狄青殁于人祸，是为武将者之大悲也。今上起于艰难，若无武人舍死辅弼，仅凭儒士，恐怕江山社稷早已荡然无存了。却又不重武人，凡有升迁，多是儒士，如此行事，叫谁能服！”岳飞怒道：“汝有嫌怨之心么？此等言语，还是少说为好！”戚方还要理论，被杜充止住。

偃武修文的“偃”的意思是？

偃武修文的意思是停止武备，提倡文教。

刘秀的平生事迹,故事传说以及历史功绩。

　　刘秀(前6—57年)，汉族，南阳蔡阳(今湖北枣阳)人。后汉王朝（也俗称东汉）开国皇帝。新莽末年，海内分崩，天下大乱，身为一介布衣却有前朝血统的刘秀与兄在家乡乘势起兵，并在昆阳之战中一举歼灭了新莽王朝的主力。公元25年，刘秀与绿林军公开决裂，在河北登基称帝，建立了后汉王朝。经过长达十数年之久的统一战争，刘秀先后平灭了更始、建世和陇、蜀等诸多割据政，使得自新莽末年以来，纷争战乱长达20余年的中国大地再次归于一统。天下定后，刘秀推行“偃武修文”的国策，发展生产、大兴儒学，从而奠定了后汉王朝近两百年的基业。　　故事传说　　隐身草　　王莽盯着刘秀紧紧追赶，眼看刘秀就要被追上了，刘秀赶紧爬到一棵大树上去躲避。因为这棵老树皮厚叶稀，难以隐身。他就感叹地说：“大树呀大树，你发出点隐身草多好呀？”话音刚落，大树枝上就生出一簇象斗篮大的隐身草，将刘秀遮蔽住，王莽追赶到大树下，转了几个圈子，也没找到刘秀，只得走开。 从此以后，这一带的大树上，年年生长出隐身草来。　　韩城罐萝卜　　何谓韩城罐萝卜？因为韩城东关村的萝卜两头细中间大、形状象小罐得名。这种萝卜，生吃味甘，熟吃味鲜，又香又粘，营养价值大，种植产量高，实在是蔬菜中的一种珍品。这种特产还有一段传说。 相传，东汉光武皇帝刘秀还没有登基时，曾被王莽军撵得到处乱跑。有一天傍晚，刘秀跑到韩城东关，天色已黑。不敢进村投宿，忽然看见不远处的菜园里有一个矮小的草庵子，他急忙跑过去钻进庵子，暂避风寒。这个菜园的主人姓陈名来运，并非本地人，几年前带着老伴逃荒到这里，托人租种张大户家二亩地，以种菜卖菜为生。这天在家吃罢晚饭，带着铺盖到庵子来看菜。走到庵子门口，把被子往庵子里铺上一扔，“哎呀”一声，来运被吓了一跳，喊道：“谁？”刘秀在朦胧间觉着身上压了一件东西，接着又听到老人的问声，就会意是来看菜园的人，砰砰跳动的心，也就平静了下来，便和气地说：“大伯，我是一个过路的，因没钱住店，只好在这里借住一晚，明早就走”。来运一听是个过路的可怜人，联系到自己的身世，不觉产生怜悯之心，便关心地说：“大冷天的这里咋行，还是进村到咱家里去住，以免在这里受罪。”刘秀推辞不过，见老人又是老实可靠人，便把自己的实际情况告诉了老人，并求老人千万保密，救救自己，来运一听想起王莽在朝胡作非为的传说，对刘秀倍加同情。便说：“你放心吧，我决不会做出对不起你的坏事。明天早上我来送你。”来运把被子交给刘秀便返回家了。 来运回到家里，把地里的所见和老伴一讲，老伴心里也很高兴，并心疼地说：“你也不问人家吃饭没有？”老人后悔地说：“哎呀，我真的忘了”。老伴让他给刘秀送馍，来运却说：“不要再去了，被人知道，惹出事来。”老伴唠叨了几句，一对老夫妇便入睡了。 次日天还没亮，老伴起来烙了油饼，烧好了小米汤，就叫来运趁天不亮赶快往地里送。来运怕天不亮送饭引人怀疑，就想出了一个好办法，用一个最大的萝卜挖空心把米汤装到萝卜里去，用笼布盖好抱在怀里，油饼装在口袋里，急忙来到菜园。 刘秀一觉醒来，见天已将亮，急忙整理被子就要赶路，这时来运送饭已到。又饥又渴的刘秀，不问青红皂白，抓起就吃就喝，吃喝完毕，猛然看见盛小米汤的罐是个大萝卜，不由得笑了起来，来运忙问：“笑什么？”刘秀指着大萝卜说：“你真会想门道儿”。来运只好忙着解释，刘秀这才恍然大悟道：“好，好一个罐萝卜呀。”刘秀走后，来运老人随手把那个当作饭罐的萝卜扔在地里。那年冬天西北风很大，刮起的灰土把盛饭的萝卜埋了起来。第二年春天风和雨润，被埋在土里的盛饭罐萝卜竟发芽、生长、开花、结籽。老人采籽播种，到收获季节只见庵子周围的萝卜，个个长得像小罐一样，而且中间还有一个很细的水心，生吃脆甜，熟吃味鲜，上市出售被一抢而空。来运老人收入增加，生活从此逐年改善，日子越过越好。因此，人们传说：“韩城的罐萝卜是光武帝刘秀所封。”　　仕宦当作执金吾，娶妻当得阴丽华　　提到刘秀与阴丽华，有一句流传千古的名言是不得不提的，那就是：“仕宦当作执金吾，娶妻当得阴丽华”但是，后世之人往往误读了这句名言的含义。之所以容易被误读，关键就是后世之人把这句话从《后汉书》的语境当中孤零零的提取出来，离开了前后文的表述而单独的来看这句话，自然就容易误读了。从这个方面来讲，此句名言同曹操的那句“宁我负人，毋人负我”遭到误读是一个道理 执金吾，位同九卿，为守卫京师尤其是皇城的北军的最高统帅。更为通俗的讲，基本上类似于近现代的中央卫戍部队司令。但是，误读往往就发生在这里，单独的来看这句话，后世很多人会认为：刘秀想做中央卫戍部队的司令，想娶阴丽华那样的美人。 如果把这句名言放回到史书当中去，就能理解它所表达的真正含义了。 刘秀的这句感慨出自《后汉书 · 皇后纪 · 光烈阴皇后》：光武适新野，闻后美，心悦之。后至长安，见执金吾车骑甚盛，因叹曰：“仕宦当作执金吾，娶妻当得阴丽华”。 有了前后文，才能够真正让人明白刘秀为何作如此的感叹！汉光武在少年之时之所以感叹“仕宦当作执金吾”，完全是因为他见到执金吾“车骑甚盛”，而不是因为执金吾官职的大或小。所以，探讨“执金吾”官职的大小，对理解刘秀的这句话来讲，不但是毫无意义的，而且已经完全背离了史书记载的原意。 刘秀的这番感叹，日后成了千古名言，引发了许多“乱世枭雄”的共鸣。 据《旧五代史 · 元贞皇后列传》注引《北梦琐言》记载：“温时闻张有姿色，私心倾慕，有丽华之叹”。“温”就是唐末五代的第一枭雄朱温，“张”则是朱温的爱妻张惠。作为大唐王朝终结者的一代枭雄朱温，在其还未发迹时有一次见宋州刺史的女儿张惠貌美，就发出了“丽华之叹”，后两人果结为连理，张氏女助朱温成就了一番大业，成为五代十国的一段佳话。 据清代的《吴三桂考》引笔记杂文《觚剩》记载：延陵将军美丰姿，善骑射……，颇以风流自赏；一遇佳丽，辄为神留，然未有可其意者。常读《汉纪》，至“仕宦当作执金吾，娶妻当得阴丽华”，慨然叹曰：“我亦遂此愿，足矣！”。“延陵将军”指的就是明末清初的大枭雄吴三桂。吴三桂家族是延陵吴氏后裔，当时人们喜欢称呼他为“延陵将军”。吴三桂在其青年时代颇为风流俊雅，对“佳丽”颇为留意，但是一直未有如意者。读史书时，看到“仕宦当作执金吾，娶妻当得阴丽华”这句时，不禁感慨：“余亦遂此愿，足矣！”。安知非仆　　“安知非仆”的典故出自《东观汉记》。就是讲，刘秀曾言：“怎么就知道这作天子的人不是我呢？” 《太平御览》卷三百九十一引《东观汉记》载：光武微时与邓晨观谶，云「刘秀当为天子」。或言「国师公刘秀当之」。光武曰：「安知非仆乎」？建武三年，说故旧平生为忻乐。晨从容谓帝曰：「仆竟办之」。帝大笑！ 注解：光武帝还是一个普通百姓时，与姐夫邓晨到别人家去做客，当时大家看到谶书中说：“刘秀当为天子”。旁边的有些人说：谶书所说的刘秀肯定是国师公刘秀（当时新朝的国师公刘歆恰巧刚刚改名为刘秀）。可当时在场的刘秀（即后来的光武帝）却说：“怎么就知道这谶书中所说的要当天子的刘秀不是指的我呢？”，结果引起了众人的哄笑！刘秀登基后的第三年，与邓晨一起谈及往事，邓晨从容的对光武帝说：“仆竟然做到了”，光武帝听后大笑！ 西汉末年，谶书极为流行，王莽代汉就是用谶书中的话语作为其理论依据，实际上谶书乃是封建统治阶级欺骗天下百姓的一个工具而已，其荒诞不经，毫无依据可言。新朝末年，天灾不断，人心思乱。而新朝的国师公、古文经大师刘歆精通谶纬，刚刚改名叫做刘秀，故大家猜测谶书中所说的“刘秀”乃是国师公刘歆。刘歆乃是西汉末年的大儒，才学渊博，德高望重，为王莽代汉立下了大功。 刘秀的笑声中，无不体现着对当年“安知非仆”这一狂言成真的得意之情。　　历史功绩：　　偃武修文，励精图治　　自新末大乱到天下再次一统，历经近20年的时间，此间百姓伤亡惨重，战死和病饿而死者不计其数，到刘秀再次统一天下之后，天下人口已经是“十有二存”了。为了使饱经战乱的中原之地尽快的恢复和发展，刘秀则“知天下疲耗，思乐息肩。自陇、蜀平后，非儆急，未尝复言军旅”。同时，刘秀连续下达了六道释放奴婢的命令，使得自西汉末年以来大量失去土地的农民沦为奴婢的问题得到了极大的改善，也使得战乱之后大量土地荒芜而人口又不足的问题得到了解决。同时，刘秀还大力裁撤官吏，合并郡县。光武帝下诏：“并省四百余县，吏职减损，十置其一”，这样极大的减轻了人民的负担。到刘秀统治的末期，人口数量达到了两千多万，增长了一倍还多，经济也得到了极大的发展。　　集于尚书台　　光武以优待功臣贵戚为名，赐以爵位田宅，高官厚禄，而摘除其军政大。光武鉴于西汉前期三公重，柄下移，虽设三公之位，而把一切行政大归之于设在中朝由皇帝直接指挥的尚书台。尚书台设尚书令一人，秩千石，尚书仆射一人，六曹尚书各一人，秩皆为六百石，分掌各项政务。以下设有丞、郎、令史等官，所有一切政令都由尚书台直接禀陈皇帝，由皇帝裁决。从此，“天下事皆上尚书，与人主参决，乃下三（公）府”；“虽置三公，事归台阁”，“三公之职，备员而已”。但是到了东汉后期，有势的大臣多加“录尚书事”的职衔，从而柄再度下移，尚书台又蜕变为臣政的工具。　　注意民生 与民休息　　第一，释放奴婢、刑徒。 自西汉后期以来，农民之沦为奴婢、刑徒者日益增多，成为西汉末年阶级矛盾日益尖锐化中的一个重要问题。王莽末年，不少的奴婢、刑徒参加起义；同时在一些割据势力的军队中也有不少的奴婢、刑徒。光武在重建刘汉封建政中，为了瓦解敌军、壮大自己的力量，也为了安定社会秩序、缓和阶级矛盾，曾多次下诏释放奴婢，并规定凡虐待杀伤奴婢者皆处罪。诏令免奴婢为庶人的范围主要是：王莽代汉期间吏民被非法没收为奴的；或因贫困嫁妻卖子被卖为奴婢的；在王莽末年因饥荒或战乱被卖为奴婢的；在战乱中被掠为人下妻的。另外，还规定不许任意杀伤奴婢以及废除“奴婢射伤人弃市律”，说明奴婢的身份地位较之过去有所提高。同时，在省减刑罚的诏令中，还多次宣布释放刑徒，即“见徒免为庶民”。 第二，整顿吏治，提倡节俭。 光武鉴于西汉后期吏治败坏、官僚奢侈腐化的积弊，即位以后，注意整顿吏治，躬行节俭，奖励廉洁，选拔贤能以为地方官吏；并对地方官吏严格要求，赏罚从严。因而经过整顿之后，官场风气为之一变。故《后汉书·循吏传》有“内外匪懈，百姓宽息”之誉。 第三，薄赋敛，省刑法，偃武修文，不尚边功，与民休戚。 东汉初年，针对战乱之后，生产凋敝，人口锐减的情况，光武注意实行与民休养生息政策，而首先是薄赋敛。建武六年（公元30年），下诏恢复西汉前期三十税一的赋制。其次是省刑法。再其次是偃武修文，不尚边功。光武“知天下疲耗，思乐息肩，自陇蜀平后，未尝复言军旅”。建武二十一年（公元45年），西域鄯善、东师等十六国“皆遣子入侍奉献，愿请都护。……帝以中国初定，未遑外事，乃还其侍子，厚加赏赐”。建武二十七年（公元51年），功臣朗陵侯臧宫、扬虚侯马武上书：请乘匈奴分裂、北匈奴衰弱之际发兵击灭之，立“万世刻石之功”。光武下诏说：“今国无善政，灾变不息，人不自保，而复欲远事边外乎！……不如息民。” 第四，欲抑制豪强势力，实行度田政策。 东汉政本是在豪强势力支持下建立起来的。但豪强势力的发展，土地兼并的逐渐严重，既威胁皇，也影响百姓生活，以及为了加强朝廷对全国垦田和劳动人手的控制，平均赋税徭役负担，于建武十五年（公元39年）下诏“州郡检核垦田顷亩及户口年纪，又考察二千石长吏阿枉不平者。”就是令各郡县丈量土地，核实户口，作为纠正垦田、人口和赋税的根据。诏下之后，遇到豪强势力的抵制。光武下令将度田不实的河南尹张伋及其他诸郡太守十余人处死，表示要严厉追查下去。结果引起各地豪强大姓的反抗，有的地区甚而爆发武装叛乱，“青、徐、幽、冀四州尤甚”。光武只得不了了之。于是，度田以失败告终因各项政策措施，都不同程度地实行，为恢复发展社会生产创造了有利的条件，使得垦田、人口都有大幅度的增加，从而奠定了东汉前期八十年间国家强盛的物质基础。　　简化机构 裁减冗员　　建武六年（公元30年）下诏令司隶州牧各实所部，省减吏员，县国不足置长吏可合并者，上大司徒、大司空二府。于是“条奏并有四百余县，吏职省减，十置其一”。同时，废除西汉时的地方兵制，撤销内地各郡的地方兵，裁撤郡都尉之职，也取消了郡内每年征兵训练时的都试，地方防务改由招募而来的职业军队担任。但是，到了东汉后期，州牧刺史逐渐重，兼有军政财大，地方兵力又逐渐兴起。　　提倡儒学 表彰气节　　建国后，在洛阳修建太学，设立五经博士，恢复西汉时期的十四博士之学。还常到太学巡视和学生交谈。在他的提倡下，许多郡县都兴办学校，民间也出现很多私学。 光武继承了西汉时期独尊儒术的传统，东汉建立后，即兴建太学，设置博士，各以家法传授诸经。光武巡幸鲁地时，曾遣大司空祭祀孔子，后来又封孔子后裔孔志为褒成侯，用以表示尊孔崇儒。特别是对儒家今文学派制造的谶纬迷信更是崇拜备至。同时，光武鉴于西汉末年一些官僚、名士醉心利禄，依附王莽，乃表彰气节，对于王莽代汉时期隐居不仕的官僚、名士加以表彰、礼聘，表扬他们忠于汉室、不仕二姓的“高风亮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