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曾国藩勉君子应立志全文及翻译

曾文正公家书之“勉君子应立志”十月二十一接九弟在长沙所发信，内途中日记六页，外药子一包。二十二接九月初二日家信，欣悉以慰。 自九弟出京后，馀无日不忧虑，诚恐道路变故多端，难以臆揣。及读来书，果不出吾所料。千辛万苦，始得到家。幸哉幸哉！郑伴之不足恃，馀早已知之矣。郁滋堂如此之好，馀实不胜感激。在长沙时，曾未道及彭山屺，何也？又为祖母买皮袄，极好极好，可以补吾之过矣。 观四弟来信甚详，其发奋自励之志，溢於行间。然必欲找舘外出，此何意也？不过谓家塾离家太近，容易耽搁，不如出外较清静耳。然出外从师，则无甚耽搁；若出外教书，其耽搁更甚於家塾矣。且苟能发奋自立，则家塾可读书，即旷野之地，热闹之场所亦可读书，负薪牧豕，皆可读书；苟不能发奋自立，则家塾不宜读书，即清静之乡、神仙之境皆不能读书。何必择地？何必择时？但自问立志之真不真耳？ 六弟自怨数奇，馀亦深以为然。然屈于小试辄发牢骚，吾窃笑其志之小，而所忧之不大也。君子之立志也，有民胞物与之量，有内圣外王之业，而後不忝于父母之生，不愧为天地之完人。故其为忧也，以不知舜不如周公为忧也，以德不修学不讲为忧也。是故顽民梗化则忧之，蛮夷猾夏则忧之，小人在位贤才否闭则忧之，匹夫匹妇不被己泽则忧之，所谓悲天命悯人穷，此君子之所忧也。若夫一身之屈伸，一家之饥饱，世俗之荣辱得失、贵贱毁誉，君子固不暇忧及此也。六弟屈于小试，自称数奇，馀窃笑其所忧之不大也。 盖人不读书则以，亦即自名曰读书人，则必从事于《大学》。《大学》之纲领有三：明德、新民、止至善，皆我分内事也。若读书不能体贴到身上去，谓此三项与我身毫不相涉，则读书何用？虽使能文能诗，博雅自诩，亦只算得识字之牧猪奴耳！岂得谓之明理有用之人也乎？朝廷以制艺取士，亦谓其能代圣贤立言，必能明圣贤之理，行圣贤之行，可以居官莅民、整躬率物也。若以明德、新民为分外事，则虽能文能诗，而于修己治人之道实茫然不讲，朝廷用此等人作官，与用牧猪奴做官何以异哉？然则既自名为读书人，则《大学》之纲领，皆己身切要之事明矣。其条目有八，自我观之，其致功之处，则仅二者而已：曰格物，曰诚意。 格物，致知之事也；诚意，力行之事也。物者何？即所谓本末之物也。身、心、意、知、家、国、天下皆物也。天地万物皆物也，日用常行之事皆物也。格者，即物而穷其理也。如事亲定省，物也；究其所以当定省之理，即格物也。事兄随行，物也；究其所以当随行之理，即格物也。吾心，物也；究其存心之理，又博究其省察涵养已存心之理，即格物也。吾身，物也；究其敬身之理，又博究其立齐坐屍以敬身之理，即格物也。每日所看之书，句句皆物也；切己体察，穷究其理即格物也。此致知之事也。所谓诚意者，即其所知而力行之，是不欺也。知一句便行一句，此力行之事也。此二者并进，下学在此，上达亦在此。 吾友吴竹如格物工夫颇深，一事一物，皆求其理。倭艮峰先生则诚意工夫极严，每日有日课册，一日之中一念之差、一事之失、一言一默皆笔之于书。书皆楷字，三月则订一本。自乙未年起，今三十本矣。盖其慎独之严，虽妄念偶动，必即时克治，而著之于书。故所读之书，句句皆切身之要药。玆将艮峰先生日课三页付归，与诸弟看。馀自十月初一日起亦照艮峰样，每日一念一事，皆写之于册，以便触目克治，亦写楷书。冯树堂与馀同日记起，亦有日课册。树堂极为虚心，爱我如兄，敬我如师，将来必有所成。馀向来有无恒之弊，自此次写日课本子起，可保终身有恒矣。盖名师益友，重重夹持，能进不能退也。本欲馀日课册付诸弟阅，因今日镜海先生来，要将本子带回去，故不及。十一月有白折差，准几页付回也。 馀之益友，如倭艮峰之瑟僴，令人对之肃然。吴竹如、窦兰泉之精义，一言一事，必求至是。吴子序、邵蕙西之谈经，深思明辨。何子贞之谈字，其精妙处，无一不合，其谈诗尤最符契。子贞深喜吾诗，故吾自十月来已作诗十八首。玆二页，付回诸弟阅。冯树堂、陈岱云之立志，汲汲不遑，亦良友也。镜海先生，吾虽未偿执贽请业，而心已师之矣。 吾每作书与诸弟，不觉其言之长，想诸弟或厌烦难看矣。然诸弟苟有长信与我，我实乐之，如获至宝。人固各有性情也。 馀自十月初一起记日课，念念欲改过自新。思从前与小珊有隙，实是一朝之忿，不进人情，即欲登门谢罪。恰好初九日小珊来拜寿，是夜即至小珊家久谈。十三日与岱云合夥，请小珊吃饭。从此欢笑如初，前隙尽释矣。 金竺虔报满用知县，现住小珊家，喉痛月馀，现已全好。李笔峰在汤家如故。易莲舫要出门就舘，现亦甚用功，亦学倭艮峰者也。同乡李石梧已升山西巡抚。两大将军皆锁拿解京治罪，拟斩监候。英夷之事，业已和抚。去银二千一百万两，又各处让他码头五处。现在英夷已全退矣。两江总督牛鋻，亦锁解刑部治罪。 进事大略如此。容再续书。兄国藩手具 十月二十六日 注释彭山屺：湖南衡阳人，曾国藩好友，湘军幕僚，曾任水师粮台主管。数奇Ji：命运不好。古代占卜以偶为吉，奇为凶。梗化：顽固不服从教化。蛮夷猾夏：外族侵扰中国。“帝曰：皋陶，蛮夷猾夏，寇贼犴宄，……”——尚书舜典否Pi闭：闭塞不通。“如此上恩不得下究，下情不得上通，上下否闭，万事乖失。”固：原本，原来。莅：管理、统治。条目有八：《大学》精要“三纲八目”。三纲：明德、新民、止于至善。八目：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八目”成为南宋后理学家的基本纲领。物：动词，意为观察。“物土方，议远迩。”立齐坐尸：出自《礼记曲礼》“若夫坐如尸，立如齐，礼从宜，使从俗。”齐，通“斋”。立如齐，站姿要像斋戒时那样恭敬。坐尸，古时祭祀时，臣下或晚辈坐于堂上象征死者神灵，代替死者接受祭祀。坐如尸，坐姿要像坐尸于堂般的端正。下学上达：子曰：不怨天，不尤人，下学而上达。学习平凡普通的知识，从而领悟高深的深层次道理。吴竹如：吴廷栋（1793-1873），字彦甫，安徽霍山人，儒学家，死后诏褒其廉静自持，赐恤如例。倭艮峰：倭仁（1804-1871），字艮峰，蒙古正红旗人，晚清理学家，死后赠太保，谥文端，著《倭文端公遗书》。冯树堂：冯作槐，字树堂，解元，湘军幕僚。镜海先生：唐鉴（1778-1861），字镜海，号翕泽，湖南善化人，义理学派巨擎，谥确慎公。瑟：庄重严谨僩xian：勇敢威武，胸襟开阔的样子。窦兰泉：窦垿（1804-1865），字于坫，号兰泉，主攻经济治世之学，云南人。邵蕙西：邵懿辰（1810-1862），字欧垣，号蕙西，浙江仁和（杭州）人，经学家，文宗“桐城派”。何子贞：何绍基（1799-1873），字子贞，号东洲，湖南道州人，晚清诗人、画家、书法家，擅长草书。汲汲：心情急切，努力追求。“汲汲于富贵”遑：闲暇。贽：初次拜见尊长所送礼物。“贽见”、“贽敬”汤家：或指汤鹏（1800-1844），字海秋，生于湖南益阳，为人刚直，痛恨名利、谄媚之徒。易莲舫：或为曾国藩好友何莲舫。何械（1816-1872），字廉访、莲舫，进士，性情豪放，诗有奇气，颇得曾国藩器重。业已：业以。已经。牛鉴：牛鉴（1785-1858），字镜堂，号雪樵，甘肃武威人，任河南巡抚时，整顿吏治，抗洪治河，政绩卓著；任两江总督时，参与签订《南京条约》，落下千古骂名。 勉励：做君子须先立志 十月二十一日接到九弟从长沙发出来的信件，里面有六页途中写的日记，外用草药一包。二十二日收到九月初二寄出来的家信，很高心也很宽慰。 自从九弟离开北京后，我没有一天不担心的，实在是担心路上变故多端，情况难以预料。等到看了来信，果然不出我所料。千辛万苦，总算到家了。实在是幸运！姓郑的路途陪伴靠不住，我早就想到了。郁滋堂这么好，我实在是太感谢了。在长沙的时候，没说起过彭山屺，为什么？又给祖母买了皮袄，太好太好了，可以弥补我的过错了。 看四弟的来信写的很详细，信里充满了发奋自励的志向。然而一定要出去找学馆，这是什么意思呢？不过是说家塾离家太近，容易又妨碍，不如到外面去比较清静。然而到外面去读书，则没什么妨碍；如果出去教书，妨碍其实比家里更多。如果能发奋自立，在家塾也能读书，即便在清旷的郊野，热闹的地方都能读书，砍柴喂猪，也都可读书；如果不能发奋自立，不但家塾不适宜读书，在清静的乡野、神仙的清静之所也读不成书。何必挑地方？何必挑时候？但自问是不是真的立下了志向？ 六弟老是抱怨自己命不好，我也是深表同情。然而小小的科举不顺就发牢骚，我私下里也鄙视他没什么志气，而且抱负也不大。君子立下的志向，有视百姓为同胞、慷慨相助的胸襟，有自身修德宣扬王道的功业，这样才不辜负父母生养，不愧是立于天地间的完美君子。所以君子的忧虑是，担心自己学不好舜帝学不好周公，担心自己品德不够高尚，学业不够精进。因此担忧没有教育开化的百姓顽固不服从教化，担忧外族侵扰中国，担忧小人得志闭塞贤良人才的晋升，担忧老百姓抱怨自己得不到关怀，所谓悲天悯人，这就是君子的忧虑。而自己个人的委屈，家中老小的饥饱，世俗的荣辱得失、贵贱毁誉，君子原本就没时间想这些。六弟科举不顺就自以为命不好，我私下里鄙视他没什么大抱负。 人不读书则已，既然读了书且自命为读书人的，就应按《大学》的要求去做。《大学》的纲领有三：明德、新民、止于至善，这都是读书人份内应做的事情。如果读了书不能联系自身，说这三件事与我有什么相干，那么读书又有何用呢？就算能写好文章好诗词，自命博学儒雅，也只能算是个识字的养猪人！这种人岂能称之为是明理有用的人？朝廷开科取士，也以为读书人能代圣贤发表言论，一定可以懂得圣贤的道理，做符合圣贤之道的事情，如此才能当官管理百姓，整饬自身而表率下。如果把明德、新民当作分外事，就算能写好文章好诗词，而对于修己治人的道理根本茫然无知的话，朝廷用这种人作官，跟用喂猪人做官又有什么分别呢？所以既然自命为读书人，那么《大学》的纲领，都是自己非常重要的行为准则。其中条目有八项，在我看来，其中最为要紧的地方，就只有二条而已：格物、诚意。 格物，就是获求知识的过程；诚意，就是身体力行的事情。什么是物？即是所谓的事物的来龙去脉。身体、心态、意念、知识、家庭、国家、天下事都是物。天地万物都是物，日用常行的事都是物。所谓格，即是观察并探究事物的原理。比如对父母尽孝要定期探望，这是物；探究之所谓要定期探望的道理，就是格物。追随兄长并辅佐他，也是物；探究之所以要追随兄长的道理，就是格物。我的心，是物；探究自己的存心之理（心灵修养），就要勤奋学习不断检查反省自己的道德涵养来提升心灵修养，就是格物。我的身体，也是物；研究敬身之理（体态仪容），就要注意学习立如齐坐如尸来规范仪态，这就是格物。每天所读的书，每句话都是物；贴合自己的考究，努力钻研其中奥妙就是格物。这些就是获求知识的过程。所谓诚意，就是根据自己所学的知识去身体力行，这就是认真踏实的态度。懂一条道理便以此行事，便是身体力行的事情。格物与诚意并进，就能通过学习从而领悟高深的道理。 我的朋友吴竹如格物功夫挺深的，一事一物，都要穷究他的道理。倭艮峰先生（倭仁，字艮峰，蒙古正红旗人）则诚意功夫极严，每天都有日记，像一天之中的一念之差、一事之失、一言一默皆有记载。用正楷书写，三个月就合订一本。自乙未年（咸丰九年公元1859年）起，至今已有三十本。律己“慎独”之严格，只要非分的念头稍微一动，必然能马上克制纠正，并记录下来。所以读他的日记，句句都是关乎自身的必不可少的良药。现在将倭艮峰先生的日记三篇寄回来，给弟弟们读读。我从十月初一起也学习倭艮峰先生，每天的一念一事，都写日记记下来，以便看过后能克制纠正，也用楷书写。冯树堂和我同一天开始记录，也有日记本。冯树堂非常虚心，像对兄长似的爱我，像对师长似的敬我，将来肯定有出息。我一直以来都有坚持不下去的毛病，从现在写日记开始，就能坚持终身有恒心了。在名师益友们帮助鞭策下，只能进步不能退步了。本来想我的日记给弟弟们读，因为今天镜海先生来了，要将本子带回去，故来不及写。十一月有邮差来，一定几页带回去。 我的益友，比如倭艮峰冷静威严，令人肃然起敬。吴竹如、窦兰泉的尽善尽美，一言一事，必要做得最好。吴子序、邵蕙西的经学，深思明辨。何子贞谈书法，其精妙之处，与我无一不合，他谈诗我尤其爱听。子贞很喜欢我的诗，故而我自十月以来已作诗十八首。现上两页，寄回来给弟弟们读。冯树堂、陈岱云立下志向，全心全意去追求，亦是良友。镜海先生，我虽然从没拜其为师，然而心里早已师从了。 我每次写信给弟弟们，不知不觉就写了很多，猜想弟弟们或许厌烦看不下去了。然而弟弟们如果有一封长信给我，我实在是很开心，如获至宝。大家各有各的性情罢了。 我自从十月初一起写日记，总是想改过自新。想到以前跟郑小珊有点矛盾，实在是一时来气，不近人情，就想亲自登门道歉。正好初九郑小珊来拜寿，当天夜里我就到郑小珊家里谈了很久。十三日跟陈岱云一起，请郑小珊吃了顿饭。从此欢笑如初，尽释前嫌了。 金竺虔去任知县，先住在郑小珊家里，喉咙痛了一个多月，现在都好了。李笔峰还住在汤鹏家里。易莲舫要出门就馆了，现在也非常用功，也把倭艮峰作为了学习榜样。同乡李石梧已经升任陕西巡抚。两大将军都抓到北京来治罪，拟了斩监候。英国蛮夷的事情，已经谈和了。赔了两千一百万两白银，又开放了五处通商口岸。现在英国蛮夷都退兵了。两江总督牛鉴，也压到刑部治罪了。 近来的事情大体上就是这样。以后再写信联系。兄曾国藩手书 十月二十六日

“君子贤其贤而亲其亲，小人乐其乐而利其利”的何解？

君 主贵族们能够以前代的君王为榜样，尊重贤人，亲近亲族，一般 平民百姓也都蒙受恩泽，享受安乐，获得利益。

非止君子，抑可谓贤矣，什么意思

字面意思是：不只是君子,还可以说是贤才。如果是在文章中的意思那就又不一样了：如果没有景濂，差点儿错责了敢于讲话提意见的人。 宋濂性格诚实谨慎，在宫中做官很久，不曾攻击过他人的失误 。所住的居室，署名“温树”。若客人有问起宫中事的话题，宋濂就指指居室的署名给人看看，以示不想谈。 宋濂曾经与客人饮酒，皇帝暗中（秘密）派人去侦探察看。第二天，皇帝问宋濂昨天饮酒没有？座中的来客是谁？饭菜是什么东西？宋濂全部拿事实回答。皇帝笑着说：“确实如此，你不欺骗我。”皇帝间或问起大臣们的好坏，宋濂只举岀那些品行好的大臣说说。皇帝问他原因，宋濂回答道：“好的大臣和我交朋友，所以我了解他们；那些不好的，（我不和他们交往，所以）不了解他们。” 主事茹太素写了一万多字的奏章献给皇上。皇帝很生气，询问朝廷大臣们，有的大臣指出茹太素的奏章说：“这对皇上是大不敬，这是对皇上的诽谤，不合法。”皇帝问宋濂，宋濂答道：“他向皇上尽忠而已。皇上刚要广开言路，怎可重责？”后来皇帝阅览了茹太素的万言书，发现确有值得的地方。皇帝就召集全体朝臣责备他们，并叫着宋濂的字说：“如果没有景濂，差点儿错责了敢于讲话提意见的人。”

唐太宗是如何任用贤才的？

为政之要，惟有得人。
看重实际的表现
唐太宗经常和大臣们讨论用人问题。他曾对魏征说：“为官择人，不可造次。用一君子，古代昆虫则君子皆至；用一小人，则小人竞进矣。”魏征也说过“严天下未定则取其才，不考其行；丧乱既平，则非才行兼备不可用也。”（《通鉴》卷194）这也就是唐太宗用人的标准。他从执政以来，就千方百计搜罗人才。听说景州录事参军张玄素有才，便亲自召见，问以治国之道，张玄素对答如流，太宗点头称赞，就提拔他当了侍御史。
另一方面，太宗注意从官员的实际表现中考察发掘人才。例如，贞观八年，太宗修洛阳宫，当时中牟县丞皇甫德参上疏犯颜直谏，太宗认为此人忠直可嘉，立即提拔为监察御史（中央管监察各级官员的下级官职）。贞观十四年冬十月，唐太宗到东都附近狩猎，县丞刘仁轨不以为然，他说：“今秋大稔，民收获者才一二，使之供承猎事，治道葺桥，动费一二万功，实妨农事。”太宗听了很受感动，立即停止打猎，并提升刘仁轨为新安县令。贞观二十年，当时缺少一名刑部侍郎，太宗先叫宰相提出人选，有几个人被推荐上来，太宗审查后都不满意。后来他想到李道裕合适，因为这个人有见识，能坚持原则，并敢于向不良倾向作斗争。过去处分张亮时，他曾坚决反对朝廷的判决，认为“（张亮）反形未具，罪不当死。”唐太宗因此提拔李道裕为刑部侍郎。
内举不避亲，外举不避仇
唐太宗用人的另一个特点是“内举不避亲，外举不避仇。”他以“四海为家”，从各方面网罗贤才，魏征跟从过李密和窦建德，以后又充当李建成的谋士，曾策划消灭秦王。玄武门政变以后，唐太宗却毅然任用他为谏议大夫，以后又提升为尚书右丞。李建成的其他部下如王硅、薛万彻以及一些农民起义领袖，如程咬金、秦琼等，也都被太宗任用，并取得高官显职。
对待少数民族里的人才，太宗也委以要职，如史大奈、阿史那社尔、执失思力、契苾何力等，都当了将军。
唐太宗不仅重视京官，而且重视外职。他认为都督刺史是亲民之官，更须任用贤才，他把全国各州刺史的姓名都写在屏风上，随时记下他们的善恶事迹，以备赏罚。贞观八年，还派遣李靖等13人为黜陟大使，到全国各地巡查，对有功的官员予以升迁，对贪污失职的官员加以惩罚。

带子贤的四个字词语

贤才君子 【拼音】：xián cái jūn zǐ【解释】：指有才有德的人。亦作贤人君子凡贤人君子,未尝不思效用,但无其类获进,所以湮没于时。--唐.陈子昂《明必得贤科》【词目】贤才君子【读音】xiáncáijūnzǐ【释义】指有才有德的人。【出处】晋·陈寿《三国志·魏志·陈思王植传》裴松之注引《魏略》：“当今天下之贤才君子，不问少长，皆愿从其游而为之死。”孝子贤孙【拼音】：xiào zǐ xián sūn【释义】：孝敬父母的有德行的子孙。

孔子曾经把人分为五类：愚人 士人 君子 圣人 贤人

当然适应。这是按照人的性情天分和处事高低划分的。比如，士人需要经常被点拨教育才能行于正道，才能有所进步。而圣人君子更具慧根，他们有自己的思想源泉，并能惠及大众。至于愚人，可能是冥顽不化者，或者是走上奸恶道路的人。以下答案为摘录：一、圣人：在大戴礼记哀公问五义中，孔子说的“所谓圣人者，知通乎大道，应变而不穷，能测万物之情性者也。大道者，所以变化而凝成万物者也。情性也者，所以理然、不然、取、舍者也。故其事大，配乎天地，参乎日月，杂于云霓，总要万物。穆穆纯纯，其莫之能循；若天之司，莫之能职；百姓淡然，不知其善。若此，则可谓圣人矣。”在这里的圣人指的是能深刻了解了宇宙万事万物和人类社会变化的客观规律，并能非常熟练地根据瞬息万变的实际情况，判断是非，决定取舍，且具有人类博大意识，又能为人类谋幸福的杰出的人物。比如孔子说：“故圣人耐以天下为一家，中国为一人”（《礼记·礼运》）。又比如弟子问他；“如有博施于民而能济众，可谓仁乎？”他说“何事于仁必也圣乎（《论语·雍也》）”，便是对圣人的具体说明。亦即庄子所谓“天为宗，以德为本”的大人物。 二、贤人与善人；在大戴礼记哀公问五义中“所谓贤人者，好恶与民同情，取舍与民同统；行中矩绳，而不伤于本；言足法于天下，而不害于身；躬为匹夫而愿宝贵，为诸侯而无财。如此，则可谓贤人矣。”至于“善人”指的是能本着仁与道的原则，消除残暴祸害人民的并能为社会发展带来进步的人物。孔子说：“善人为邦百年，亦可以胜残去杀矣” （《论语·子路》）。他慨叹说：“善人吾不得而见之矣，得见有恒者斯可矣”（《论语·述而》）。意即，上述这样有能力的圣人我不能见到了，能看到坚持行仁道政治的人也可以。所以无论是贤人或善人，则都是真正能做到全心全意服务于社会与人民大众的人。也就是有益于人民的人。 三、成人：即一般所谓完人。但这一名词，孔予以前就已有了。例如晋文公返国当政以后行赏时即说过：“耽我以道，说我以仁，暴浣戒行，昭明我名，使我有成人等，吾以为上赏”。孔子所谓成人大致也是这个概念。“子路问‘成人’”孔子答：“若藏武仲之知，公绰之不欲，卞庄子之勇，冉求之艺，文之以礼乐，亦可为成人，矣。”他接着说，“今之成人’者何必然，见利思义，见危授命，久要不忘平生之言，亦可谓‘成人’矣”（《论语·宪问》）。可以看出，孔予所谓“成人”有古今两种：前者是第一流的，后者是第二流的。 四、士。孔子所说的士，主要有三类人：一是指政治人才。是指能学习、积累仁道知识，传播仁道思想，并有介入现实政治能力和能为仁道献身的知识分子。他所说的：“士志于道”，亦即作为士，应当立志学仁道，传仁道，行仁道，为仁道而献身。作为公式来说，他所要的士，犹之乎理在的政治干部和全心全意为人民事业献身的英雄模范人物。只不过奋斗的出发点不完全相同而已。孔子肯切地指出：“古之学者为己，今之学者为人”（《论语·宪问》）。“为人”是仁的表现，也是孔子要培养的士的一个最大的特征。孔子说：“士而怀居，不足以为士矣”（《论语·宪问》）。还强调“士志于道，而耻恶衣恶食者，未足于议也”（《论语·里仁》）。意思是士应该立志于行仁道，如果以吃的不好，穿的不好为羞耻，那就不能同他谈论行仁道了，他也就不配称士了。用现在的话说，孔子要求于士的，亦即能够艰苦朴素，克己奉公。这也是与古代的士的大不同之点。由此也可看出，孔子所说的士，也是从古代历史演变而来的。二是孔子的士不同于古代的士。从《左传》、《礼记》等典籍考证，士在古典社会，是居于庶民之上、大夫之下的靠做官食禄的有智有勇的一个阶层。所谓“有士民，有工民，有商民，有农民”。工、商，农三民都“庶民”，亦即奴隶身份的劳动者，而士民则是自由身份的知识分子。这种人无所谓国家，民族观念，谁能给予官、禄，即为谁效命，即古语所谓：“士为知己者死”。因此，到春秋时期，士阶层不少的人便离开本国，效命异国了，也有些厌倦乱世而稳居在野的，即所谓“辟世之士”（《论语·微子》）。孔于为了进行政治活动，看到了士阶层的这支力量，并耍运用这种力量，亦即运用士的智、勇，把士培养为行仁道的革新政治人才。例如：他答子贡问为仁说：“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居是邦也，事其大夫之贤者，友其士之仁者”（《论语·卫灵公》）。可知孔子是把士看做行仁道的工具而团结的。孔子解释说：“唯十合一为士”，“学者由博返约，故云唯十合一”。“傅”是博学，“约”是集中，即集中所学应用到仁的这是最高原则上。传，曰：只“通今辨古，然不谓之士”。据此，可以说：所谓的“士”必须具有坚决行“仁”道的思想、气概、勇敢和一定学识、能力的知识分子，即是孔子所说的士的概念。与此同时这些所谓的“士”，已不是古典社会所谓“自由人’身份的士，而是在人格上，认识上有仁德修养，在生活上有志致身、并献身于仁道事业的政治家。所以孔子说：’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远。仁以为己任，不亦重乎？死而后已，不亦远乎”（《论语·泰伯》）?说明了士应有的思想和行为表现。“弘”是气量要弘“毅”是要有坚强的毅力，’重”是说实现仁道政治是重大的任务，“死而后已”，是说致身、献身子仁道，“不亦远乎”，是说准备长远干下去、干一辈子，不能把时间估计得近和短了。三是孔子的士的形象。以上所说的是孔子培养士的最高标准。但孔子培养的士的形象还包括在家孝敬父母，在社会上尊敬长者，遵守社会公德与公共秩序，即所说的“宗族称孝焉，乡党称弟焉”，对于别人是“言必信，行必果”（《论语·子路》），这些表现也是士应该兼而有之的。也正因为如此，孔子之后的社会之中才会有“志士”、“义士”、“战士”等等。 五、君子与小人。从古代典籍上看，孔子提到“君子,”、“小人.”的地方很多，有的是从社会地位、身份说的，“君子”是指统治阶级，小人是指劳动人民，如他说；‘君子’之德风‘小人，之德草（《论语·颜渊》）。这是延用传统的名词。孔子自己给“君子”、“小人”所下的定义，在大戴礼记哀公问五义中“所谓君子者，躬行忠信，其心不买；仁义在己，而不害不志；闻志广博，而色不伐；思虑明达，而辞不争；君子犹然如将可及也，而不可及也。如此，可谓君子矣。”。当然，在孔子看来的小人与他认为的君子正好相反，这是以有无仁者的道德情操为标准来区分，兹就其可取之处阐述于后。其实在中国古代社会‘君子’、‘小人’为身份上的对待语。君子指贵族，有‘少主人’的意味小人盖谓人中之低微者。其后意义全变，两语区别，不以阶级的身份为标准，而以道德的品格为标准。所说“其后”没有具体指出什么时代以后。从孔子论说“看子”、“小人”和所作的定义看，至少从孔子时代起就以道德品格为标准来区别“君子”、“小人”了。孔子说：“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论语·里仁》），“君子怀德，小人怀土，“君子谋道不谋食”“君子无终食之间违仁，造次必于是，颠沛必于是,“君子求诸己，小人求诸人”（《论语·卫灵公》），’君子上达，小人下达”（《论语·宪问》），君子“过则勿惮改” （《论语·学而》），“君子固穷，小人穷斯乱矣”（《论语·卫灵公》），君子周而不比，小人比而不周”（《论语·为政》）；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 （《论语·子路》），“君子成人之美，不成人之恶；小人反是” （《论语·颜渊》）。所有这些，都清楚地说明，道德品质是区别“君子”“小人”的标准，也说明了孔子所说的“君子叫小人”的概念。这样的概念，两千年来在我国一直是区别人们道德品质好坏的标准，而且直至现代还被广大群众用作秫呼好人和坏人的代名词。为了使做君子的人一生保持自己的情操，孔子还提出：“君子有三戒：少之时，血气未定，戒之在色；及其壮也，血气方刚，戒之在斗；及其老也，血气既衰，戒之在得（《论语·季氏》）”。他告诫的少年“戒色”，是合乎生理卫生知识的。他告诫的壮年“戒斗”，主要原因，是出于维护社会秩序，不使自己与别人的身体遭受损害，也防止发生耐别人造成伤亡，自己陷于法纲，看来也有其道理。他告减的老年’戒得”，主要是保持晚节的问题；但就有道德情操的“君子”来说，是会不“贪得”的，不仅老年，青、壮年也是如此。就进入老年时学做“君子”的人来说，“戒得”当然需要，因为一般说来，人的生理衰老、血气衰弱，思想多易趋于保守，顾虑随之要多，对财物便可能产生贪的欲望。但是，贪与不贪财物，从根本上说，是阶级意识问题，而不决定于人的生理变化。在这个问题上孔子没有具体说明。不过，即便如此，也有一定实际意义。孔子的这三条戒律，可以说在社会主义社会，对青少年、壮年、老年人都还是应当有一定的教育意义与借鉴作用的。 在当时的孔子看来，一个人修养成为有道德情操的君子，对人对事就可以做得台情合理，“内省不疚”。孔子指出：“君子道者兰，一一仁者不忧，知者不惑，勇者不惧”，这说的是有道德情操修养的君子，对事应有的表现，说具体，也就是不论在多么危难、多么艰险、多么严峻的问题和事态面前，都能表现态度沉着，毫不忧愁、惶惑和畏惧，并且卓有信心和决心认真对付它，克服它，战胜它。这个仁、知、勇的修养，都是修己的内在功夫，都是君子所必具的主观条件。如果是没有道德情操的小人，当然就恰恰相反，这是不言而喻的。孔子的君子，作为对有力地位的人来说，要求更高。孔子答“子路问君子”时说．“修己以敬，修己以安人，修己以安百姓”（《论语·宪问》）。意即，修养自己“执事敬”对工作认真负责的精神；修养自己安定中层社会人们生活的本领’修养自己安定广大老百姓生活的本领。这都是孔子修己内在功夫的社会实践，也是有力地位的“君子”对社会的广泛的最高责任。它与孔子的“仁、知、勇”相表里，是“仁，知、勇”内在修养功夫的必然表现。孔子关于对君子这对范畴的概念，是中华民族独有的区别人们有无道德情操的标准。对后世的影响是极为广泛和深远的。 总之，从孔子关于“圣人”、“贤人”“善人”、“成人”、“士”、“君子”和“小人”的这些标准来看，中国目前的社会恰恰缺失的是这样一种标准，因为人们在日常生活中或者说在近几十年中看到的往往是贵阶层中无耻划界的面孔，官场之上伪君子在盛行，商场之间的尔虞我诈，社会成员少了真诚的礼信……。在今天之中国社会上，人们除去金钱之外，还有没有一点点最真的东西，当我们而对孔子的时候，难道不该反思反思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