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证明唐太宗轻徭薄赋？请举出事例！

李世民深知正是隋炀帝的横征暴敛破坏了社会和谐，激化了阶级矛盾，是其覆亡的重要原因，所以自己就采取轻徭薄赋、藏富于民的政策，以创造社会的和谐。唐太宗即位以后，继续推行租庸调法，并在租庸调制中放宽了纳绢代役的年龄限制，并严格了服庸时间的计算方法，从而保证了劳动者的生产时间。另外，唐太宗在一定程度上实行“轻徭薄赋”，他即位当年，即正式颁诏减免全国赋役，此后，有关局部地区减免役税的记载共计十二次，这样就调动了农民生产的积极性。他在一份诏书中明确地说，“轻徭薄赋，务在劝农，必望民殷物阜，家给人足”。在隋末大饥荒、广大饥民挣扎于饥饿造成的死亡边缘时，隋炀帝就曾闭仓拒赈，“不怜百姓而惜仓库”，结果一边是粮仓满盈，一边却是饿殍遍野。唐初一些官吏为了邀功请赏，或保住自己的乌纱帽，也是大肆聚敛征税。李世民发现了这个问题，感到如果在政绩观上不改弦更张，以维护百姓利益为己任，官员就会变本加厉压榨百姓，从而激化阶级矛盾，造成社会不稳。为此，他曾特别下诏规定“税纳愈数，皆系枉法”！就是说，你各地官府如果从老百姓那里收的税超过了中央政府规定的指标，就于违法，要追究你的违法责任。他还对那些打着国家利益旗号借“修葺城隍，缮治器械”以及修建堤防和桥梁等公益事业名义征税的做法进行了警告，要求即便如此，也要“慰彼民心，缓其日用”。他认为，财富(粮食)应积聚在民间，百姓富足，国家才富足，而竭泽而渔的国富乃亡国之兆。《贞观政要》里的《辩兴亡》篇记载了唐太宗颁发的这么一项规定：“凡理国者，务积于人，不在盈其仓库。古人云：‘百姓不足，君孰与足？’但使仓库可备凶年，此外何烦储蓄？后嗣若贤，自能保其天下；如有不肖，多积仓库，徒益其奢侈，危亡之本也。”就是说，治国者必须藏富于民，百姓穷的话，你政府财政再充盈也没有实际意义。“百姓不足，君孰与足？”意思是“小河不满，大河还会有水吗？”可见，在贞观之初，李世民就很明白这个道理：藏富于民，比藏富于国更重要。他说：“人君赋敛不已，百姓既弊，其君亦亡。”（《贞观政要》）唐太宗认为赋役的适度与否关系着王朝的存亡，必须慎重对待。他深知国家不能没有赋税与力役，但一定要做到征调适度，否则，后果不利。他说得很深刻：“君主依靠国家，国家仰仗百姓。苛剥百姓来奉养君主，如同割下身上的肉来填饱肚子，肚子饱了身子也就死去，君主富了国家也就灭亡。所以，君主的忧患不是来自于外面，而常常在于自身。凡是欲望多就花费大，花费大就赋役繁重，赋役繁重则百姓愁苦，百姓愁苦则国家危急，国家危急则君主地位不保。我常常思考这些，所以不敢放纵自己的欲望。他强调以民为本，常说：“民，水也；君，舟也。水能载舟，亦能覆舟。”太宗即位之初，下令轻徭薄赋，让老百姓休养生息。唐太宗爱惜民力，从不轻易征发徭役。他患有气疾，不适合居住在潮湿的旧宫殿，但他一直在隋朝的旧宫殿里住了很久。他还下令合并州县，革除“民少吏多”的弊利，有利于减轻人民负担。贞观之初，实施奖励耕作的政策，使农民纷纷回归故里从事农耕，令农业生产得以复兴；唐初规定：“田百亩租二石，庸调绢六丈……”，赋役很轻而且没有额外随意征收苛捐杂税现象，实行耕有其田的均田制和减轻服役负担的租庸调制，调动农民的生产积极性。外出官员回朝，他要先问田苗好坏，百姓疾苦。太宗还实行过一次全国性赋役减免、十二次地域性租调减免政策，让利于民。贞观初，关内自然灾害民不聊生，百姓卖儿鬻女以求生存，太宗除了减免赋税，还“诏出御府金帛为赎之，归其父母”既安抚了民心又保存了劳动力，继而大赦天下为民祈福：“若使年谷丰稔，天下又安，移灾朕身，以存万国”宁愿自身受难而求百姓安康，此举更是赢得万民称颂。唐太宗接受隋朝灭亡的教训，在减轻赋税的同时，又开征了赈灾用税———地税，就是我们现在所说的社会保障机制，以防止灾荒引起社会动荡。 贞观二年（公元628年），唐太宗诏令各州县都必须建立“义仓”，以备灾年。义仓之粮来自当时主要税种“租庸调”以外，是按各户土地多少另行征收的税粮，故称之为“地税”。据《通典·食货》记载：当时王公以下人户的所有耕地，皆须缴纳地税，税率为每亩纳粮二升，粟、麦、稻，随土地所宜。商贾无田者，以其资产分为九等，出粟自五石至五斗不等，下下户免税。地税是赈灾项粮储，只有出现灾荒才能用以赈济贫民，或贷给农民作种子，至秋后偿还。据史料记载，唐朝开征地税后，用义仓赈济（贷）贫民达106次，有效地维护了社会稳定。 “终岁断死刑才二十九人，皆外户不闭，行旅不赍粮，给于道路焉。”（《资治通鉴》）。李世民看到隋炀帝在赋役法之外横征暴敛，以致国亡身死的悲剧，非常注意坚持依法征收，不准去外征敛。贞观二年，他对朝集使说：“根据土地生产情况确定贡赋，已记载在从前的典章制度里，要用本州生产的物品来献给朝廷。近来，听说各州的都督、剌史追求名声，本地物产，有的嫌其不好，越境到外地去寻求，互相仿效，成了风气，很是劳扰。应当改掉这种弊病，不得再这样做。”按照当时的规定，中男(男丁16岁以上至21岁为中男，不算成丁；21岁以上至60岁以下才算成丁)不服兵役，成丁才服兵役。有一次，负责征兵的官员和右仆射封德彝提出要把中男十分岁以上的全部征去当兵，他也同意了。但是，魏征不肯签署文件，并指出这是竭泽而渔，焚林而畋的做法，如果把未成丁的男子都征去当兵，就没有人为国家交纳租税和服劳役了，而且兵不在多而在于提高斗志，应当注意改善士兵的待遇，增强战斗力；接着又尖锐地批评他即位以来，有三几件大事不讲信用，今后怎取信于人呢?他听了以后，说道：“我没有认真思考，过错是很大的啊!处理事情这样失策，怎能使国家大治呢?”于是停止抽调中男入伍，并奖魏征一口金。

谁有古文《去奢省费，轻徭薄赋》的原文以及翻译

去奢省费，轻徭薄赋司马光《资治通鉴》（原文） 上与群臣论止盗。或请重法以禁之。上哂之曰:’民之所以为盗者,由赋繁役重,官吏贪求,饥寒切身,故不暇顾廉耻耳。朕当去奢省费,轻徭薄赋,选用廉吏,使民衣食有余,则自不为盗,安用重法邪？’自是数年之后,海内升平,路不拾遗,外户不闭,商旅野宿焉。上又尝谓侍臣曰：“君依于国，国依于民。刻民以奉君，犹割肉以充腹，腹饱而身毙，君富而国亡。故人君之患，不自外来，常由身出。夫欲盛则费广，费广则赋重，赋重则民愁，民愁则国危，国危则君丧矣。朕常以此思之，故不敢纵欲也。”（译文） (唐太宗）皇上与群臣议论怎样禁止盗贼。有人请求使用严厉的刑法来制止。皇上微笑着对那官员说:’老百姓之所以去做盗贼,是由于赋税太多,劳役、兵役太重,官吏们又贪得无厌,老百姓吃不饱,穿不暖,这是切身于实际的问题,所以也就顾不得廉耻了。我应该不奢侈,节省开支,减轻徭役,少收赋税,选用廉洁的官吏,使老百姓穿的吃的都有富余,那么他们自然就不会去做盗贼了,何必要用严厉的刑法呢!’从这以后,过了几年,天下太平,没有人把别人掉在路上的东西拾了据为己有,出外大门可以不关,商人和旅客可以露宿。（唐太宗）皇上曾对身边的大臣说：“君主依靠国家，国家依靠民众。依靠剥削民众来奉养君主，如同割下身上的肉来充腹，腹饱而身死，君主富裕国家就灭亡。所以，君主的忧患，不是来自外面，而是常在自身。欲望兴盛，费用就会增大；费用增大，赋役就会繁重；赋役繁重，民众就会愁苦；民众愁苦，国家就会危急；国家危急，君主就会丧失政。朕常常思考这些，所以就不敢放纵自己的欲望了。”（本文摘自《在线文言文翻译》）

武周时期武则天的“监察思想”，是怎样的？

武则天，中国历史上唯一的正统女皇帝。她的一生称的上是传奇中的传奇，出身于庶族，却能两朝为妃，直至坐上九五至尊之位，行那改朝换代之事。身为女子的她，虽没有男子的体魄，但却有着比大多数男子都要强大的胆魄，以及不逊于任何帝王的治国谋略。
但因她是女子，所以历朝历代的史书对其往往是贬大于褒，明末思想家王夫之就曾言武则天是“鬼神之所不容，臣民之所共怨”，想想连王夫之这位被誉为“博文约礼，命世独立之君子已”的思想家都是如此评价于武则天，更何况他人乎。
当然无论后世如何的评价于武则天，不可否认的是，武则天的确善于治国，她统治下的武周上承贞观之治，下启开元盛世，为唐朝迎来全盛时期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武则天主政的这45年间，虽然统治内部矛盾重重，更有着血腥的激烈斗争，但整体而言武周的国力却是在稳步的提升着，李世民时期各项利国利民的政策也在循序渐进的被延续着，整个社会的发展可谓是蒸蒸日上。
在政治上，武则天承着贞观年间严惩贪污的政策，广派“使者以六条察州县”，去考核州县官员是否清正廉洁，从而决定要任用与否；经济上，武则天也依然延续着李世民所定下的“轻徭薄赋、与民休息”之策，她特意定下全国州县官员的考核要以所在地的农业生产的发展情况来作为考核，若所在地区“田畴开辟，家有余粮”则赏，反之所在地区“为政苛滥，户口流移”则罚；军事上，武则天先是结束了唐与吐蕃之间对西域进行反复争夺的局面，后又在庭州置北庭都护府，管理西突厥故地，以此巩固中原王朝对于西域地区的管辖。
可以说大唐之所以有后来的“开元盛世”这样的全盛时期，这之中要论功劳最大的，绝对是少不了武则天的。如李绛所言“后命官猥多，而开元中名臣多出其选”，亦如郭沫若所言“政启开元治宏贞观，芳流剑阁光被利州”，武则天的功绩注定是辉煌的，也注定是无人可否定的。
而武则天能以女子之身去统治天下，并取得如此恢弘的成就，这其中的因素是有很多的，比如她的政事处理能力很强，她富有治国谋略等等，但个人觉得无论何种因素，武则天能有如此辉煌的成就，这绝对是和她主政期间所奉行的“监察思想”是密不可分的。
武则天时期的“监察思想”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重用酷吏
《尚书·牧誓》言:“牝鸡司晨，惟家之索”，意思就是母鸡在清晨打鸣，这个家庭就要破败，借此来比喻女性掌，颠倒阴阳，就会导致家破国亡。
所以身为女子的武则天在掌后，自然时刻都要面临着朝中那些士大夫们的攻讦，甚至是兵变。因此武则天为了遏制，乃至是彻底消灭这些反对自己的朝中势力，她开始大量起用周兴、来俊臣等忠于自己的酷吏来监视朝中的“反武势力”。
而这些酷吏为了得到重用，那是时时刻刻都在盯着朝中的任何一位官员。他们不但编写《告密罗织经》，教唆自己的下去陷害无辜官员，且还设计出了“定百脉”、“求即死”、“死猪愁”等刑具和“驴驹拔橛”、“凤凰晒翅”、“猕猴钻火”、“方梁压髁”等骇人听闻的酷刑来折磨那些被诬陷入狱的官员，可以说在当时，只要他们落在这些酷吏的手中，他们几乎再无生还的机会。
“噬绅缨若狗豚然，至叛脔臭达道路，冤血流离刀锯，忠鲠贵强之臣，朝不保昏”(《新唐书.酷吏列传》)，这就是武周朝的酷吏。他们大肆制造冤假错案，诛杀反对武则天的文武百官，甚至到最后连对武则天忠心耿耿的狄仁杰、魏元忠等官员都不能幸免，逼得武则天亲自过问他们才得以脱离险境，但也是免不了遭贬的下场，从中可以看出此时酷吏的势力有多么的庞大。
当然不可否认的是，武则天对于酷吏的重用，的确是在一定程度上帮助武则天稳固了对于朝政的控制。“先诛唐宗室贵戚数百人，次及大臣数百家，其刺史、郎将以下，不可胜数”（《资治通鉴.唐纪》），因酷吏的存在，武则天才得以消灭了诸多对自己有异心的前唐旧臣，也因酷吏的残暴，那些反对她的朝臣再也不敢在明面上反对武则天的统治，因此武则天也得以可以随心所欲的实行自己的施政方针。
二、大兴告密之风
武周时期的武则天的“监察思想”最显著的特点，就是允许和鼓励天下臣民告发王公大臣的不轨之心。684年，徐敬业叛乱被平定后，武则天“自徐敬业之反,疑天下人多图己”，又知“宗室大臣怨望，心不服”，遂下定决心要大肆诛杀有不轨之心的王公大臣，于是“盛开告密之门”（《资治通鉴.唐纪》）。
“时四方上变事者，皆给公乘，所在护送，至京师，禀于客馆，高者蒙封爵，下者被赉赐，以劝天下”(《新唐书.酷吏列传》)，武则天为了让天下臣民都踊跃的加入到“告密者”的行列当中，于是给予了“告密者”特别丰厚的待遇。
她不但允许“告密者”可以使用原本只有官员才能使用的驿车，并且还会派人护送他们前往京师，而在路途中他们还能享受到原只有五品官才能享受到的衣食住行的待遇（《资治通鉴.唐纪》载：“有告密者....供五品食”），而一旦告发实，亦或者让武则天认为实，这些“告密者”最高可获得’封爵’的奖赏，最低也能得到丰厚的钱财奖励。
而随着武则天给予“告密者”如此丰厚的待遇和回报，于是乎整个武周朝呈现出“揣后密旨，纷纷并兴”的景象(《新唐书.酷吏列传》)，一时间“朝士人人自危，相见莫敢交言，道路以目”（《资治通鉴.唐纪》），朝中大臣人人自危，他们即使走在路上也不敢再与同僚交流，深怕“隔墙有耳”，然后被诬陷遭受那无妄之灾。
借助着这等风靡全国的告密之风，武则天得以几乎完全的掌控住了天下臣民的动向，当时只要谁稍微流露出一点点的异心，武则天就能在第一时间得知，借此也就能在最快的时间做出反应，也就得以稳固自己对于天下的统治，并也能够从容的对国家进行治理。
三、加强地方监察
众所周知，自古以来地方上稳定与否就直接关系着一个王朝兴盛与否，甚至是存在与否，所以中央对于地方上的控制尤为重要。而要想控制住地方，中央就只能靠各地的地方官，如果地方官清正廉洁，则这个地区势必就能繁荣稳定，反之如果地方官贪污腐败，则这个地区势必就会民不聊生，所以对于地方官的“监察”是历代皇帝在治理国家的过程中最重视的一个环节。
武则天主政前，唐对于地方上的“监察”不能说不重视，如贞观八年，唐太宗就派李靖等13位朝中重臣为“黜陟大使”，前往各地考察地方官吏的政绩，再如贞观二十年，唐太宗就又派诸多大臣以六条巡察全国各地，考核官吏。
可以说自唐建国以来，唐朝的皇帝对于地方上的监察是十分重视的。但是这个时候，唐朝对于地方的监察却也存在着一些很大的问题，首先这些在地方上有监察力的官衔都是临时性质的，并不是固定的，所以并不能达到完全监察地方的目的，一旦皇帝不派遣官员去巡察全国，各地的地方官将陷入无人可监督的局面。再者也因是临时性质的官衔，所以朝廷并没有律法能对其进行约束，也这也就很容易造成监察地方的官吏与地方官狼狈为奸，中饱私囊。
因此，武则天主政后就着手开始对唐朝的监察系统进行改革。文明元年，武则天先是改御史台为“肃政台”，光宅元年，又将“肃政台”分为左右。其中左肃政台掌纠察中央百官和军旅，右肃政台掌纠察京畿地区和地方各州县官员(《新唐书.百官志》载:“武后文明元年，改御史台曰肃政台。光宅元年，分左右台：左台知百司，监军旅；右台察州县、省风俗”)，之后不久武则天又赋予了左肃政台“察州县”的力。
而在左右肃政台建立后，武则天就规定左右肃政台的监察御史、侍御史需一年二次(春秋两季)定期对全国各地进行巡察，其中春季曰“风俗”，秋季曰“廉察”，在巡察的过程中他们可根据武则天所定下的《风俗廉察四十八条》对地方官吏进行纠察(《新唐书.百官志》载:“寻命左台兼察州县。两台岁再发使八人，春曰风俗，秋曰廉察，以四十八条察州县。”)。
完成考察后，御史们需将在巡察过程中所纠察的情况汇报给武则天，然后武则天就会根据各地方官的表现来“赏其当赏，罚所当罚”，若是清正廉明者，就加以重用，若是贪赃枉法者，就严惩不贷。
可以说就是在武则天这样的赏罚分明下，全国各地的吏治情况为之一振，如《资治通鉴》所言：“太后虽滥以禄位收天下人心，然不称职者，寻亦黜之，或加刑诛。挟刑赏之柄以驾御天下，政由己出，明察善断，故当时英贤亦竞为之用”，在武则天对地方监察的重视下，地方的吏治越发的清明，社会开始步入快速的发展，武周朝的国力也开始稳步的提升。
四、广开言路
武则天对于武周中央、地方的监察，除了靠别人，也靠自己。她十分重视自唐初以来就存在的“言谏制度”。
武则天主政之后，为了让那些敢于诤谏的直臣能够更加方便的进行诤谏，同时也为了鼓励百官直谏。在686年二月，武则天就在朝堂上设置了一个铜匦，借此方便与鼓励群臣上书言事（《资治通鉴.唐纪》载:“三月，戊申，太后命铸铜为匦，置之朝堂，以受天下表疏铭”）。这个铜匦有四个口，东边的叫“延恩”，献赋颂、求仕进者投之；南边的叫“招谏”，言朝政得失者投之；西边的叫“伸冤”，有冤抑者投之；北边的叫“通玄”，言天象灾变及军机秘计者投之（《资治通鉴.唐纪》）。
这个铜匦说白了就是我们现在的“意见箱”，只要你有意见就可以写下纸条然后放进去，可署名也可匿名，之后武则天就会让人从这个箱子里取出写下各种意见的纸条，然后从中挑选出有建设性的建议来帮助自己治理国家。可以说这种制度显然是有助于武则天实时了解到朝堂之外的武周朝所存在的各种问题，如吏治、民生、经济等，而借助这这个也显然有助于武则天对于武周朝的治理，它可以让武则天有针对性的颁布各项诏令，来行之有效的治理国家。
当然武则天对于“言谏”的重视可不是只是做做样子，她的“从谏如流”可丝毫不比李世民差，在很多大是大非的问题上，武则天都能够听得进去大臣们对她的劝告，并。
如《旧唐书.狄仁杰传》中就记载了武则天“从谏如流”的一件事情。
久视元年闰七月的某一天，武则天想要修建一座特别巨大的佛像，但因耗费巨大，所以她下令让天下僧民每天都出一钱来赞助大佛的修建 ，这个时候狄仁杰就上书直谏，他说道这是万万不行的，因为僧尼的钱都是来自于百姓的，这就等于是平白无故的增加百姓的负担，而且“工不使鬼，止在役人，物不天来，终须地出，不损百姓，将何以求？”，再加上这几年武周朝又是“水旱不节，征役稍繁”，所以狄仁杰建议应该“宽征镇之傜，省不急之费”，这个时候武则天在沉思片刻后，就听从了狄仁杰的建议，于是“乃罢其役”。
纵观武则天的一生，她对于敢于直谏的臣民都是极其重视的，对于他们所提出的意见，只要是对的武则天都会尽量的，而即使是错的，且言语上就算对她有所冒犯，武则天也都一概不与其计较。纵观史书，几乎就找不出任何关于因直谏而被武则天惩罚的记载，从这点来看武则天的确是很重视纳谏的，可以说正是因为武则天对直谏臣民的宽容，最终也让“直谏”在武周朝蔚然成风，为此武周朝的吏治也就变得越发的清明。
当然不可否认的是，武则天的“监察思想”存在着极端的残酷性，在重用酷吏上，就因武则天前期对酷吏的纵容，所以导致被冤杀的臣民不计其数，如周兴“自垂拱以来，屡受刑狱，被其陷害者数千人”(《旧唐书.酷吏传》)，亦如来俊臣“按刑狱，少不会意者，必引之，前后坐族千余家”(《旧唐书.酷吏传》)，可以说从这点来看武则天是有着大过的。
但是瑕不掩瑜，武则天主政期间对于“监察制度”的改革与重视“纳谏”，也的确是让武周朝变得吏治清明，政局稳定，百姓安居乐业，国力更是稳步提升，并最终也促成了唐朝全盛时期“开元盛世”的到来，所以从这点来看武则天的功劳却也是巨大的，且也是功大于过的。

朕当去奢省费,轻徭薄赋,选用廉吏,使民衣食有余,则自不为盗,安用重法邪什么意思??

我们应当去掉奢侈，节省开支，减轻徭役，少收赋税，选拔和任用廉洁的官吏，使老百姓穿的吃的都有富余，那么他们自然就不会去做盗贼了，何必要用严厉的刑法呢！
出自北宋司马光编撰的《资治通鉴》。
原文
民之所以为盗者，由赋繁役重，官吏贪求，饥寒切身，故不暇顾廉耻耳。朕当去奢省费，轻徭薄赋，选用廉吏，使民衣食有余，则自不为盗，安用重法邪！
翻译
老百姓之所以去做盗贼，是由于赋税太多，劳役、兵役太重，官吏们又贪得无厌，老百姓的饥饿逼迫上身，所以就顾不得廉耻罢了。我们应当去掉奢侈，节省开支，减轻徭役，少收赋税，选拔和任用廉洁的官吏，使老百姓穿的吃的都有富余，那么他们自然就不会去做盗贼了，何必要用严厉的刑法呢！
扩展资料：
创作背景
司马光曾担心历代史籍浩繁，学者难以遍览，所以就摘录重点，撰纪传体史。初成《通志》8卷，起战国至秦二世，表进于朝，引起宋英宗的重视。治平三年（1066），诏置书局于崇文院，继续编纂。宋神宗即位，赐书名为《资治通鉴》，并序以奖之。元丰七年（1084）书成。
作者简介
司马光（1019-1086），北宋时期政治家、史学家、文学家。北宋陕州夏县涑水乡（今山西夏县）人，出生于河南省光山县，原字公实，后改君实，原号迂夫，后改迂叟，世称涑水先生。司马光自幼嗜学，尤喜《春秋左氏传》。
参考资料来源：百度百科——资治通鉴
参考资料来源：百度百科——资治通鉴·唐纪·贞观治道

轻徭薄赋什么意思

成语 轻徭薄赋发音： qīng yáo bó fù解释：轻、薄：减少，量小。徭：徭役。赋：赋税。 减轻徭役，降低赋税。同“轻繇薄赋”。出处：东汉·班固《汉书·昭帝纪》：“海内虚耗，户口减半，光知时务之要，轻徭薄赋，与民休息。”事例： 治黄河修漕运，～修明政治，抚有华夏九州六十一载，算得上明君主，功盖唐宗宋祖。反义词：横征暴敛

唐太宗轻徭薄赋，虚心纳谏的最主要的原因是 （ ） A．隋亡之鉴 B．有自知之明 　　 C．爱民

A 试题分析：因为李世民亲身经历了隋朝末年农民起义和隋的灭亡，所以在他登基后就积极的吸取隋亡的教训、明白统治者要轻徭薄赋，虚心纳谏才能巩固统治。故选A项。点评：本题还可以考查唐玄宗和唐太宗的治国措施哪些共同点。两人都善于任用贤臣、重视地方官吏，重视农业生产，轻徭薄赋。因此他们的统治时期中国封建社会都出盛世的局面。

轻徭薄赋为什么会让地方豪强势力日大？

简单点说，一定时期内生产力水平上限是固定的，农民的承受力下限是固定的（比如不饿死），那么这个区间的财富就是国家可分配财富，国家拿的多了，地方豪强就拿少了，国家拿少了，地方就多拿一点。至于国家地方和农民怎么分配各个朝代都不一样，具体问题具体分析了

唐太宗轻徭薄赋具体些的内容

太宗吸取隋朝灭亡的原因，非常重视老百姓的生活。他强调以民为本，常说：“民，水也；君，舟也。水能载舟，亦能覆舟。”太宗即位之初，下令轻徭薄赋，让老百姓休养生息。唐太宗爱惜民力，从不轻易征发徭役。他患有气疾，不适合居住在潮湿的旧宫殿，但他一直在隋朝的旧宫殿里住了很久。 李世民贞观之初，在唐太宗的带领下，君臣和谐，全国上下一心，经济很快得到了好转。到了贞观八九年，牛马遍野，百姓丰衣足食，夜不闭户，道不拾遗，出现了一片欣欣向荣的升平景象。 　　太宗在位20多年，进谏的官员不下30余人，其中大臣魏征一人所谏前后200余事，数十万言，皆切中时弊，对改进朝政很有帮助。 　　太宗十分注重人才的选拔，严格遵循德才兼备的原则。太宗认为只有选用大批具有真才实学的人，才能达到天下大治，因此他求贤若渴，曾先后5次颁布求贤诏令，并增加科举考试的科目，扩大应试的范围和人数，以便使更多的人才显露出来。由于唐太宗重视人才，贞观年间涌现出了大量的优秀人才，可谓是“人才济济，文武兼备”。正是这些栋梁之才，用他们的聪明才智，为“贞观之治”的形成做出了巨大的贡献。 　　唐太宗十分注重法治，他曾说：“国家法律不是帝王一家之法，是天下都要共同遵守的法律，因此一切都要以法为准。”法律制定出来后，唐太宗以身作则，带头守法，维护法律的划一和稳定。在贞观时期，真正地做到了王子犯法与民同罪。执法时铁面无私，但量刑时太宗又反复思考，慎之又慎。他说：“人死了不能再活，执法务必宽大简约。”由于太宗的苦心经营，贞观年间法制情况很好，犯法的人少了，被判死刑的更少。据载贞观三年，全国判死刑的才29人，几乎达到了封建社会法制的最高标准——“刑措”即可以不用刑罚。 　　以民为本的思想，广开言路，虚怀纳谏的胸襟；重用人才，唯才是任的准则；铁面无私，依法办事的气度；构成了贞观之治的基本特色，成为封建治世最好的榜样。使唐朝在当时与西方国家相比，无论在政治、经济，还是文化上都走在世界的最前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