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记最先被藏于哪，是在哪被发现的！

详细分析司马迁的《太史公书》在完成之后的处置情况在《太史公自序》和《报任安书》中均有交待。《自序》曰：“凡百三十篇，五十二万六千五百字，为《太史公书》……藏之名山，副在京师，俟后世圣人君子。”《报任安书》曰：“仆诚已著此书，藏之名山，传之其人通邑大都。”《自序》所言“藏之名山，副在京师”两名互文见义。前者称“藏”，即藏本，后者则应是传本。《报任安书》谓“传之其人通邑大都”（案：“通邑大都”指京师），正与《自序》“副在京师”相互发明。又，“在京师”者既称“副”本，“藏名山”者则应是正本。可见《太史公书》原有正、副两本，正本“藏之名山”，秘而不宣；“副（本）在京师”，以俟“传之其人”（颜师古曰“能行其书之人”）。这两种本子俱百三十篇完帙，为作者生前写定，且亲手作了上述藏、传安排。此事当无疑义。 对《自序》“藏之名山”一语，前贤有不同的解释。司马贞《索隐》曰：“《穆天子传》云：天子北征，至于群玉之山，河平无险，四彻中绳，先王所谓策府。郭璞注云：古帝王藏策之府。则此谓‘藏之名山”是也。”司马贞认为《自序》此言“名山”是用《穆天子传》“群玉之山”的典故，指“古帝王藏策之府”，因谓司马迁书“正本藏之书府”（《史记·自序·索隐》）。近人陈直另有一说：“所谓名山，即是藏于家。太史公卒后，正本当传到杨敞家中，副本当在天禄阁或石渠阁”（《汉晋人对〈史记〉的传播及其评价》）。当今，陈说广为传布，而司马贞说反而不显。笔者以为，陈说可商之处有二：其一，将“名山”解释为“藏于家”，不明所据，无从徵信。其二，司马迁女婿杨敞家确有《太史公书》，汉宣帝时杨恽“宣布”者即是。该本既已传至杨恽，又由他公诸于世，可谓“传之其人通邑大都”，但分明是“副在京师”本。陈氏恰好把司马迁书正、副两本之藏、传说错位。而司马贞说“正本藏之书府”倒是甚有理据，问题是此“书府”究竟是何处呢？ 考西汉书府，初有天禄阁、石渠阁等，系萧何所造，以阁秘书。惠帝废“挟书律”，民间渐有《诗》、《书》流行。及至武帝，“广开献书之路，百年之间书积如山”（刘歆《七略》），“于是建藏书之策，置写书之官，下迄诸子传说，皆允秘府”（《汉志·总序》）。司马迁《自序》有两处提到汉廷书府：一曰“?史记石室金匮之书”；一曰“百年之间天下遗文古事靡不毕集太史公”。前一句的“石室金匮”乃泛言西汉书府，除天禄、石渠阁外，《七略》称“外则有太常、太史、博士之藏，内则有廷阁、广内、秘室之府”。刘歆此言内、外秘府是否俱武帝所置，今不详；但所谓“太史之藏”，即作为国家书府的“太史公（府）”，东汉卫宏《汉旧仪》则明指为“武帝置”，又称太史公“位在丞相上，天下计书先上太史公，副上丞相，序事如古《春秋》”云云。卫宏此说向有争议，尚可继续讨论，但他所说武帝所置太史公的职掌并非无稽之谈。司马迁《报任安书》自称太史公掌“文史星历”。文，指的是典司篇籍，所谓“百年之间天下遗文古事靡不毕集太史公”是其证。史，指记事述史。桓谭说“太史公不掌书记，则不能条悉古今”（严可均辑《全汉文》卷三十）和王充说太史公“有领掌书记之职”（《论衡·定贤篇》）俱其佐证。太史公既毕集“天下遗文古事”，又受“天下计书”，其庋藏之富，可以想见。它当是一所大型综合性国家书府，为武帝“建藏书之策”的一项重大文化建置。司马迁为太史公，领掌这所书府并在此“条悉古今”，著述历史，可知太史公府乃国家书府兼史官著述之所，“详其体制，盖史官之旧也”（《隋志·序》）。后汉史官亦沿其制，东观、兰台即为著名书府。刘珍等校书东观，修撰《汉记》；班固典校兰台，著述《汉书》。故刘知几曰：“斯兰台之职，盖当时著述之所也。自章、和以后，图籍盛于东观，凡撰《汉纪》，相继在乎其中，而都谓为作，竞无它称”（《史通·史官建置》），所言甚是。 据《汉书·张衡传》，曾两度出任太史的学者张衡称：“蓬莱，太史秘府”。《窦融传》附《窦章传》曰：“是时学者称东观为老氏藏室，道家蓬莱山。”章怀注：“老子为守藏史，复为柱下史，四方所记文书皆归柱下，事见《史记》。言东观经籍多也。蓬莱，海中神山，为秘府，幽经秘录并皆在焉。”案：后汉东观、兰台为国家书府并史官著述之所，盖承先汉太史公旧制；而当时学者将“太史秘府”称作道家名山蓬莱，亦当所来有自。由此推知，司马迁《自序》所言“名山”，指他曾供职的太史公府，《太史公书》正本所“藏之名山”实为国家书府——太史公府。 又，司马迁遭“李陵之祸”入狱，受腐刑，出狱后为中书令。他虽不再担任史官，但他的著述事业仍在继续进行。按汉时制度，如果武帝没有准许，司马迁就不可能自行其事。书成，仍名曰“太史公书”，亦可推知司马迁的著述行为得到了武帝的允许。因此，司马迁将其书正本藏入太史公府也就理所当然。 司马迁的《太史公书》在完成之后的处置情况在《太史公自序》和《报任安书》中均有交待。《自序》曰：“凡百三十篇，五十二万六千五百字，为《太史公书》……藏之名山，副在京师，俟后世圣人君子。”《报任安书》曰：“仆诚已著此书，藏之名山，传之其人通邑大都。”《自序》所言“藏之名山，副在京师”两名互文见义。前者称“藏”，即藏本，后者则应是传本。《报任安书》谓“传之其人通邑大都”（案：“通邑大都”指京师），正与《自序》“副在京师”相互发明。又，“在京师”者既称“副”本，“藏名山”者则应是正本。可见《太史公书》原有正、副两本，正本“藏之名山”，秘而不宣；“副（本）在京师”，以俟“传之其人”（颜师古曰“能行其书之人”）。这两种本子俱百三十篇完帙，为作者生前写定，且亲手作了上述藏、传安排。此事当无疑义。 对《自序》“藏之名山”一语，前贤有不同的解释。司马贞《索隐》曰：“《穆天子传》云：天子北征，至于群玉之山，河平无险，四彻中绳，先王所谓策府。郭璞注云：古帝王藏策之府。则此谓‘藏之名山”是也。”司马贞认为《自序》此言“名山”是用《穆天子传》“群玉之山”的典故，指“古帝王藏策之府”，因谓司马迁书“正本藏之书府”（《史记·自序·索隐》）。近人陈直另有一说：“所谓名山，即是藏于家。太史公卒后，正本当传到杨敞家中，副本当在天禄阁或石渠阁”（《汉晋人对〈史记〉的传播及其评价》）。当今，陈说广为传布，而司马贞说反而不显。笔者以为，陈说可商之处有二：其一，将“名山”解释为“藏于家”，不明所据，无从徵信。其二，司马迁女婿杨敞家确有《太史公书》，汉宣帝时杨恽“宣布”者即是。该本既已传至杨恽，又由他公诸于世，可谓“传之其人通邑大都”，但分明是“副在京师”本。陈氏恰好把司马迁书正、副两本之藏、传说错位。而司马贞说“正本藏之书府”倒是甚有理据，问题是此“书府”究竟是何处呢？ 考西汉书府，初有天禄阁、石渠阁等，系萧何所造，以阁秘书。惠帝废“挟书律”，民间渐有《诗》、《书》流行。及至武帝，“广开献书之路，百年之间书积如山”（刘歆《七略》），“于是建藏书之策，置写书之官，下迄诸子传说，皆允秘府”（《汉志·总序》）。司马迁《自序》有两处提到汉廷书府：一曰“?史记石室金匮之书”；一曰“百年之间天下遗文古事靡不毕集太史公”。前一句的“石室金匮”乃泛言西汉书府，除天禄、石渠阁外，《七略》称“外则有太常、太史、博士之藏，内则有廷阁、广内、秘室之府”。刘歆此言内、外秘府是否俱武帝所置，今不详；但所谓“太史之藏”，即作为国家书府的“太史公（府）”，东汉卫宏《汉旧仪》则明指为“武帝置”，又称太史公“位在丞相上，天下计书先上太史公，副上丞相，序事如古《春秋》”云云。卫宏此说向有争议，尚可继续讨论，但他所说武帝所置太史公的职掌并非无稽之谈。司马迁《报任安书》自称太史公掌“文史星历”。文，指的是典司篇籍，所谓“百年之间天下遗文古事靡不毕集太史公”是其证。史，指记事述史。桓谭说“太史公不掌书记，则不能条悉古今”（严可均辑《全汉文》卷三十）和王充说太史公“有领掌书记之职”（《论衡·定贤篇》）俱其佐证。太史公既毕集“天下遗文古事”，又受“天下计书”，其庋藏之富，可以想见。它当是一所大型综合性国家书府，为武帝“建藏书之策”的一项重大文化建置。司马迁为太史公，领掌这所书府并在此“条悉古今”，著述历史，可知太史公府乃国家书府兼史官著述之所，“详其体制，盖史官之旧也”（《隋志·序》）。后汉史官亦沿其制，东观、兰台即为著名书府。刘珍等校书东观，修撰《汉记》；班固典校兰台，著述《汉书》。故刘知几曰：“斯兰台之职，盖当时著述之所也。自章、和以后，图籍盛于东观，凡撰《汉纪》，相继在乎其中，而都谓为作，竞无它称”（《史通·史官建置》），所言甚是。 据《汉书·张衡传》，曾两度出任太史的学者张衡称：“蓬莱，太史秘府”。《窦融传》附《窦章传》曰：“是时学者称东观为老氏藏室，道家蓬莱山。”章怀注：“老子为守藏史，复为柱下史，四方所记文书皆归柱下，事见《史记》。言东观经籍多也。蓬莱，海中神山，为秘府，幽经秘录并皆在焉。”案：后汉东观、兰台为国家书府并史官著述之所，盖承先汉太史公旧制；而当时学者将“太史秘府”称作道家名山蓬莱，亦当所来有自。由此推知，司马迁《自序》所言“名山”，指他曾供职的太史公府，《太史公书》正本所“藏之名山”实为国家书府——太史公府。 又，司马迁遭“李陵之祸”入狱，受腐刑，出狱后为中书令。他虽不再担任史官，但他的著述事业仍在继续进行。按汉时制度，如果武帝没有准许，司马迁就不可能自行其事。书成，仍名曰“太史公书”，亦可推知司马迁的著述行为得到了武帝的允许。因此，司马迁将其书正本藏入太史公府也就理所当然

不胫而走的全文翻译

不胫而走 【出处】（汉·孔融《论盛孝章书》）：“惟公匡复汉室，宗社将绝，又能正之，正之之术，实须得贤。珠玉无胫而自至者，以人好之也，况贤者之有足乎？” 【用例】（清·赵翼《瓯北诗话·卷四·白香山诗》：“文人学士既叹为不可及，妇人女子亦喜闻而乐诵之。是以‘不胫而走’，传遍天下。” 【解说】东汉末年，孙策平定江东，尽诛当地英豪。其时盛孝章素有才名，为人耿直孤傲，策深忌之。其友孔融忧其将不免于祸，欲荐于曹操。乃书于操曰：“时光荏苒，岁月如流，公满五十，而吾已过二。海内有识之士，所剩无几，仅存孝章一人。今其人囿于孙氏，妻子俱无，茕茕孑立，临危受苦。昔诸侯有相攻伐者，桓公不能止之，而引以为耻。孝章乃大丈夫也，天下之士有口皆碑矣。今身陷异地，命在旦夕。公可遣一介之使，咫尺之书，则孝章可救，友道可弘也。公辅助汉室，实须得贤，珠玉无胫，而能自至，人好之也，况贤者有足。昔燕王筑台拜尊名士郭隗，卑身厚币，招纳贤才，故乐毅自魏来，邹衍自齐来，剧辛自赵来，士争趋燕。欲公能崇尚斯义，则天下之士咸归我矣。”操从其言，召之为骑都尉，使命未至，已为孙所害。 亦作【无胫而走】（唐·白居易《河南元公墓志铭》）：“每一章一句出，‘无胫而走’，疾於珠玉。” 亦作【无胫而行】（北齐．刘昼《刘子·卷四·荐贤》）：“玉无翼而飞，珠‘无胫而行’，扬声於章华之台，炫燿於绮罗之堂者，盖人君之举也。” 亦作【不胫而驰】（明·胡应麟《少室山房笔丛·卷二·经籍会通二》）：“间以余力游刃，发之乎诗若文。又以纸贵乎通邑大都，‘不胫而驰’乎四裔之内。” 【释义】① 胫：小腿。② 走：跑。 【不胫而走】原指无腿竟然能跑。后喻事物无需推行，便可迅速传播，常用此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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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韦迁蜀，世传《吕览》；韩非囚秦，《说难》、《孤愤》。《诗》三百篇，大抵贤圣发愤之所为作也。全文译文：【译文】太史公像牛马一样供役使的走仆司马迁再次拜言。少卿足下：早先一段时间，委屈您给我写信，教导我要慎重地待人接物，把向朝廷推举贤能人士作为自己应尽的职责，情意十分诚挚恳切，但怨我不效法于您去推荐贤才，而听信俗人的见解。我并非敢这样做。我虽然庸劣低下，但也在旁听到品德高尚的人遗留下来的风范。只是我自认为身体已遭受摧残，处在污秽低贱的地位，一有举动便受到责难，本想能给事情带来好处，反而招致损害，因此我独自忧愁苦闷而向谁去诉说？当时流行的俗话说：“为谁去做，让谁来听我的？”（即谓自己已处在卑贱的地位，即使想有所作为，推贤进士，谁也不会愿意接受自己的推荐，也不会有人愿意听从自己的话）。钟子期死了，伯牙便一辈子不再弹琴。那是为什么呢（则：起转捩和加强设问语气的作用）？贤士乐于为了解自己的人效力，女子为喜爱自己的人打扮。至于我这样的人，身躯已经亏残，纵使怀有像随侯珠、和氏璧那样宝贵的资质，品行像许由、伯夷那样高洁，终究不能用这些来引以为荣，只会被取笑而自取污辱。来信本应及时答复，碰巧我侍从皇上东巡回来，后又为烦琐之事所逼迫，彼此见面的时间很少，我又匆匆忙忙地没有片刻空闲来详尽地表达心意（指回信）。现在您蒙受难以赦免的大罪，（再）经过一月，临近十二月（汉代法律规定，每年十二月处决死囚），我侍从皇上到雍地去的日期也逼近了，恐怕突然之间无法替您避忌（古忌言死，实际说：恐怕您很快便要被处死），这样最终使我无法向您抒发心中的压抑烦闷之情，那么永远离去的人的魂魄会永远留下个人无穷的遗憾之情。请让我向您略约陈述鄙陋的见解。隔了很久未回信，希望不要看成是（我的）过失（即谓请不要怪罪于我）。我听到过这样的说法：善于加强自我修养，是睿智的证明；同情与施舍，是仁爱的开端；求取什么，给予什么，是道义的表现；以受辱为耻，是勇气迸发的决口；树立名望，是品行的最高准则。志士有这五种品德，然后就可以托身于社会，排在君子的行列中了。所以，祸患没有比贪图私利更惨痛的了，悲哀没有比挫伤心灵更痛苦的了，行为没有比污辱祖先更丑恶的了，耻辱没有比遭受宫刑更重大的了。受刑后幸存下来的人，没有可以与别人相提并论的地方。（这种状况）不是一个时代的事，由来已经很久了。从前卫灵公与宦官雍渠同坐一辆车子，孔子感到羞耻，于是离开卫国到陈国去；商鞅凭著宦官景监的推荐得见秦孝公而做了官，赵良为此感到失望；太监赵谈（子：尊称。司马迁的父亲叫司马谈，与赵谈同名，为避父讳，此改称“同子”，即与我父亲同名的那位）陪坐在汉文帝的车上，袁盎（字丝）为之脸色大变（指发怒）：自古以来，人们把这类事情看成是可耻的。一个才能平常的人，事情关系到宦官，没有不挫伤志气（指感到屈辱）的。又何况志气激昂，有远大抱负的人呢？如今朝廷虽然缺乏人材，（但）怎么会让刀锯之下幸存下来的人来推荐天下的豪杰俊才呢？我依靠先人的余业，才能够等待加罪（是做官的谦虚说法）在皇帝身边任职做官，二十多年了。自己所想到的：最高方面，不能对君王进献忠诚，获得谋略突出、富于才干的称誉，使自己得到英明皇上的赏识；其次，又不能提出（皇上）所遗亡的事情，弥补（皇上）所欠缺的地方。招纳贤才，推举能人，发现隐居的贤士；对外，不能在军队供职，攻城野战，以建立斩杀敌将、拔取旗帜的功劳；从最次要的方面来看，又不能累积时间和辛劳，谋得显贵的官位，凭著（这些）给宗族和朋友们带来荣耀。这四个方面没有一处实现，勉强附合皇上的心意，求得容身。我没有特长可以奉效，从这里可以看出来了。早先时候，我曾经夹杂在下大夫（指太史令）的行列，在外朝（汉代把朝廷官员分为中朝和外朝，太史令于外朝）上发表些微不足道的议论，没有利用这个机会弘扬国家的法度，竭尽才思，现在已经亏损形体，成为清扫（秽物）的仆役，处在卑贱者中间，竟然（还想）高高地昂起头，眉飞色舞，评论陈述是非，不也是轻视朝廷、使当代的才子感到羞耻吗？唉！唉！象我这样的人，还有什么可说的！还有什么可说的！ 并且（含承接并递进之意）事情的前因后果不容易弄明白。我少年时欠缺非凡的才能，成年后（也）没有得到乡里的称誉，皇上宠爱我先人的缘故，使我能够获得奉献微薄才能，出入宿卫周密的地方（即宫廷禁苑）之中。我认为头上顶著盆子，怎么还能望天（意谓戴盆与望天不能同时收到，用来比喻自己既一心营职，就无暇再顾及私事）？所以断绝宾客的来往（知：相知，指社交来往），把家室的事抛在脑后（意谓没有考虑个人家庭的事），日夜都在考虑竭尽自己平庸的才能，致力于一心一意经营职事，以求亲近皇上。然而，事情竟然严重违背（初衷），不是这么回事。我和李陵同为侍中曹的官员（西晋后改“侍中曹”为“门下省”），平素并没有特别亲密的关系，进退之路并不相同（比喻双方志向并不一样），不曾饮一杯酒，交流情意深切的极少的娱乐之事。但是我观察他的为人，（是）能自守节操的出众人物：奉事父母讲孝道，交往朋友守信用，面对财物很廉洁，取择什么，给予什么都符合道义，能分别长幼尊卑，谦让有礼，为人谦逊严谨（俭：约束，不放纵），下于人（即态度谦逊，能够让人）。总是考虑著奋不顾身，为国家危难而献身。他平素修养的品德节操，我认为有国家杰出人物的风度。做人臣子的作出宁九死也不一生的打算，奔赴国家的危难。这本已很罕见。现在行事一有不当，而那些保全（自己的）性命和妻室儿女的臣子们，便跟著把他的过失酿成大罪，我确实从内心感到沉痛。况且李陵率领的兵卒不满五千，深入（践：脚踏）匈奴地区，到达匈奴单于所居住的地方，在老虎的口边安设诱饵，不顾一切地挑战强大的胡兵，面对著上十万的敌军，同单于连续作战十多天，杀伤的敌人超过了自己军队的人数，敌人救死扶伤都顾不上。住毡篷，穿皮衣的首领们都十分震惊恐惧，于是全部征调左、右贤王，全部发动能拉弓射箭的人，举国上下共同攻打（李陵）并包围他。（李陵）转战千里，箭都射完了，进退之路已经断绝，救兵不来，士兵死伤成堆。但是，当李陵振臂一呼，兵士没有不奋起的，躬身流泪，用血洗脸（意谓血流满面），饮声而泣，泣不成声（这里是情绪过度紧张激动而哭泣的一种表现），进而拉开没有矢的弓，冒著白光闪闪的刀锋，向北争著为杀敌而死。当李陵的军队尚未覆没（指投降）的时候，使者曾给朝廷送来捷报，朝廷的公卿王侯都举杯庆贺。几天以后，李陵战败投降的表报让皇上知道了，皇上为此而饮食不甘，上朝听政也不高兴。大臣们忧虑害怕，不知该拿出什么办法来。我私下里并未考虑自己身份地位卑微低贱，见皇上悲伤痛心，实在想尽一点我那忠诚恳切的愚见。我认为李陵向来与将士们相处，总是自己不吃甘美的东西，把自己并不多的物品分给大家，能够得到部下的拼死效力，即使是古代名将，恐怕也没能超过的。虽然身陷重围，兵败投降，李陵，（我）看他的意思，还是想找到合适的机会再报效我们汉朝的。事情已经到了无可奈何的地步，但他摧垮、击破敌军的功劳，也足以向天下人表现出来了。我怀著想要陈述的想法，而没有途径，恰逢皇上召见，我就根据这种想法来推论李陵的功劳，想以此来推广皇上的想法，堵塞那些出于私仇的言论。我没有完全说清用意，英明的皇上不明了，认为我是诋毁贰师将军（李广利，其妹是汉武帝的宠妃），而为李陵辩白，于是将我交付大理（即廷尉，九卿之一，掌管诉讼刑狱的官）处罚。我耿耿忠心，始终没有机会申辩。于是判定欺君之罪，（武帝）最后听从了狱吏的判决。我家境贫寒，钱财不足以拿来赎罪，朋友们谁也不营救，皇帝身边亲近的人不肯替我说一句话。我血肉之躯本非草木石块，却与执法的官吏在一起，幽闭在监牢之中，谁是（我）可以申诉的人？这些正是少卿您所亲眼看见的，我的所作所为难道不正是这样吗？李陵已经投降，毁了他家庭的声誉，而我又被编次在宫刑狱室，深为天下人所耻笑，可悲啊！可悲！这些事情，哪怕是其中的十分之一二，也不容易向一般人诉说啊（如果把自己的情况和想法全说出来，根本不会被一般人所谅解）。 我的父祖辈没有享受特殊待遇的功劳，职掌文献、史籍、天文、律历（这都是太史令所掌管的），地位接近于占卜官和祭祀时赞辞的人之类，本来是皇上所玩弄的，像收养乐人戏子般收养著，（是为）社会上一般的人所轻视的。假如我伏法被杀，那好像是九牛的身上失掉一根毛，同蚂蚁有什么不同？世人又不会拿我之死与为气节而死的人相提并论，只不过会认为我是办法想尽了，罪过到了极点，不能免于死刑，而终走向死亡啊！为什么会这样呢？这是我自己立身处世的东西（指自己的地位和职业）使得这样的。人总有一死，有的人死得比泰山还重，有的人死得比鸿毛还轻，这是为死所选择的目不同的缘故啊！最首要的是不使祖先受辱，再次不使自己的身躯受辱，再次是不使自己在面子上受辱，再次是不使自己在言语方面受辱；再次是卑躬屈膝而受辱，再次是换上赭衣（古典犯人所穿的一种深红色的囚服）而受辱，再次是戴上枷木囚绳之类的刑具、遭受棍棒之类的杖刑拷打而受辱，再次是被剃去头发、脖子上套上铁链而受辱，再次是在皮肉上打上烙印记号、砍断手脚而受辱，最下等的是腐刑，侮辱到了极点。书传说：“刑罚不施加于士大夫”，这是说士大夫的气节应当给予勉励啊。猛虎生活在深山之中，百兽就都震恐，等到它落入木笼和陷阱之中，就只得摇尾乞食（驯服可怜的样子）了，这是经过长时期的威力制约所逐渐形成的结果。所以，士子看见在地上画个圆圈象征牢房，在这样的情况下也决不能进入到这圆圈中去。刻个木头人代表狱吏，面对这样的审讯也决不能回答：（这是）拿定了主意要在受辱之前便自杀（鲜：不以寿终）。现在我的手脚交叉，被木枷锁住、绳索捆绑，暴露肌肤，受著棰击，幽闭在牢狱之中，在这种时候，看见狱吏就头触地，看见狱卒就害怕。这是为什么呢？这是长时期威力制约所形成的情势。等到已经到了这样的地步，再谈什么不受污辱，那就是人们常说的厚脸皮了，哪里值得尊贵呢？况且，像西伯姬昌（周武王的父亲），一方诸侯之长，曾被拘禁在羑里；李斯，是丞相，遭受五刑；淮阴侯韩信，被封为王，却在陈地被戴上刑具；彭越、张敖被诬告有称帝野心，被捕入狱并定下罪名；绛侯周勃，曾诛杀诸吕，一时间倾于春秋五霸，也被囚禁在请罪室中；魏其侯窦婴，是一员大将，也穿上了红色的囚衣，手、脚、颈项都套上了刑具；季布（楚人，初为项羽部下将军，曾多次困辱刘邦。项败后，更名剃发带钳卖予鲁人朱家为奴，后朱家通过汝阴侯夏侯婴劝说刘邦赦免了季布，布后官至河东太守）以铁圈束颈卖身绐朱家当奴隶；灌夫被拘于居室而受屈辱。这些人的身分都到了王侯将相的地位，名声传扬于邻国，等到犯了罪而刑法加到身上，不能自杀。处在卑贱污秽的境地，古今都一样，在哪里可能不受辱呢？照这样说来，勇敢或怯懦，是形势（造成的）；坚强与软弱，也是形势（所决定的）。明明白白，有什么奇怪的呢？况且人不能在法律加到身上之前自杀，因而逐渐颓唐下来，等到了被摧残和被杖打受刑的时候，才想到坚守气节而死，这不也太晚了吗？古人之所以把对士大夫施加刑罚一事看得很重，大概就是因为这个缘故吧。人之常情，没有谁不贪生怕死的，都顾念父母，顾虑妻室儿女。至于那些被道义所激愤的人当然不是这样，实在是有迫不得已的缘由啊。如今我很不幸，早早地失去双亲，又没有兄弟相爱护，独身一人，孤立于世，少卿你看我在妻室儿女这个问题上又怎么样呢（我根本用不著考虑妻室儿女的问题）？况且一个勇敢的人不一定要为名节去死，怯懦的人出于对道义的仰慕，也随时会作出勇敢牺牲的抉择。我虽然怯懦软弱，想苟活在人世，但也颇能认识到何去何从的分别，哪会自甘沉溺于被囚禁的困辱之中呢？再说男女奴仆尚且懂得自杀，何况自己遭受到宫刑这种奇耻大辱？我之所以沉痛地忍受著耻辱而苟且偷生，陷于污秽的牢狱之中而不拒绝，是遗憾个人心愿没有完成，如果默默无闻地死掉，那我的文辞就不能公诸于后世了。 古时候身虽富贵而名字磨灭不传的人，（多得）数不尽，只有那些卓异而非凡的人才著称于世，那就是：西伯姬昌被囚禁而演绎《周易》；孔子受困厄而作《春秋》；屈原被放逐，才写了《离骚》；左丘明失去视力，才有《国语》；孙膑被截去膝盖骨，《兵法》才编写整理出来；吕不韦被贬谪蜀地，后世才流传著《吕氏春秋》；韩非被囚禁在秦国，写出《说难》、《孤愤》；《诗》三百篇，大抵都是一些圣贤发愤而写作的。这些都是人们感情有压抑郁结，不能达到自己的目的，所以记述过去的事迹，想让将来的人能对自己有所谅解。就像左丘明没有了视力，孙膑断了双脚，最后不可能再被（国君）任用，便从仕途中退下来，著书立说来抒发他们的怨愤，想要让没有什么实际作用的文辞流传下去，表白自己，使自己能被谅解。我私下不谦逊，近来把自己寄托在那些没有什么作用的文章之中，搜集天下散失的有一定历史的传闻，对那些往事略加考察，归纳它们的始末经过，考察它们成败盛衰的规律，往上推述到轩辕氏（黄帝），往下至于当今，写成表十篇，本纪十二篇，书八篇，世家三十篇，列传七十篇，共一百三十篇。也是想推究天意与人事之间的关系，沟通古往今来历史演变的轨迹，成为一家之言。大致开了头，还没有完成，遭遇到这场灾祸，我痛惜这部书不能完成，因此便接受了最残酷的刑罚而不敢有忿怒的表情。（若）我果真写完了这部书，（就）打算把它藏进名山，传给那些能够谅解我的人，让它流传在大城市大都会之中，那么，我便抵偿了以前所受的侮辱和欠下的债，即使一万次蒙受杀戮的惩罚，难道有后悔的吗？但是，这些只能向有见识的人诉说，却很难向世俗之人讲清楚啊！ 再说，蒙受下劣名声是不容易处世的，处在卑贱者的行列中，往往被人讥评议论。我因为说了一些话而遭受这场大祸，深深地被乡邻所耻笑，污辱了祖宗，又有什么面目再到父母的坟墓上去呢？即使经过百代之后，这污垢和耻辱（只会）更加深重啊！因此我一天中肝肠要倒腾无数遍（比喻心思重重，痛苦不堪），坐在家中精神恍恍忽忽，好像有什么东西丢失了一般，出门不知那要去的地方。每当想到这件耻辱的事，冷汗没有不从背上沁出来，把衣服都沾湿的。我只不过成了宦官，岂能自己抽身退出（朝廷），远离尘世，过山居穴处的隐士生活呢？因此姑且随流俗同升同降，跟时世同进同退（迎合社会潮流，跟随一般人处世行事），用（这种方式）来抒发自己的愤懑迷惑的思想感情，用以使内心悲愤压抑的情绪发泄出来。如今少卿竟教导我要推贤进士，岂不是与我个人的旨趣相违背吗？现在我虽然想改善自己的形象，用美好的言辞来装饰自己，是没有好处的，在世俗中不会被相信，恰好自讨侮辱啊。总之，人要到死后的日子，然后是非才能够论定。书信是不能完全表达心意，因而只是略为陈述我愚执、浅陋的意见罢了。再次向您致敬。

如何理解“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

此语出自司马迁《报任少卿书》,前后文如下：\x0d”古者富贵而名摩灭,不可胜记,唯俶傥非常之人称焉.盖西伯拘而演《周易》；仲尼厄而作《春秋》；屈原放逐,乃赋《离骚》；左丘失明,厥有《国语》；孙子膑脚,《兵法》修列；不韦迁蜀,世传《吕览》；韩非囚秦,《说难》、《孤愤》.《诗》三百篇,大氐贤圣发愤之所为作也.此人皆意有所郁结,不得通其道,故述往事,思来者.及如左丘明无目,孙子断足,终不可用,退论书策以舒其愤,思垂空文以自见.仆窃不逊,近自托于无能之辞,网罗天下放失旧闻,考之行事,稽其成败兴坏之理,凡百三十篇,亦欲以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草创未就,适会此祸,惜其不成,是以就极刑而无愠色.仆诚已著此书,藏之名山,传之其人通邑大都,则仆偿前辱之责,虽万被戮,岂有悔哉!然此可为智者道,难为俗人言也.”\x0d余英时语或可做一注脚：\x0d“中国很多史学家都梦想写通史,那是因为历史传统的关系,通史在中国文化上的意义不同,我们理想的通史是司马迁式的,所谓 “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是不得了的大综合.或者像司马光写《资治通鉴》,但《通鉴》已不算“通”,只能从三家分晋开始；还必须有七八个家给他门做研究,他自己写成最后稿本,现在还保存一本司马光通鉴稿,看看别的家的东西,他来改写贯通.但他的问题不像现在的通史,那是给皇帝看的：怎么治,怎么乱,治乱的原因在哪里?有很清楚的目标.从历史上得到一些统治的教训,怎么样治理这个国家,是一个镜子.我们现在是给谁写呢?写通史就有不同的观点,有的从文化观点,有的从平民观点.我们每个人都想知道平民怎么想的,可是平民根本没有资料,农民每天耕田,晚上回家吃饭,有什么东西可以作资料呢?他的感想不可能写出来,有人代他写出来也不能作为代表.今天写通史的情况不一样了,通史是教科书,“成一家之言”就不是通了,只是一个人的看法.写通史希望销路好,就不能成一家之言,是集众家之言,所以观念变了.在这种情形下,写通史要靠综合能力和叙事本领,与司马迁和司马光完全不同了.……我是学历史的,基本上讲的就是“通古今之变”的问题.古今怎么变化,那必须有一个整体的构想.在古今之变中,就有具体的如何“通”的问题.我不写通史,往往集中精神研究每一个时代的特殊问题.但“通”的观念永远在我心里.我愿意借这个机会说明,中国古代“通史”的观念和现代教科书式的通史,不是一回事.传统的观念预设着一种全能的超越观点,好像上帝一样,可以看到全史的整体,所以在“通古今之变”上面还要加上“究天人之际”.史学家是人,人一定在地上某一个时空交叉点上,就会受我的时空交叉点的经验所限制,不可能看到想象中上帝的眼光.哪一个史学家不是在时空交叉点上活着呢?离开时间和空间,能够存在吗?“

清朝 通邑 是哪个省的？

　　通邑不是地名，意思是交通便利的城市。通，通达；邑，地方。　　通邑大都四通八达的大都会、大城市。同“通都大邑”。　　【名称】通邑大都　　【拼音】tōng yì dà dū　　【解释】　　【出处】汉·司马迁《报任少卿书》：“仆诚已著此书，藏之名山，传之其人，通邑大都，则仆偿前辱之责，虽万被戮，岂有悔哉！”　　【示例】《新唐书·宋务光传》：“通邑大都不以封。今命侯之家择雄奥，滑州七县，而分封者五，王赋少于侯租，入家倍於输国。”

人固有一死,或重于泰山,或轻于鸿毛"轻于的意思

轻于:比……轻
西汉著名的历史学家、思想家和文学家司马迁，对泰山的钦敬之情是众所周知的。
西汉元封元年，汉武帝第一次封禅泰山，司马迁的父亲作为史官，本应来泰山参加封禅，但是他却因故留在洛阳。他对参加封禅视为他政治生命中的一件大事。不能东行参加封禅大典，令他异常遗憾和失望，终于忧锁成疾，卧床不起。
这时，恰好司马迁外游归来与父亲相见，于是他握着司马迁的手流着泪说：“我们的祖先是周朝的官吏，远祖还有大功于夏，是百官之长，后世逐渐衰弱，难道天将灭绝于我吗？你如果能继任太史官职，那就能继承祖业了。现在汉朝的天子继承了数千年来封禅泰山的大统，封禅于泰山，而我却不能随行，这是命中注定的呀！我死之后，你一定会继任太史官职的，做了太史不要忘了我所渴望的著书立说的意愿。”
司马迁从父亲的言谈话语之中看出参加封禅泰山的大典对光宗耀祖是何等重要。司马迁没有辜负父亲的愿望，即使在受了宫刑之后，仍矢志不移，决心忍辱完成父亲未竞之业。他在给好友任安的《报任安书》中，表达了他受刑之后的痛苦心情，并提到写作《史记》的意图和完成的决心。就在这篇著名的书信之中，司马迁把泰山融入千古名句：“人固有一死，或重于泰山，或轻于鸿毛。”可见，在司马迁的心目中，泰山是一个庄重、威严、雄伟可亲的象征。
报任安书 作者：司马迁
少卿足下：曩者辱赐书，教以慎于接物，推贤进士为务，意气勤勤恳恳，若望仆不相师用，而流俗人之言。仆非敢如是也。虽罢驽，亦尝侧闻长者遗风矣。顾自以为身残处秽，动而见尤，欲益反损，是以抑郁而无谁语。谚曰：“谁为为之？孰令听之？”盖钟子期死，伯牙终身不复鼓琴。何则？士为知己用，女为说己容。若仆大质已亏缺，虽材怀随、和，行若由、夷，终不可以为荣，适足以发笑而自点耳。
书辞宜答，会东从上来，又迫贱事，相见日浅，卒卒无须臾之间得竭指意。今少卿抱不测之罪，涉旬月，迫季冬，仆又薄从上上雍，恐卒然不可讳。是仆终已不得舒愤懑以晓左右，则长逝者魂魄私恨无穷。请略陈固陋。阙然不报，幸勿过。
仆闻之，修身者智之府也，爱施者仁之端也，取予者义之符也，耻辱者勇之决也，立名者行之极也。士有此五者，然后可以讬于世，列于君子之林矣。故祸莫僭于欲利，悲莫痛于伤心，行莫丑于辱先，而诟莫大于宫刑。刑余之人，无所比数，非一世也，所从来远矣。昔卫灵公与雍渠载，孔子适陈；商鞅因景监见，赵良寒心；同子参乘，爰丝变色；自古而耻之。夫中材之人，事关于宦竖，莫不伤气，况伉慨之士乎！如今朝虽乏人，奈何令刀锯之余荐天下豪隽哉！仆赖先人绪业，得待罪辇毂下，二十余年矣。所以自惟：上之，不能纳忠效信，有奇策材力之誉，自结明主；次之，又不能拾遗补阙，招贤进能，显岩穴之士；外之，不能备行伍，攻城〔野战〕，有斩将搴旗之功；下之，不能累日积劳，取尊官厚禄，以为宗族交游光宠。四者无一遂，苟合取容，无所短长之效，可见于此矣。乡者，仆亦尝厕下大夫之列，陪外廷末议。不以此时引维纲，尽思虑，今已亏形为埽除之隶，在阘茸之中，乃欲印首信眉，论列是非，不亦轻朝廷，羞当世之士邪！嗟乎！嗟乎！如仆，尚何言哉！尚何言哉！
且事本末未易明也。仆少负不羁之才，长无乡曲之誉，主上幸以先人之故，使得奉薄技，出入周卫之中。仆以为戴盆何以望天，故绝宾客之知，忘室家之业，日夜思竭其不肖之材力，务壹心营职，以求亲媚于主上。而事乃有大谬不然者。夫仆与李陵俱居门下，素非相善也，趣舍异路，未尝衔歪酒接殷勤之欢。然仆观其为人自奇士，事亲孝，与士信，临财廉，取予义，分别有让，恭俭下人，常思奋不顾身以徇国家之急。其素所畜积也，仆以为有国士之风。夫人臣出万死不顾一生之计，赴公家之难，斯已奇矣。今举事壹不当，而全躯保妻子之臣随而媒孽其短，仆诚私心痛之。且李陵提步卒不满五千，深践戎马之地，足历王庭，垂饵虎口，横挑强胡，昂亿万之师，与单于连战十余日，所杀过当。虏救死扶伤不给，旃裘之君长咸震怖，乃悉徵左右贤王，举引弓之民，一国共攻而围之，转斗千里，矢尽道穷，救兵不至，士卒死伤如积。然李陵一呼劳军，士无不起，躬流涕，沫血饮泣，张空弮，冒白刃，北首争死敌。陵未没时，使有来报，汉公卿王侯皆奉觞上寿。后数日，陵败书闻，主上为之食不甘味，听朝不怡。大臣忧惧，不知所出。仆窃不自料其卑贱，见主上惨凄怛悼，诚欲效其款款之愚。以为李陵素与士大夫绝甘分少，能得人之死力，虽古名将不过也。身虽陷败，彼观其意，且欲得其当而报汉。事已无可奈何，其所摧败，功亦足以暴于天下。仆怀欲陈之，而未有路。适会召问，即以此指推言陵功，欲以广主上之意，塞睚眦之辞。未能尽明，明主不深晓，以为仆沮贰师，而为李陵游说，遂下于理。拳拳之忠，终不能自列，因为诬上，卒从吏议。家贫，财赂不足以自赎，交游莫救，左右亲近不为壹言。身非木石，独与法吏为伍，深幽囹圄之中，谁可告愬者！此正少卿所亲见，仆行事岂不然邪？李陵既生降，聩其家声，而仆又茸以蚕室，重为天下观笑。悲夫！悲夫！
事未易一二为俗人言也。仆之先人非有剖符丹书之功，文史星历近乎卜祝之间，固主上所戏弄，倡优畜之，流俗之所轻也。假令仆伏法受诛，若九牛亡一毛，与蝼螘何异？而世又不与能死节者比，特以为智穷罪极，不能自免，卒就死耳。何也？素所自树立使然。人固有一死，死有重于泰山，或轻于鸿毛，用之所趋异也。太上不辱先，其次不辱身，其次不辱理色，其次不辱辞令，其次诎体受辱，其次易服受辱，其次关木索被棰楚受辱，其次鬄毛发婴金铁受辱，其次毁肌肤断支体受辱，最下腐刑，极矣。传曰“刑不上大夫”，此言士节不可不厉也。猛虎处深山，百兽震恐，及其在穽槛之中，摇尾而求食，积威约之渐也。故士有画地为牢势不入，削木为吏议不对，定计于鲜也。今交手足，受木索，暴肌肤，受榜棰，幽于圜墙之中，当此之时，见狱吏则头枪地，视徒隶则心惕息。何者？积威约之势也。及已至此，言不辱者，所谓强颜耳，曷足贵乎！且西伯，伯也，拘牖里；李斯，相也，具五刑；淮阴，王也，受械于陈；彭越、张敖南乡称孤，系狱具罪；绛侯诛诸吕，倾五伯，囚于请室；魏其，大将也，衣赭关三木；季布为朱家钳奴；灌夫受辱居室。此人皆身至王侯将相，声闻邻国，及罪至罔加，不能引决自财。在尘埃之中，古今一体，安在其不辱也！由此言之，勇怯，势也；强弱，形也。审矣，曷足怪乎！且人不能蚤自财绳墨之外，已稍陵夷至于鞭棰之间，乃欲引节，斯不亦远乎！古人所以重施刑于大夫者，殆为此也。夫人情莫不贪生恶死，念亲戚，顾妻子，至激于义理者不然，乃有不得已也。今仆不幸，蚤失二亲，无兄弟之亲，独身孤立，少卿视仆于妻子何如哉？且勇者不必死节，怯夫慕义何处不勉焉！仆虽怯耎欲苟活，亦颇识去就之分矣，何至自湛溺累绁之辱哉！且夫臧获婢妾犹能引决，况若仆之不得已乎！所以隐忍苟活，函粪土之中而不辞者，恨私心有所不尽，鄙没世而文采不表于后也。
古者富贵而名摩灭，不可胜记，唯俶傥非常之人称焉。盖西伯拘而演《周易》；仲尼戹而作《春秋》；屈原放逐，乃赋《离骚》；左丘失明，厥有《国语》；孙子膑脚，《兵法》修列；不韦迁蜀，世传《吕览》；韩非囚秦，《说难》、《孤愤》。《诗》三百篇，大氐贤圣发愤之所为作也。此人皆意有所郁结，不得通其道，故述往事，思来者。及如左丘明无目，孙子断足，终不可用，退论书策以舒其愤，思垂空文以自见。仆窃不逊，近自讬于无能之辞，网罗天下放失旧闻，考之行事，稽其成败兴坏之理，上计轩辕，下至于兹。为十表，本纪十二，书八章，世家三十，列传七十，凡百三十篇，亦欲以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草创未就，适会此祸，惜其不成，是以就极刑而无愠色。仆诚已著此书，藏之名山，传之其人通邑大都，则仆偿前辱之责，虽万被戮，岂有悔哉！然此可为智者道，难为俗人言也。
且负下未易居，下流多谤议。仆以口语遇遭此祸，重为乡党戮笑，污辱先人，亦何面目复上父母之丘墓乎？虽累百世，垢弥甚耳！是以肠一日而九回，居则忽忽若有所亡，出则不知所如往。每念斯耻，汗未尝不发背沾衣也。身直为闺阁之臣，宁得自引深臧于岩穴邪！故且从俗浮湛，与时俯仰，以通其狂惑。今少卿乃教以推贤进士，无乃与仆之私指谬乎。今虽欲雕瑑，曼辞以自解，无益，于俗不信，祗取辱耳。要之死日，然后是非乃定。书不能尽意，故略陈固陋。谨再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