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白的简历

李白（701年2月8日—762年12月） ，字太白，号青莲居士，又号“谪仙人”。是唐代伟大的浪漫主义诗人，被后人誉为“诗仙”。与杜甫并称为“李杜”，为了与另两位诗人李商隐与杜牧即“小李杜”区别，杜甫与李白又合称“大李杜”。其人爽朗大方，爱饮酒作诗，喜交友。
李白有《李太白集》传世，诗作中多以醉时写的，代表作有《望庐山瀑布》、《行路难》、《蜀道难》、《将进酒》、《越女词》、《早发白帝城》等多首。
李白所作词赋，宋人已有传记（如文莹《湘山野录》卷上），就其开创意义及艺术成就而言，“李白词”享有极为崇高的地位。
早年天才
长安元年（701年），李白生。字太白。其生地尚无确说。但一般认为唐剑南道绵州（巴西郡）昌隆（后避玄宗讳改为昌明）为其故乡。其家世、家族皆不详。据《新唐书》记载，李白为兴圣皇帝（凉武昭王李暠）九世孙，按照这个说法李白与李唐诸王同宗，是唐太宗李世民的同辈族弟。亦有说其祖是李建成或李元吉；据《旧唐书》记载，李白之父李客为任城尉。[1]
神龙元年（705年）， 十一月，武则天去世。李白五岁。发蒙读书始于是年。《上安州裴长史书》云:“五岁诵六甲。”六甲，唐代的小学识字课本，长史，州之次官。
开元三年（715年），李白十五岁。已有诗赋多首，并得到一些社会名流的推崇与奖掖，开始从事社会干谒活动。亦开始接受道家思想的影响，好剑术，喜任侠。是年岑参生。
开元六年（718年），李白十八岁。隐居戴天大匡山（在今四川省江油县内）读书。往来于旁郡，先后出游江油、剑阁、梓州（州治在今四川省境内）等地，增长了不少阅历与见识。
辞亲远游
开元十二年（724年），李白二十四岁。离开故乡而踏上远游的征途。再游成都、峨眉山，然后舟行东下至渝州（今重庆市）。
开元十三年（725年），李白出蜀，“仗剑去国，辞亲远游”。[2]
开元十四年（726年），李白二十六岁。春往会稽（今浙江省绍兴市）。秋，病卧扬州。冬，离扬州北游汝州（今河南省临汝县），至安陆（今湖北省安陆县）。途经陈州时与李邕相识。结识孟浩然。
开元十五年（727年），是年诏令“民间有文武之高才者，可到朝廷自荐”。全国六十三州水灾，十七州霜旱。李白二十七岁。居于安陆寿山，与故宰相许圉师之孙女结婚，逐家于安陆。是年王昌龄进士及第。
开元十六年（728年），土蕃屡次入侵。李白二十八岁。早春，出游江夏（今湖北省武汉市），与孟浩然相会于斯。
开元十七年（729年），八月五日，玄宗为自己四十岁生日举行盛大的庆贺活动，并以每年八月五日为千秋节。诏令天下诸州宴乐，休假三日。以宇文融管理全国财赋，强制税法，广为聚敛，供朝廷奢侈之用。李白二十九岁。在安陆。
失意游走
开元十八年（730年），十二月，宰相李白说去世。李白三十岁。春在安陆。前此曾举杯邀明月的李白多次谒见本州裴长史，因遭人谗谤，于近日上书自白，终为所拒。初夏，往长安，渴宰相说，并结识其子张相。寓居终南山玉真公主（玄宗御妹）别馆。又曾谒见其它王公大臣，均无结果。暮秋游邢州（在长安之西）。冬游坊州（在长安之北）。是年杜甫十九岁，游于晋（今山西省）。
开元十九年（731年），玄宗多任宦官，尤宠高力士，时四方表奏，皆先为高力士所决。十月，玄宗驾幸洛阳。李白三十一岁。穷愁潦倒于长安，自暴自弃，与长安市井无赖之徒交往，初夏，离长安，经开封（今河南省开封市），到宋城（今河南省商丘县）。秋到篙山五岳之一的中岳（为河南省登封县的名山），恋故友元丹丘的山居所在，逐有隐居之意。暮秋，滞留洛阳。
开元二十年（732年），十月，玄宗到洛阳以北（今山西省一带）地区出巡，诏令巡幸所至，地方官员可将本地区贤才直接向朝廷推荐。十一月，至北都太原（唐朝开国之地），祀后土（土地神），大赦天下。十二月，归还洛阳。是年全国户数为七百八十六万一千二百三十六，人口四千五百四十三万一千二百六十五，为有史以来的最高记录。李白三十岁。自春历夏在洛阳，与元演、崔成甫结识。秋，自洛阳返安陆。途经南阳（今河南省南阳市），结识崔宗之。冬，元演自洛阳到安陆相访，二人同游随州（今湖北省随县）。岁未，归家安陆。
开元二十一年（733年），正月，玄宗亲注老子《道德经》。令天下士庶（身份很低的役人与庶民）家藏一册，梅年贡举时加试《老子》策。三月，韩休同中书门下平章事（宰相）。五月，张九龄同中书门下平章事。二人为人正直，敢于力谏，张九龄尤以文学才能，道德文章，为世所重。分天下为十五道，各置采访使（负责监察督办所辖地区的政治等项），是年长安久雨，京师饥谨，诏令放太仓米二百万石以赈民。李白三十三岁。构石室于安陆白兆山桃花岩。开山田，日以耕种、读书为生活。
开元二十二年（734年），正月，玄宗巡幸洛阳。二月，秦州（今甘肃天水县西南）地震，房屋倒塌，崩坏殆尽，压死者四千余人。征沼自称生于尧时的道士张果先生，玄宗亲问以治道神仙之术。授其银青光禄大夫（银印上系以青色缓带，以为品位高的标志。副职），位侍中（唐门下省协助宰相起草文书等项的官吏）。
西来献赋
开元二十三年（公元735年），玄宗又一次狩猎，正好李白也在西游，乘机献上《大猎赋》，希望能博得玄宗的赏识。他的《大猎赋》希图以“大道匡君，示物周博”，而“圣朝园池遐荒，殚穷六合”，幅员辽阔，境况与前代大不相同，夸耀本朝远胜汉朝，并在结尾处宣讲道教的玄埋，以契合玄宗当时崇尚道教的心情。
是年，李白进长安后结识了卫尉张卿，并通过他向玉真公主献了诗，最后两句说“几时入少室，王母应相逢”，是祝她入道成仙。李白还在送卫尉张卿的诗中陈述自己景况很苦，希望引荐，愿为朝廷效劳。由此，他一步步地接近了统治阶级的上层。李白这次在长安还结识了贺知章。李白去紫极宫，在那里遇见了贺知章，立刻上前拜见，并呈上袖中的诗本。贺知章颇为欣赏《蜀道难》和《乌栖曲》。李白瑰丽的诗歌和潇洒出尘的风采令贺知章惊异万分，竟说：“你是不是太白金星下凡到了人间？”贺知章称他为谪仙。三年后，李白发出“行路难，归去来”的感叹，离开长安。
供奉翰林
李白图片
天宝元年（公元742年），由于玉真公主和贺知章的交口称赞，玄宗看了李白的诗赋，对其十分仰慕，便召李白进宫。李白进宫朝见那天，玄宗降辇步迎，“以七宝床赐食于前，亲手调羹”。玄宗问到一些当世事务，李白凭半生饱学及长期对社会的观察，胸有成竹，对答如流。玄宗大为赞赏，随即令李白供奉翰林，职务是给皇上写诗文娱乐，陪侍皇帝左右。玄宗每有宴请或郊游， 必命李白侍从，利用他敏捷的诗才，赋诗纪实。虽非记功，也将其文字流传后世，以盛况向后人夸示。李白受到玄宗如此的宠信，同僚不胜艳羡，但也有人因此而产生了嫉恨之心。
天宝二年（743年），,李白四十三岁。诏翰林院。初春，玄宗于宫中行乐，李白奉诏作《官中行乐词》，赐宫锦袍。暮春，兴庆池牡丹盛开，玄宗与杨玉环同赏，李白又奉诏作《清平调》。对御用文人生活日渐厌倦，始纵酒以自昏秽。与贺知章等人结“酒中人仙”之游，玄宗呼之不朝。尝奉诏醉中起草诏书，引足令高力士脱靴，宫中人恨之，谗谤于玄宗，玄宗疏之。
李杜相识
天宝三年（公元744年）的夏天，李白到了东都洛阳。在这里，他遇到蹭蹬的杜甫。中国文学史上最伟大的两位诗人见面了。此时，李白已名扬全国，而杜甫风华正茂，却困守洛城。李白比杜甫年长十一岁，但他并没有以自己的才名在杜甫面前倨傲。而“性豪也嗜酒”、“结交皆老苍”的杜甫，也没有在李白面前一味低头称颂。两人以平等的身份，建立了深厚的友情。在洛阳时，他们约好下次在梁宋（今开封、商丘一带）会面，访道求仙。同年秋天，两人如约到了梁宋。两人在此抒怀遣兴，借古评今。他们还在这里遇到了诗人高适，高适此时也还没有禄位。然而，三人各有大志，理想相同。三人畅游甚欢，评文论诗，纵谈天下大势，都为国家的隐患而担忧。这时的李杜都值壮年，此次两人在创作上的切磋对他们今后产生了积极影响。
这年的秋冬之际，李杜又一次分手，各自寻找道教的师承去造真箓（道教的秘文）、授道箓。李白到齐州（今山东济南一带）紫极宫请道士高天师如贵授道箓，从此他算是正式履行了道教仪式，成为道士。其后李白又赴德州安陵县，遇见这一带善写符箓的盖寮，为他造了真箓。此次的求仙访道，李白得到了完满的结果。
天宝四年（公元745年）秋天，李白与杜甫在东鲁第三次会见。短短一年多的时间，他们两次相约，三次会见，知交之情不断加深。他们一道寻访隐士高人，也偕同去齐州拜访过当时驰名天下的文章家、书法家李邕。就在这年冬天，李杜两人分手。
安史入幕
天宝十四年（公元755年），安史之乱爆发，李白避居庐山，胸中始终存李白与安史之乱在着退隐与济世两种矛盾的思想。恰在此时，永王李璘出师东巡，李白应邀入幕。他认为天下乱局已定，此时大唐的情形十分类似于东晋永嘉南渡，正是割据江南的大好时机。因此力劝永王直取会稽，并在永王发动叛乱之后写下《永王东巡歌》十一首，其中有“永王正月东出师，天子遥分龙虎旗”，“三川北虏乱如麻，四海南奔似永嘉，但用东山谢安石，为君谈笑净胡沙“，“南风一扫胡尘静，西入长安到日边”等语，自比谢安，怂恿李璘割据称帝意图昭然。永王不久即败北，李白也因之被系浔阳狱。这时崔涣宣慰江南，收罗人才。李白上诗求救，夫人宗氏也为他啼泣求援。将吴兵三千军驻扎在浔阳的宋若思，把李白从监牢中解救出来，并让他参加了幕府。
至德元年（756年），正月，安禄山在洛阳自称大燕皇帝。五月，郭子仪、李光弼大破史思明，收复河北十余郡。六月，安禄山率部攻破渔关，生擒哥舒翰。李白五十六岁。岁初，与妻子宗氏一道南奔避难。春在当涂。旋闻洛阳失陷，中原横溃，乃自当涂返宣城，避难会稽（今浙江绍兴市）。至漂阳（今江苏省滦阳县），与张旭相遇。夏至越中。闻郭子仪、李光弼在河北大胜，又返金陵。秋，闻玄宗奔蜀，遂沿长江西上，入庐山屏风叠隐居，永王数次下达聘书，几经犹豫，终于决定下山入其幕府，李白成为宋若思的幕僚，为宋写过一些文表，并跟随他到了武昌。李白在宋若思幕下很受重视，并以宋的名义再次向朝廷推荐，希望再度能得到朝廷的任用，但是最终反被长流夜郎（今贵州桐梓）。
至德二年（757年），,李白五十七岁。正月，在永王军营，作组诗《永王东巡歌》。永王兵败丹阳，李白自丹阳南逃。旋被搏入寻阳狱中。妻宗氏为救其四处奔走。江南宣慰使崔涣与御史中承相宋若思极力救之，乃获释。宋若思辟白为军幕参谋，以掌军中文书事务。并随宋若思一同至武昌（今湖北省鄂城县）。九月，病卧宿松（今安徽省宿松县）。曾两次赠诗宰相张镐求救。终以参加永王东巡而被判罪长流夜郎。是年杜甫四十六岁，四月，从贼营逃出，谒肃宗于风翔，授右拾遗。
乾元元年（758年），四月，史思反。五月，肃宗罢张镐宰相，出为荆州大都督长史。十二月，史思明陷魏州（今河北省南部）。李白五十八岁。李白自寻阳出发，开始长流夜郎，妻弟宗嫌相送。春末夏初。途经西塞驿（今武昌县东），至江夏，访李邕故居，登黄鹤楼，眺望鹦鹉洲。秋至江陵，冬入三峡。是年杜甫四十七岁，为华州司功参军。
折叠溘然病逝
乾元二年（759年），朝廷因关中遭遇大旱，宣布大赦，规定死者从流，李白流以下完全赦免。李白经过长期的辗转流离，终于获得了自由。他随即顺着长江疾驶而下，而那首著名的《早发白帝城》最能反映他当时的心情。到了江夏，由于老友良宰正在当地做太守，李白便逗留了一阵。乾元二年，李白应友人之邀，再次与被谪贬的贾至泛舟赏月于洞庭之上，发思古之幽情，赋诗抒怀。不久，又回到宣城、会稽旧游之地。差不多有两年的时间，他往来于两地之间，仍然依人为生。
上元二年(761年)，已六十出头的李白因病返回镇江。在镇江，他的生活相当窘迫，不得已只好投奔了在当涂做县令的族叔李阳冰。
上元三年 (762年)，李白病重，在病榻上把手稿交给了李阳冰，赋《临终歌》而与世长辞，终年六十二岁。
关于李白之死，历来众说纷纭，莫衷一是。总体可以概括为三种死法：其一是醉死，其二是病死，其三是溺死。第一种死法见诸《旧唐书》，说李白“以饮酒过度，醉死于宣城”；第二种死法亦见诸其他正史或家学者的考证之说。说当李光弼东镇临淮时，李白不顾61岁的高龄，闻讯前往请缨杀敌，希望在垂暮之年，为挽救国家危亡尽力，因病中途返回，次年病死于当涂县令、唐代最有名的篆书家李阳冰处；而第三种死法则多见诸民间传说，极富浪漫色彩，说李白在当涂的江上饮酒，因醉跳入水中捉月而溺死，与诗人性格非常吻合。但是不管哪一种死法，都因参与永王李璘谋反作乱有着直接的关系。因为李白流放夜郎，遇赦得还后不久，就结束了他传奇而坎坷的一生，这是一个不争的事实。
主要成就
诗歌
综述
李白的乐府、歌行及绝句成就为最高。其歌行，完全打破诗歌创作的一切固有格式，空无依傍，笔法多端，达到了任随性之而变幻莫测、摇曳多姿的神奇境界。李白的绝句自然明快，飘逸潇洒，能以简洁明快的语言表达出无尽的情思。在盛唐诗人中，王维、孟浩然长于五绝，王昌龄等七绝写得很好，兼长五绝与七绝而且同臻极境的，只有李白一人。
李白的诗雄奇飘逸，艺术成就极高。他讴歌祖国山河与美丽的自然风光，风格雄奇奔放，俊逸清新，富有浪漫主义精神，达到了内容与艺术的完美统一。他被贺知章称为“谪仙人”，其诗大多为描写山水和抒发内心的情感为主。李白的诗具有“笔落惊风雨，诗成泣鬼神”的艺术魅力，这也是他的诗歌中最鲜明的艺术特色。李白的诗富于自我表现的主观抒情色彩十分浓烈，感情的表达具有一种排山倒海、一泻千里的气势。他与杜甫并称为“大李杜”，（李商隐与杜牧并称为“小李杜”）。
李白诗中常将想象、夸张、比喻、拟人等手法综合运用，从而造成神奇异彩、瑰丽动人的意境，这就是李白的浪漫主义诗作给人以豪迈奔放、飘逸若仙的原因所在。
李白的诗歌对后代产生了极为深远的影响。中唐的韩愈、孟郊、李贺，宋代的苏轼、陆游、辛弃疾，明清的高启、杨慎、龚自珍等著名诗人，都受到李白诗歌的巨大影响。
风格
豪迈奔放，清新飘逸，想象丰富，意境奇妙，语言奇妙，浪漫主义，立意清晰。
李白生活在盛唐时期，他性格豪迈，热爱祖国山河，游踪遍及南北各地，写出大量赞美名山大川的壮丽诗篇。他的诗，既豪迈奔放，又清新飘逸，而且想象丰富，意境奇妙，语言轻快，人们称他为“诗仙”。
李白的诗歌不仅具有典型的浪漫主义精神，而且从形象塑造、素材摄取、到体裁选择和各种艺术手法的运用，无不具有典型的浪漫主义艺术特征。
李白成功地在中塑造自我，强烈地表现自我，突出抒情主人公的独特个性，因而他的诗歌具有鲜明的浪漫主义特色。他喜欢采用雄奇的形象表现自我，在诗中毫不掩饰、也不加节制地抒发感情，表现他的喜怒哀乐。对豪势要，他“手持一枝菊，调笑二千石”（《醉后寄崔侍御》二首之一）；看到劳动人民艰辛劳作时，他“心摧泪如雨”。当社稷倾覆、民生涂炭时，他“过江誓流水，志在清中原。拔剑击前柱，悲歌难重论”（《南奔书怀》），那样慷慨激昂；与朋友开怀畅饮时，“两人对酌山花开，一杯一杯复一杯。我醉欲眠卿且去，明朝有意抱琴来”（《山中与幽人对酌》），又是那样天真直率。总之，他的诗活脱脱地表现了他豪放不羁的性格和倜（俶）傥不群的形象。
豪放是李白诗歌的主要特征。除了思想性格才情遭际诸因素外，李白诗歌采用的艺术表现手法和体裁结构也是形成他豪放飘逸风格的重要原因。善于凭借想象，以主观现客观是李白诗歌浪漫主义艺术手法的重要特征。几乎篇篇有想象，甚至有的通篇运用多种多样的想象。现实事物、自然景观、神话传说、历史典故、梦中幻境，无不成为他想象的媒介。常借助想象，超越时空，将现实与梦境、仙境，把自然界与人类社会交织一起，再现客观现实。他笔下的形象不是客观现实的直接反映，而是其内心主观世界的外化，艺术的真实。
李白诗歌的浪漫主义艺术手法之一是把拟人与比喻巧妙地结合起来，移情于物，将物比人。
李白诗歌的另一个浪漫主义艺术手法是抓住事情的某一特点，在生活真实的基础上，加以大胆的想象夸张。他的夸张不仅想象奇特，而且总是与具体事物相结合，夸张得那么自然，不露痕迹；那么大胆，又真实可信，起到突出形象、强化感情的作用。有时他还把大胆的夸张与鲜明的对比结合起来，通过加大艺术反差，加强艺术效果。
李白最擅长的体裁是七言歌行和绝句。李白的七言歌行又采用了大开大合、跳跃宕荡的结构。诗的开头常突兀如狂飙骤起，而诗的中间形象转换倏忽，往往省略过渡照应，似无迹可循，诗的结尾多在感情高潮处戛然而止。
李白的五七言绝句，更多地代表了他的诗歌清新明丽的风格。如《早发白帝城》、《送孟浩然之广陵》、《静夜思》等，妙在“只眼前景、口头语、而有弦外音、味外味，使人神远。”（《说诗晬语》上）
李白诗歌的语言，有的清新如同口语，有的豪放，不拘声律，近于散文，但都统一在“清水出芙蓉，天然去雕饰”的自然美之中。这和他自觉地追求自然美有关。他继承陈子昂的文学主张，以恢复诗骚传统为已任，曾说“梁陈以来，艳薄斯极，沈休文又尚以声律，将复古道，非我而谁欤？”（孟棨《本事诗·高逸》）他崇尚“清真”，讽刺“雕虫丧天真”的丑女效颦，邯郸学步。他的诗歌语言的自然美又是他认真学习民歌明白通俗的特点的结果，明白如话，通俗生动。
代表作品
《望庐山瀑布》，将进酒，蜀道难，梦游天姥吟留别，侠客行，春思，秋歌。

秦时明月中的全部诗词

高月
静如处子,高贵婉约。
明眸善睐,笑靥如雪。
水样年华,仍忆纸鸢。
日光倾城,阳春三月。
鸢坠夜来,雷雨漫天。
不见故土,凄楚谁怜。
幻音星语,回首北燕。
难忘飞雪,国覆心灭。
端木蓉
娟眉露目,眉宇苍凉。
素眸回首,双泪成行。
药语微香,莲心犹长。
泠心傲骨,临世而伤。
翠衣薄袖,影自彷偟。
医倾天下,难愈情创。
清颜独拈,昙花一香。
绝世休问,情为何殇。
雪女
银眉丽影,明眸苍蓝。
玉颜冰心,箫曲曼姗。
燕歌离魂,回舞天畔。
水袖素衣,紫衾香寒。
暮雪纷夜,清听以安。
筑箫合鸣,终生相伴。
冬恋凝弦,挥泪缘断。
铭记曾爱,请君一弹。
赤练女
砂描朱眉,绛点丹唇。
赤瞳如炬,雪肌尚温。
妍娆艳影,魅韵惑神。
娇容盈心,冶骨销魂。
百夜齐宴,乃净其心。
万毒尽饮,方可安身。
落花有意,流水无情。
藏恋于心,独念缤纷。
丽姬
罗衣裹身,绮绣留芳。
宝钿绾发,珠翠生香。
雪肤花容,倾城覆国。
樱唇娇貌,乱世一方。
秦宫八百,烟锁惆怅。
难平爱恨,半生悲凉。
曾遇英雄,天下无双。
终成离人,世世难忘。
月神
观星宇宙,离合苍苍。
解命天地,聚散茫茫。
阅尽人寰,勘破人世。
千般凡缘,尘劫一场。
读辰驱魂,破云谴雾。
指尖生死,眉心流光。
从夙漠情,居高为常。
既能灭世,天命何妨。
盖聂
羁旅三千,泊行无岸。
仗剑天涯,征途漫漫。
君倚翠松,落日临风。
烟影犹在,长谷已空。
黄沙半卷,薄雾迷朦。
凡世之大,难觅郎踪。
纵横万里,飘如飞蓬。
举杯堪问,何为英雄。
嬴政
御天下,山河独揽。
自觅皇天,凌驾天关。
玺正中原,力疲心阑。
君临人世,知音何看。
不如归去,弃俗离凡。
游天觅仙,同归彼岸。
不畏人心,莫防暗算。
龙翔九天,可胜高寒。
药庄
竹枝柳骨,翠染泉上。
青涟倒影,静比潇湘。
东邻湖陌,西忆莲塘。
昼卷夕影,夜半阑霜。
夏之始末,露湿残窗。
秋归群山,叶红风旷。
四季常恋,袅袅药香。
筑台听雨,端木医庄。
镜湖
凌晨薄雾,日出繁霜。
水拂清冽,潋滟波光。
氤氲朝烟,夕岚暮凉。
露曳花枝,空谷风长。
曲径通幽,亭榭成双。
潺潺烟水,朦朦月江。
荡舟独行,梦寒路茫。
镜映人心,夙忆成双。
易水
冰封千里,白夜长叹。
易水风萧,千山犹寒。
白旌飘摇,丹心难惋。
衣冠胜雪,侠骨谁看。
此地一别,去兮不还。
长歌击筑,送临水畔。
壮志豪情,不忆悲欢。
苍生为任,只念人寰。
秦宫
珠箔璀璨，灯火辉煌。
楼阁朱红，画栋雕梁。
琉璃飞檐，白玉长廊。
檀香馥温，缭绕金堂。
银屏犹在，笙歌渐暖。
碧枕雪衾，翠纱莲帐。
绮罗丛中，谁知娇养。
宫花白首，难面君王。
北燕
冬临北燕，飞雪连疆。
风拂玉树，月照冰窗。
宗庙香火，飘传四方。
朝披华服，夕着盛装。
欢歌乐舞，笑漾脸庞。
黑夜长昼，炫若天光。
极乐净土，福泽安康。
邀君一享，百世芬芳。
墨城
万年基业，避世求安。
端木庄前，墨规池畔。
苦筑城池，天书难撰。
匠心独具，奇巧非凡。
伐木炼金，遁甲潜地。
机关陡移，星辰回转。
占据天险，雄关百万。
虎跳龙喉，何人能还。
战场
大漠漫漫，黄沙半残。
阳关难渡，尚觉心寒。
长泪欲潸，金弦犹卷。
伊人已去，风华萧珊。
孤城堪看，羌笛谁愿。
将军白发，寒霜未满。
三千年月，彼岸荒阑。
浊酒一杯，请共悲欢。

“四百兆民生涂炭”怎么个理解？这是个什么单位~~

四万万五千万,抗战片上老听到的啊.

有什么词语来形容家庭条件不好

形容家庭条件不好的词语：拮据 窘迫 困难 贫穷入不敷出 度日如年 一清二白 一穷二白 早水晚粥 囊中羞涩苦不堪言 捉襟见肘 一贫如洗 两袖清风 嗷嗷待哺 节衣缩食 青黄不接 勉强度日 家徒四壁 寅吃卯粮 开源节流 衣单食薄雪上加霜 每况愈下 今非昔比 一波三折 民生涂炭 饥寒交迫穷途末路 画饼充饥 号寒啼饥 江河日下 穷途末路 山穷水尽 家道消乏 阮囊羞涩 寅支卯粮 并日而食 饮冰茹檗 身无分文 布衣蔬食 粗茶淡饭 恶衣恶食 饭糗茹草 荆钗布裙 牵萝补屋

涂炭生灵可以形容动物么？

可以因为在古代神话中，有些动物修炼成精，如蛟龙，在西游记中更多，所以涂炭生灵可以形容动物。

有什么炭的成语

炭的成语（18个）：
雪中送炭、
生灵涂炭、
坐于涂炭、
漆身吞炭、
雪里送炭、
苍生涂炭、
冰炭不同炉、
踞炉炭上、
黎庶涂炭、
冰炭不投、
生民涂炭、
冰炭不相容、
民生涂炭、
冰炭不同器、
握炭流汤、
万民涂炭、
枘凿冰炭、

天下皆白,唯我独黑。民生涂炭,奈之若何。墨门绝术,克而不攻。八横八纵,兼爱平生。（什么意思？）

字面意思是：天下的人全是光明的，只有我一个人是黑暗的。其实是说：天下的人都不明白的道理,唯有我明白,故我深沉着. 有种对世人肤浅的认识或不理解的眼光表示不满.与“世人皆浊我独醒”“他人笑我太疯癫我笑他人看不清”一样

跪求————孙中山民生思想的局限性及启示？？？？

　　三民主义
　　孙中山所倡导的中国民主革命纲领。由民族主义、民主义和民生主义构成，简称三民主义。三民主义的发展过程分为两个阶段，即旧三民主义和新三民主义。1894年（清光绪二十年），孙中山在檀香山建立兴中会，其入会誓词是：“驱除鞑虏，恢复中国，建立合众政府”，同《兴中会章程》中救亡图存、振兴中华的内容，成为民族主义和民主义的简要表述 。在同盟会的政纲中 ，三民主义被完整地表述为“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创立民国，平均地”四句话。民族主义的主要内容之一 ，就是反满 。“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始终是资产阶级革命民主派在清末的战斗口号。民主义是三民主义的核心，基本内容是：揭露和批判封建制主义，指出封建的社会政治制度剥夺了人，必须经由“国民革命”的途径推翻封建帝制，代之以“民主立宪”的共和制度。民生主义希望解决的课题是中国的近代化，使中国由贫弱至富强；同时还包含劳动人民生活福利以及对资本主义社会经济溃疡的批判和由此产生的“对社会主义的同情”。民生主义的主要内容为土地 与资本两大问题 。“ 平均地”——“土地国有”是土地方案。孙中山认为这一方案可以防止垄断，也能使“公家愈富”，从而促进“社会发达”。在有关资本的课题上，孙中山把发展社会经济的途径归结为“节制资本”和发展“国家社会主义”，既可“防资本家垄断之流弊”，又得以“合全国之资力” 。实质上是最大限度发展资本主义的方案，虽然它涂上了主观社会主义的色彩。三民主义存在着历史的局限，主要表现为缺乏明确的、彻底的反帝反封建内容。但是，它批判地承了农民战争和维新运动的积极内容，从西方借取了民主主义思想素材，成为中国近代社会中具有比较完全意义的民主革命纲领，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产生过重大的积极作用。当中国革命历程进入新民主主义阶段时，孙中山接受了中国共产党和国际无产阶级的帮助，确立了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三大政策，把旧三民主义发展为新三民主义，表现了资产阶级革命民主派在新的革命阶段的进步性，并成为第一次国共合作的政治思想基础。
　　民生主义是孙中山的三大“革命纲领”之一，继民族主义、民主义之后提出，又是民族主义、民主义的起点和归宿。孙中山又把民生主义作为理想社会，毕生为之奋斗。
　　民生主义产生和发展大致分为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孕育和产生时期（19世纪90年代至1911年）。
　　孙中山一方面由于受西方文明的影响，另一方面则由于强烈的爱国心驱动，青年时代起便十分关注中国的经济发展和国民生计。19世纪90年代，在《致郑藻如书》、《农功》和《上李鸿章书》等函件和论著中，孙中山提出的既要“强国”又要“富民”的“裕民生”思想，便蕴涵着后来明确提出的民生主义的基本内涵。清光绪二十二年（1896），孙中山在伦敦蒙难被营救后，仍在伦敦停留数月之久。这期间，孙中山在大英博物馆图书馆大量阅读各方面的书籍，并实地考察西方社会现状，接触工人运动。他深感西方虽文明富强，但未能使人民登“极乐之乡”，由是看到了通过社会革命解决民生问题的必要。光绪二十九年，《东京军事训练班誓词》提出“平均地”，标志孙中山民生主义思想形成。当20世纪初中国的先进知识分子接触西方社会主义思想和社会主义运动之时，孙中山把从日本传进的“社会主义”译作“民生主义”。光绪三十一年五月，孙中山走访国际社会党执行局（第二国际常设执行机构），在与该局主席和书记的晤谈中，他第一次对民生主义即社会主义作了明确的阐述，指出“中国社会主义者要采用欧洲的生产方式，使用机器，但要避免其种种弊端”，“由于它们，中世纪的生产方式将直接过渡到社会主义的生产阶段，而工人不必经受被资本家剥削的痛苦”。光绪三十一年十月，在《民报》发刊词中，孙中山首次明确提出“三大主义”，把民生主义和民族主义、民主义并列，指出欧洲的进化过程经历了这“三大主义”，民族主义之后继之为民主义，民主义之后则为民生主义，“20世纪不得不为民生主义之擅场时代”，断言中国尚未存在西方“积重难返”的弊端，故可“举政治革命、社会革命毕其功于一役”。明确地把民生主义列为“三大主义”之一，并把民生主义视作社会主义，这是辛亥革命前孙中山确立民生主义的重要观点。
　　第二阶段：积极宣传和试图实践时期（1912年至1923年）。
　　辛亥革命之后至国共合作前期间，孙中山积极宣传和试图实践民生主义。为避免“生灵涂炭”，希望“委曲以求和平”。民国元年（1912）3月31日，孙中山在出席南京同盟会会员饯别会上重申，必须进行社会革命，“一面图国家富强，一面防资本主义垄断之流弊”，之后离开南京，到上海、武汉、福州等地访问和考察，不断发表进行“社会革命”，实施民生主义的演讲，具体宣传民生主义的经济纲领，以及修筑铁路的构想。同年4月，孙中山辞去临时大总统职务，他认为“今日满清退位，中华民国成立，民族、民主义俱达到，惟有民生主义尚未着手”。因此，在解职之后至“二次革命”前，四方奔走，进行民生主义的宣传，这是他一生中宣传民生主义（社会主义）最多的时期。民国元年7月，孙中山在比利时《人民报》上发表《中国革命的社会意义》一文，提出民族主义、民主义“因清廷退位而付之实现”，当前“应该实行经济革命”。8月在国民党成立大会上发表以“解决民生问题”为主题的演说，揭示民生主义的宗旨，明确提出“民生主义盖防止富人以其富制毒害贫民”。10月在上海社会党本部连续3天发表演说，评论社会主义的各种流派，阐述社会主义就是民生主义，认为“社会主义，一言以蔽之，曰社会生计而已”，指出“土地公有”和“资本公有”是社会主义者的两大主张，宗旨在为大多数人“谋幸福”，告诫社会党人应“斟酌国家社会之情形”，即从国情出发，为政府提供社会主义的学理依据。民国3年（1914）7月，孙中山在东京组织的中华革命党，明确提出“以实行民民生两主义为宗旨”。当张勋复辟事件平息之后，孙中山又在江浙各地参观、演讲，继续宣传民生主义。民国8年写成《实业计划》，为民生主义的实施提出具体的经济建设蓝图。
　　民国初年，孙中山一度以为实施民生主义的时机已到，于是计划以铁路建设为突破口，积极投身于实业建设。他亲力亲为地进行建设的规划和筹款，还进行实地考察。民国元年（1912）孙中山多次讲话和撰文，提出“交通为实业之母，铁路为交通之母”，揭示铁路和实业建设、和民生主义的关系。8月接受袁世凯任命，督办全国铁路，先后视察北宁、津浦北段、胶济铁路等。民国2年2月，孙中山赴日本考察，洽谈铁路筹款，拟筹建“中国实业公司”。种种活动表明，孙中山试图把他的民生主义从理论层面推向实践层面。但是，清帝退位和共和国成立，并没有真正出现实施民生主义的和平与安定的环境，战争接连，事件不断发生，孙中山的事业不断受挫，他不得不倾注全部的时间和精力进行“二次革命”、“护国”战争和“护法”运动，三次在南方建立政，直至第一次国共合作，革命事业才开始有新的转机。
　　第三阶段：重新诠释与发展时期（1924年至1925年春）。
　　民国6年（1917）11月俄国十月革命成功，使孙中山认识到“苏维埃政府”“乃注重民生”。民国13年1月，孙中山召开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改组国民党，发表大会《宣言》，重新诠释三民主义。在会后孙中山的多次讲话中均论及民生主义，又发表“关于民生主义之说明”的题演说，指出在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表决之前，“尚有一重大问题为本党的基本问题，必须解决”，“此重大问题即为民生主义”。民国13年1月至8月，孙中山在广州国立广东高等师范学校讲演三民主义，其中对民生主义作了更详尽的解释，并使民生主义有所发展。
　　这一时期孙中山的民生主义思想有如下的发展：（1）提出民生主义“最要之原则”为“平均地”和“节制资本”，即“土地国有”和“资本国有”；（2）从“平均地”发展为“耕者有其田”，从注重解决城市在工商业发达后地价上涨而带来的土地问题，到关注农村农民的土地问题；（3）明确把为解决私人资本垄断而进行的资本国有概括为“节制资本”，并指明其具体内容为两方面，即“节制私人资本”和“发达国家资本”；（4）明确提出民生主义“目的是在打破资本制度”，“以养民为目标，不以赚钱为目标”，“建设之首要在民生”；（5）再次强调“民生主义就是共产主义，就是社会主义”，共产主义与民生主义不但不相冲突，“并且是一个好朋友”。孙中山对民生主义的宗旨、性质及具体内涵，均赋予了新的内容。
　　（二）平均地
　　“平均地”，是孙中山民生主义两大经济纲领之一。其宗旨在变革旧的土地制度，实现“土地国有”，以避免工商业发达后土地涨价而出现贫富对立的社会问题。
　　1．“平均地”的提出
　　“平均地”的明确提出，见于20世纪初。清光绪二十九年（1903）初孙中山在越南建立的兴中会分会，入会誓词列有“平均地”的条文。同年九十月间，孙中山在美国希炉建立的中华革命军的入会誓词，以及在东京青山创立的革命军事学校的入学誓词，均列有“平均地”的内容。在此期间的谈话及书信，也常言及这一主张。光绪三十年，孙中山在修订美国致公堂的章程时，列入“平均地”的条文。光绪三十一年，孙中山再次把“平均地”列入党纲，由他主持通过的《中国同盟会总章》明确规定：“本会以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创建民国，平均地为宗旨”。
　　清光绪三十四年（1908），孙中山在他亲自修订的《中国同盟会革命方略》里，第一次对“平均地”的宗旨及具体办法作公开的解释，指出“文明之福址，国民平等以享之。当改良社会经济组织，核定天下地价。其现有之地价，仍原主所有；其革命后社会改良进步的增价，则归于国家，为国民所共享”。
　　“平均地”，是孙中山一贯的主张。辛亥革命前，党内曾出现“平均地，不如平均人”的分歧意见，但孙中山坚持“平均地”而毫不动摇。民国初，孙中山在强调民族主义、民主义达到目的之后，应着力于民生主义时，把宣传平均地作为宣传民生主义的主要内容，强调指出，平均地“即为民生主义第一件事，此事做不到，民生主义即不能实行”，又具体设计平均地的实施方案。民国13年（1924）国共合作，孙中山召开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大会《宣言》确定“平均地”与“节制资本”为民生主义的两个“重要原则”。晚年，孙中山把目光从城市转向农村，多次讲话申述实施“耕者有其田”的必要性，强调“要耕者有其田，才算是彻底的革命”。“平均地”与“耕者有其田”一起构成孙中山的完整的土地纲领。
　　2．“平均地”的必要性
　　孙中山作为贫困的农家子弟，“身受幼时境遇之刺激”，感到在“实际上”和“学理上”都有必要解决土地问题。首先，孙中山指出土地是“生产之原素”，“营业之要素”，是一种可“生利”的“财源”，“地为百货之源，物莫不由地生”，在生产中土地、人力、资本（即机器）为“三大要素”，而其中“土地为尤重”，社会财富的创造离不开土地，造成社会经济的不平等最重要的原因便是土地为少数人所操纵。当“工商业发达”之后，“大资本家必争先恐后，投资于土地投机业”，造成地价暴涨，少数人因垄断土地而获利，平民百姓则遭失业之痛苦。此时，中国难免蹈西方贫富对立的覆辙，最后必然导致社会革命，为防微杜渐，在发展实业进行经济建设之时，必先进行“平均地”。孙中山认为，实行土地国有，既可杜绝由土地私人占有而出现的“炒地皮风”，防止社会问题的出现，又可以用地价税来增加国家的收入，以发展社会福利。
　　其次，孙中山指出，世界上最大的赌博，“莫如买卖土地之投机业”，如果投机者愈多，工商业必然“阻滞”，但如若实行土地国有，征收地价税，则可遏制土地投机业，资本家则把资本投放于工商业，工商业也因此而发达，“谋大多数人的幸福”的目的便可达到。
　　再次，孙中山指出，土地是人类的“生存要素”，又是“大自然造化恩典给人类的公物”，土地“并非人工所造”，也非私人“以资本购来”，“土地实为社会所有”，故土地“不应为个人所有，当为公有”，“土地公有，实为精确不磨之论”。
　　3．“平均地”的实施方法
　　“平均地”的具体实施是，“私人所有土地，由地主估价呈报政府，国家就价征税，并于必要时依报价收买之”，即分三步走：
　　第一步“核定地价”。由地主“自由呈报”地价，再由国家将它“载在户籍”，“所报之价即为规定之价”。孙中山以为，地价由地主自报，地主也不敢儿戏，因为价报高了，“纳税不得不重”；税报低了，“国家照价收为国有”，地主同样要吃亏，故“所报地价不患不公平”。
　　第二步，“照价征税”，“涨价归公”。地主报价之后，政府便按照所报的地价征收1％的地价税，并自定价之时起，地价如有上涨，上涨部分“完全归为公有”。土地形式上仍在地主手中，实际上所有已归国家，土地的增值部分不再为地主私人所有。
　　第三步，必要时“按价收买”。所谓“必要时”指：一是“地主的报价太低”，有损国家的利益，国家不得不照价收购；二是由于经济建设或公益事业的发展，如修筑铁路、公路、开辟市场或其他公共场所等，必需或必经一部分地主的土地，国家“即按照业户税契时之价格”，“给价而收用”。国家既拥有土地的所有，也就拥有土地的最终使用，只要需要随时可以“照价收购”。
　　4．“耕者有其田”——“平均地”的续补
　　孙中山关注土地问题，在辛亥革命前和民国初年，申述和宣传“平均地”时，皆着眼于城市。而事实上，在孙中山提出“平均地”之前，早已萌发“耕者有其田”的想法。到了晚年，开始注重民众的力量，并把解决土地问题的目光从城市转向农村。
　　据梁启超在《杂答某报》一文披露，孙中山“耕者有其田”的最早想法见于光绪二十五年（1899）在日本的一次谈话，言及农民每年的所得不到自己收获的一半，故贫困，认为如果“土地国有后，必能耕者而后授以田”，农民向国家交租，不再受地主剥削，其积极性必然大增。光绪二十八年，孙中山与章炳麟的谈话，再次强调，不耕种的人“不得有尺寸耕土”。孙中山晚年，重提“耕者有其田”的主张。他认为“中国自古来都是以农立国”，“农民就是中国一个极大阶级”。在中国由于“以农立国”的特殊国情，致使农民问题成为革命和经济建设的动力，革命和建设的成功和发展，都有赖于农民问题的解决。孙中山认定，“解决农民的痛苦，归纳是要耕者有其田”，“要耕者有其田，才算是彻底的革命”。
　　“耕者有其田”是“平均地”的补充，二者构成孙中山完整的土地纲领，从城市到农村，从过去到未来。“平均地”用来解决城市土地问题，着眼于未来，以防患贫富对立；“耕者有其田”用来解决农村的土地问题，针对过去的土地制度使农民备受剥削，目的在清除工商业发展的路障。
　　实施“耕者有其田”的具体办法，孙中山初步提出两种方式：一是“授田法”，即国家把可耕土地授给无地的佃农，并向被授田者收取租税；二是“贷田法”，即国家把未开垦的土地长期贷给移民，移民“依实在所费本钱，现款取偿，或分年摊还”。
　　（三）节制资本
　　“节制资本”，是孙中山民生主义两大经济纲领之一，与“平均地”并列。其宗旨是借助国家力量遏制私人资本的膨胀和垄断，实现资本国有，以避免西方资本主义的弊端。
　　1．“节制资本”的提出
　　“节制资本”作为经济纲领的明确提出是在民国13年（1924）。但关于这方面的思想在此前早已产生，并进行了反复的宣传。孙中山早年在考察西方社会时，逮住了“资本”问题，萌发了“资本国有”的思想。民国初年，孙中山在宣传民生主义的演讲中都表述了反对私人资本垄断，以及建立国有资本的愿望。民国元年4月初，在南京同盟会会员饯别会上，孙中山说，“一面图国家富强，一面当防资本家垄断之流弊”，“国家一切大实业，如铁路、电气、水道等事务皆归国有，不使一私人独享其利”。民国元年4月16日，在上海南京路同盟会机关的演讲强调，他的民生主义“非反对资本”，而是“反对资本家”“少数人占经济之势力，垄断社会之财源”，故要实行“土地及大经营归国有”，社会财富为人民“公有”，民生主义就是“排除少数资本家，使人民共享生产上之自由”。民国8年在《中国实业如何能发展》一文中，孙中山提出“归国家经营”的具体范围：“凡天然之富源，如煤铁、水力、矿油等”；“社会之恩惠，如城市之土地、交通之要点等”；“一切垄断性质之事业”。显然，孙中山主张把一切操纵国计民生的大企业和大事业统统交由国家经营。继而孙中山把这一思想写进党纲。民国12年1月发表的《中国国民党党纲》写上，“凡国中大规模之实业于全民，由政府经营管理”，并把它作为实施民生主义，“防止劳资阶级之不平，求社会经济之调节”的重要措施。民国13年1月在《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宣言》中明确提出民生主义其最重要的“原则”和“基础”是“平均地”和“节制资本”，明确地使用“节制资本”的概念，明确了“节制资本”的“要旨”是“使私有资本制度不能操纵国民之生计”。同年，孙中山在广州作“三民主义”演讲，阐明“节制资本”的具体内容包括“节制私人资本”和“发达国家资本”。
　　2．“节制资本”的实质
　　“节制资本”的实质是实现资本国有。孙中山关于资本国有的必要性的阐述，可归纳为两个方面：一是从资本和社会生产的关系考虑；二是从资本与解决社会问题的关系考虑。
　　孙中山认为，资本是生产要素，非解决资本问题不能发展社会生产。他指出“土地、人工、资本之同为生产要素”，“缺一而不可”，“资本”由“人工”所创造，但生产又必须依赖于资本，如果没有“资本”（即生产时所用的“资料”），便如荒岛上的鲁滨逊那样不依赖“斧”来造房、“粮”来充饥，即成为“荒岛之饿鬼”。为加速中国社会经济的发展，孙中山在《实业计划》中提出，“废手工采机器”的工业革命和“资本国有”的革命——“两种革命”必须“同时并举”。
　　孙中山认为，资本的私人垄断是实业发达后出现贫富悬殊和阶级对立的总根子，“先解决资本问题”才能求得“分配平均之法”，从而“从根本上以解决”社会问题，避免西方物质文明带来的“恶果”。他从长时间在西方社会的生活中发现，由于实业革命，不用手工生产，而采用机器，生产效率很高，工厂规模很大，结果“有机器的人便发大财”，工人则“饥寒死亡”，平民“生计遂尽为资本家所夺”，以至出现“富者愈富，贫者愈贫”的现象。孙中山认定，“私人之垄断，渐变成资本之制，致生出社会之阶级贫、富之不均”。人类社会并非从一开始就有阶级的对立和斗争，阶级和阶级的对立与斗争，是工业革命之后出现的“资本制”的产物，具体地说，便是“现在资本家有了机器，靠工人来生产，掠夺工人的血汗，生出贫富极相悬殊的两个阶级。这两个阶级常常冲突，便发生阶级战争”。西方工业革命之后产生的社会问题的症结在“资本制”，孙中山提出“用一种思患预防的办法来阻止私人的大资本，防备将来社会贫富不均的大毛病”，具体办法是“节制私人资本”和“发达国家资本”，实现资本国有，把国家经营实业所获之“利”归于“国民所享”，社会财富能“自均”，以避免“再蹈欧美今日之覆辙”。
　　3．“节制资本”的具体内容
　　“节制资本”的具体内容包含两个方面：“发达国家资本”和“节制私人资本”。
　　“发达国家资本”的“发达”，也就是“制造”，即通过国家力使大资本归于国家所有。孙中山认为，中国没有经过工业革命，大企业和垄断还没有出现，只要在经济建设中把该管的大企业、大实业“由国家管理”，“所得利益归人民”，使国家对“操纵国民的生计”的大资本拥有所有和经营，这也便是“发达国家资本”。孙中山明确指出：“铁路、矿山、森林、水利及其他大规模之工商业，应归于全民者，由国家设立机关经营管理之，并得由工人参与一部分之管理”。后又进一步重申，“凡本国人及外国人之企业，或有独占的性质，或规模过大为私人之力所不能办者，如银行、铁道、航路之，由国家经营管理之”。
　　“节制私人资本”，是相对于“发达国家资本”而言，当实行“发达国家资本”之时，也便意味着对私人资本垄断的限制。具体而言，对于私人资本“节制”的范围是铁路、矿山、森林、水利、银行及其他大规模的工商企业。“节制”的办法：一是限制私人资本不得超出一定的范围；二是采取“直接征税”的办法。孙中山“节制私人资本”，仅仅是“节制”，而不是“消灭”。他意识到，在当时的中国，私人资本还有一定的积极作用，因而，在不允许大的私人资本存在的前提下，凡可以委托个人经营，或由个人经营较国家经营更适宜的事情，可任由个人去做，国家给予“奖励”，并“以法律保护”。《实业计划》中，孙中山明确提出，“中国实业之开发应分两路进行，一、个人企业，二、国家经营”，即“私人资本”和“国家资本”并存，又提出要从“废止”旧税制、“改良”货币制度、排除“官吏的障碍”以及“利便交通”等方面，采取措施，以“利便”私人资本的发展。
　　（四）关于“民生主义就是社会主义”
　　民生主义，既是孙中山为之奋斗的“革命纲领”之一，又是他所构想和追求的理想的社会制度。孙中山揭示了民生主义的各种性，并明确地把它界定为“社会主义”。
　　孙中山认为，“民生”二字早已有之，但把“民生”运用于政治经济，则是他的发明。民国初年，孙中山明确“定义”他的民生主义是“国民对于国事发生直接之兴趣”，“全国人民皆享受其生产之结果”的“一种制度”。它的主要特征是“人民共享”，通过人民“共享”社会物产及利用物产所生产的成果，达到经济的平等，由是解决社会问题，“防止富人以其富制毒害贫民”，“防止资本家之制”，最终进入“幼有所教，老有所养，分业操作，各得其所”的理想社会。
　　在辛亥革命前和民国初年，孙中山一直把西方社会党人所倡导的“社会主义”称作“民生主义”，把两者作为同一概念。清光绪三十二年（1906）在东京《民报》创刊周年大会的演说中，孙中山解释了三民主义，其中谈及民生主义，便是把西欧出现的社会主义译为民生主义。民国元年（1912）在上海社会党的演说时提出，社会主义“仅可区分为二派”：“集产社会主义”和“共产社会主义”，认为当时的中国国民的“道德程度”尚未达到“极端”，不可能实行“各取所需”的“共产社会主义”，故“主张集产社会主义，实为今日唯一之要图”。民生主义是社会主义中的“集产社会主义”，其“精神”是“和平解决”贫富间的“激战”，而不是用“激烈”的方式。民国12年11月，针对党内对民生主义的不理解，孙中山在一个批示中指出，就实质而言“民生主义与共产主义实无别”。又由于党内产生把“共产主义”和“民生主义”当作“绝对不同”的“二种主义”，他再次强调，“共产主义与民生主义毫无冲突”，民生主义包括“社会主义”、“共产主义与集产主义”，并以图表示彼此的关系。民国13年所作的“三民主义”报告更直言“民生主义就是社会主义，又名共产主义，即是大同主义”，反复强调“民生主义就是共产主义，就是社会主义”，“共产主义”与“民生主义”不但不相冲突，而且“是一个好朋友”。他在报告中具体解释了为什么“民生主义就是社会主义”，指出“社会主义的范围，是研究社会经济和人类生活的问题，就是研究人民生计问题，所以我用民生主义替代社会主义”本意是把问题的“真实性质表明清楚”，以便“正本清源”。
　　孙中山认为，民生主义的性质与社会主义一样，二者的共同点主要表现在：（1）“目的是在打破资本主义”，用一种新的制度替代旧的制度；（2）实行“国有”、“公有”，“土地及大经营皆归国有，则其所得，仍可为人民之公有”；（3）社会分配采用“公平方法”，实行“贫富相均”的基础上，达到“利国”、“福民”，人人平等。
　　孙中山认为，“‘民生’二字，实已包括一切经济主义”，因而，在他的言论中，凡提倡“国有”而顾及“民生”的社会制度，他都称之为“社会主义”，即“民生主义”，如德国俾斯麦的“国家社会主义”、俄国列宁的“新经济政策”、英法等国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时所实行的“战时政策”，以及中国古人所憧憬的“大道之行，天下为公”的“大同主义”等。孙中山把民生主义界定为“社会主义”的同时，又赋予它多元的内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