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看待庄子的处世态度

关于庄子的处世哲学，比较有代表性的看法有以下几种：郭沫若先生在《十批判书》里认为庄子是“混世主义（滑头主义？）”。冯契先生认为庄子是“避世之士”。①庞朴先生认为庄子是“游世”。②何兆武先生的说法基本上与冯契先生相同。③闻一多先生则将道家（主要指庄子）比喻成“骗子”。④我认为以上几种说法都不全面，兹尝试论之。
　　先说“混世”。“混世”极易给人一种得过且过、不负责任、全无心肝的印象。但是通观《庄》书，庄子却更象一位悲天悯人的、具有终极关怀的智者。这可以从一破一立两方面找到证据。一是揭露痛斥残暴的政治，这可谓破。如《列御寇》中说：
　　人有见宋王者，锡车十乘，以其十乘骄庄子。……庄子曰：今宋国之深，非直九重之渊也。宋王之猛，非直骊龙也。子能得车者，必遭其睡也。使宋王而寤，子为虀粉矣。
　　又如《说剑》：
　　昔赵文王喜剑，置以士夹门，门客三千人，日夜相击于前，死伤者岁百余人，好之不厌，如是三年，国衰。
　　又如《则阳》：
　　卫灵公有妻三人，同滥而浴。
　　再有《胠箧》：
　　窃钩者诛，窃国者为诸侯，诸侯之门而仁义存焉。
　　等。对于杀人盈野盈城的人间世，对于险诈丑恶的统治者，一个混世主义者大概不会有兴趣去痛心疾首，更不会有兴趣为此著书立说对之大加抨击。混世者应该是与世俯仰，或者“与世推移”“掘其泥而扬其波”，最起码也要“万事不关心”。象庄子这样“心明眼亮”、眼里不揉沙子，怎么会是混世？
　　再说立。庄子提出了自己的政治观点，那就是无为而治。如《天道》：
　　夫帝王之德，以天地为宗，以道德为主，以无为为常。无为者，则用天下而有余，有为也，则为天下用而不足。
　　《天地》：
　　治，乱之率也，北面之祸也，南面之贼也。
　　《在宥》：
　　有天道，有人道。无为而尊者，天道也；有为而累者，人道也。主者，天道也；臣者，人道也。
　　《应帝王》：
　　南海之帝为倏，北海之帝为忽，中央之帝为浑沌。倏与忽时相与遇于浑沌之地，浑沌待之甚善。倏与忽谋报浑沌之德，曰：人皆有七窍以视听食息，此独无有，尝试凿之。日凿一窍，七日而浑沌死。
　　等。庄子虽然讲的是“无为之治”，但他讲“无为之治”本身却是“有为”。他这样不厌其烦、喋喋不休地教导别人无为，也不象一个混世主义者应该有的行为。另外，他不止一次地象巫婆一样悲观地预言：“千世之后，必有人与人食者。”就更不是一个混世主义者的声口。
　　在文化理想上，庄子既有破又有立，那就是他的著名的“绝圣弃智”的主张。 《胠箧》：
　　故绝圣弃智，大盗乃止；掷玉毁珠，小盗不起；焚符破玺，而民朴鄙；掊斗折衡，而民不争；殚残天下之圣法，而民始可与论议；擢乱六律，铄绝竽瑟，塞瞽旷之耳，而天下始人含其聪矣；灭文章，散五彩，胶离朱之目，而天下始人含其明矣；毁绝钩绳而弃规矩，工倕之指，而天下始人有其巧矣；故曰大巧若拙。肖曾史之行，钳杨墨之口，攘弃仁义，而天下之德始玄同矣。彼人含其明，则天下不铄矣；人含其聪，则天下不累矣；人含其智，则天下不惑矣；人含其德，则天下不僻矣。彼曾、史、杨、墨、师旷、工倕、离朱，皆外立其德而以爚乱天下者也，法之所无用也。
　　又同篇：
　　夫弓弩毕弋机变之知多，则鸟乱于上矣；钩饵网罟罾笱之知多，则鱼乱于水矣；削格罗落罘之知多，则兽乱于泽矣；知诈渐毒颉滑坚白解垢同异之变多，则俗惑于辨矣。故天下每每大乱，罪在于好知。
　　在这里，庄子就不是单纯地在讲政治理想了，他是在讲一种文化理想，只不过这种文化理想是隐含在政治理想之下。也就是说，“绝圣”是讲政治，“弃智”是讲文化。而不论是绝圣，还是弃智，它们有一个共同的前提，那就是避免“天下大乱”。庄子的这种主张，也是有担当、有大情怀的主张，而不是简单的“混世”所能概括得了的。
　　再说避世。其实在《庄子》里，庄子已经明白否认了避世。《人间世》：
　　天下有大戒二：其一命也；其一义也。子之爱亲，命也，不可解于心；臣之事君，义也，无适而非君也，无所逃于天地之间。
　　逃无所逃，避无可避，又哪里来的避世？关键在于，“避世论者”的出发点是他们“替”庄子看到了人间世的险恶和统治者的残暴，因而“替”庄子想到了避世。但问题在于，庄子除了看到人间世的险恶和统治者的残暴外，还看到了人的至乐。这种至乐有非常现实和感性的“饱食而敖游，泛若不系之舟，虚而敖游者也。”（《列御寇》）也有庄子心目中上古初民的古朴之乐“夫赫胥氏之时，民居不知所为，行不知所之，含哺而熙，鼓腹而游。”（《马蹄》）还有庄子认为的“无为诚乐矣”的“至乐无乐”（《至乐》）。但庄子认为的最高境界的乐应该是精神上的悟道之乐，这就是在《逍遥游》、《齐物论》、《秋水》、《达生》、《田子方》诸篇中反复出现的一种境界：“乘云气，骑日月，而游乎四海之外，死生无变于已。”
　　既然人间有这种乐，为什么要避世？“避世论者”只替庄子看到了人间的苦，没有替庄子看到人间的乐，一厢情愿，谬托知己。其实，即便是面对人间的苦，庄子也没有去消极地“避”，而是去不失为积极地面对。首先，在指导思想上他认为“死生，命也。”（《大宗师》）“知其不可奈何而安之若命，德之至也。”（《人间世》）进而认为“且夫得者，时也；失者，顺也。安时而处顺，哀乐不能入也。”（《大宗师》）要“不以心损道，不以人助天。”（《大宗师》）
　　在具体处事上，庄子认为要“为善无近名，为恶无近刑，缘督以为经。”（《养生主》）“处乎材与不材之间。”（《山木》）对于世俗的功名利禄，庄子采取的是一种“却”的态度，比如《秋水》：
　　庄子钓于濮水，楚王使大夫二人往先焉，曰：愿以境内累矣。庄子持竿不顾，曰：吾闻楚有神龟，死已三千岁矣，王巾笥而藏之庙堂之上。此龟者，宁其死为留骨而贵乎？宁其生曳尾于涂中乎？二大夫曰：宁生而曳尾涂中。庄子曰：往矣，吾将曳尾于涂中。
　　又：
　　惠子相梁，庄子往见之。或谓惠子曰：庄子来，欲代子相。于是惠子恐，搜于国中，三日三夜。庄子往见之曰：南方有鸟，其名为宛鶵，子知之乎？夫宛鶵者发于南海，而飞于北海，非梧桐不止，非练实食，非醴泉不饮。于是鸱得腐鼠，宛鶵过之，仰而视之曰：吓。今子欲以子梁国吓我邪？
　　而对于精神领域的道的体悟，庄子认为：“夫恬淡寂寞，虚无无为，此天地之平而道德之质也”。（《刻意》）并认为道不可学，但他还是在《大宗师》里描述了一种悟道的渐进过程：
　　吾守而告之叁日，而后能外天下；已外天下矣，吾又守之七日，而后能外物；已外物矣，吾又守之九日，而后能外生；已外生矣，而后能朝彻；朝彻，而后能见独；见独，而后能无古今；无古今，而后能入于不死不生。杀生者不死，生生者不生。其为物，无不将也，无不迎也；无不毁也，无不成也。其名为撄宁，撄宁也者，撄而后成者也。
　　从这种详细的描写可以看出，庄子对于悟道采取的则是一种“求”的态度。虽然这种“求”是通过“无为”来完成的。
　　综上所述，对于人间世，“材”是一种面对，“不材”也是一种面对，那么庄子的“材与不材之间”仍然是一种面对。功名利禄是人间的，“道”是超人间的，但对于“悟道的无为追求”仍然是人间的。所以，庄子的“却”与“求”都是现实的、面对人间世的行为，不存在所谓的“避世”。
　　王先谦说：“余观庄生甘曳尾之辱，却为牺之聘，可谓尘埃富贵者也。然而贷粟有请，内交于监河；系履而行，通谒于梁魏；说剑赵王之殿，意犹存乎救世；遭惠施三日大索，其心迹不能见谅于同声之友，况余子乎？吾以是知庄生非果能回避以全其道者也。”⑤这话有道理。
　　再说游世。庞朴先生的“游世说”表面看好象最接近庄子的处世态度。他的这一观点得自“人能虚已以游世，其孰能害之？”（《山木》）和“唯至人乃能游于世而不僻，顺人而不失已。”（《外物》）但仔细考察，庞先生这一观点也有些似是而非。主要是，游世说给人的印象太轻松了、太审美化了。这与我们上面所引《则阳》、《列御寇》、《说剑》、《胠箧》诸篇中那些人世险恶的内容太不相符。而“游”字无论怎么解释也沉重不起来。虽然庞朴先生是明确反对“混世说”的，⑥但细玩“游”字，其中仍然有“混”和“避”的意味在里边。其实，在《人间世》中，庄子已经将为人、为臣之难表述得极为充分了。《列御寇》里，庄子甚至将宋王比喻成凶猛的骊龙，可见其残暴程度。另外，《秋水》中，庄子却楚王之聘，除了“尘埃富贵”这一层意思之外，还可以看到庄子全身免祸的良苦用心。惠施仅仅怀疑庄子与他争夺相位，就在梁国“大索三日”，如果不是庄子主动采取自我保护措施，一旦为惠施索得，亦恐“为虀粉矣。”从这种意义上讲，说庄子对于险恶的人间世“临深履薄”还差不多。试想，自存尚且不暇，又遑论游乎？
　　最后，是闻一多先生的“骗子”说。他的这一说法出自他的一篇题为《关于儒·道·土匪》的文章，这篇文章象杂文，不象论文。而闻一多先生的骗子说，在这几种说法里，我认为最不足为训。那是一种基于“政治赤诚”的曲学阿世，另一形式的“正确的错误”。这里就不多说了。
　　
　　下
　　我认为，上述几种对于庄子处世哲学的观点都只说对了某一方面，如果用它们来概括庄子的处世哲学则有失偏颇。我认为，庄子其实全面论述了处世的各个方面，之所以人们从《庄子》一书中得出不同的观点，是因为人们关注的内容不同所致。庄子全面讲述怎样处世的总纲在《养生主》，其第一节有一句话：“缘督以为经，可以保身，可以全生，可以养亲，可以尽年。”这句话涉及到了庄子所讲处世的四个内容，即：保身、全生、养亲、尽年。我们如果只看到“保身”，那就是“避世主义”；如果只看到“全生”，那就是“游世”；如果只看到“尽年”，那就是“混世主义”了。保身、全生、养亲、尽年四部分内容构成了庄子处世思想的整体，这个思想的精神气质用四个字来概括就是：从容面对。而且我们从《列御寇》里也可以看到，庄子欲死后“以天地为棺椁”，不薄乌鸢、不厚蝼蚁的旷达悲悯的情怀，也绝不是“混世”、“避世”这样的语词所能穷尽了的。
　　其实这四项内容是一个有机的整体，不能割裂开来。其中保身是基础，只有保身才能谈得上全生、养亲和尽年。《庄子》中讲保身养生的地方比较多，这些内容主要集中在《养生主》和《达生》两篇。另外，庄子除了具体讲一些“用志不分”（《达生》）凝神养气的养生保身的技巧外，还谈了一些非常高明的与人相处的艺术。比如《秋水》：
　　是故大人之行，不出乎害人，不多仁恩；动不为利，不贱门隶；货财弗争，不多辞让；事焉不借人，不多食乎力，不贱贪污；行殊乎俗，不多辟异；为在从众，不贱佞谄；世之爵禄不足以为劝，戮耻不足以为辱；知是非之不可为分，细大之不可为倪。
　　又如《渔父》：
　　故君子远使之而观其忠，近使之而观其敬，烦使之而观其能，卒然问焉而观其知，急与之期而观其信，委之以财而观其仁，告之以危而观其节，醉之以酒而观其则，杂之以处而观其色。
　　这两则引文一是说与人相处的艺术的，一是说用人的艺术的。无论是与人相处还是用人察人，都极为高明。在《渔父》同一段，庄子借孔子之口说：“凡人心险于山川。”也许正是基于此种对于人性的认识，庄子才在看似散淡无为（凝神养气）的养生之外，还加进了这么多技巧性和操作性极强的做人和用人的论述。可见，庄子所讲的“保身”实际上分“向内”和“向外”两部分内容。“用志不分”凝神养气是“向内”，以此来达到自身精神上和生理上的消除滞碍，“形全精复，与天为一”。（《达生》）也即：“至人潜行不窒，蹈火不热，行乎万物之上而不栗。”（《达生》）的境界。与人相处则是“向外”的，高明的与人相处的艺术可以使自身得到有效的保护而免受侵害。就是要做到“无入而藏，无出而阳，柴立其中央。”这样“三者若得，其名必极。”（《达生》）“向内”和“向外”是相辅相成、缺一不可的，只有二者兼备才能真正达到“保身”的目的。
　　关于全生，庄子认为要全生，主要是不要以仁义害性。他说：
　　天下有常然，常然者，曲者不以钩，直者不以绳，圆者不以规，方者不以矩，附离不以胶漆，约束不以纆索。故天下诱然皆生而不知其所以生，同焉皆得而不知其所以得。故古今不二，不可亏也。则仁义又奚连连如胶漆纆索而游乎道德之间为哉，使天下惑也。 《骈拇》
　　又说:
　　小人则以身殉利，士则以身殉名，大夫则以身殉家，圣人则以身殉天下，故此数子者，事业不同，名声异号，其于伤性以身为殉，一也。 《骈拇》
　　庄子提出要全生就不要用知。他在《缮性》里说：
　　古之人，在混芒之中，与一世而得澹澹焉。当是时也，阴阳和静，鬼神不扰，四时得节，万物不伤，群生不夭，人虽有知，无所用之，此之谓至一。
　　又说：
　　古之行身者，不以辨饰知，不以知穷天下，不以知穷德，危然处其所而反其性，已又何为哉？
　　而这方面的最高境界是“哀乐不入”（《养生主》、《田子方》、《德充符》），即：“心不忧乐，德之至也”（《刻意》）
　　关于养亲，庄子在《人间世》里提出了一个最高标准：使父母身安心安。他说：“是以事其亲者，不择地而安之，孝之至也。”在此基础上，养亲须先意承志，而不必拘于具体形迹。“孝子操药以修慈父，其色憔然，圣人羞之。”“孝子不谀其亲”（《天地》）。这里面似乎也有一个境界问题，《天运》里云：“以敬孝易，以爱孝难；以爱孝易，以忘亲难；忘亲易，使亲忘我难。”这里，孝成为一种自然本性，而这种自然本性与“全生”已经冥合为一。在《寓言》中，曾子因为不能以仕养亲感到悲伤还受到了孔子的批评，认为他还没有达到“无所县”的境界。孔子所说的这“无所县”并不是要曾子不去孝，而是不要时刻将孝放在心上，只有无心之孝才是真孝。也即《天运》里的“忘亲”、“忘我”。
　　“尽年”则是上述保身、全生、养亲之后的一个顺理成章的结果。此种尽年并非“好死不如赖活着”，它是保身、全生、养亲的延续。此种尽年也并不是简单的为活而活，它不论在生理上，还是在精神上都是一种高质量的活。《人间世》中，庄子提到两棵大树，它们都是因“无用之用”而得尽天年。《人间世》里的大树还仅仅是一种生理上的尽年。在《逍遥游》中也有一棵大树，这棵大树则包含了精神层面的高质量的尽年：
　　今子有大树，患其无用，何不树之于无何有之乡，广莫之野，彷徨乎无为其侧，逍遥乎寝卧其下。不夭斤斧，物无害者，无所可用，安所困苦哉。
　　此种尽年，连生死都已经置之度外，世俗的利害得失就更不在话下了。⑦超脱了生死利害的尽年也就达到了庄子所谈处世的最高境界：“大泽焚而不能热，河汉冱而不能寒，疾雷破山、飘风振海而不能惊。”（《齐物论》）也就“至矣，尽矣，弗可以加矣”了。（《庚桑楚》）
　　中国的哲学和思想史一般是儒道对举（后来又加了一个“释”），而一谈到儒道对举，大多都要涉及“出世”与“入世”问题。儒家的入世应该是没有问题的，但道家一定是出世的吗？“小国寡民”“绝圣弃智”就一定是出世吗？全身免祸“尘埃宝贵”就一定是出世吗？我看未必。前者是一种政治理想，后者是一种人生态度（当然出世也是一种人生态度）；而那些真正的“岩穴之士”会有政治理想么？而在庄子身上，这二者是紧密结合在一起的。说道家是出世的，但我在《老子》和《庄子》里却看不到寄情山水吟赏烟霞的闲情高致。历史上真正栖隐于深山大壑，不食人间烟火的逸士高人毕竟少之又少。所以我想，有没有介于出世与入世之间的一种“在世”的中间状态呢？我认为，庄子是比较接近这种“中间状态”的，而不是所谓的出、隐、避、混、游。即：庄子的处世哲学是“在世的哲学”——不进不退，从容面对。这是我对庄子处世哲学的一点思考，也是在读相关文献时的一点自问自答，浅陋之处还请各位方家指教。
　　
　　注释　　
　　①冯契：《中国古代哲学的逻辑发展》，190页，上海人民出社，1985年4月　　
　　②庞朴：《蓟门散思》，149页，上海文艺出社，1996年8月　　
　　③何兆武等：《中国思想发展史》，90页，中国青年出社，1990年8月　　
　　④闻一多：《闻一多选集》第二卷，493-498页，四川文艺出社，1985年3月　　
　　⑤王先谦：《庄子集解》，1页，中华书局，1954年12月　　
　　⑥注同②　　
　　⑦王长华：《春秋战国士人与政治》，139页，上海人民出社，1997年7月　　
　　参考文献　　
　　《庄子今注今译》，陈鼓应，中华书局，1983年5月　　
　　《春秋战国士人与政治》，王长华，上海人民出社，1997年7月　　
　　《诗论与子论》，王长华，学苑出社，2001年6月　　
　　《蓟门散思》，庞朴，上海文艺出社，1996年8月　　
　　《中国哲学简史》，冯友兰，北京大学出社，1996年9月第二　　
　　《中国古代哲学的逻辑发展》，冯契，上海人民出社，1985年4月　　
　　《庄子集解》，王先谦，中华书局，1954年12月　　
　　《中国思想发展史》，何兆武等，中国青年出社，1990年8月　　
　　《闻一多选集》第二卷，四川文艺出社，1985年3月　　
　　《中国古代思想史论》，李泽厚，人民出社，1986年3月　　
　　《诸子百家研究》，高正，中国社会科学出社，1997年11月　　
　　《国学概论》，钱穆，商务印书馆，1997年7月新一　　
　　《章太炎文选》，上海远东出社，1996年7月　　
　　《理学·佛学·玄学》，汤用彤，北京大学出社，1991年2月

哪为好心人能帮我翻译一下文言文《训学斋规》

　　太长了吧？
　　附原文;
　　训学斋规
　　《读书》
　　凡读书须整顿几案，令洁净端正，将书册整齐顿放，正身体对书册，详缓看字，子细分明读之，须要读得字字响亮，不可误一字，不可少一字，不可多一字，不可倒一字，不可牵强暗记，只是要多诵遍数，自然上口，久远不忘，古人云：读书千遍，其义自见。谓读得熟则不待解说，自晓其义也。余尝谓读书有三到，谓心到眼到口到，心不在此则眼不看子细，心眼既不一却只漫浪诵读，决不能记，记不能久也。三到之中心到最急，心既到矣，眼口岂不到乎。凡书册须要爱护，不可损污，绉折济阳江禄，读书未竟，虽有急速，必待掩束整齐，然后起此，最为可法。
　　扪虱新话《陈善‧扪虱新话》
　　《读书须知出入法》
　　读书须知出入法，始当求所以，入终当求所以出，见得亲切，此是入书法，用得透脱，此是出书法。盖不能入得书，则不知古人用心处，不能出得书，则又死在言下，惟知出知入，得尽读书之法也。
　　《读书牢记则有进益》
　　读书惟在牢记，则日见进益，陈晋之一日，只读一百二十字，后遂无书不读，所谓日计不足，岁计有余者。今人谁不读书，日将诵数千言，初若可喜，然旋读旋忘，一岁未尝得百二十字，虽然，况一日乎。予少时实有贪多之癖，至今每念腹中空虚，方知陈贤良为得法云。
　　性理大全
　　《读书法》
　　程子曰：读书将以穷理，将以致用也。今或滞心于章句之末，则无所用也。此学者之大患。凡观书，不可以相类泥其义不尔，则字字相梗。当观其文势，上下之意如充实之谓美。与诗之美不同。尝觉读书有令人喜时，有令人手舞足蹈时，或问莫是古人之意与先生之意相合，后如此否。曰：是也。论语孟子只剩读着，便是意足学者，须是玩味，若以语言解着，意便不足。问世有以读书为文为艺者，曰：为文谓之艺，犹之可也。读书谓之艺，则求诸书者，浅矣。张子曰：观书必总其言，而求作者之意。读书少则无由考校，得义精盖书以维持，此心一时放下，则一时德性有懈。读书则此心常在，不读书则终看义理不见书，须成诵精思，多在夜中，或静坐得之，不记得思不起，但通贯得大原，后书亦易记，所以观书者释己之疑，明己之未达。每见每加新益则学进矣，于不疑处有疑，方是进。上蔡谢氏曰：学者先学文，鲜有能至道。至如博观泛览，亦自为害。故明道先生教余，尝曰：贤读书慎，不要寻行数墨。
　　龟山杨氏语，罗仲素曰：某尝有数句教学者，读书之法云，以身体之，以心验之。从容默会于幽闲，静一之中超然，自得于书言，象意之表，此盖某所自为者如此。
　　和靖尹氏曰：吕献可尝言，读书不须多读，得一字行取一字。伊川亦尝言，读得一尺，不如行得一寸。行得便是会读书，二公之意正同。读书须是看圣人用心处，自家临事一一要使。
　　延平李氏曰：读书者，知其所言，莫非吾事，而即吾身以求之，则凡圣贤所至，而吾所未至者，皆可勉而进矣。若直以文字求之说，其词义以资诵说，其不为玩物丧志者几希。
　　东莱吕氏曰：读书有思索，人往往不苟，不曾读书与曾读书识理趣者，观其所为，便可见。凡读书必务 精熟，若或记性迟钝，则多诵数遍，自然精熟，记得坚固。若是遍数不多，只务强记。今日成诵，来日便忘，其与不曾读书，何异。凡为学之道，必先至诚，不诚未有能至焉者也。何以见其诚居处齐，庄志意凝，定不妄言。不苟笑，开卷伏读，必起恭敬如对圣贤，掩卷沈思，必根义理以闲邪。僻行之悠久，习与性成便有圣贤前辈气象。为学之本，莫先于读书，读书之法须令日有课程，句读有未晓大义，有未通不惜与人商确，不惜就人授读。凡人多以此为耻，曾不知不如是，则有终身之耻也。后学读书，未曾识得，目前大略，便要说性命，此极是害事为学，自有等级。后生学问，聪明强记，不足畏。惟思索寻究者，为可畏耳。
　　象山陆氏曰：大抵读书训诂，既通之后，但平心读之，不必勉加揣量，则无非浸灌培养，鞭策磨厉之功。或有未通晓处，姑缺之无害，且以其明白昭晰者，日加涵泳则自然日充日明，后日本原深厚，则向来未晓者将亦有涣然冰释者矣。读书作文亦是吾人事，但读书本不为作文，作文其末也。有其本必有其末，未闻有本盛而末不茂者，若本末倒置，则所谓文者亦可知矣。
　　勉斋黄氏曰：平居当以敬自持，令心虑宁静。至于读书则平心定气，端庄严肃，须以吾心默观圣贤之语，常使圣贤之意自入于吾心，如以镜照物，妍丑自见镜，何心哉。今人所以不善读书，非是圣贤之意难明，乃是吾心纷扰，反以汨乱圣贤之意，读书只是沈静精密则自然见得分明，切不可萌轻易自喜之心，便解得六经通彻，亦何足自喜，亦岂敢轻易才如此。便不足以任重后生，且收敛静退，歉然常若，不足方能有进。观书者，最怕气不平，且如公冶长一章。谢上蔡则谓圣人，择婿惊人如此，杨龟山则谓圣人所以求于人者，薄可免于刑戮，而不累其家，皆可妻也。上蔡气高者也，龟山气弱者也，故所见各别如此，要之当随文平看，方见得圣人之本意，此观书之大法。
　　北溪陈氏曰：读四书之法，毋过求毋巧凿毋旁搜毋曲引，亦惟平心以玩，其旨归而切己，以察其实用而已尔。果能于是四者，融会贯通而义理昭明，胸襟洒落，则在我有衡尺度，由是而稽诸经与凡读。天下之书论天下之事，皆莫不冰融冻释，而轻重长短截然一定。自不复有锱铢分寸之或紊矣。
　　范阳张氏曰：朋友讲习，固天下乐事，不幸独学则当尚友，古人可也。故读论语如对孔门圣贤，读孟子如对孟子，读杜诗苏文则又凝神静虑，如目击二公。如此用心，虽生千载之下，可以见千载人矣。
　　程子曰：凡看书各有门庭，诗易春秋不可逐句看，尚书论语可以逐句看。六经之言，在涵蓄中默识，心通精义为本。读书者，当观圣人所以作经之意，与圣人所以为圣人。而吾之所以未至者，求圣人之心。而吾之所以未得焉者，昼诵而味之，中夜而思之，平其心易其气阙其疑，其必有见矣。古之学者皆有传授，如圣人作经，本欲明道。今人若不先明义理，不可治经。盖不得传授之意云尔。如系辞本欲明义，若不先求卦义，则看系辞不得。圣人之道，如河图洛书，其始止于画。上便出义，后之人既重卦，又系辞求之未，必得其理，至如春秋，是其所是，非其所非，不过只是当年数人而已。学者不观他书，只观春秋亦可尽道。卦爻始立义既具，即圣人别起义以错综之，如春秋已前，既已立例，到近后来，书得全别一般事，便书得别有意思，若依前例，观之殊失之矣。苏季明常以治经为传道，居业之实居常讲习，只是空言无益，质之两先生。伯淳先生曰：修辞立其诚，不可不子细，理会言能修省。言辞便是要立诚，若只是修饰言辞，为心只是为伪也。若修其言辞，正为立己之诚，意乃是体当自家敬以直内义，以方外之实事道之。浩浩何处下手，惟立诚才有可居之处，有可居之处则可以修业也，终日干干大小之事，却只是忠信所以进德为实。下手处修辞立其诚，为实修业处。
　　正叔先生曰：治经实学也，譬诸草木区以别矣。道之在经大小远近高下精粗，森列于其中。譬如日月在上，有人不见者，一人指之不如众人指之。自见也如中庸一卷书，自有至理推之。于事如国家有九经及历代圣人之迹，莫非实学也，如登九层之台，自下而上者，为是人患居常讲习空言，无实者盖不自得也。为学治经最好苟不自得，则尽治五经，亦是空也。今有人心得识达，所得多矣。虽亦好读书却患在空虚者，未免此弊。
　　张子曰：经籍亦须记得，虽有舜禹之智，吟而不言，不如聋盲之指麾。故记得便说得便行得。故始学亦不可无诵数。
　　龟山杨氏因言，秦汉以下，事曰亦须是一一识别，得过欲识别，得过须用着意六经，六经不可容易看了。今人多言要作事，须看史，史固不可不看，然六经先王经世之迹在焉，是亦足用矣。必待观史未有史书，以前人以何为，据盖孔子不存史而作春秋，春秋所以正史之得失也，今人自是不留意六经，故就史求道理，是以学愈博，而道愈远。若经术明自无工夫及之，使有工夫及之，则取次提起一事，便须断遣处置得行，何患不能识别。
　　鲁斋许氏曰：讲究经旨，须是且将正本，反复诵读，求圣人立言，指意务于经内，自有所得。若反复读诵，至于二三十遍以至五六十遍，求其意义，不得然后以古注证之。古注训释不明，未可通晓。方考诸家解义择其当者，取一家之说，以为定论。不可泛泛，莫知所适从也。诵经习史，须是志屏弃外物，非有父母师长之命，不得因他而辍。
　　程子曰：凡解文字，但易其心自见理，理只是义理，甚分明。如一条平坦底道路。且如随卦言，君子向晦入宴息，解者多作遵养，时晦之晦或问作甚晦字。曰：此只是随时之大者，向晦则宴息也，更别无甚义。或曰：圣人之言，恐不可以浅近。看他曰：圣人之言，自有近处，自有深处，如近处怎生强要，凿教深远得。汉儒之谈经也，以三万余言，明尧典二字。可谓知要乎，惟毛公董相有儒者，气象东京，士人尚名节，加之以明礼义，则皆贤人之德业矣。
　　《读史》
　　程子曰：某每读史到一半，便掩卷思量，料其成败。然后却看，有不合处，又更精思，其闲多有幸而成，不幸而败，今日只见成者，便以为是，败者便以为非，不知成者煞有不是，败者煞有是底。读史须见圣贤，所存治乱之几，贤人君子出处进退，便是格物。今人只将他见成底事，便做是便不知煞有误人处。凡读史不徒要记事迹，须要识治乱安危，兴废存亡之理，且如读高帝一纪，便须识得汉家四百年，终始治乱，当如何是亦学也。
　　南轩张氏曰：观史工夫，要当考其治乱，兴坏之所以然。察其人之是非邪，正至于几，微节目与夫，疑似取舍之闲，尤当三复也。若以博闻见助，文辞抑末矣。于定国为廷尉，天下无冤民，史氏将谁欺，赵盖韩杨之死皆在定国之手，冤莫大焉。大凡看史不可被史官瞒过，张释之为廷尉，有惊乘舆马者，上欲诛之，释之以为当，罚金。且曰：法者天下之公共也，且方其时，上使诛之则已，今已下廷尉，廷尉天下之平也，释之知廷尉为天下之平，而不知人君为天下之平。问读通鉴之法曰：治乱得失源流人才邪，正是非财赋本末用，兵法制嘉言善行，皆当熟究之。
　　东莱吕氏曰：观史先自书始，然后次及左氏，通鉴欲其体统，源流相承接耳。
　　范阳张氏曰：如看唐朝事，则若身预其中，人主情性如何，所命相如何，当时在朝士大夫孰为君子，孰为小人，其处事孰为当，孰为否，皆令胸，次晓然可以口讲。而指画则机会圆熟，他日临事必过人矣。凡前古可喜可愕之事，皆当蓄之于心，以此发之，笔下则文章不为空言矣。
　　鲁斋许氏曰：阅子史必须有所折衷，六经论孟乃子史之折衷也。譬如家法之有律令格式赏功罚罪，合于律令格式者为当，不合于律令格式者为不当。诸子百家之言，合于六经语孟者为是，不合于六经语孟者为非。以此夷考古之人，而去取之鲜有失矣。阅史必且意于一家，其余悉屏去候阅，一史毕历历默记，然后别取一史而阅之，如此有常。不数年，诸史可以备记苟阅。一史未了，杂以他史，纷然交错，于前则皓首不能通一史矣，惟是读三传当参以史记，读史记当参以前汉文辞繁要，亦各有法，不可不知。
　　看史记当先看其人之大节，然后看其细行。善则效之，恶则以为戒焉，所以为吾躬行之益，徒记其事而读其书，非所谓学也。
　　读书录《薛瑄‧读书录》
　　《论学》
　　为学第一工夫，立心为本，心存则读书，穷理躬行践履皆自此进。孟子曰：学问之道无他，求其放心而已。程子曰：圣贤千言万语，只是欲人将已放之心收之。反入身来，自能寻向上去，皆此意也。学道固自圣贤之书，而入苟徒翫心章句之闲，而不求实理之所在，则亦无以有诸己矣。道学以五经四书为本，用心于史学者，无自而入道。孟子心致志，四字读书之至要。邵子诗云：不读人闲非圣书。凡不正之书皆不可读。自有文籍以来，汗牛充栋之书，日益多要当择，其是而去其非，可也。郑声乱雅乐，杂书乱圣经。余事量力所及而已，非可必也，惟读书一事，乃吾之本心所得，肆力其闲，而莫余止者也。韩子吾老着读书，余事不挂眼之句，实获我心焉。万金之富，不足以易吾一日读书之乐也。外物之味久，则可厌。读书之味愈久，愈深，而不知厌也。读书以防检，此心犹服药以消磨此病，病虽未除，常使药力胜则病自衰，心虽未定，常得书味深，则心自熟，久则衰者，尽而熟者化矣。学有所得，必自读书，入读书千熟万熟，时一言一句之理，自然与心融会为一，斯有所得矣。读前句如无后句，读此书如无他书，心乃有大得。读书所以不见德崇业广者，只是讲说不曾实行，如读学而时习章，便能学而时习否。读其为人也，孝弟章便能孝弟否。读颜渊问仁章，便能非礼勿视听言动否。若不能如此，只是讲说耳。读书贵知要只。颜子四勿心不绝想，口不绝念，守之勿失，循之勿违。岂有差错，泛观天下之书，而不知用力处，虽多亦奚以为。不察理之有无，而泛读一切不经驳杂之书，务以闻见该博，取胜于人。吾知其记愈多，而心愈窒，志愈荒，而识愈昏矣。如此读书，非徒无益，是又适。所以为心术之害也。凡读书须虚心定气，缓声以诵之，则可以密察其意。若心杂气粗，急声以诵，真村学小儿读诵，斗高声又岂能识其旨趣之所在也。读书当出己之口，入己之耳。读书惟宁静宽徐，缜密则心入，其中而可得其妙，若躁扰褊急粗略以求之，所谓视而不见，听而不闻，食而不知其味者也焉。足以得其妙乎。口念书而心外驰，难乎有得矣。朱子曰：童遇云读书千遍，其意可见。又曰：思之思之又重思之，思之不通，鬼神将通之，非思之力也，精神之极也，非妄语也，此言读书熟思之精，自有通悟时也。读书不寻思，如迅风飞鸟之过，前响绝影灭，亦不知圣贤所言为何事，要作何用。唯精心寻思，体贴向身心事物上来，反复考验其理，则知圣贤之书一字一句，皆有用矣。读书讲明道义，求日用之实理也，若读书而不讲明道义，则溺心于文字之闲，终不能知实理之所在。圣贤之书，神而明之，在乎人，不然书特尘编耳。书能神而明之，则活泼泼地。圣贤之书，所载皆天地古今万事万物之理，能因书以知理，则理有实用，不然书自书理自理何以有实用哉。《程朱传注》少有用心于其闲者。偶持一卷中庸，书因思此书满天下，能因中庸之书，实得中庸之理者，几何人哉。舍小学四书五经，宋诸儒性理之书，不读而先读他书，犹恶泰山而喜丘垤也，藐乎吾见其小矣。程子曰：予所传者，辞也。由辞以得其意，则在人焉。尔读书之法，皆当由辞以得意。徒得其辞而不得其意，章句文字之学也。四书顷刻不可不读。人果能诚心求道，虽五经四书正文中亦自有入处。若无诚心向此，虽经书一章反复以数万言释之，人亦不能有得也。莫不饮食鲜能知味，日用而不知，凡民也。不独凡民为然，恐读书而不明理者亦然。读圣贤之书，句句字字见有的实用处，方为实学。若徒取为口耳文词之资，非实学也。得意忘言，乃知读书不可滞于言辞之闲，当会于言辞之表。读书皆以明本来固有之理，而欲行之无疑耳。圣贤言格物，致知处便，当效其格物致知，言存养省察处便，当效其存养省察，圣贤为教之法，无不效其所为，则读书有切己之益，而不为口耳之陋矣。读书必精不二，方见义理。有一念之杂即隔一重矣，以鸿鹄之心读书，必不能造乎精微。濂洛关闽之书，一日不可不读，周程张朱之道，一日不可不尊。舍此而他学，则非矣。读圣贤书，于凡切要之言，皆体贴到自己身心上，必欲实得而力践之，乃有益。不然书自书，我自我，虽尽读圣贤书，终无益也。读书不于身心有得，懵然而已。读书只当以正文传注为本，正文传注已通析尚有可疑者，乃可参考语录诸说，窃见传注之外，皆有诸儒小注经文不过数语，而小注乃至数千百言，其实学者不但不能周览并经文，传注亦不能精矣。若有大圣贤作，必重加芟削矣。读书必得其要，天命之性是也。读书固不可不思索，然思索太苦，而无节。则心反为之动。而神气不清，如井泉然，淆之频数则必浊。凡读书思索之久，觉有倦意，当敛襟正坐，澄定此心，少时再从事于思索，则心清而义理自见。
　　《体认》
　　读书当着实体，认如读中庸首章天命之谓性，便当求天命之性的在何处，读大学首章明德新民止于至善，便当求三者的为何事如此，则道理跃如皆在，心目之闲，自不为文字言语所缠绕矣。读书之久，见得书上之理与自家身上之理，一一契合，方始有得处。读书体贴到自己身心上，方有味。皆实理也。圣贤岂欺我哉。实理皆在乎万物万事之闲，圣贤之书不过摸写其理耳，读书而不知实理之所在。徒滞于言辞之末，夫何益之有。人读书果能于圣人之言，句句皆体之身心，而力行之，即是颜子亦足以发之意。读书记得一句便寻一句之理，务要见得下落，方有益，先儒谓读书，只怕寻思近，看得寻思二字最好如圣贤，一句言语，便反复寻思，在吾身心上，何者为是，在万物上，何者为是。使圣贤言语，皆有着落，则知一言一语，皆是实理，而非空言矣。
　　《胡居仁‧居业录》
　　《丽泽堂学约》
　　一读书务以小学为先，次四书以及六经，与周程张朱司马邵之书，非理之书，不得妄读。一读书务在循序渐进，一书已熟，方读一书，毋得卤莽躐等，虽多无益。
　　王守仁语录
　　《传习录》
　　一友问读书，不记得如何。先生曰：只要晓得如何，要记得，要晓得，已是落第二义了，只要明得自家本体，若徒要记得，便不晓得。若徒要晓得，便明不得自家的本体。
　　共发编《曹于汴‧共发编》
　　《语录》
　　古人之书，不可不多读，但靠书不得靠读，不得靠古人不得。
　　荆川稗编
　　《原学篇》
　　何为三代之前，学术如彼三代之后，学术如此汉微，有遗风魏晋以降，日以陵夷非后人之用心不及，前人之用心，实后人之学术，不及前人之学术也，后人学术，难及大概有二。一义理之学，二辞章之学。义理之学，尚攻击辞章之学，务雕搜耽义理者，则以辞章之士为不达，渊源玩辞章者，则以义理之士为无文彩要之辞章，虽富如朝霞，晚照徒焜耀人耳目。义理虽深如空谷寻声，靡所底止二者，殊途而同归。是皆从事于语言之末，而非为实学也。所以学术不及，三代又不及汉者，抑有由也。以图谱之学不传，则实学尽化为虚文矣。其闲有屹然，特立风雨不移者，一代得一二人。实一代典章文物法度纪纲之盟主也，然物希则价难平，人希则人罕识世，无图谱人亦不识图谱之学。张华晋人也，汉之宫室千门万户，其应如响，时人服其博物，张华固博物矣。此非博物之效也，见汉宫室图焉，武平一唐人也，问以鲁三桓郑七穆春秋，族系无有遗者，时人服其明春秋，平一固熟于春秋矣，此非明春秋之效也，见春秋世族谱焉，使华不见图，虽读尽汉人之书，亦莫知前代宫室之出处，使平一不见谱，虽诵春秋，如建瓴水，亦莫知古人氏族之始终。当时作者后世史官，皆不知其学之所自况他人乎，臣旧亦不之知，及见杨佺期洛京图，方省张华之由见杜预公子谱，方觉平一之故，由是益知图谱之学，学术之大者，且萧何刀笔吏也，知炎汉一代宪章之所，自歆向大儒也。父子分争于言句之末，以计较毫厘得失，而失其学术之大体，何秦人之典，萧何能收于草昧之，初萧何之典，歆向不能纪于承平之后，是所见有异也。逐鹿之人，意在于鹿，而不知有山求鱼之人，意在于鱼而不知有水。刘氏之学意在章句，故知有书，而不知有图。鸣呼，图谱之学，绝是谁之过与。
　　《叙学》
　　性无不统，心无不宰，气无不充，人以是而生，故材无不全矣。其或不全，非材之罪也，学术之差，品节之紊，异端之害，惑之也。今之去古远矣，众人之去圣人也。下矣幸而不亡者，大圣大贤。惠世之书也，学之者，以是性与是，心与是，气即书以求之俾邪，正之术明诚伪之辨，分先后之品，节不差笃行而固守。谓其材之不能全，吾不信也。诸生从余问，学有年矣。而余梗于他故，不能始。卒成夫教育英才之乐，故具为陈读书为学之次序，庶不至于差，且紊而败其全材也。先秦三代之书，六经语孟为大世。变既下，风俗日坏，学者与世俯仰，莫之致力，欲其材之，全得乎。三代之学，大小之次第，先后之品节，虽有余绪竟亦莫知，适从惟当致力，六经语孟耳。世人往往以语孟为问学之始，而不知语孟圣贤之成终者。所谓博学而详说之将，以反说约者也。圣贤以是为终学者，以是为始未说圣贤之详。遽说圣贤之约，不亦背驰矣乎。所谓颜状未离，于婴孩高谈已，及于性命者也，虽然句读训诂不可不通，惟当熟读不可强解优游。讽诵涵泳，胸中虽不明了，以为先入之主，可也。必欲明之不凿则惑耳，六经既毕，反而求之自得之矣。治六经，必自诗。始古之人十三诵诗，盖吟咏情性，感发志意，中和之音在是焉。人之不明血气蔽之耳，诗能导情性，而开血气使幼而常闻歌诵之声，长而不失刺美之意，虽有血气焉，得而蔽也。诗而后书，书所谓圣人之情，见乎。辞者也，即辞以求情，情可得矣。血气既开，情性既得，大本立矣。本立则可以征。夫用，用莫大于礼，三代之礼，废矣。见于今者，汉儒所集之礼，记周公所著之，周礼也。二书既治，非春秋无以断也，春秋以天道王法，断天下之事业也。春秋既治，则圣人之用见矣，本诸诗以求其情，本诸书以求其辞，本诸礼以求其节，本诸春秋以求其断。然后以诗书礼为学之体，春秋为学之用，体用一贯，本末具举，天下之理，穷理，穷而性尽矣。穷理尽性，以至于命。而后学夫易，易也者。圣人所以成，终而成始也。学者于是用心焉，是故诗书礼乐不明则不可以学，春秋五经不明则不可以学。易夫不知其粗者，则其精者岂能知也。迩者未尽，则其远者，岂能尽也。学者多好高务远，求名而遗实，逾分而远探，躐等而力穷。故人异学家异传圣人之意，晦而不明也。六经自火于秦传，注于汉疏，释于唐议，论于宋，日起而日变，学者亦当知其先后，不以彼之言而变吾之良知也。近世学者，往往舍传注疏释，便发诸儒之议论，盖不知议论之学，自传注疏释，出特更作正大高明之论尔。传注疏释之于经，十得其六七。宋儒用力之勤，铲伪似真补，其三四而备之也。故必先传注而后疏释，疏释而后议论。始终原委，推索究竟以己意体察为之，衡折之于天理，人情之至，勿好新奇，勿好僻异，勿好诋讦，勿生穿凿，平吾心易吾气，充周隐微毋使亏欠。若发强弩必当穿彻，而中的。若论罪囚棒，棒见血而，得情毋惨刻毋细碎毋诞妄毋临深。以为高渊实昭，旷开朗恳，恻然后为得也。六经既治，语孟既精，而后学史先立乎，其大者小者弗能夺也。胸中有六经语，孟为主，彼废兴之迹，不吾欺也。如持平衡，如悬明镜，轻重寝扬，在吾目中，学史亦有次第，古无经史之分，诗书春秋皆史也，因圣人删定笔削立，大经大典即为经也，史之兴自汉氏始，先秦之书，如左氏传国语世本战国策，皆掇拾记录。无完书，司马迁大集群书为史记。上下数千载，亦云备矣。然而议论或驳而不纯，取其纯而舍其驳，可也。后世史记皆宗迁法，大同而小异，其创法立制纂承六经，取三代之余烬为百世之准绳。若迁者可谓史氏之良者也，班固前汉史，与迁不相上下。其大原则出于迁，而书少加密矣。东汉史成于范晔，其人诡异好奇，故其书似之。然论赞情状，有律亚于迁，固自谓赞，是吾文之奇，作诸序论，往往不减。过秦则比拟，太过三国陈寿所作，任私意而好文，奇功伟迹往往削没，非裴松之小传，一代英伟之士，遂为寿所诬。后世果有作者必当改作，以正寿之罪。奋昭烈之幽光，破曹瞒之鬼贼，千古一快也。晋史成于李唐，房杜诸人，故独归，美太宗耳。繁芜滋蔓诬谈，隐语鄙亵之事，具载之，甚失史体。三国过于略，而晋书过于繁，南北七代各有其书，至唐李延寿总为南北史，遣辞记事，颇为得中。而其事迹污秽，虽欲文之，而莫能文矣。隋史成于唐兴亡之际，徼讦好恶，有浮于言者，唐史二旧书刘煦所作，固未完备，文不称事，而新书成于宋欧。宋诸公虽云完备，而文有作为之意，或过其实而议论纯正，非旧书之比也。然学者当先旧而后新，五代二书皆成于宋旧，则薛居正新，则欧阳子也。新书一出，前史皆废，所谓一洗。凡马空者也，宋金史皆未成金史，只有实录宋事纂录甚多，而东都事略，最为详备。是则前世之史也，学者必读，历代全史考之废兴之由。邪正之迹，国体国势制度文物，坦然明白，时以六经旨要立论，其闲以试己意，然后取温公之通鉴，宋儒之议论。校其长短是非，如是可谓之学史矣。学者往往全史未见，急于要名，欲以为谈说之资，嘴吻之备，至于通鉴亦不全，读撮钩节通鉴之大旨，温公之微意随以昧没，其所以成就亦浅浅乎。史既治则读诸子老庄列阴，符四书皆出一律，虽云道家者，流其闲有至理，存取其理而不取其寓，可也。素问一书虽云医家者，流三代先秦之要典也，学者亦当致力孙吴姜黄之书，虽云兵家智术战陈之事，亦有名言不可弃也。荀子议论过高好奇，致有性恶之说，然其王霸之辨，仁义之言，不可废也。管子一书，霸者之略，虽非王道亦当读也，扬子云太元法言，发孔孟，遗意后世，或有异论者，以其有性善恶混之说，剧秦美新之论事，莽而篡汉，韩子谓其文颇滞涩，苏子谓以艰险之辞，文肤浅之理，而温公甚推重之。以为在孟荀之上，或抑或扬，莫适所定，虽然取其辞而不取其节，可也。贾谊董仲舒刘向皆有书，惜其犹有战国，纵横之余，习惟董子三策，明白纯正。孟轲之亚，非刘贾所企也。文中子生于南北，偏驳之后，隋政横流之际，而立教河汾作成，将相基唐之治，可谓大儒矣。其书成于门弟子董薛姚窦之流，故比拟时，有太过遣辞发问，甚似论语。而其格言至论，有汉儒所未道者，亦孟轲氏之亚也。韩子之书浑厚典丽，李唐一代之元气也。与汉氏比隆矣，其诋斥佛老扶持，周孔亦孟轲氏之亚也，诸子既治，宋兴以来，诸公之书，周程张之性理，邵康节之象数，欧苏

跪求好心人帮我翻译一下文言文．

训学斋规
《读书》
凡读书须整顿几案，令洁净端正，将书册整齐顿放，正身体对书册，详缓看字，子细分明读之，须要读得字字响亮，不可误一字，不可少一字，不可多一字，不可倒一字，不可牵强暗记，只是要多诵遍数，自然上口，久远不忘，古人云：读书千遍，其义自见。谓读得熟则不待解说，自晓其义也。余尝谓读书有三到，谓心到眼到口到，心不在此则眼不看子细，心眼既不一却只漫浪诵读，决不能记，记不能久也。三到之中心到最急，心既到矣，眼口岂不到乎。凡书册须要爱护，不可损污，绉折济阳江禄，读书未竟，虽有急速，必待掩束整齐，然后起此，最为可法。
扪虱新话《陈善‧扪虱新话》
《读书须知出入法》
读书须知出入法，始当求所以，入终当求所以出，见得亲切，此是入书法，用得透脱，此是出书法。盖不能入得书，则不知古人用心处，不能出得书，则又死在言下，惟知出知入，得尽读书之法也。
《读书牢记则有进益》
读书惟在牢记，则日见进益，陈晋之一日，只读一百二十字，后遂无书不读，所谓日计不足，岁计有余者。今人谁不读书，日将诵数千言，初若可喜，然旋读旋忘，一岁未尝得百二十字，虽然，况一日乎。予少时实有贪多之癖，至今每念腹中空虚，方知陈贤良为得法云。
性理大全
《读书法》
程子曰：读书将以穷理，将以致用也。今或滞心于章句之末，则无所用也。此学者之大患。凡观书，不可以相类泥其义不尔，则字字相梗。当观其文势，上下之意如充实之谓美。与诗之美不同。尝觉读书有令人喜时，有令人手舞足蹈时，或问莫是古人之意与先生之意相合，后如此否。曰：是也。论语孟子只剩读着，便是意足学者，须是玩味，若以语言解着，意便不足。问世有以读书为文为艺者，曰：为文谓之艺，犹之可也。读书谓之艺，则求诸书者，浅矣。张子曰：观书必总其言，而求作者之意。读书少则无由考校，得义精盖书以维持，此心一时放下，则一时德性有懈。读书则此心常在，不读书则终看义理不见书，须成诵精思，多在夜中，或静坐得之，不记得思不起，但通贯得大原，后书亦易记，所以观书者释己之疑，明己之未达。每见每加新益则学进矣，于不疑处有疑，方是进。上蔡谢氏曰：学者先学文，鲜有能至道。至如博观泛览，亦自为害。故明道先生教余，尝曰：贤读书慎，不要寻行数墨。
龟山杨氏语，罗仲素曰：某尝有数句教学者，读书之法云，以身体之，以心验之。从容默会于幽闲，静一之中超然，自得于书言，象意之表，此盖某所自为者如此。
和靖尹氏曰：吕献可尝言，读书不须多读，得一字行取一字。伊川亦尝言，读得一尺，不如行得一寸。行得便是会读书，二公之意正同。读书须是看圣人用心处，自家临事一一要使。
延平李氏曰：读书者，知其所言，莫非吾事，而即吾身以求之，则凡圣贤所至，而吾所未至者，皆可勉而进矣。若直以文字求之说，其词义以资诵说，其不为玩物丧志者几希。
东莱吕氏曰：读书有思索，人往往不苟，不曾读书与曾读书识理趣者，观其所为，便可见。凡读书必务 精熟，若或记性迟钝，则多诵数遍，自然精熟，记得坚固。若是遍数不多，只务强记。今日成诵，来日便忘，其与不曾读书，何异。凡为学之道，必先至诚，不诚未有能至焉者也。何以见其诚居处齐，庄志意凝，定不妄言。不苟笑，开卷伏读，必起恭敬如对圣贤，掩卷沈思，必根义理以闲邪。僻行之悠久，习与性成便有圣贤前辈气象。为学之本，莫先于读书，读书之法须令日有课程，句读有未晓大义，有未通不惜与人商确，不惜就人授读。凡人多以此为耻，曾不知不如是，则有终身之耻也。后学读书，未曾识得，目前大略，便要说性命，此极是害事为学，自有等级。后生学问，聪明强记，不足畏。惟思索寻究者，为可畏耳。
象山陆氏曰：大抵读书训诂，既通之后，但平心读之，不必勉加揣量，则无非浸灌培养，鞭策磨厉之功。或有未通晓处，姑缺之无害，且以其明白昭晰者，日加涵泳则自然日充日明，后日本原深厚，则向来未晓者将亦有涣然冰释者矣。读书作文亦是吾人事，但读书本不为作文，作文其末也。有其本必有其末，未闻有本盛而末不茂者，若本末倒置，则所谓文者亦可知矣。
勉斋黄氏曰：平居当以敬自持，令心虑宁静。至于读书则平心定气，端庄严肃，须以吾心默观圣贤之语，常使圣贤之意自入于吾心，如以镜照物，妍丑自见镜，何心哉。今人所以不善读书，非是圣贤之意难明，乃是吾心纷扰，反以汨乱圣贤之意，读书只是沈静精密则自然见得分明，切不可萌轻易自喜之心，便解得六经通彻，亦何足自喜，亦岂敢轻易才如此。便不足以任重后生，且收敛静退，歉然常若，不足方能有进。观书者，最怕气不平，且如公冶长一章。谢上蔡则谓圣人，择婿惊人如此，杨龟山则谓圣人所以求于人者，薄可免于刑戮，而不累其家，皆可妻也。上蔡气高者也，龟山气弱者也，故所见各别如此，要之当随文平看，方见得圣人之本意，此观书之大法。
北溪陈氏曰：读四书之法，毋过求毋巧凿毋旁搜毋曲引，亦惟平心以玩，其旨归而切己，以察其实用而已尔。果能于是四者，融会贯通而义理昭明，胸襟洒落，则在我有衡尺度，由是而稽诸经与凡读。天下之书论天下之事，皆莫不冰融冻释，而轻重长短截然一定。自不复有锱铢分寸之或紊矣。
范阳张氏曰：朋友讲习，固天下乐事，不幸独学则当尚友，古人可也。故读论语如对孔门圣贤，读孟子如对孟子，读杜诗苏文则又凝神静虑，如目击二公。如此用心，虽生千载之下，可以见千载人矣。
程子曰：凡看书各有门庭，诗易春秋不可逐句看，尚书论语可以逐句看。六经之言，在涵蓄中默识，心通精义为本。读书者，当观圣人所以作经之意，与圣人所以为圣人。而吾之所以未至者，求圣人之心。而吾之所以未得焉者，昼诵而味之，中夜而思之，平其心易其气阙其疑，其必有见矣。古之学者皆有传授，如圣人作经，本欲明道。今人若不先明义理，不可治经。盖不得传授之意云尔。如系辞本欲明义，若不先求卦义，则看系辞不得。圣人之道，如河图洛书，其始止于画。上便出义，后之人既重卦，又系辞求之未，必得其理，至如春秋，是其所是，非其所非，不过只是当年数人而已。学者不观他书，只观春秋亦可尽道。卦爻始立义既具，即圣人别起义以错综之，如春秋已前，既已立例，到近后来，书得全别一般事，便书得别有意思，若依前例，观之殊失之矣。苏季明常以治经为传道，居业之实居常讲习，只是空言无益，质之两先生。伯淳先生曰：修辞立其诚，不可不子细，理会言能修省。言辞便是要立诚，若只是修饰言辞，为心只是为伪也。若修其言辞，正为立己之诚，意乃是体当自家敬以直内义，以方外之实事道之。浩浩何处下手，惟立诚才有可居之处，有可居之处则可以修业也，终日干干大小之事，却只是忠信所以进德为实。下手处修辞立其诚，为实修业处。
正叔先生曰：治经实学也，譬诸草木区以别矣。道之在经大小远近高下精粗，森列于其中。譬如日月在上，有人不见者，一人指之不如众人指之。自见也如中庸一卷书，自有至理推之。于事如国家有九经及历代圣人之迹，莫非实学也，如登九层之台，自下而上者，为是人患居常讲习空言，无实者盖不自得也。为学治经最好苟不自得，则尽治五经，亦是空也。今有人心得识达，所得多矣。虽亦好读书却患在空虚者，未免此弊。
张子曰：经籍亦须记得，虽有舜禹之智，吟而不言，不如聋盲之指麾。故记得便说得便行得。故始学亦不可无诵数。
龟山杨氏因言，秦汉以下，事曰亦须是一一识别，得过欲识别，得过须用着意六经，六经不可容易看了。今人多言要作事，须看史，史固不可不看，然六经先王经世之迹在焉，是亦足用矣。必待观史未有史书，以前人以何为，据盖孔子不存史而作春秋，春秋所以正史之得失也，今人自是不留意六经，故就史求道理，是以学愈博，而道愈远。若经术明自无工夫及之，使有工夫及之，则取次提起一事，便须断遣处置得行，何患不能识别。
鲁斋许氏曰：讲究经旨，须是且将正本，反复诵读，求圣人立言，指意务于经内，自有所得。若反复读诵，至于二三十遍以至五六十遍，求其意义，不得然后以古注证之。古注训释不明，未可通晓。方考诸家解义择其当者，取一家之说，以为定论。不可泛泛，莫知所适从也。诵经习史，须是志屏弃外物，非有父母师长之命，不得因他而辍。
程子曰：凡解文字，但易其心自见理，理只是义理，甚分明。如一条平坦底道路。且如随卦言，君子向晦入宴息，解者多作遵养，时晦之晦或问作甚晦字。曰：此只是随时之大者，向晦则宴息也，更别无甚义。或曰：圣人之言，恐不可以浅近。看他曰：圣人之言，自有近处，自有深处，如近处怎生强要，凿教深远得。汉儒之谈经也，以三万余言，明尧典二字。可谓知要乎，惟毛公董相有儒者，气象东京，士人尚名节，加之以明礼义，则皆贤人之德业矣。
《读史》
程子曰：某每读史到一半，便掩卷思量，料其成败。然后却看，有不合处，又更精思，其闲多有幸而成，不幸而败，今日只见成者，便以为是，败者便以为非，不知成者煞有不是，败者煞有是底。读史须见圣贤，所存治乱之几，贤人君子出处进退，便是格物。今人只将他见成底事，便做是便不知煞有误人处。凡读史不徒要记事迹，须要识治乱安危，兴废存亡之理，且如读高帝一纪，便须识得汉家四百年，终始治乱，当如何是亦学也。
南轩张氏曰：观史工夫，要当考其治乱，兴坏之所以然。察其人之是非邪，正至于几，微节目与夫，疑似取舍之闲，尤当三复也。若以博闻见助，文辞抑末矣。于定国为廷尉，天下无冤民，史氏将谁欺，赵盖韩杨之死皆在定国之手，冤莫大焉。大凡看史不可被史官瞒过，张释之为廷尉，有惊乘舆马者，上欲诛之，释之以为当，罚金。且曰：法者天下之公共也，且方其时，上使诛之则已，今已下廷尉，廷尉天下之平也，释之知廷尉为天下之平，而不知人君为天下之平。问读通鉴之法曰：治乱得失源流人才邪，正是非财赋本末用，兵法制嘉言善行，皆当熟究之。
东莱吕氏曰：观史先自书始，然后次及左氏，通鉴欲其体统，源流相承接耳。
范阳张氏曰：如看唐朝事，则若身预其中，人主情性如何，所命相如何，当时在朝士大夫孰为君子，孰为小人，其处事孰为当，孰为否，皆令胸，次晓然可以口讲。而指画则机会圆熟，他日临事必过人矣。凡前古可喜可愕之事，皆当蓄之于心，以此发之，笔下则文章不为空言矣。
鲁斋许氏曰：阅子史必须有所折衷，六经论孟乃子史之折衷也。譬如家法之有律令格式赏功罚罪，合于律令格式者为当，不合于律令格式者为不当。诸子百家之言，合于六经语孟者为是，不合于六经语孟者为非。以此夷考古之人，而去取之鲜有失矣。阅史必且意于一家，其余悉屏去候阅，一史毕历历默记，然后别取一史而阅之，如此有常。不数年，诸史可以备记苟阅。一史未了，杂以他史，纷然交错，于前则皓首不能通一史矣，惟是读三传当参以史记，读史记当参以前汉文辞繁要，亦各有法，不可不知。
看史记当先看其人之大节，然后看其细行。善则效之，恶则以为戒焉，所以为吾躬行之益，徒记其事而读其书，非所谓学也。
读书录《薛瑄‧读书录》
《论学》
为学第一工夫，立心为本，心存则读书，穷理躬行践履皆自此进。孟子曰：学问之道无他，求其放心而已。程子曰：圣贤千言万语，只是欲人将已放之心收之。反入身来，自能寻向上去，皆此意也。学道固自圣贤之书，而入苟徒翫心章句之闲，而不求实理之所在，则亦无以有诸己矣。道学以五经四书为本，用心于史学者，无自而入道。孟子心致志，四字读书之至要。邵子诗云：不读人闲非圣书。凡不正之书皆不可读。自有文籍以来，汗牛充栋之书，日益多要当择，其是而去其非，可也。郑声乱雅乐，杂书乱圣经。余事量力所及而已，非可必也，惟读书一事，乃吾之本心所得，肆力其闲，而莫余止者也。韩子吾老着读书，余事不挂眼之句，实获我心焉。万金之富，不足以易吾一日读书之乐也。外物之味久，则可厌。读书之味愈久，愈深，而不知厌也。读书以防检，此心犹服药以消磨此病，病虽未除，常使药力胜则病自衰，心虽未定，常得书味深，则心自熟，久则衰者，尽而熟者化矣。学有所得，必自读书，入读书千熟万熟，时一言一句之理，自然与心融会为一，斯有所得矣。读前句如无后句，读此书如无他书，心乃有大得。读书所以不见德崇业广者，只是讲说不曾实行，如读学而时习章，便能学而时习否。读其为人也，孝弟章便能孝弟否。读颜渊问仁章，便能非礼勿视听言动否。若不能如此，只是讲说耳。读书贵知要只。颜子四勿心不绝想，口不绝念，守之勿失，循之勿违。岂有差错，泛观天下之书，而不知用力处，虽多亦奚以为。不察理之有无，而泛读一切不经驳杂之书，务以闻见该博，取胜于人。吾知其记愈多，而心愈窒，志愈荒，而识愈昏矣。如此读书，非徒无益，是又适。所以为心术之害也。凡读书须虚心定气，缓声以诵之，则可以密察其意。若心杂气粗，急声以诵，真村学小儿读诵，斗高声又岂能识其旨趣之所在也。读书当出己之口，入己之耳。读书惟宁静宽徐，缜密则心入，其中而可得其妙，若躁扰褊急粗略以求之，所谓视而不见，听而不闻，食而不知其味者也焉。足以得其妙乎。口念书而心外驰，难乎有得矣。朱子曰：童遇云读书千遍，其意可见。又曰：思之思之又重思之，思之不通，鬼神将通之，非思之力也，精神之极也，非妄语也，此言读书熟思之精，自有通悟时也。读书不寻思，如迅风飞鸟之过，前响绝影灭，亦不知圣贤所言为何事，要作何用。唯精心寻思，体贴向身心事物上来，反复考验其理，则知圣贤之书一字一句，皆有用矣。读书讲明道义，求日用之实理也，若读书而不讲明道义，则溺心于文字之闲，终不能知实理之所在。圣贤之书，神而明之，在乎人，不然书特尘编耳。书能神而明之，则活泼泼地。圣贤之书，所载皆天地古今万事万物之理，能因书以知理，则理有实用，不然书自书理自理何以有实用哉。《程朱传注》少有用心于其闲者。偶持一卷中庸，书因思此书满天下，能因中庸之书，实得中庸之理者，几何人哉。舍小学四书五经，宋诸儒性理之书，不读而先读他书，犹恶泰山而喜丘垤也，藐乎吾见其小矣。程子曰：予所传者，辞也。由辞以得其意，则在人焉。尔读书之法，皆当由辞以得意。徒得其辞而不得其意，章句文字之学也。四书顷刻不可不读。人果能诚心求道，虽五经四书正文中亦自有入处。若无诚心向此，虽经书一章反复以数万言释之，人亦不能有得也。莫不饮食鲜能知味，日用而不知，凡民也。不独凡民为然，恐读书而不明理者亦然。读圣贤之书，句句字字见有的实用处，方为实学。若徒取为口耳文词之资，非实学也。得意忘言，乃知读书不可滞于言辞之闲，当会于言辞之表。读书皆以明本来固有之理，而欲行之无疑耳。圣贤言格物，致知处便，当效其格物致知，言存养省察处便，当效其存养省察，圣贤为教之法，无不效其所为，则读书有切己之益，而不为口耳之陋矣。读书必精不二，方见义理。有一念之杂即隔一重矣，以鸿鹄之心读书，必不能造乎精微。濂洛关闽之书，一日不可不读，周程张朱之道，一日不可不尊。舍此而他学，则非矣。读圣贤书，于凡切要之言，皆体贴到自己身心上，必欲实得而力践之，乃有益。不然书自书，我自我，虽尽读圣贤书，终无益也。读书不于身心有得，懵然而已。读书只当以正文传注为本，正文传注已通析尚有可疑者，乃可参考语录诸说，窃见传注之外，皆有诸儒小注经文不过数语，而小注乃至数千百言，其实学者不但不能周览并经文，传注亦不能精矣。若有大圣贤作，必重加芟削矣。读书必得其要，天命之性是也。读书固不可不思索，然思索太苦，而无节。则心反为之动。而神气不清，如井泉然，淆之频数则必浊。凡读书思索之久，觉有倦意，当敛襟正坐，澄定此心，少时再从事于思索，则心清而义理自见。
《体认》
读书当着实体，认如读中庸首章天命之谓性，便当求天命之性的在何处，读大学首章明德新民止于至善，便当求三者的为何事如此，则道理跃如皆在，心目之闲，自不为文字言语所缠绕矣。读书之久，见得书上之理与自家身上之理，一一契合，方始有得处。读书体贴到自己身心上，方有味。皆实理也。圣贤岂欺我哉。实理皆在乎万物万事之闲，圣贤之书不过摸写其理耳，读书而不知实理之所在。徒滞于言辞之末，夫何益之有。人读书果能于圣人之言，句句皆体之身心，而力行之，即是颜子亦足以发之意。读书记得一句便寻一句之理，务要见得下落，方有益，先儒谓读书，只怕寻思近，看得寻思二字最好如圣贤，一句言语，便反复寻思，在吾身心上，何者为是，在万物上，何者为是。使圣贤言语，皆有着落，则知一言一语，皆是实理，而非空言矣。
《胡居仁‧居业录》
《丽泽堂学约》
一读书务以小学为先，次四书以及六经，与周程张朱司马邵之书，非理之书，不得妄读。一读书务在循序渐进，一书已熟，方读一书，毋得卤莽躐等，虽多无益。
王守仁语录
《传习录》
一友问读书，不记得如何。先生曰：只要晓得如何，要记得，要晓得，已是落第二义了，只要明得自家本体，若徒要记得，便不晓得。若徒要晓得，便明不得自家的本体。
共发编《曹于汴‧共发编》
《语录》
古人之书，不可不多读，但靠书不得靠读，不得靠古人不得。
荆川稗编
《原学篇》
何为三代之前，学术如彼三代之后，学术如此汉微，有遗风魏晋以降，日以陵夷非后人之用心不及，前人之用心，实后人之学术，不及前人之学术也，后人学术，难及大概有二。一义理之学，二辞章之学。义理之学，尚攻击辞章之学，务雕搜耽义理者，则以辞章之士为不达，渊源玩辞章者，则以义理之士为无文彩要之辞章，虽富如朝霞，晚照徒焜耀人耳目。义理虽深如空谷寻声，靡所底止二者，殊途而同归。是皆从事于语言之末，而非为实学也。所以学术不及，三代又不及汉者，抑有由也。以图谱之学不传，则实学尽化为虚文矣。其闲有屹然，特立风雨不移者，一代得一二人。实一代典章文物法度纪纲之盟主也，然物希则价难平，人希则人罕识世，无图谱人亦不识图谱之学。张华晋人也，汉之宫室千门万户，其应如响，时人服其博物，张华固博物矣。此非博物之效也，见汉宫室图焉，武平一唐人也，问以鲁三桓郑七穆春秋，族系无有遗者，时人服其明春秋，平一固熟于春秋矣，此非明春秋之效也，见春秋世族谱焉，使华不见图，虽读尽汉人之书，亦莫知前代宫室之出处，使平一不见谱，虽诵春秋，如建瓴水，亦莫知古人氏族之始终。当时作者后世史官，皆不知其学之所自况他人乎，臣旧亦不之知，及见杨佺期洛京图，方省张华之由见杜预公子谱，方觉平一之故，由是益知图谱之学，学术之大者，且萧何刀笔吏也，知炎汉一代宪章之所，自歆向大儒也。父子分争于言句之末，以计较毫厘得失，而失其学术之大体，何秦人之典，萧何能收于草昧之，初萧何之典，歆向不能纪于承平之后，是所见有异也。逐鹿之人，意在于鹿，而不知有山求鱼之人，意在于鱼而不知有水。刘氏之学意在章句，故知有书，而不知有图。鸣呼，图谱之学，绝是谁之过与。
《叙学》
性无不统，心无不宰，气无不充，人以是而生，故材无不全矣。其或不全，非材之罪也，学术之差，品节之紊，异端之害，惑之也。今之去古远矣，众人之去圣人也。下矣幸而不亡者，大圣大贤。惠世之书也，学之者，以是性与是，心与是，气即书以求之俾邪，正之术明诚伪之辨，分先后之品，节不差笃行而固守。谓其材之不能全，吾不信也。诸生从余问，学有年矣。而余梗于他故，不能始。卒成夫教育英才之乐，故具为陈读书为学之次序，庶不至于差，且紊而败其全材也。先秦三代之书，六经语孟为大世。变既下，风俗日坏，学者与世俯仰，莫之致力，欲其材之，全得乎。三代之学，大小之次第，先后之品节，虽有余绪竟亦莫知，适从惟当致力，六经语孟耳。世人往往以语孟为问学之始，而不知语孟圣贤之成终者。所谓博学而详说之将，以反说约者也。圣贤以是为终学者，以是为始未说圣贤之详。遽说圣贤之约，不亦背驰矣乎。所谓颜状未离，于婴孩高谈已，及于性命者也，虽然句读训诂不可不通，惟当熟读不可强解优游。讽诵涵泳，胸中虽不明了，以为先入之主，可也。必欲明之不凿则惑耳，六经既毕，反而求之自得之矣。治六经，必自诗。始古之人十三诵诗，盖吟咏情性，感发志意，中和之音在是焉。人之不明血气蔽之耳，诗能导情性，而开血气使幼而常闻歌诵之声，长而不失刺美之意，虽有血气焉，得而蔽也。诗而后书，书所谓圣人之情，见乎。辞者也，即辞以求情，情可得矣。血气既开，情性既得，大本立矣。本立则可以征。夫用，用莫大于礼，三代之礼，废矣。见于今者，汉儒所集之礼，记周公所著之，周礼也。二书既治，非春秋无以断也，春秋以天道王法，断天下之事业也。春秋既治，则圣人之用见矣，本诸诗以求其情，本诸书以求其辞，本诸礼以求其节，本诸春秋以求其断。然后以诗书礼为学之体，春秋为学之用，体用一贯，本末具举，天下之理，穷理，穷而性尽矣。穷理尽性，以至于命。而后学夫易，易也者。圣人所以成，终而成始也。学者于是用心焉，是故诗书礼乐不明则不可以学，春秋五经不明则不可以学。易夫不知其粗者，则其精者岂能知也。迩者未尽，则其远者，岂能尽也。学者多好高务远，求名而遗实，逾分而远探，躐等而力穷。故人异学家异传圣人之意，晦而不明也。六经自火于秦传，注于汉疏，释于唐议，论于宋，日起而日变，学者亦当知其先后，不以彼之言而变吾之良知也。近世学者，往往舍传注疏释，便发诸儒之议论，盖不知议论之学，自传注疏释，出特更作正大高明之论尔。传注疏释之于经，十得其六七。宋儒用力之勤，铲伪似真补，其三四而备之也。故必先传注而后疏释，疏释而后议论。始终原委，推索究竟以己意体察为之，衡折之于天理，人情之至，勿好新奇，勿好僻异，勿好诋讦，勿生穿凿，平吾心易吾气，充周隐微毋使亏欠。若发强弩必当穿彻，而中的。若论罪囚棒，棒见血而，得情毋惨刻毋细碎毋诞妄毋临深。以为高渊实昭，旷开朗恳，恻然后为得也。六经既治，语孟既精，而后学史先立乎，其大者小者弗能夺也。胸中有六经语，孟为主，彼废兴之迹，不吾欺也。如持平衡，如悬明镜，轻重寝扬，在吾目中，学史亦有次第，古无经史之分，诗书春秋皆史也，因圣人删定笔削立，大经大典即为经也，史之兴自汉氏始，先秦之书，如左氏传国语世本战国策，皆掇拾记录。无完书，司马迁大集群书为史记。上下数千载，亦云备矣。然而议论或驳而不纯，取其纯而舍其驳，可也。后世史记皆宗迁法，大同而小异，其创法立制纂承六经，取三代之余烬为百世之准绳。若迁者可谓史氏之良者也，班固前汉史，与迁不相上下。其大原则出于迁，而书少加密矣。东汉史成于范晔，其人诡异好奇，故其书似之。然论赞情状，有律亚于迁，固自谓赞，是吾文之奇，作诸序论，往往不减。过秦则比拟，太过三国陈寿所作，任私意而好文，奇功伟迹往往削没，非裴松之小传，一代英伟之士，遂为寿所诬。后世果有作者必当改作，以正寿之罪。奋昭烈之幽光，破曹瞒之鬼贼，千古一快也。晋史成于李唐，房杜诸人，故独归，美太宗耳。繁芜滋蔓诬谈，隐语鄙亵之事，具载之，甚失史体。三国过于略，而晋书过于繁，南北七代各有其书，至唐李延寿总为南北史，遣辞记事，颇为得中。而其事迹污秽，虽欲文之，而莫能文矣。隋史成于唐兴亡之际，徼讦好恶，有浮于言者，唐史二旧书刘煦所作，固未完备，文不称事，而新书成于宋欧。宋诸公虽云完备，而文有作为之意，或过其实而议论纯正，非旧书之比也。然学者当先旧而后新，五代二书皆成于宋旧，则薛居正新，则欧阳子也。新书一出，前史皆废，所谓一洗。凡马空者也，宋金史皆未成金史，只有实录宋事纂录甚多，而东都事略，最为详备。是则前世之史也，学者必读，历代全史考之废兴之由。邪正之迹，国体国势制度文物，坦然明白，时以六经旨要立论，其闲以试己意，然后取温公之通鉴，宋儒之议论。校其长短是非，如是可谓之学史矣。学者往往全史未见，急于要名，欲以为谈说之资，嘴吻之备，至于通鉴亦不全，读撮钩节通鉴之大旨，温公之微意随以昧没，其所以成就亦浅浅乎。史既治则读诸子老庄列阴，符四书皆出一律，虽云道家者，流其闲有至理，存取其理而不取其寓，可也。素问一书虽云医家者，流三代先秦之要典也，学者亦当致力孙吴姜黄之书，虽云兵家智术战陈之事，亦有名言不可弃也。荀子议论过高好奇，致有性恶之说，然其王霸之辨，仁义之言，不可废也。管子一书，霸者之略，虽非王道亦当读也，扬子云太元法言，发孔孟，遗意后世，或有异论者，以其有性善恶混之说，剧秦美新之论事，莽而篡汉，韩子谓其文颇滞涩，苏子谓以艰险之辞，文肤浅之理，而温公甚推重之。以为在孟荀之上，或抑或扬，莫适所定，虽然取其辞而不取其节，可也。贾谊董仲舒刘向皆有书，惜其犹有战国，纵横之余，习惟董子三策，明白纯正。孟轲之亚，非刘贾所企也。文中子生于南北，偏驳之后，隋政横流之际，而立教河汾作成，将相基唐之治，可谓大儒矣。其书成于门弟子董薛姚窦之流，故比拟时，有太过遣辞发问，甚似论语。而其格言至论，有汉儒所未道者，亦孟轲氏之亚也。韩子之书浑厚典丽，李唐一代之元气也。与汉氏比隆矣，其诋斥佛老扶持，周孔亦孟轲氏之亚也，诸子既治，宋兴以来，诸公之书，周程张之性理，邵康节之象数，欧苏

哪为好心人能帮我翻译一下文言文《训学斋规》

　　太长了吧？
　　附原文;
　　训学斋规
　　《读书》
　　凡读书须整顿几案，令洁净端正，将书册整齐顿放，正身体对书册，详缓看字，子细分明读之，须要读得字字响亮，不可误一字，不可少一字，不可多一字，不可倒一字，不可牵强暗记，只是要多诵遍数，自然上口，久远不忘，古人云：读书千遍，其义自见。谓读得熟则不待解说，自晓其义也。余尝谓读书有三到，谓心到眼到口到，心不在此则眼不看子细，心眼既不一却只漫浪诵读，决不能记，记不能久也。三到之中心到最急，心既到矣，眼口岂不到乎。凡书册须要爱护，不可损污，绉折济阳江禄，读书未竟，虽有急速，必待掩束整齐，然后起此，最为可法。
　　扪虱新话《陈善‧扪虱新话》
　　《读书须知出入法》
　　读书须知出入法，始当求所以，入终当求所以出，见得亲切，此是入书法，用得透脱，此是出书法。盖不能入得书，则不知古人用心处，不能出得书，则又死在言下，惟知出知入，得尽读书之法也。
　　《读书牢记则有进益》
　　读书惟在牢记，则日见进益，陈晋之一日，只读一百二十字，后遂无书不读，所谓日计不足，岁计有余者。今人谁不读书，日将诵数千言，初若可喜，然旋读旋忘，一岁未尝得百二十字，虽然，况一日乎。予少时实有贪多之癖，至今每念腹中空虚，方知陈贤良为得法云。
　　性理大全
　　《读书法》
　　程子曰：读书将以穷理，将以致用也。今或滞心于章句之末，则无所用也。此学者之大患。凡观书，不可以相类泥其义不尔，则字字相梗。当观其文势，上下之意如充实之谓美。与诗之美不同。尝觉读书有令人喜时，有令人手舞足蹈时，或问莫是古人之意与先生之意相合，后如此否。曰：是也。论语孟子只剩读着，便是意足学者，须是玩味，若以语言解着，意便不足。问世有以读书为文为艺者，曰：为文谓之艺，犹之可也。读书谓之艺，则求诸书者，浅矣。张子曰：观书必总其言，而求作者之意。读书少则无由考校，得义精盖书以维持，此心一时放下，则一时德性有懈。读书则此心常在，不读书则终看义理不见书，须成诵精思，多在夜中，或静坐得之，不记得思不起，但通贯得大原，后书亦易记，所以观书者释己之疑，明己之未达。每见每加新益则学进矣，于不疑处有疑，方是进。上蔡谢氏曰：学者先学文，鲜有能至道。至如博观泛览，亦自为害。故明道先生教余，尝曰：贤读书慎，不要寻行数墨。
　　龟山杨氏语，罗仲素曰：某尝有数句教学者，读书之法云，以身体之，以心验之。从容默会于幽闲，静一之中超然，自得于书言，象意之表，此盖某所自为者如此。
　　和靖尹氏曰：吕献可尝言，读书不须多读，得一字行取一字。伊川亦尝言，读得一尺，不如行得一寸。行得便是会读书，二公之意正同。读书须是看圣人用心处，自家临事一一要使。
　　延平李氏曰：读书者，知其所言，莫非吾事，而即吾身以求之，则凡圣贤所至，而吾所未至者，皆可勉而进矣。若直以文字求之说，其词义以资诵说，其不为玩物丧志者几希。
　　东莱吕氏曰：读书有思索，人往往不苟，不曾读书与曾读书识理趣者，观其所为，便可见。凡读书必务 精熟，若或记性迟钝，则多诵数遍，自然精熟，记得坚固。若是遍数不多，只务强记。今日成诵，来日便忘，其与不曾读书，何异。凡为学之道，必先至诚，不诚未有能至焉者也。何以见其诚居处齐，庄志意凝，定不妄言。不苟笑，开卷伏读，必起恭敬如对圣贤，掩卷沈思，必根义理以闲邪。僻行之悠久，习与性成便有圣贤前辈气象。为学之本，莫先于读书，读书之法须令日有课程，句读有未晓大义，有未通不惜与人商确，不惜就人授读。凡人多以此为耻，曾不知不如是，则有终身之耻也。后学读书，未曾识得，目前大略，便要说性命，此极是害事为学，自有等级。后生学问，聪明强记，不足畏。惟思索寻究者，为可畏耳。
　　象山陆氏曰：大抵读书训诂，既通之后，但平心读之，不必勉加揣量，则无非浸灌培养，鞭策磨厉之功。或有未通晓处，姑缺之无害，且以其明白昭晰者，日加涵泳则自然日充日明，后日本原深厚，则向来未晓者将亦有涣然冰释者矣。读书作文亦是吾人事，但读书本不为作文，作文其末也。有其本必有其末，未闻有本盛而末不茂者，若本末倒置，则所谓文者亦可知矣。
　　勉斋黄氏曰：平居当以敬自持，令心虑宁静。至于读书则平心定气，端庄严肃，须以吾心默观圣贤之语，常使圣贤之意自入于吾心，如以镜照物，妍丑自见镜，何心哉。今人所以不善读书，非是圣贤之意难明，乃是吾心纷扰，反以汨乱圣贤之意，读书只是沈静精密则自然见得分明，切不可萌轻易自喜之心，便解得六经通彻，亦何足自喜，亦岂敢轻易才如此。便不足以任重后生，且收敛静退，歉然常若，不足方能有进。观书者，最怕气不平，且如公冶长一章。谢上蔡则谓圣人，择婿惊人如此，杨龟山则谓圣人所以求于人者，薄可免于刑戮，而不累其家，皆可妻也。上蔡气高者也，龟山气弱者也，故所见各别如此，要之当随文平看，方见得圣人之本意，此观书之大法。
　　北溪陈氏曰：读四书之法，毋过求毋巧凿毋旁搜毋曲引，亦惟平心以玩，其旨归而切己，以察其实用而已尔。果能于是四者，融会贯通而义理昭明，胸襟洒落，则在我有衡尺度，由是而稽诸经与凡读。天下之书论天下之事，皆莫不冰融冻释，而轻重长短截然一定。自不复有锱铢分寸之或紊矣。
　　范阳张氏曰：朋友讲习，固天下乐事，不幸独学则当尚友，古人可也。故读论语如对孔门圣贤，读孟子如对孟子，读杜诗苏文则又凝神静虑，如目击二公。如此用心，虽生千载之下，可以见千载人矣。
　　程子曰：凡看书各有门庭，诗易春秋不可逐句看，尚书论语可以逐句看。六经之言，在涵蓄中默识，心通精义为本。读书者，当观圣人所以作经之意，与圣人所以为圣人。而吾之所以未至者，求圣人之心。而吾之所以未得焉者，昼诵而味之，中夜而思之，平其心易其气阙其疑，其必有见矣。古之学者皆有传授，如圣人作经，本欲明道。今人若不先明义理，不可治经。盖不得传授之意云尔。如系辞本欲明义，若不先求卦义，则看系辞不得。圣人之道，如河图洛书，其始止于画。上便出义，后之人既重卦，又系辞求之未，必得其理，至如春秋，是其所是，非其所非，不过只是当年数人而已。学者不观他书，只观春秋亦可尽道。卦爻始立义既具，即圣人别起义以错综之，如春秋已前，既已立例，到近后来，书得全别一般事，便书得别有意思，若依前例，观之殊失之矣。苏季明常以治经为传道，居业之实居常讲习，只是空言无益，质之两先生。伯淳先生曰：修辞立其诚，不可不子细，理会言能修省。言辞便是要立诚，若只是修饰言辞，为心只是为伪也。若修其言辞，正为立己之诚，意乃是体当自家敬以直内义，以方外之实事道之。浩浩何处下手，惟立诚才有可居之处，有可居之处则可以修业也，终日干干大小之事，却只是忠信所以进德为实。下手处修辞立其诚，为实修业处。
　　正叔先生曰：治经实学也，譬诸草木区以别矣。道之在经大小远近高下精粗，森列于其中。譬如日月在上，有人不见者，一人指之不如众人指之。自见也如中庸一卷书，自有至理推之。于事如国家有九经及历代圣人之迹，莫非实学也，如登九层之台，自下而上者，为是人患居常讲习空言，无实者盖不自得也。为学治经最好苟不自得，则尽治五经，亦是空也。今有人心得识达，所得多矣。虽亦好读书却患在空虚者，未免此弊。
　　张子曰：经籍亦须记得，虽有舜禹之智，吟而不言，不如聋盲之指麾。故记得便说得便行得。故始学亦不可无诵数。
　　龟山杨氏因言，秦汉以下，事曰亦须是一一识别，得过欲识别，得过须用着意六经，六经不可容易看了。今人多言要作事，须看史，史固不可不看，然六经先王经世之迹在焉，是亦足用矣。必待观史未有史书，以前人以何为，据盖孔子不存史而作春秋，春秋所以正史之得失也，今人自是不留意六经，故就史求道理，是以学愈博，而道愈远。若经术明自无工夫及之，使有工夫及之，则取次提起一事，便须断遣处置得行，何患不能识别。
　　鲁斋许氏曰：讲究经旨，须是且将正本，反复诵读，求圣人立言，指意务于经内，自有所得。若反复读诵，至于二三十遍以至五六十遍，求其意义，不得然后以古注证之。古注训释不明，未可通晓。方考诸家解义择其当者，取一家之说，以为定论。不可泛泛，莫知所适从也。诵经习史，须是志屏弃外物，非有父母师长之命，不得因他而辍。
　　程子曰：凡解文字，但易其心自见理，理只是义理，甚分明。如一条平坦底道路。且如随卦言，君子向晦入宴息，解者多作遵养，时晦之晦或问作甚晦字。曰：此只是随时之大者，向晦则宴息也，更别无甚义。或曰：圣人之言，恐不可以浅近。看他曰：圣人之言，自有近处，自有深处，如近处怎生强要，凿教深远得。汉儒之谈经也，以三万余言，明尧典二字。可谓知要乎，惟毛公董相有儒者，气象东京，士人尚名节，加之以明礼义，则皆贤人之德业矣。
　　《读史》
　　程子曰：某每读史到一半，便掩卷思量，料其成败。然后却看，有不合处，又更精思，其闲多有幸而成，不幸而败，今日只见成者，便以为是，败者便以为非，不知成者煞有不是，败者煞有是底。读史须见圣贤，所存治乱之几，贤人君子出处进退，便是格物。今人只将他见成底事，便做是便不知煞有误人处。凡读史不徒要记事迹，须要识治乱安危，兴废存亡之理，且如读高帝一纪，便须识得汉家四百年，终始治乱，当如何是亦学也。
　　南轩张氏曰：观史工夫，要当考其治乱，兴坏之所以然。察其人之是非邪，正至于几，微节目与夫，疑似取舍之闲，尤当三复也。若以博闻见助，文辞抑末矣。于定国为廷尉，天下无冤民，史氏将谁欺，赵盖韩杨之死皆在定国之手，冤莫大焉。大凡看史不可被史官瞒过，张释之为廷尉，有惊乘舆马者，上欲诛之，释之以为当，罚金。且曰：法者天下之公共也，且方其时，上使诛之则已，今已下廷尉，廷尉天下之平也，释之知廷尉为天下之平，而不知人君为天下之平。问读通鉴之法曰：治乱得失源流人才邪，正是非财赋本末用，兵法制嘉言善行，皆当熟究之。
　　东莱吕氏曰：观史先自书始，然后次及左氏，通鉴欲其体统，源流相承接耳。
　　范阳张氏曰：如看唐朝事，则若身预其中，人主情性如何，所命相如何，当时在朝士大夫孰为君子，孰为小人，其处事孰为当，孰为否，皆令胸，次晓然可以口讲。而指画则机会圆熟，他日临事必过人矣。凡前古可喜可愕之事，皆当蓄之于心，以此发之，笔下则文章不为空言矣。
　　鲁斋许氏曰：阅子史必须有所折衷，六经论孟乃子史之折衷也。譬如家法之有律令格式赏功罚罪，合于律令格式者为当，不合于律令格式者为不当。诸子百家之言，合于六经语孟者为是，不合于六经语孟者为非。以此夷考古之人，而去取之鲜有失矣。阅史必且意于一家，其余悉屏去候阅，一史毕历历默记，然后别取一史而阅之，如此有常。不数年，诸史可以备记苟阅。一史未了，杂以他史，纷然交错，于前则皓首不能通一史矣，惟是读三传当参以史记，读史记当参以前汉文辞繁要，亦各有法，不可不知。
　　看史记当先看其人之大节，然后看其细行。善则效之，恶则以为戒焉，所以为吾躬行之益，徒记其事而读其书，非所谓学也。
　　读书录《薛瑄‧读书录》
　　《论学》
　　为学第一工夫，立心为本，心存则读书，穷理躬行践履皆自此进。孟子曰：学问之道无他，求其放心而已。程子曰：圣贤千言万语，只是欲人将已放之心收之。反入身来，自能寻向上去，皆此意也。学道固自圣贤之书，而入苟徒翫心章句之闲，而不求实理之所在，则亦无以有诸己矣。道学以五经四书为本，用心于史学者，无自而入道。孟子心致志，四字读书之至要。邵子诗云：不读人闲非圣书。凡不正之书皆不可读。自有文籍以来，汗牛充栋之书，日益多要当择，其是而去其非，可也。郑声乱雅乐，杂书乱圣经。余事量力所及而已，非可必也，惟读书一事，乃吾之本心所得，肆力其闲，而莫余止者也。韩子吾老着读书，余事不挂眼之句，实获我心焉。万金之富，不足以易吾一日读书之乐也。外物之味久，则可厌。读书之味愈久，愈深，而不知厌也。读书以防检，此心犹服药以消磨此病，病虽未除，常使药力胜则病自衰，心虽未定，常得书味深，则心自熟，久则衰者，尽而熟者化矣。学有所得，必自读书，入读书千熟万熟，时一言一句之理，自然与心融会为一，斯有所得矣。读前句如无后句，读此书如无他书，心乃有大得。读书所以不见德崇业广者，只是讲说不曾实行，如读学而时习章，便能学而时习否。读其为人也，孝弟章便能孝弟否。读颜渊问仁章，便能非礼勿视听言动否。若不能如此，只是讲说耳。读书贵知要只。颜子四勿心不绝想，口不绝念，守之勿失，循之勿违。岂有差错，泛观天下之书，而不知用力处，虽多亦奚以为。不察理之有无，而泛读一切不经驳杂之书，务以闻见该博，取胜于人。吾知其记愈多，而心愈窒，志愈荒，而识愈昏矣。如此读书，非徒无益，是又适。所以为心术之害也。凡读书须虚心定气，缓声以诵之，则可以密察其意。若心杂气粗，急声以诵，真村学小儿读诵，斗高声又岂能识其旨趣之所在也。读书当出己之口，入己之耳。读书惟宁静宽徐，缜密则心入，其中而可得其妙，若躁扰褊急粗略以求之，所谓视而不见，听而不闻，食而不知其味者也焉。足以得其妙乎。口念书而心外驰，难乎有得矣。朱子曰：童遇云读书千遍，其意可见。又曰：思之思之又重思之，思之不通，鬼神将通之，非思之力也，精神之极也，非妄语也，此言读书熟思之精，自有通悟时也。读书不寻思，如迅风飞鸟之过，前响绝影灭，亦不知圣贤所言为何事，要作何用。唯精心寻思，体贴向身心事物上来，反复考验其理，则知圣贤之书一字一句，皆有用矣。读书讲明道义，求日用之实理也，若读书而不讲明道义，则溺心于文字之闲，终不能知实理之所在。圣贤之书，神而明之，在乎人，不然书特尘编耳。书能神而明之，则活泼泼地。圣贤之书，所载皆天地古今万事万物之理，能因书以知理，则理有实用，不然书自书理自理何以有实用哉。《程朱传注》少有用心于其闲者。偶持一卷中庸，书因思此书满天下，能因中庸之书，实得中庸之理者，几何人哉。舍小学四书五经，宋诸儒性理之书，不读而先读他书，犹恶泰山而喜丘垤也，藐乎吾见其小矣。程子曰：予所传者，辞也。由辞以得其意，则在人焉。尔读书之法，皆当由辞以得意。徒得其辞而不得其意，章句文字之学也。四书顷刻不可不读。人果能诚心求道，虽五经四书正文中亦自有入处。若无诚心向此，虽经书一章反复以数万言释之，人亦不能有得也。莫不饮食鲜能知味，日用而不知，凡民也。不独凡民为然，恐读书而不明理者亦然。读圣贤之书，句句字字见有的实用处，方为实学。若徒取为口耳文词之资，非实学也。得意忘言，乃知读书不可滞于言辞之闲，当会于言辞之表。读书皆以明本来固有之理，而欲行之无疑耳。圣贤言格物，致知处便，当效其格物致知，言存养省察处便，当效其存养省察，圣贤为教之法，无不效其所为，则读书有切己之益，而不为口耳之陋矣。读书必精不二，方见义理。有一念之杂即隔一重矣，以鸿鹄之心读书，必不能造乎精微。濂洛关闽之书，一日不可不读，周程张朱之道，一日不可不尊。舍此而他学，则非矣。读圣贤书，于凡切要之言，皆体贴到自己身心上，必欲实得而力践之，乃有益。不然书自书，我自我，虽尽读圣贤书，终无益也。读书不于身心有得，懵然而已。读书只当以正文传注为本，正文传注已通析尚有可疑者，乃可参考语录诸说，窃见传注之外，皆有诸儒小注经文不过数语，而小注乃至数千百言，其实学者不但不能周览并经文，传注亦不能精矣。若有大圣贤作，必重加芟削矣。读书必得其要，天命之性是也。读书固不可不思索，然思索太苦，而无节。则心反为之动。而神气不清，如井泉然，淆之频数则必浊。凡读书思索之久，觉有倦意，当敛襟正坐，澄定此心，少时再从事于思索，则心清而义理自见。
　　《体认》
　　读书当着实体，认如读中庸首章天命之谓性，便当求天命之性的在何处，读大学首章明德新民止于至善，便当求三者的为何事如此，则道理跃如皆在，心目之闲，自不为文字言语所缠绕矣。读书之久，见得书上之理与自家身上之理，一一契合，方始有得处。读书体贴到自己身心上，方有味。皆实理也。圣贤岂欺我哉。实理皆在乎万物万事之闲，圣贤之书不过摸写其理耳，读书而不知实理之所在。徒滞于言辞之末，夫何益之有。人读书果能于圣人之言，句句皆体之身心，而力行之，即是颜子亦足以发之意。读书记得一句便寻一句之理，务要见得下落，方有益，先儒谓读书，只怕寻思近，看得寻思二字最好如圣贤，一句言语，便反复寻思，在吾身心上，何者为是，在万物上，何者为是。使圣贤言语，皆有着落，则知一言一语，皆是实理，而非空言矣。
　　《胡居仁‧居业录》
　　《丽泽堂学约》
　　一读书务以小学为先，次四书以及六经，与周程张朱司马邵之书，非理之书，不得妄读。一读书务在循序渐进，一书已熟，方读一书，毋得卤莽躐等，虽多无益。
　　王守仁语录
　　《传习录》
　　一友问读书，不记得如何。先生曰：只要晓得如何，要记得，要晓得，已是落第二义了，只要明得自家本体，若徒要记得，便不晓得。若徒要晓得，便明不得自家的本体。
　　共发编《曹于汴‧共发编》
　　《语录》
　　古人之书，不可不多读，但靠书不得靠读，不得靠古人不得。
　　荆川稗编
　　《原学篇》
　　何为三代之前，学术如彼三代之后，学术如此汉微，有遗风魏晋以降，日以陵夷非后人之用心不及，前人之用心，实后人之学术，不及前人之学术也，后人学术，难及大概有二。一义理之学，二辞章之学。义理之学，尚攻击辞章之学，务雕搜耽义理者，则以辞章之士为不达，渊源玩辞章者，则以义理之士为无文彩要之辞章，虽富如朝霞，晚照徒焜耀人耳目。义理虽深如空谷寻声，靡所底止二者，殊途而同归。是皆从事于语言之末，而非为实学也。所以学术不及，三代又不及汉者，抑有由也。以图谱之学不传，则实学尽化为虚文矣。其闲有屹然，特立风雨不移者，一代得一二人。实一代典章文物法度纪纲之盟主也，然物希则价难平，人希则人罕识世，无图谱人亦不识图谱之学。张华晋人也，汉之宫室千门万户，其应如响，时人服其博物，张华固博物矣。此非博物之效也，见汉宫室图焉，武平一唐人也，问以鲁三桓郑七穆春秋，族系无有遗者，时人服其明春秋，平一固熟于春秋矣，此非明春秋之效也，见春秋世族谱焉，使华不见图，虽读尽汉人之书，亦莫知前代宫室之出处，使平一不见谱，虽诵春秋，如建瓴水，亦莫知古人氏族之始终。当时作者后世史官，皆不知其学之所自况他人乎，臣旧亦不之知，及见杨佺期洛京图，方省张华之由见杜预公子谱，方觉平一之故，由是益知图谱之学，学术之大者，且萧何刀笔吏也，知炎汉一代宪章之所，自歆向大儒也。父子分争于言句之末，以计较毫厘得失，而失其学术之大体，何秦人之典，萧何能收于草昧之，初萧何之典，歆向不能纪于承平之后，是所见有异也。逐鹿之人，意在于鹿，而不知有山求鱼之人，意在于鱼而不知有水。刘氏之学意在章句，故知有书，而不知有图。鸣呼，图谱之学，绝是谁之过与。
　　《叙学》
　　性无不统，心无不宰，气无不充，人以是而生，故材无不全矣。其或不全，非材之罪也，学术之差，品节之紊，异端之害，惑之也。今之去古远矣，众人之去圣人也。下矣幸而不亡者，大圣大贤。惠世之书也，学之者，以是性与是，心与是，气即书以求之俾邪，正之术明诚伪之辨，分先后之品，节不差笃行而固守。谓其材之不能全，吾不信也。诸生从余问，学有年矣。而余梗于他故，不能始。卒成夫教育英才之乐，故具为陈读书为学之次序，庶不至于差，且紊而败其全材也。先秦三代之书，六经语孟为大世。变既下，风俗日坏，学者与世俯仰，莫之致力，欲其材之，全得乎。三代之学，大小之次第，先后之品节，虽有余绪竟亦莫知，适从惟当致力，六经语孟耳。世人往往以语孟为问学之始，而不知语孟圣贤之成终者。所谓博学而详说之将，以反说约者也。圣贤以是为终学者，以是为始未说圣贤之详。遽说圣贤之约，不亦背驰矣乎。所谓颜状未离，于婴孩高谈已，及于性命者也，虽然句读训诂不可不通，惟当熟读不可强解优游。讽诵涵泳，胸中虽不明了，以为先入之主，可也。必欲明之不凿则惑耳，六经既毕，反而求之自得之矣。治六经，必自诗。始古之人十三诵诗，盖吟咏情性，感发志意，中和之音在是焉。人之不明血气蔽之耳，诗能导情性，而开血气使幼而常闻歌诵之声，长而不失刺美之意，虽有血气焉，得而蔽也。诗而后书，书所谓圣人之情，见乎。辞者也，即辞以求情，情可得矣。血气既开，情性既得，大本立矣。本立则可以征。夫用，用莫大于礼，三代之礼，废矣。见于今者，汉儒所集之礼，记周公所著之，周礼也。二书既治，非春秋无以断也，春秋以天道王法，断天下之事业也。春秋既治，则圣人之用见矣，本诸诗以求其情，本诸书以求其辞，本诸礼以求其节，本诸春秋以求其断。然后以诗书礼为学之体，春秋为学之用，体用一贯，本末具举，天下之理，穷理，穷而性尽矣。穷理尽性，以至于命。而后学夫易，易也者。圣人所以成，终而成始也。学者于是用心焉，是故诗书礼乐不明则不可以学，春秋五经不明则不可以学。易夫不知其粗者，则其精者岂能知也。迩者未尽，则其远者，岂能尽也。学者多好高务远，求名而遗实，逾分而远探，躐等而力穷。故人异学家异传圣人之意，晦而不明也。六经自火于秦传，注于汉疏，释于唐议，论于宋，日起而日变，学者亦当知其先后，不以彼之言而变吾之良知也。近世学者，往往舍传注疏释，便发诸儒之议论，盖不知议论之学，自传注疏释，出特更作正大高明之论尔。传注疏释之于经，十得其六七。宋儒用力之勤，铲伪似真补，其三四而备之也。故必先传注而后疏释，疏释而后议论。始终原委，推索究竟以己意体察为之，衡折之于天理，人情之至，勿好新奇，勿好僻异，勿好诋讦，勿生穿凿，平吾心易吾气，充周隐微毋使亏欠。若发强弩必当穿彻，而中的。若论罪囚棒，棒见血而，得情毋惨刻毋细碎毋诞妄毋临深。以为高渊实昭，旷开朗恳，恻然后为得也。六经既治，语孟既精，而后学史先立乎，其大者小者弗能夺也。胸中有六经语，孟为主，彼废兴之迹，不吾欺也。如持平衡，如悬明镜，轻重寝扬，在吾目中，学史亦有次第，古无经史之分，诗书春秋皆史也，因圣人删定笔削立，大经大典即为经也，史之兴自汉氏始，先秦之书，如左氏传国语世本战国策，皆掇拾记录。无完书，司马迁大集群书为史记。上下数千载，亦云备矣。然而议论或驳而不纯，取其纯而舍其驳，可也。后世史记皆宗迁法，大同而小异，其创法立制纂承六经，取三代之余烬为百世之准绳。若迁者可谓史氏之良者也，班固前汉史，与迁不相上下。其大原则出于迁，而书少加密矣。东汉史成于范晔，其人诡异好奇，故其书似之。然论赞情状，有律亚于迁，固自谓赞，是吾文之奇，作诸序论，往往不减。过秦则比拟，太过三国陈寿所作，任私意而好文，奇功伟迹往往削没，非裴松之小传，一代英伟之士，遂为寿所诬。后世果有作者必当改作，以正寿之罪。奋昭烈之幽光，破曹瞒之鬼贼，千古一快也。晋史成于李唐，房杜诸人，故独归，美太宗耳。繁芜滋蔓诬谈，隐语鄙亵之事，具载之，甚失史体。三国过于略，而晋书过于繁，南北七代各有其书，至唐李延寿总为南北史，遣辞记事，颇为得中。而其事迹污秽，虽欲文之，而莫能文矣。隋史成于唐兴亡之际，徼讦好恶，有浮于言者，唐史二旧书刘煦所作，固未完备，文不称事，而新书成于宋欧。宋诸公虽云完备，而文有作为之意，或过其实而议论纯正，非旧书之比也。然学者当先旧而后新，五代二书皆成于宋旧，则薛居正新，则欧阳子也。新书一出，前史皆废，所谓一洗。凡马空者也，宋金史皆未成金史，只有实录宋事纂录甚多，而东都事略，最为详备。是则前世之史也，学者必读，历代全史考之废兴之由。邪正之迹，国体国势制度文物，坦然明白，时以六经旨要立论，其闲以试己意，然后取温公之通鉴，宋儒之议论。校其长短是非，如是可谓之学史矣。学者往往全史未见，急于要名，欲以为谈说之资，嘴吻之备，至于通鉴亦不全，读撮钩节通鉴之大旨，温公之微意随以昧没，其所以成就亦浅浅乎。史既治则读诸子老庄列阴，符四书皆出一律，虽云道家者，流其闲有至理，存取其理而不取其寓，可也。素问一书虽云医家者，流三代先秦之要典也，学者亦当致力孙吴姜黄之书，虽云兵家智术战陈之事，亦有名言不可弃也。荀子议论过高好奇，致有性恶之说，然其王霸之辨，仁义之言，不可废也。管子一书，霸者之略，虽非王道亦当读也，扬子云太元法言，发孔孟，遗意后世，或有异论者，以其有性善恶混之说，剧秦美新之论事，莽而篡汉，韩子谓其文颇滞涩，苏子谓以艰险之辞，文肤浅之理，而温公甚推重之。以为在孟荀之上，或抑或扬，莫适所定，虽然取其辞而不取其节，可也。贾谊董仲舒刘向皆有书，惜其犹有战国，纵横之余，习惟董子三策，明白纯正。孟轲之亚，非刘贾所企也。文中子生于南北，偏驳之后，隋政横流之际，而立教河汾作成，将相基唐之治，可谓大儒矣。其书成于门弟子董薛姚窦之流，故比拟时，有太过遣辞发问，甚似论语。而其格言至论，有汉儒所未道者，亦孟轲氏之亚也。韩子之书浑厚典丽，李唐一代之元气也。与汉氏比隆矣，其诋斥佛老扶持，周孔亦孟轲氏之亚也，诸子既治，宋兴以来，诸公之书，周程张之性理，邵康节之象数，欧苏

与世沉什么

与世沉浮
解释：与：和，同；世：指世人；沉浮：随波逐流。随大流，大家怎样，自己也怎样。
读音：yǔ shì chén fú
出处：《史记·游侠列传》：“岂若卑论侪俗，与世沉浮而取荣名哉。”
白话释义：还不如降低论迁就世俗，与世俗的沉浮而取功名呢。
示例：一生与世沉浮,老年的诚静容洗去铅华,她曾说“退休金多到让我发愁”,她会一张纸巾撕成两份用,她会叮嘱家人洗手打香皂时要关掉水龙头。
扩展资料
近义词：与世俯仰、与世偃仰
1、与世俯仰
读音：yǔ shì fǔ yǎng
解释：随波逐流，附和世俗。
出处：《宋史·文苑传六·米芾》：“［米芾］又不能与世俯仰，故从仕数困。”
白话释义：〔米芾〕又不能与社会关联，所以做官有困。
2、与世偃仰
读音：yǔ shì yǎn yǎng
解释：偃仰：俯仰。指没有一定的主张，随大流。
出处：《荀子·非相》：“与时迁徙，与世偃仰。”
白话释义：和时间一起迁移，随大流走。

请问’浮仰‘一词的出处和解释

没有浮仰一词
以下为与世俯仰
【成语】： 与世俯仰
【拼音】： yǔ shì fǔ yǎng
【解释】： 随波逐流，附和世俗。
2成语典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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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处】： 《宋史·文苑传六·米芾》：“[米芾]又不能与世俯仰，故从仕数困。”
【举例造句】： 这种爱憎分明，丝毫不苟的敏感性，难道不比那种是非不清，与世俯仰的恶习好很多吗？ ★愚明《青年与枣树》

苏东坡为什么对蔡襄书法推崇备至？

北宋时期 书法的代表人物 公认的是 “宋四家”，即 “苏黄米蔡”。 蔡 指 蔡襄，也有人说 蔡 原指 蔡京，后来因为人品问题，将之换掉。
但不管是 蔡襄 还是蔡京，说明 二者 书法都不错。
那么 按照出生年 的顺序 分别看看 五个人的 简介吧。
蔡襄(1012年3月7日-1067年9月27日)，字君谟，汉族，兴化军仙游县(今福建省莆田市仙游县枫亭镇青泽亭)人 。北宋著名书法家、政治家、茶学家。
苏轼（1037年1月8日—1101年8月24日），字子瞻，又字和仲，号东坡居士，世称苏东坡、苏仙。汉族，北宋眉州眉山（今四川省眉山市）人，祖籍河北栾城，北宋著名文学家、书法家、画家。
黄庭坚(1045.8.9-1105.5.24)，字鲁直，号山谷道人，晚号涪翁，洪州分宁(今江西修水县)人，北宋著名文学家、书法家，为盛极一时的江西诗派开山之祖，与杜甫、陈师道和陈与义素有’一祖三宗’(黄庭坚为其中一宗)之称。与张耒、晁补之、秦观都游学于苏轼门下，合称为’苏门四学士’。生前与苏轼齐名，世称’苏黄’。
蔡京(1047年2月14日-1126年8月11日)，字元长，北宋相之一、书法家。北宋兴化军仙游县慈孝里赤岭(今福建省莆田市仙游县枫亭镇东宅村)人。
米芾(fúˊ)（1051年－1107年），北宋书画家。初名黻(fú ˊ)，字元章，时人号襄阳漫士、海岳外史，自号鹿门居士。北宋著名书法家、鉴定家、画家、收藏家。米芾原籍襄阳（今湖北），后定居润州（今江苏镇江）。召为书画学博士，擢礼部员外郎。米芾在官场上并不得意，其“不能与世俯仰，故从仕数困”。因其衣着行为以及迷恋书画珍石的态度皆被当世视为癫狂，故又有“米颠”之称。
看到了吧？ 这五个人，只有 蔡襄 比 苏轼大，而且相当于 两代人。
也就是说， 蔡襄书法成名的时候，苏轼还是个青少年。加上 蔡襄为官清廉，又颇有政绩，作为晚辈的苏轼推崇蔡襄 非常正常。
而 其他几位书法大家 年龄均小于苏轼， 有的还小许多。
苏轼喜爱他们的书法 倒可以， 如果说 苏轼 也推崇他们，可能就不大合适了。

米芾 出自哪个成语

蹈覆辙： 重新走上翻过车的老路。比喻不吸取教训，再走失败的老路。 《宋史•米芾传》：“芾为文奇险，不蹈前人轧辙。”蹈前人：蹈：因，沿用。因前人，缺乏创新。《宋史•米芾传》：“芾为文奇险，不蹈前人轨辙。”与世俯仰：随波逐流，附和世俗。 《宋史•文苑传六•米芾》：“［米芾］又不能与世俯仰，故从仕数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