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后一个字是著的成语

超超玄著
超超：形容高超；玄：微妙；著：明显。言论、文辞高妙明切。
臭名昭著
坏名声人人都知道。
睹微知著
微：细小；著：显著。看到细小的征兆便知道其性质及发展趋势。
恶迹昭著
昭著：显著，明显。恶劣的事迹十分明显，人所共见。形容罪行严重。
积微成著
微：细微；著：显著。微不足道的事物，经过长期积累，就会变得显著。
见微知著
见到事情的苗头，就能知道它的实质和发展趋势。
劣迹昭著
劣：恶劣；昭著：明显。恶劣的事迹非常明显。
彰明较著
彰、明、较、著：都是明显的意思。指事情或道理极其明显，很容易看清。
罪恶昭著
罪恶明显（多指罪恶大）。
以微知著
【出处】宋·苏洵《辨奸论》：“惟天下之静者乃能见微而知著。”
【解释】微：微小；著：显著。从事物露出的苗头，可以推知它的发展趋向或他的实质【示例】【故事】
恩威并著
恩德与威势同时并行

水浒传中4个反面人物的姓名 官职 及丑事

一般认为是:高俅、蔡京、童贯、杨戬
高俅是《水浒》里的重要人物。值得思索的是，尽管人们对《水浒》的认识一直众说纷纭，唯独在对高俅这个文学形象的评价上，却几乎完全一致。
下面的观点，是比较有代表性的：
阶级压迫是造成农民起义的基本原因。《水浒传》通过人物和事件的描写在客观上深刻地揭示了这条真理。
全书首先出现的重要人物是高俅。作者把高俅发迹的故事安排在全书的开端，确如金圣叹在批语中所说，含有表明“乱自上作”的用意。高俅的身上典型地体现了封建统治阶级的丑恶和腐朽的本质，成为封建统治集团的代表人物。王进亡命延安府，林冲刺配沧州道，杨志流落汴京城，都是由于他的迫害。其后，他又和梁山泊势不两立，是封建王朝中主张和执行征讨最力的一个人。他象一根无形的线，把出现在书里的那些从中央到地方的大大小小的贪官污吏全都串连起来了。①最近，有一些同志认为：《水浒》在塑造高俅这一反面形象时，不同于宋元“话本”和“杂剧”那样“往往把封建时代的社会、政治问题，理解为个别人的好坏问题”，而是“把这样一些个人和个人行为，当做整个的社会、政治问题来处理”，“这就赋予它以强烈的政治社会意义。”②从而深刻地揭露了农民起义的社会根源。
我们认为，上述对高俅的文学形象的政治社会意义的评价是不符合作品实际的。正确认识高俅这一同作品热情讴歌的梁山泊英雄对立的反面典型，对于深入揭示《水浒》的本质，有着重要的意义。下面，就来谈一谈我们的一些粗浅看法，以就正于学术界的先辈和同志们。
一.大家知道，《水浒》是以北宋末年宋江为首的农民起义的传说为题材的。但它并不是一部历史小说。在宋朝的“说话”艺术中，有所谓“小说”、“谈经”、“讲史”、“合生”四科的区分。其中“讲史”一科，有点类似历史小说，但也是“历叙史实而杂以虚辞”⑨；至于被列入名“银字儿”的“小说”科的“扑刀杆棒”类的“水浒”故事，就更与史实大相径庭了。但是，《水浒》毕竟是依托历史传说来敷衍故事的，所以考察一下从史籍到小说创作的演变，对于认识高俅的典型意义，是会有所启发的。
在《水浒》中，高俅是与蔡京、童贯、杨戬并列为“变乱天下，坏国，坏家，坏民”的“四个贼臣”的；人们习惯上又把高俅列为“六贼”之一。但是，查一下史书，不论是“四贼”，还是“六贼”，高俅的大名其实都没有列入。
宣和七年十二月，“太学生陈东等上书，数蔡京、童贯，王黼、梁师成，李彦、朱勔罪，谓之六贼，请诛之”。④ “蔡京、王黼方用事，人莫敢指言，独东无所隐讳。……钦宗即位，率其徒伏阙上书，论：‘今日之事，蔡京坏乱于前，梁师成阴谋于后，李彦结怨于西北，朱勔结怨于东南，王黼、童贯又结怨于辽金，创开边隙。宜诛六贼，传首四方，以谢天下。’言极愤切。”⑤ 按《宋史》，“六贼”应是蔡京、童贯、王黼、梁师成、李彦、朱勔，并无高俅、杨戬二人。关于杨戬，因为他已在宣和三年死去，陈东宣和七年上书，自然无须将其列入了。“六贼”加上杨戬，共七人，《宋史》都有传：蔡京入《奸臣传》，王黼、朱勔入《佞幸传》，童贯、梁师成、杨戬、李彦入《宦者传》。唯独高俅，仅《宋史·徽宗本纪》有两条极为简略的记载：
政和七年春正月，“庚子， 以殿前都指挥使高俅为太尉。”
宣和四年，“五月，壬戌， 以高俅为开府仪同三司。”
除此而外，《宋史》并没有为高俅立传。从他所任太尉等重要职务来推测，高俅纵使是个弄臣，至少也不是劣迹昭著者。
但是，到了《水浒》中，这种情况却颠倒过来了。史书上有详尽记载的“六贼”，都被推到第二位，基本上是面目模糊的概念化人物；而史实最少的高俅，反被塑造成一个活生生的、有血有肉的头号“奸贼”，一个倾注了作者最强烈的仇恨鄙薄情感的反面典型。
这种情形是值得深思的。自然，文学创作是一种复杂的脑力劳动，作家在处理他手中的生活素材时，必然会依照自己的思想水平和生活经验，有所取舍，有所侧重，对此轻率地加以挑剔和指责，是荒谬的。我们只是想指出：《水浒》作者在塑造反面典型的时候，对于史实作这样的处理，当然不会是偶然的，而是为了突现他所要表达的主题思想服务的。
按照一般的理解，《水浒》是“一部反映封建社会农民的阶级斗争，农民起义和农民战争的小说”；而为了揭示“阶级压迫是造成农民起义的基本原因”，塑造一个能集中体现封建统治阶级的全部残忍、贪婪、卑劣、无耻的丑恶本质的反面典型，即一个将封建制度人格化了的反动官僚形象，就是十分必要的了。从这种设想出发，我们就得假定史书上有关“六贼”的材料尚不足以表现这一点，因此作者只好根据自己的生活体验另行塑造出高俅这个反面典型来。
可是，一查史料，情况却完全不是这样。
毛泽东同志说：“地主阶级对于农民的残酷的经济剥削和政治压迫，迫使农民多次地举行起义，以反对地主阶级的统治。”⑥据《宋史》记载，“六贼”之中，杨戬，李彦，王黼、朱勔都是残酷剥削压迫农民的老手。如杨戬，史书云：有胥吏杜公才者献策于戬，立法索民田契，自甲之乙，乙之丙，展转究寻，至无可证，则度地所出，增 立赋租。始于汝州，浸淫于京东西、淮西北，括废堤，弃堰、荒山、退滩及大河淤流之处，皆勒民立佃。额 一定后，虽冲荡回复不可减，号为“西城所”。筑山泺古钜野泽，绵亘数百里，济、郓数州，赖其蒲鱼之， 立租算船纳直，犯者盗执之。一邑率于常赋外增租钱至十余万缗，水旱蠲税，此不得免。⑦ 又如李彦： 宣和三年，戬死……而李彦继其职。彦天资狠愎， 密与王黼表里，置局汝州，临事愈剧。凡民间美田，使他人投牒告陈，皆指为天荒，虽 执印券皆不省。鲁山阖县尽括为公田，焚民故券，使田主输租佃本业，诉者辄加威刑，致死者千万。公田 既无二租，转运使亦不为奏除，悉均诸别州。京西提单官及京东州县吏刘寄……皆助彦为虐，如奴事主，民不胜忿痛。
发物供奉，大抵类朱勔，凡竹数竿用一大车，牛驴数十头，其数无极， 皆责办于民， 经时阅月，无休 息期。农不得之田，牛不得耕垦，殚财靡刍，力竭饿死，或自缢辕轭间。如龙鳞薜荔一车辇致之费逾百万 。喜赏怒刑，祸福转手， 因之得美官者甚众。⑧ 上述材料，淋漓尽致地记载了杨戬、李彦之辈强占民田，增立赋租、勒索民物、威刑虐迫给广大劳动农民所造成的巨大灾难，确实暴露了“封建社会的黑暗和统治阶级的罪恶”。从史料上我们还可以知道，杨戬、李彦等施虐横行的地方，正是梁山泊英雄发难和活动的场所。“克、济山泽险迥，盗或隐聚”⑨。《水浒》中许多重要情节，就是在这个地区中的济州、青州、沂州、登州、东平以及郓城、阳谷、寿张、沂水等县发生并展开的。
如果说，《水浒》真的是想通过对贪官污吏的描写，来“深刻地揭露农民起义的社会根源”的话，那么，历史上有详尽记载，而《水浒》又列入“四贼”的杨戬，应是最好的典型。然而《水浒》反把如此丰富深刻的材料撇开不顾，却从高俅身上另做文章，应该说，这是十分反常的。
当然，我们不能用现代的眼光看待《水浒》的作者，由于时代和阶级的局限，他们不可能去研读大量的史料，更不可能用正确的世界观与历史观去分析综合这些史料，从而揭示历史发展的客观规律。问题在于，《水浒》中大写特写的高俅，恰好不具备杨戬那种残酷剥削、压迫农民的封建统治阶级最本质的性。高俅的活动范围，始终只在东京城内外，不曾与农村发生联系；高俅发迹之后所做的几件坏事，如报复王进、陷害林冲、斥退杨志等，基本上是统治阶级内部的矛盾，同对农民阶级的压迫完全是两码事。这就不能不令人想到，

劣迹昭彰的读音

劣迹昭彰 liè jì zhāo zhāng

成语是什么昭著

昭著成语
：
罪恶昭著、
恶迹昭著、
彰明昭著、
昭然著闻、
臭名昭著、
劣迹昭著

求含"昭"字和"洁"字的成语,同音的也可以

逸周书:昭洁非为,为穷非涓,涓洁于利,思义丑贪。乐府诗-卷9：祀典昭洁,我礼莫违。 全晋文-卷三十六：洁昭俭以骄奢,成三王之懿资。

表示环境恶劣的成语。

【地来棘天荆】：指到处布满源荆棘。比喻环境恶劣。【风刀霜剑】：寒风象刀，严霜象剑。形容气候寒冷，刺人肌肤。也比喻恶劣的环境。【狗猛酒酸】：因狗凶猛致使酒酸无人买。比喻环境恶劣，前进困难。也比喻臣当道，阻塞贤路。【马毛猬磔】：猬，同“猬”。形容狂风大作，气候恶劣。【山呼海啸】：山在呼叫，海在咆啸。形容气势盛大。也形容极为恶劣的自然境况。【针针丛棘】：针针：形容荆棘的刺尖锐如针。在带着像针一样尖刺的一丛丛的荆棘下面，形容环境恶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