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人不为女色迷惑的典故

柳下惠被中国历代广为人知的是他“坐怀不乱”的故事。传说是这样的，古时候的展沟西面有一片茂密的柳林，有一个深秋的夜晚，柳下惠路过柳林时，忽遇倾盆大雨。他急忙躲到一个破庙里避雨。恰在这时，一年轻女子也到此避雨，与他相对而坐。半夜时分，年轻女子被冻醒，便起身央求坐到柳下惠怀中，以温身驱寒。柳下惠急忙推辞：“万万使不得，荒郊野外，孤男寡女处在一起本已不妥，你若再坐我怀，更是有伤风化。” 女子道：“世人都知大夫圣贤，品德高尚，小女子虽坐在怀中，大人只要不生邪念，又有何妨？我若因寒冷病倒，家中老母便无人服侍，你救我就是救了我母女二人。” 柳下惠再无推托之词，只好让女子坐到自己怀中。如注暴雨，一夜未停。柳下惠怀抱女子，闭目塞听，丝纹不动，漫漫长夜竟不知温香在怀。天明，雨过天晴，得恩于柳下惠的女子不胜感激地说：“人言展大夫是正人君子，果然名不虚传。”

古人是怎样澄清吏治的？

中国古代从严治政的思想与实践，在一定意义上就是提倡廉政和制止、整肃腐败的思想与实践。古代一些清醒的统治者深深懂得“水能载舟，亦能覆舟”的道理，从保持社会稳定和巩固政的现实需要出发，坚持不懈地与腐败现象进行斗争，积累了一些有益的经验，这些经验在当今也具有现实的借鉴意义。高层官吏律己正身，倡导朴素节俭的社会风尚孔子说：“为政以德，譬如北辰”；“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虽令不从。”诸葛亮据此指出：“故人君先正其身．然后乃行其令。身不正则令不从，令不从则生变乱。”这些思想表明，德治教化首先要从最高统治集团做起，否则政令就无法得到贯彻，也就不会收到成效，倡廉更是无从谈及。在中国历史上，不少王朝的统治者深知这一道理。他们律己正身，倡导朴素节俭的社会风尚，影响了一代王朝尤其是其初始阶段吏治的清明。回顾历史，我们可以看到包括部分皇帝在内的古代高层廉吏的自律行为具有以下特点：1、倡行节俭，严格诫子奢侈享乐．贪图安逸是历代官员走向腐败的开始。防止腐败须从最高统治集团做起。史书记载，汉光武帝刘秀一生保持节俭作风，凡要求臣子做到的，自己首先做到。他称帝后“身衣大练，色无重彩，耳不听郑卫之音，手不持珠玉之玩，宫房无私爱，左右无偏恩。……勤约之风，行于上下。”光武帝主张勤俭．远奢侈之风，以“务从约省”来约束自己和各级官吏，这是“光武中兴”局面形成的重要因素。公元37年(建武十三年)，外国使臣敬献名马一匹、宝剑一把，刘秀下令将马用于军事，宝剑赏给有功将士，并以此向郡国颁诏，刹进贡之邪风。他反对厚葬，在自己生命的最后一刻依然叮嘱臣下不要为身后葬仪而铺张浪费，不要因葬仪而影响正常公务。作为一代帝王能如此节俭是难能可贵的，这为全国各级官吏做出表率，从而出现了东汉前期清廉节俭的社会风尚。2．励精图治，勤政为国隋文帝杨坚是历史上勤政廉洁的皇帝之一。他目睹了北周武帝的严谨节俭和周宣帝的荒唐奢侈。认定“力俭则富，贪奢则亡”的道理。主政后积极推行“节俭恤民，勤政务实”政策．提高了国家机构的行政效率，激发了农民的积极性，社会财富急剧增加，各级府库钱物山积，甚至窖藏也不能容纳。到开皇末年，天下的钱粮，可供支五六十年。储藏之盛，自古未有。文帝勤于政务。每日清晨上朝理事，直到过午也不知疲倦。有时和大臣讨论国事，往往日薄西山还不罢休，侍卫只好将饭送上殿堂。他注意体恤百姓，当了解到关中灾区民间食糠的情形，自己也近一年不食酒肉。每逢车驾外出，有人上书都要亲自过问：遇到扶老携幼的人群，便告诉卫士不得驱赶，主动避让，道路难走的地方还要遣随从帮助挑担者。充分体现仁政作风。3．秉公办事，清廉自守王子犯法，与庶民同罪，才能保证法律公正和吏治清明。宋太祖皇后之弟王继勋，既是外戚，又是大臣。一贯滥用职，纵贪淫乐，欺压百姓。宋太宗派人调查核实罪行后，遂下旨将其斩首示众。朱元璋秉公办事更为突出。他执法严明，惩治贪官不论皇亲国戚还是功臣子弟。驸马欧阳伦因利用势贩私茶被赐死；开国功臣胡大海是朱最亲信的将领，其子私自酿酒出售获取暴利，朱元璋亲自将他杀死。对这两宗案件的处置，有力地维护了大明法律的尊严，使吏治得到整肃。举贤任能，选拔与培养勤政为民的清官廉吏素质高、操守好的官吏是廉洁清明政的基础，对整饬官风，保证封建政治正常运行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因此，历史上凡是开明的君主及其统治集团中的代表人物总会在不同程度上重视选拔与培养清官廉吏。1、“治国之道、务在举贤”的重才思想唐太宗李世民集前人重才思想之大成，结合自己的治国体会，提出“为政之要，惟在得人”的著名论断，这是当时对人才重要性的最高概括。朱元璋非常重视人才群体的作用。他对礼部臣僚们说：“为天下者，譬如作大厦，大厦非一木所成，必聚才而后成，天下非一人独理，必选贤而后治。故为国得宝不如举贤”。清康熙皇帝的人才思想更具有经典意义。他指出：“自古选贤任能，为治之大道。”所以，“致治之道，首重人才”。这些论述，从不同的侧面揭示了天下兴亡、社稷安危、国运盛衰，皆系于人才的道理，即使今天的人读起来仍觉获益匪浅。2、“德才兼备”、“以德为先”的选才标准选才是用才的前提和基础，用什么样的人事关吏治民风和政安危之根本。“德才兼备，以德为先”的选才标准包含着深刻的思想内容，意义重大而深远，我们可以从中获得一些重要启示：一是要坚持全面看人，慎选贤才。荀子提出贤才需是“谏、争、辅、拂之人”，这种人能除“国之大患”，是“社稷之臣，国君之宝”。孙武总结用兵之道，提出为将者，必须具备“智、信、仁、勇、严”的基本素质。他指出：“智者，先见而不惑，能谋略，通变也；信者，号令一也；仁者，惠抚恻隐，得人心也；勇者，恂义不惧，能果毅也；严者，以威严肃众心也。五者相须，缺一不可。”司马光进一步提出了“道德足以尊主，智能足以庇民”的人才标准。其中“道德”即今天讲的“德”，“智能”即今天讲的“才”。明朝刘斌在《复仇疏》中提出选才的标准有三：“一日德，二日量，三日才。”只有三者皆备才能当大任。古代关于用人基本标准的思想在客观上要求朝廷谨慎选用官吏，突出廉吏的表率作用。据史书记载，汉宣帝尤为重视刺史、守相二千石(郡首)等亲民官的选任。其原因如他自己所说：“庶民所以安其田里而亡叹息愁恨之心者，政平讼理也。与我共此者，其唯良二千石乎!”因此，宣帝选出的官吏，中央公卿“清洁自首，语不及私”者众多，地方长官中颇有治绩的清官比比皆是，官场上形成了积极向廉的健康风气。二是坚持德才兼备的选人标准，并不是将德与才等量齐观，而是非常重视德对才的统帅和主导作用，把德放在首位。司马光在《资治通鉴》中，针对世人不辨才与德异，通为之贤，因而用人失当的教训，给德与才下了这样的定义：“夫聪察强毅之谓才，正直中和之谓德”。他进一步指出：“才者，德之资也；德者，才之帅也……才德全尽之谓‘圣人’，才德兼亡之谓‘愚人’；德胜才之谓‘君子’，才胜德之谓‘小人”’。“君子挟才以为善，小人挟才以为恶”，所以，“与其得小人，不若得愚人”，可见，德是何等重要。司马光在《论选举状》中，将“德帅才资”的思想表述得更为明确、具体，指出：“取才之道，当以德行为先，其次经术，其次政事，其次艺能”。明初在选举官吏方面，荐举、学校和科举三途并用。不论哪种方法，都把德行作为选任官员的首要条件。洪武六年(1373年)，朱元璋下诏求天下贤才，强调司察举贤才必须“以德行为本，文艺次之”。由此，以德为先的用人思想通过诏书的形式转化为具有法律效力的用人准则。康熙在《治国圣训》中，根据切身体会，深刻阐述了德的重要性。他对吏部说：“国家用人凡才优者固足任事，然秉资诚厚者亦于佐理有裨”。“朕听政有年，见人或自恃有才辄资行事者，思之可畏。朕意必才德兼优为佳，若止才优于德，终无补于治理耳”。古人重德，尤其崇廉。因为古人讲的德，是择官选吏的标准，主要讲的是官德，而廉洁问题是官德中的首要问题。魏征在给唐太宗的对策中，论及德才关系时指出：“设令此人不能济事，只是才力不及，不为大害。误用恶人，假令强干，为害极多。”康熙在论择官时强调：“节操清廉为最紧要”，对任督抚等职的大吏，任前“必详加察访”；到任后，又时时以“大官廉则小官守”相告诫。他曾多次下令臣下举荐清廉官吏，并利用巡幸的机会，到各地巡访，以求发现清官。一些才学优长、品行廉洁的官吏被委以重任。康熙帝对清官廉吏的提拔重用，从政策导向上为大小官员树立了榜样，有利于遏制当时官吏队伍中的政治腐败现象。三是古人主张“德才兼备，以德为先”的选人标准，并不是不加分析，一味强调德的重要，而是根据治理国家的实际需要，灵活掌握选人标准，使选人服从“治世”。曹操在《举贤勿拘品行令》中就主张乱世之时，要敢于起用“不仁不孝而有治国用兵之术”的人。魏征则更为明确地指出：“但乱世唯求其才，不顾其行。太平之时，必须才行俱兼，始可任用”。囿于历史的局限，这种论断显然有偏颇之处，但其中的合理成分也是不容忽视的，它对我们在改革开放时期选人用人仍有一定的参考价值。3、“唯才是举”、“量才授官”的用才路线我国封建时代的一些统治者在治国实践中重视人才的作用，选拔官吏时不拘一格，“唯才是举”，在一定程度上维护了吏治的清明和政治稳定。“唯才是举”的用人思想以制度的形式相对固定下来，是隋唐时期确立的科举制。不论什么人都可以通过国家考试获得“入仕”资格。取得这一资格的人，绝大部分还要通过铨选，即“量才授官”才能担任官职。科举考试选拔官吏，总体上体现了客观、公正、平等的原则，具有历史进步性。宋明时期，科举制得到逐步完善。北宋初，太祖赵匡胤为得到大批人才，除要求各级官员及时向朝廷积极推荐各类人才外，主要是通过考试将大量有用的文人收罗到自己周围，为宋朝服务。明朝初期，统治者在官吏的铨选和考核方面建立起一套严格的制度，考核由吏部负责。对官吏的考核分考满和考察两种。考满是对每个官吏分别进行的门考核，官吏任职满三年为一考，三考为满，即三年为初考，六年为再考，九年为通考。考核结果分为称职、平常、不称职三等，以此作为官吏升降的依据；考察是对官吏统一进行的考核，其中中央官吏六年考一次，地方官吏一般三年考一次。明初的考核制度之完备和严密为前代所不及，通过考核制度的认真贯彻执行，惩处了一大批贪官污吏，同时选拔了一批清正廉洁之士。古代一些封建王朝的统治者从巩固政建设的需要出发，不仅重视选人、用人，也很注意育人。如汉光武帝刘秀通过设立太学培养官吏，以提高各级官吏的文化素质，为国家各级政不断充实新生力量。明朝建国时规定：“府、州、县学诸生入国学者，乃可得官，不入者不能得也。”因此，国子监就成为明初培养官员的重要基地。清康熙皇帝坚持“大法小廉”的指导思想，在吏治建设中采取积极的态度培养高级官吏，造就出一批像两江总督于成龙这样的由于清廉贤能，而从微官不断升迁至朝廷重臣、封疆大吏的官员。（刘晓红）

中国历史中失落的仙境，为什么古人要竭力

近年来，国内文学人类学界倡导神话研究的跨学科范式，注重梳理先于文字和外于文字记录的文化大传统脉络，逐渐走向比较神话学与考古学、物质文化研究的结合。以此大背景为参照，本的三篇文章围绕“神话历史”的主题展开，大体上表明从神话文学研究到神话历史研究的范式转型。
神话传说中有没有真实的历史和文化信息？德国的文学爱好者谢里曼坚信荷马《伊利亚特》所讲述的特洛伊战争是真实发生的，他带着妻子去土耳其发掘，结果找到失落已久的特洛伊城及其黄金珍宝，轰动西方世界，并由此开启考古学的黄金时代。中国考古工作者最近在河套地区发掘出距今4000多年的石峁古城及其玉礼器，给中华文明起源研究带来惊喜。本文力图以前文字时代的神圣器物解读作为文化大传统的符号知识，反观中西两部文学作品《穆天子传》和《伊利亚特》所透露的历史真实，并分别透视西方黄金时代神话与拜金主义价值观的形成，中国玉石崇拜神话与化干戈为玉帛的和平主义价值观之源。
文字以外无历史的观念不合时宜
文明国家起源必不可少的物质条件是形成以宗教奢侈品生产为特色的王宫经济。这种早期国家的宗教奢侈品，在西亚和欧洲均围绕黄金神话这一核心，生产精美的金器用来象征神和王，并创作出有关黄金时代和金苹果之类的神话；在东亚则以玉石神话信仰为核心，玉礼器成为考察夏商周王最重要的系统物证。文学人类学一派倡导的四重证据法将文物和图像作为第四重证据，它们与后世文献相比，如同法庭上的物证。那种认为文字以外无历史的传统观念则显得狭隘和不合时宜。那么，怎样通过非文字的图像叙事、物的叙事，重建失落的历史世界呢？
将中国和希腊的两部早期文学作品——《穆天子传》和《伊利亚特》，解读为承载重要历史信息的案例，用出土文物和文字叙事相互对证的方式，可以揭示隐含的内容。古埃及文明在西奈半岛大量开采绿松石矿，苏美尔文明从中亚的阿富汗山区进口青金石原料，华夏文明则从新疆昆仑山地区的和田索取和田玉材料。王国家所在地到玉石原料产地之间往往相距甚远。玉石神话崇拜所拉动的生产和运输行为，构成新石器时代后期最重要的经济变化和社会变革，随后引出对铜矿石、锡矿石、金矿石等金的认识。从神话化的玉石崇拜到神话化的金崇拜，是一脉相承的人类精神活动。由其催生的冶金生产终于把人类从史前期的石器社会引入文明的门槛。从文化的连续性上看，青铜时代取代石器时代，主要是由于人类从长期开采使用石器的经验中，新发现有一部分特殊石头是可以冶炼融化的。女娲炼石补天的神话即是在这一新发现的冶铸技术基础上产生的。
《伊利亚特》保留以战争夺取黄金的历史记忆
公元前8世纪，当赫西俄德用希腊文记述黄金时代、白银时代的神话历史时，这两种贵金在地中海文明中早已被应用了3000年。荷马史诗中歌颂黄金和青铜的频率，大大超出歌颂白银的频率，从本地物产资源看，其原因似不难找到。从宙斯的“青铜铺地的房宫”、“黄金铺地的宫房”，到天后赫拉的黄金宝座，再到爱与美之神被称为“金色的阿佛洛狄忒”，以及宙斯的金杯、赫拉的金杯，希腊神话想象的天神世界突出呈现金崇拜。相比之下，华夏文明的始祖神黄帝在《山海经》中被描绘为在昆仑玉山世界中吃玉膏；另一位与昆仑密切联系的女神西王母，则以头戴玉胜、掌管不死药和献白玉环为突出特征。
荷马假借狂人塞耳西忒斯之口，发出画龙点睛式的预言，暗示战争的主因不是夺回美女海伦，而是夺取黄金。史诗结尾的一个场景：特洛伊的老国王普里阿摩斯称了十二塔兰同黄金外加两只铜鼎四口锅，前往敌军营地赎回儿子赫克托耳的尸体。将此场景看成作品中的“内证”，可彰显战争的真实目的。特洛伊以“东方黄金之城”的美名让希腊人垂涎欲滴。荷马通过口传讲唱方式留下早期希腊族群的珍贵文化记忆：3000多年前的土耳其海岸发生的这场大战，不是文学的虚构，其表面起因是为争美女，实际上是为掠夺黄金和青铜等金资源。若将克里特和迈锡尼文明也合并考虑，青铜时代早在4000多年前就在地中海崛起。
《穆天子传》蕴含化干戈为玉帛的和平交往理念
中国文学史上一部在晋代出自地下的竹简书《穆天子传》，也被解读为西周帝王的一次跨地区远游实录。早期希腊文明统治者追求的神圣物质黄金青铜，在中国帝王这里变成了出产于西域昆仑山的美玉。如果说希腊文明早期的财富追求是以暴力和战争形式展开，那么华夏帝王的财富之路则体现为“化干戈为玉帛”的和平交往理念。这一理念被后来的儒家推崇备至，成为中国模式在精神方面的最佳楷模。穆天子西游叙事的四个单元，地点从昆仑山到群玉之山，几乎全部笼罩在玉石神话想象的神仙世界中。每单元都围绕着天子获得美玉的事件。先是在珠泽得到白玉，接着在人间仙境的悬圃得到“玉策枝斯之英”，随后又在赤乌的良山得到美人加宝玉，最后在群玉之山“载玉万只”。由此可把穆王西征的目标锁定为获取大量美玉。古人对不同产地的玉料有着非凡的鉴别能力，叙述者给予每一地方的玉产以不同名目，使之个性鲜明，中原王朝对西域美玉的艳羡之情溢于言表。正是在这一玉神话背景的铺垫下，上演了在美玉仙境中穆王与西王母对酒当歌的一幕：穆天子手捧白色玉圭和黑色玉璧，晋见西王母，献上的中原礼物是丝绸织品共四百纯。“化干戈为玉帛”的和平交往理念，与《伊利亚特》中希腊人以战争夺取资源的情况，形成鲜明对照。同样是“王宫经济”需求所拉动的远距离出征，希腊人以暴力形式追求异邦的金财富，大动干戈；华夏人以和平友好的方式与西域地方政互通有无，各取所需，以帛易玉。
玉石崇拜传递中国文化核心价值
穆天子出征时先到河套地区参与祭祀黄河之神的仪式行为，有祝官辅佐仪式典礼，将牛马豕羊等作为祭献牺牲沉入河底。比周穆王早一千多年的石峁遗址建城者，用人间少女作为奠基典礼的牺牲者，其虔诚和贵重的程度大大超过牛马豕羊，其间又隐含着怎样残酷的父制社会暴力？石峁城面积达400万平方米，其位置不像特洛伊城那样处在水路交通的要冲。它是华夏文明诞生前夜整个北方最显赫的地方政所在，它所动员的人力资源和武力威慑的范围、所能获取的战略资源的数量规模，都非一般的史前聚落所能比拟。石峁玉器以大件的玉璋、玉刀为代表，所需玉材供应相当可观。当地迄今没有发现出产玉矿原料，石峁城的统治者能在较广大的地域范围调动玉石，保证玉礼器奢侈品的批量生产和使用，使得建筑用玉这样罕见的现象得以真实地发生在夏商周三代之前。我们由此获得解读夏桀修筑瑶台玉门传说的灵感，再度从神话夸张中隐约看出历史的真切影像。
昔日被当做虚构的传奇故事，如今通过地下出土的遗址和实物，被证明或部分证明是可信的。文学表现尽管不是历史事件的实录，但毕竟可能承载着珍贵的远古文化记忆。两部作品的可比性主要在于，它们都深深地蕴含着早期文明的统治阶层意识，真切反映出中西“王宫经济”所需求的核心物质。早期西方拜金主义价值观由来久远。荷马史诗中保留着古希腊人通过对外战争夺取黄金的深远记忆；中国人崇玉爱玉同样来自大传统的长久积淀，夏商周历代统治者以玉为至高价值的做法，直接影响到秦始皇采用传国玉玺象征大一统帝国力。从《穆天子传》到《红楼梦》，再到2008年北京奥运会金镶玉奖牌设计，中国文化的核心价值延续至今。中国人崇尚的人格是“君子温润如玉”，中国人的和平理念是“化干戈为玉帛”。面对地球村时代的到来，资源竞争加剧，暴力冲突升级。玉帛化干戈的精神遗产若能普及世界，将是中国文化对人类的最大贡献。

虚古的成语有哪些

虚推古人 [xū tuī gǔ rén ] 基本释义虚：凭空。凭空推崇古人出 处南朝·齐·祖冲之《辩戴法兴难新历》：“此臣以俯信偏识，不虚推古人者也。”

古人是怎么看真气的？

我们来看看古人是怎么看真气的，他们是如何观察真气的。
有人怀疑真气，认为古人是那么落后愚昧，“他们观察到了真气，那为什么过去百年的现代科技手段却一直观察不到？”
其实答案很简单，古人是用自己的身体观测真气，发现经络的。
人的身体这台“仪器”非常精密而常见，但它需要健康，安静，才有高的灵敏度。古人所在的年代生活原始，但身体要比我们现在灵敏得多，而且比我们更会使用。
古人看待身体不会像我们现在注重许多细节，比如细胞、器官之类。
他们只看到整体：人一旦获得生命，就不停地把周围的泥土变成自己的身体；一旦失去生命，身体就会腐朽，变回周围的泥土。因此他们认为，生命的本质是把泥土变成身体，并维持身体正常运转、不变回泥土的能力，叫做“生命力”。真气就是“生命力”，就是人体的“道”。
他们感到全身生命力旺盛时，就叫做全身真气充满；他们感到身体的某个部分或某个路线生命力旺盛时，就说那里有真气。
禅定成就的人，实证到真气，都会认识到这点。
古人认为身体的真气，其实是与老子道家是相通的，都是在讲生命力。老子说“道可道，非常道”，即“道”是很难用语言定义的。
他只能举很多例子让人们来体会，其一是用“冲”来描述“道”，例如“万物负阴而抱阳，冲气以为和”，“大盈若冲，其用不穷”。
很多人把“冲”字解为“空”，但这个“空”不是真正虚空，“冲”字实际上表明了一种生命力。北京大学教授方尔加认为“‘道’并不是许多人认为的规律、则，‘道’其实是宇宙万物的生命力，‘道’具有自我更新的能力，是内在的最原始的生力，不凝固僵化。”
因此，在中国传统文化中，“道”、“气”、“生命力”是相通的。
1真气究竟是什么？为什么用仪器观察不到？
在现代科学的知识体系中，真气究竟是什么？为什么用仪器观察不到？
美国的《环球科学》为了纪念爱因斯坦广义相对论100周年，在2015年十月号出了纪念爱因斯坦号，其中提出：“爱因斯坦的广义相对论已经超越了一般含义上的科学，而是变革了人类的文化。”
2为何说广义相对论改变了人类的文化呢？
牛顿曾称，宇宙存在万有引力，即一个物体会不停地对另一个物体施加牵引力。但爱因斯坦发现，根本不存在万有引“力”。空间和时间就像蹦床一样不稳定；因为有太阳等大质量物体的存在，时间和空间会出现反常、弯曲和胀。物体只会尽可能顺着弯曲的时空以最短距离运动。
这种观点否定引力是物质，认为引力是一种几何，很难让人理解。
假如地面上有个球在作曲线滚动，牛顿站在楼上，他看见球的运动，就用牛顿力学三个定律来解释其原因，便认为存在一个“力场”在推动球，就像电磁场推动电荷一样。
几个世纪以来，人们被牛顿的观念洗脑了，大家都把这种图像当做思维定式，用他来解读世间的一切运动。后来，爱因斯坦下到地面上来观察球的运动，他发现原来是地面不平造成了球的运动，并不存在什么力场！
地球绕太阳运动，不是太阳发射出引力场把地球拉住了，而是太阳的质量大，是它周围的空间弯曲了，地球在空间中运动的短程线，就是绕太阳运转。
爱因斯坦的理论把科技文明几百年来的观念转变了，这种观念认为任何力量都是某种物质产生的。他讲时空几何之于物质运动，正是我们理解老子的“道”和“气”之于宇宙和生命。
宇宙中的许多事情都是“虚”的东西在起作用，并非存在的什么实体。“虚”的东西可以很有力量。
比如灭蚊有两类方法，“实”的方法是杀蚊剂、食蚊小动物、捕蚊器等；“虚”的方法是清洁环境，降低温度，去除蚊子生长所需要的水和草等，后一种方法更为有效；老虎被灭绝，“实”的原因是人类捕杀，而“虚”的原因是森林消失，存留的土地被分割成小块，老虎失去生存环境便会灭绝。
老子的“道”和“气”，本意就是“道体虚空”。
读懂中国传统文化的关键是理解老子的“道体虚空”，“虚”的东西也有极大的力量，不要总是试图去为它找一个物质载体。真气具有极大的“力量”，可以改变物质构成的身体，所以的确真实存在，但真气不是物质，不能用检测物质的方法去找它。

古人虚心学习的素材

1,三国时期，魏国派司马懿挂帅进攻蜀国街亭，诸葛亮派马谡驻守失败。司马懿率兵乘胜直逼西城，诸葛亮无兵迎敌，但沉着镇定，大开城门，自己在城楼上弹琴唱曲。司马懿怀疑设有埋伏，引兵退去。等得知西城是空城回去再战，赵云赶回解围，最终大胜司马懿。
2,项羽要煮刘帮的爹来吃；刘帮不紧不慢，却很有条理地对项羽说：“我跟你是结拜过兄弟的，我爹就是你爹！你煮熟后一杯羹的解释'>分一杯羹给我吃！”这就古人处变不惊的事例。
3,裴度当丞相的时候，相印被偷，可他还是不紧不慢的喝酒。事后，小偷还回来了。
4,萧何与刘邦同乡，刘邦起兵不久就与曹参一起追随刘邦，对刘邦可谓忠心耿耿，至死不渝。萧何慧眼识才可以说无人能及。首先是看准了市井无赖的刘邦，终生追随；其次是看好韩信，强力推荐。萧何功高位显，想当然地引起为人刻薄的刘邦的猜忌，曾经三次怀疑、试探萧何。汉三年，刘邦与项羽两军对峙于京县、索亭之间。刘邦一边在前线打仗，一边担心后方局势，多次派使者慰劳萧何。有人对萧何说：“如今陛下在征战沙场，餐风吸露，自顾不暇，却多次派人慰问阁下，这不是明摆着有怀疑阁下之心吗？我替阁下拿个主意，不如派您族中能作战的全部奔赴前线，这样大王就会更加信任阁下了。”萧何依计而行，刘邦果然大为高兴。汉十一年，汉将陈豨谋反，刘邦御驾亲征。其间萧何帮助吕后杀掉了韩信。刘邦听说韩信已经服诛，派人拜萧何为相国，加封食邑五千户，并且派士兵五百人、都尉一名，作为相国的卫队。满朝文武都来祝贺萧何，只有召平前来报忧。他对萧何说：“恐怕祸患从此开始了！皇上在外征战，而阁下留守朝中，明明不必以身涉险，却无端加封阁下、为阁下增设卫队，这是由于淮阴侯韩信刚刚在朝中谋反，皇上因而有了怀疑阁下之心。增设卫队保护阁下，其实并非恩宠。希望阁下谢绝封赏，把全部家产都贡献出来资助军队建设。这样皇上必定高兴。”萧何依计而行，刘邦果然大为高兴。汉十二年，淮南王黥布谋反，刘邦再次御驾亲征，在外多次派遣使者回京打听萧何都在干什么。回报说：“萧相国在京安抚百姓，拿出财产资助军需，和平定陈豨反叛时一样。”于是又有人来对萧何说：“恐怕阁下离灭族之祸不远了！阁下功高盖世，无以复加。阁下当初入关，已经深得民心，十余年来，百姓都已归附于您，您还要孜孜不倦地争取百姓的拥戴，这可不是什么好事啊。皇上所以多次派人询问阁下所作所为，就是唯恐阁下控制关中动摇汉室。现在您不如做一点强购民田民宅、放高利贷之类的事情来‘自污’，败坏自己的好名声，这样皇上才能心安。”萧何依计而行，刘邦果然大为高兴。 刘邦三次怀疑萧何，而萧何深知伴君如伴虎的道理，没有被顺境冲昏头脑，虚心接受别人意见，所以萧何三次都做到了处变不惊，不动声色，虚怀若谷，从善如流，直至将刘邦的疑心消弭于无形，从容化险为夷，居然幸免于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