菩提本无树，明镜宜非台，本来无一物，何处惹尘埃，这四句诗是什么意思拜托各位大神

“菩提本无树，明镜亦非台，本来无一物，何处惹尘埃”是佛教禅宗六祖慧能的一首偈子，通过这首偈子，慧能确立了他在佛教禅宗中的地位，禅宗确立了在中国佛教中的最终地位。 禅宗最初由达摩传入中国。是作为一个无名的小派别进入的。当时赫赫有名的，占据主流地位的是律宗等派别。但禅宗在中国获得了巨大的发展，并且最终成为中国佛教的主流，这和禅宗六祖惠能对佛教的贡献有关系。 六祖惠能在禅宗历史上是划时代的人物。因为在六祖惠能时代，禅宗内部产生了一个重要的争论，就是佛教修行究竟是“修身”成佛还是“修心”成佛的争论。这个争论，是通过神秀和慧能的两首偈子表达出来的。 以神秀为代表的一派认为是要修身成佛，即所谓“身为菩提树，心如明镜台”的偈子中概括的思想，认为如果不付出个人的艰苦努力，难以成佛。也就是成佛要通过持戒，要身体修行，要“时时勤拂拭，勿使惹尘埃”，避免沾染上世间的“杂染”。这是当时禅宗一派的主流思想。 而惠能则嘲笑神秀的不彻底，他的观点是，既然你神秀承认说“万事皆空”，你的身体难道不是“空”吗？既然身体也是“空”，你在“时时勤拂拭”什么呢？所以，慧能认为神秀的观点是错误的。慧能主张“修心”以成佛，即“菩提本无树，明镜亦非台”偈子中概括的思想，慧能说，只有解决了心的问题，就可以成佛。因为身是“空”，但“心”是实在的，因而修行只能是修心。慧能的偈子表示的是这样一个理论体系。 惠能偈子的理论意义在于他从禅的角度出发，最圆满地阐述了释迦牟尼佛关于“佛”的真实含义。释迦牟尼佛认为，所谓“佛”就是“觉悟”，人觉悟了就可以成佛。但怎么觉悟，释迦牟尼佛没说。惠能则告诉人们，释迦牟尼佛说的觉悟就在于人心中的一念之间，就是所谓“顿悟”。这确实是最准确地体现了释迦牟尼佛思想的精髓。 其实所谓“放下屠刀，立地成佛”就是从这个思想而形成的俗语，也是一个最典型的理念表述。 由于惠能的理论出现，实际上标志着佛教的实现了最高发展阶段。并且在理论上战胜了中国佛教的其他宗派。在以后不长的时间里，佛教在中国的其他宗派基本上就消失了。 所以，“菩提本无树，明镜亦非台，本来无一物，何处惹尘埃”之所以如此著名，就是这首偈子在佛教史上具有里程碑的意义，禅宗在这时成为中国佛教的主流宗派，而且是佛教发展到最高阶段的代表。 有的佛教学者认为，正是由于禅宗的理论形成，实际上使得佛教的最高发展阶段是在中国得以完成。这也可以用来作为解释为什么佛教在印度最终消失的原因，也就是印度的佛教弟子没完成最终完善佛教理论的这个使命，因而印度佛教没有能力抗衡其他新兴宗教的竞争，而最终被印度社会扬弃。 当然，在慧能之后，禅宗还有发展，比如德山宣鉴禅师的“呵佛骂祖”，说，“我这里无祖无佛，达摩祖师是一个老臊胡，释迎牟尼佛是干屎撅，文殊和普贤菩萨是担粪汉”等等，这是把慧能的思想发展到极端的一个典型。但尽管极端，还是没有跳出慧能的思维轨迹。也反映了一个事实，就是慧能以后，佛教在理论上，再也没有超出慧能的人物出现。 大体就是这些。

佛怎么组词呀?

佛的解释[fó] 1. 梵语“佛陀”，是对佛教创始人释迦牟尼的简称，亦是佛教徒对修行圆满的人的称呼：～爷。～像。借花献～。 [fú] 1. 〔仿～〕见“仿”。 [bì] 古同“弼”，辅弼。 [bó] 古同“勃”，兴起。

为什么古人敢呵佛骂祖？

这个我们凡人学不来。祖师敢于这样，是因为他们都成就了，开悟了，观到自己弟子的机缘，要用这样的方法帮他们开悟。这是在表法：佛法不拘泥，很灵活。不过我们这些人要是学他这样，就是出佛身血，要堕地狱的。就像神医，可以用剧毒来作为药救人，而一般的医生还是老老实实按处方开药。

为什么古代大德喜欢呵佛骂祖

这个我们凡人学不来。祖师敢于这样，是因为他们都成就了，开悟了，观到自己弟子的机缘，要用这样的方法帮他们开悟。这是在表法：佛法不拘泥，很灵活。不过我们这些人要是学他这样，就是出佛身血，要堕地狱的。就像神医，可以用剧毒来作为药救人，而一般的医生还是老老实实按处方开药。

菩提本无树，明镜亦非台，本来无一物，何处惹尘埃（解释一下）

菩提原本比喻智慧，
明亮的镜子比喻清静心。
本来清静，哪里会染上什么尘埃?
“菩提本无树”是我国佛教禅宗六祖惠能大师著名的四句偈中的一句。意在说明一切有为法皆如梦幻泡影，教人不要妄想执着，才能明心见性，自证菩提。
惠能少孤而艰难困苦，于市卖柴为生。及闻一客诵《金刚经》而心有所悟，遂赴五祖处学法。
一日，五祖唤诸门人总来：“吾向汝说，世人生死事大，汝等终日只求福田，不求出离生死苦海，自性若迷，福何可救？汝等各去自看智慧，取自本心般若之性，各作一偈，来呈吾看。若悟大意，付汝衣法，为第六代祖。”
众人只等神秀作偈，神秀偷偷在墙上书一偈曰：“身是菩提树，心如明镜台，时时勤拂拭，勿使惹尘埃。”
五祖令门人炷香礼敬，尽诵此偈。但亲告神秀曰：“汝作此偈，未见本性，只到门外，未入门内。如此见解，觅无上菩提，了不可得。”
惠能虽不识字，一闻此偈，便知未见本性。托人亦书一偈曰：“菩提本无树，明镜亦非台，本来无一物，何处惹尘埃。”
一众皆惊。五祖观后将鞋擦了偈，曰：“亦未见性。”因应无所住，而生其心，既然清静何必有偈，五祖之境界举手投足赫然而生，
’ 菩提本无树’：菩提是个觉道，又有什么树呢？若有树，那菩提就变成物，而有所执着。菩提本来什么也没有，你说你觉悟了，但觉悟是个什么样子？是青色？黄色？红色？白色？你且说个样子出来，看看它是无形无相的。
慧能的意思’明镜亦非台’：你说心如明镜台，其实根本没有个台，若有个台则又有所执着，所谓‘应无所住，而生其心’，怎么还要有个台呢？
“本来无一物”：本来什么都没有，也没有一个样子，也没有一个图，或一个形相，所以根本什么也没有。
’何处惹尘埃’：既然什么都没有，尘埃又从那里生出呢？根本就无所住了。
扩展资料：
惠能（638—713）唐代高僧。俗姓卢氏，三岁丧父，家境艰贫，稍长以伐薪卖柴为业养母度日。
二十四岁时辞母出家，往蕲州黄梅东山参拜五祖弘忍大师。初为行者，随众劳役，踏碓舂米。后因书写了得法诗偈而备受弘忍赏识，嘱付衣法，成为禅宗六祖。
因当时佛教内部争夺宗祖地位的竞争十分激烈，惠能多次遇险，最后藏迹于猎人群伍之中，隐居十五年。弘忍入灭之后，惠能才开始传法受戒。
此后演化佛法三十余年，弘法度众无数。武则天、唐中宗闻其名声，多次敕书征召入京，他皆以老病相辞，竟不奉诏。
七十六岁时赴新州入灭。其思想核心有二，一是自有佛性说，一是顿悟成佛说。在世界佛教史上，他是一个把中西佛教思想融合贯通的思想家。
参考资料：百度百科-菩提本无树

佛教和道教的区别在哪里？

道佛两教，一个是中土文化，一个是外来文化，但两者在中国哲学、宗教发展史上，却有着大致相同的兴衰经历。佛教于东汉时期传入中国，道教亦在此时发生，二者又都经魏晋南北朝的蕴酿发育，到隋唐而繁荣并盛。此种情形，历来引起人们的浓厚兴趣，尤其是两教之间的相互抗争、互不相让的关系备受研究者的关注和探究。然而，在互不相让的另一面，是相互融摄，这是二者得以并存，进而繁荣共昌的主要原因，亦是道佛二教关系的一个极重要的方面。 一、道教摄取了佛教的名相术语 道教在建构自己的辨思哲学时，大量地吸收了佛教的方法和范畴，然而这些范畴却是根据道教自身的需要进行改造的。隋唐的道教学者一方面发挥道教的兼容特性，深入纳佛；另一面他们的道教主体意识也很强，他们要因循其本，再博采他说。他们的主旨是，借佛教的名相术语阐扬老庄的思想，进而使老庄思想根据宗教发展的实际需要得以提升，达到安身立命的目的。 （一）佛性说。道教有“道性说”，佛教有“佛性说”。把宇宙本体作为某种抽象的本质来看，并非佛教的独创，早期道家把道确定为万物的最高规定性，已经具备了这种抽象力。然而，“道法自然”，道“出于自然”，当“自然而然”被理解为道的最基本特性并与人性论联系起来时，“道性”便应运而生，道性即指人性之“自然”。这在东汉时产生的《老子想尔注》中就明确地表述出来了： “道性不为恶事，故能神，无所不作，道人当法之。”（“道常无为而不为”注） “道性於俗间都无所欲，王者亦当法之。”（“无名之朴，亦将不欲”注）“不为恶事”，“与俗间都无所欲”，就是要顺其自然而然道性，“道常无欲，乐清静，故令天下常正”（“无欲以静，天地自正”注）。道教发明了“道部”，却没有很好的发挥，被六朝时期蓬勃兴起的佛性说取而代之。佛教自竺道生倡“一阐提人皆有佛性”说以来，加上《大乘涅盘经》被翻译过来，佛性说逐渐成为佛学主流思想。其谓“佛性”，乃指“真如法性”，即抽象的宇宙本体。作为一种本体论学说，它是将印度诸法实相说结合魏晋玄学本体论而产生的。作为一种修道论，它关心终极的抽象宇宙本性与有生灭的具体的人物有何关系，真谛翻译的《佛性论》说： “问曰：佛何因缘说于佛性？答曰：如来为除五种过失，生五功德，故说一切众生悉有佛性。” 六朝到隋唐，道教大讲道性说，确实接受了佛性说影响。但道教并不在本体论意义上，而是在修养论方面接受了佛性说。魏晋六朝，道教奉行外丹学说，其中虽有修炼身心的内容，其主要目的只在于以清静不动之心神迎受永恒不朽的道，并没有明确地认定客观的道与主观的精神有着某种直接同一性，而佛性说却完成了这方面的论证。道教本来讲道体论，但为了说明道体与人性之间的关系，也提倡道性说。《常清静经》强调“真常得性”，《升玄经》主张“思维分别，得其真性”，《云笈七签·仙籍理论要语》主张“道性常一不异”。孟安排《道教义枢·道性义》更明白地表明了道性说与佛性说之间的内在联系： “道性以清虚自然为体，一切含说，乃到畜生果木石者，皆有道性也。究竟诸法正性，不有不无，不因不果，不色不心，无得无失，能了此性，即成正道。自然真空即是道性。” 这不仅说是一切物类都具道性，也明确提出，人如能反躬自修，了却本性，就能通道成仙。王玄览《玄珠录》既讲“道体”，又讲“道性” “诸法若起者，无一物而不起，无一物而不忘。忘自众生忘，道体何曾忘？道之真实性，非起亦非忘。” 道体是道之本然体，道性是道体潜在于人与物中的具体性，故人能修性，就能体道。不过，道教的道性说不仅仅吸收了佛性说，也吸收了儒家的心性说。儒家讲尽心知性知天，基本立意是主张从一念之初的本心达知本性。庄子主张“致道者忘心”（《让王》），“两忘而化其道”（《大宗师》），就是以冥化自然作为体道知道的途径。而这在时间上先于佛教天台大师湛然提出的“无情有性”说。同时，道教主张以常清静心识性体道，即是把常清静心作为常清静之道作同一体来看待的。在早期道家看来，常清静、自然而然乃是道的最根本特性；在道教看来，人心能常清静，自能识道性。道教在讲求道性说时，也讲求道体说，还讲心与身的一致，不象佛教天台那样舍身求性。 （二）因待、境智与本迹的论辨术。道教在发展自己的思辨哲学时，从佛教中借用了许多术语，如“智境”，王玄览说“道在境智中间，是道在有知无智中间。”（《玄珠录》）成玄英说：“道是虚通之理境，德是志忘之妙智，境能发智，智能克境，境智相会，故称道德。”（《道德真经开题义》） “圣人空慧明白妙达玄理，智无不照，境无不通。”（顾欢《道德真经注疏》“能无知乎”疏）又如“本迹”，唐玄宗说： “摄迹归本，谓之深妙，若住斯妙，其迹复存，与彼异名先进无差别，故寄又玄以遣玄，欲令不滞于玄，本迹两忘，是名无住，无住则了出矣。”（《御制道德地经》“玄之又玄”注）再如“观照”、“定慧”，孟安排说； “二观者，一者气观，二者神观。既举神气二名，具贯身心两义，身有色象，宜受气名以明定；心无难测，宜受神名以明空慧。故《本际经》云：气观神观，即是定慧。”（《道教义枢·二观义》） 唐代的道家、道教不仅借用佛教范畴，也运用道家、道教固有的术语展开论辨，如张志和关于“同乎时”、“异乎时”的论辨说： “今有之忽无非昔无之未有，今无之忽有非昔有之未无者，异乎时也。若夫无彼无有连既往之无有而不殊无此有无，合将来有无而不异者，同乎时也。异乎时者代以为必然会有不然之者也，同乎时者代以为不然会有必然之者也。”（《玄真子外篇》）又如杜光庭关于同异关系的论辨： “道德不同不异而同，而异不异而异，用辩成差不同而同，体论惟一。……知不异而异无所可异，不同而同无所可同，无所可同无所不同，无所可异无所不异也。”（《释疏题名道德义》） 诸如此类的论辩颇绕口舌，在格调上不仅类似庄子、公孙龙的辩术，也足可与佛教的论辩相匹敌。唐代的许多道家奇书，如《化书》、《无能子》、《谗书》等，都具此特点。道教还发展了一些自己的新术语，如因待、互陈、体用双举，等等。 （三）双遣方法的动用。非有非无，不落两边的双遣方法是龙树《中论》所阐述的基本思想，意谓执著于有是滞于有，遣有归无是滞于无，既非有，又非无，才是中道。运用在主客关系中，就是既遣他执，又遣我执，两边不落。这种方法在六朝、隋唐的佛教中有着广泛影响。道教在根据《老子》“玄之又玄”阐扬重玄哲学思想时。借用了这种方法。成玄英、李荣把佛学的非有非无称为“玄”，把非非有、非非无称为“重玄”。《天隐子》在阐发《庄子》“坐忘”观点时，也借用了双遣方法，外遣物境内遣心智，两边不落，心泯合于道，所谓“彼我两忘，了无所照”。 隋唐道家、道教学者在建树自己的形上学时，借用了佛教的术语与方法，发展了自己的术语，不仅有了辨思的外观，的确也有了辨思的高水准。但从严格意义主讲，道教虽然有了辨思的哲学，却仍然没有动用印度佛教的因明逻辑方式，尤其是没有佛教的立破辨术，道家、道教原先的非逻辑特性并无根本改变，而且随着内丹学说的兴起发展，隋唐形成的辨思哲学没有沿着辨思的方向继续发展，而是服务并融铸在内丹学说中，进一步朝着“契思”与神秘主义方面发展了，其结果仍然是寓辨于不辨之中，这是道教在与佛教徒的论辩中总是“辩”不过佛教徒的一个基本原因。 三、佛教摄取了道教的思维方式 佛教在魏晋时期，曾以格义的方式大量地取了道家的概念、范畴，带有显明的玄学思想色彩。东晋以后，随着佛经大量被翻译过来，佛教则努力摆脱玄学的影响，尽可能地少用道家典籍的范畴、概念，同时攻斥道教取了佛学的范畴术语。到隋唐，佛教宗派林立，不仅气象博大，也显得根柢深厚。从表象上看，佛教于道家、道教无所取焉，其实不然。除唯识宗于原本的印度佛教之外，其它几派皆是在中国文化土壤上生成的，它们用以标其思想宗奉的是中国文化与印度文化的混合再生品，这是佛教中国化的历史必然。仅仅从范畴徵引上难以看得出佛教从道教那里取了什么，但从思想内涵及其思维方式来看，则可清楚地了解佛教从道教那里取了什么东西。对此。梁启超曾说：“惟有一义宜珍重声明者，则佛教输入非久，已寝成中国的佛教，若天台、华严、禅宗等，纯为中国的而非印度所有，若三论、法相、律、密诸宗，虽传自印度，然亦各糁以中国的特色，此种消化的建设的运动，前后经教百年而始成熟。”（《饮冰室集之五十八·佛教教理在中国之发展》，江苏广陵古籍刻印社影印。） （一）“出世”中的“在世”。原本的印度佛教乃是一种高蹈出世精神的宗教，把“不得参预世事，结好贵人”的佛陀遗训作为代代相因的传统，因之，出世就是要断绝一切俗缘，不得对现世有纤毫的回眸，不认六亲，不敬王侯。然而，当佛教传入中国并要立根中土时，它就不能不作出让步，慧远《沙门不敬王者论》中已有调和中土与西土、方内与方外矛盾的意愿。在佛教与中国固有文化传统的反复冲撞中，佛教家们得出了一个结论：“不依国主，法事难立。”而在宗教教义上公开认同的，便是在中土产生的经典《大乘起信论》。《起信论》的最基本思想是：“一心二门论”，“一心”即“众生心”，“二门”即“真如门”，“生灭门”。《起信论·立义分》说： “摩诃衍者，总说有二种。云何为二？二者法，二者义。所言法者，谓众生心。是心则摄一切世间法、出世间法。依于此心，显示摩坷衍义。” “显示正义者，依一心法，有两种门。云何为二？一者心真如门，二者心生灭门，二门皆各总摄一切法。” 此“众生心”即不是单指佛性，真如，也非单指个体之心，生灭现象，而是佛性与人心、本体与现象（用）、圣与凡、净与染、绝待与相待、出世与在世等的和合。在这种和合精神原则下，佛教徒既可追寻超越的、形而上的终极境界，也可“随顺”对世间表示出普遍的关怀。《大乘起信论》自隋初流布开来，对隋唐诸宗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天台、华严、禅宗等立宗分派多从中禀承一端，如天台的“性具”论，华严的“理事圆融”论、“功德本具”与“随缘不变”论，禅宗“真如是念之体，念是真如之用”的体用论，都普遍地带有和合世俗的特点。 佛学与儒学，一个是极端的出世学问，一个是极端的入世的学问，《起信论》在调和出世与入世的关系时，显然撷取了儒学叩共两端而竭焉的中庸观点，但作为一种出世宗教学说与入世的官方正统学说，相距甚远。佛教与道教的关系不同，一来两者都是出世的宗教，二来两者又都在国主面前争宠，在民间争夺地盘，因而既要互相攻斥，又要互相效仿。道教虽然也常为出世与入世问题困扰，却先天地带有世俗的特点，老庄“无为”与“离世异俗”的学说根本不曾放弃“无不为”，不曾放弃此岸世界，道教的早期经典《想尔注》、《河上公章句》及《太平经》都蕴含了“道不遗人”的精神内质。《起信论》作为中国化的佛教的产物，自然极方便合理地从道家、道教那里取了这种精神内质，而且，在相互争高低的过程中，也竞相表现出现世的关注情怀。 （二）相对主义的方法论。华严宗宗奉《华严经》，然而经杜顺、智俨、法藏等阐扬出来的华严思想与本经也有大的异趣，华严诸师在发挥理事无碍观点时，接受了法相从印度译过来的《庄严经论》、《佛地经论》的影响，〔①〕又接受了《大乘起信论》的影响，还接受了庄子思想影响，是中印佛学在新历史条件下的产物。隋唐诸宗派中，除法相宗之外，就是华严宗最讲究辨术，它是把印度的方法拿来论辩一些具有中国特色的问题，如体用，理事等。理事圆融的观点依据物无自性，依他缘生的观点，所谓：“依他中虽复因缘似有显现，然此似有，必无自性，以诸缘生，皆无自性故。”（《华严一乘教义分齐章》卷四）从物无自性中，引出事事无碍，理事无碍，从而一多相即，远近相即，大小相即，如法藏所说： “且如见高广之时，是自心观作大，非别有大；今见圆尘小之时，亦是自心观作小，非别有小。”（《华严经义海百门》） 这与庄子《齐物论》小大之辩如出一辙。《庄子》从相对主义观点出发，认定一切事物的一切性质只有相对性、暂时性，皆观察、认知的角度不同而造成的，“固其所大而大之，则万物莫不大；因其所小而小之，则万物莫大小”（《秋水》）。也就说万物自身没有确定的规定性。华严宗接受了《庄子》思想是毫无疑问的。 （三）整体性原则与“悟”的思维方式。禅宗的兴起，乃是一次佛教的革新，意味着佛教完全中国化的完成。从菩提达摩“藉教悟宗”，至慧能“不立文字”，神会“呵佛骂祖”，再到“德山棒”、“临济喝”，贯穿着一个基本的思想路线，即从印度佛教的繁琐逻辑证论与主客二元对立中解脱出来，以简捷明了的悟通方式实现主客体的绝对同一，如铃木大拙所说的那样：“禅宗与依靠逻辑与分析的哲学体系全然不同，甚至可说它是建立在二元对立思维方式基础上逻辑哲学的立物。”〔②〕禅宗之所以诽毁逻辑，是因为：在禅宗看来，逻辑的方式不仅使主客二元对立，而且也将真理肢解了。真理（佛性）是统一的整体，需用一种非逻辑的超常的、整体的悟通形式才能认知。所以禅宗突出“识心见性”，认定主体之心与客体之性本来同一，能识得整体之心即能见得整体之性，所谓：“故知一切万法，尽在自心中，何不从自心顿现真如本性？”（《坛经》）而要做到这一点，靠逻辑的理性的方式是永远也达不到的，此岸与彼岸虽都只存于心性，却要靠一个“悟”，而悟则顿悟顿见，即整体性的一次性把握。所谓“法无顿渐，人有利钝，故名顿渐”（同上），即是说，真如法性是一个整体，只能整体地体认，人有利钝差别，须行渐修，但渐修并不是把整体的真理分次认知，而是经过渐修，提高，开导其智识，令其开悟，一次完成。“棒喝”的目的也正在于此。道教一向持天地人的“三一”模式，主张天人一体，道气一贯，道教修炼的目的在于泯合主客，感通道体。在老子、庄子那里，最高和本体——道乃是不可分的整体，无论老子讲“道者同于道”，进是庄子强调“正容以悟”，都是要求以整体的心态把握完整的道体。这与禅宗有着显明的一致性。为了达到悟的境界，庄子主张“吾丧我”，禅宗要求“无念无相无住”，这也有着相承关系。此外，禅宗为了表明佛性与人心的直接同一性并非外在力量使其然，也借用道家的“自然”观念，如神会说：“僧家自然者，众生本性也。”“一切万法皆因佛性故，所以一切万法皆自然。”（《荷泽神会禅师语录》）可以这么说，禅宗借助于类似道家的整体性原则，以简捷明了的悟通方式实现了主客体的绝对同一。 然而，即使禅宗吸取了道家思维方式，也仍不失其佛教本色，这从以下三点可以明白看出：第一、禅宗和整体性悟通方式包含着印度佛学精于辨思的特点，它通过辨而达到不辨。庄子哲学虽寓辨于不辨，但庄子是要放弃辨术的。第二、禅宗在泯合主客时，强调以心合性，身是“臭皮囊”，不能与心同于佛。庄子主张坐忘、丧我，则是要以身心合一的方式契合道体。第三，禅宗的“悟”是本心与佛性的一种直接同一，道教的“悟”虽也是道体本心的同一，却包含着“感通”的特点。至认中国第一个佛教宗派“天台宗”，作为“纯粹之中国佛教”〔③〕，其中自也不难找出与道家、道教的思想联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