表示拿字的词语

表示拿的词语(一个字)：提、抓 拣 握 抬 攥 举 擎 捡 拎，捞，握，攥、提、抢、擒表示拿的词语(二个字)：抓获，抓住，抓紧，捉拿，活捉，捕捉，捕获，捏住，索取，接受，接过，捧走，端起，提起，逮捕，拿捏，提拽 ，逮捕，奉上，抢夺，掠夺，缉拿。表示拿的词语(四个字)：夺人所好、夺席谈经、巧取豪夺、将夺固与、鸠夺鹊巢、你夺我争、生夺硬抢、予夺生杀篡党夺、篡位夺、攻城夺地、追魂夺命、予取予夺、手到擒来、拿贼拿赃、拿奸拿双十拿九稳、鹰拿雁捉、捕影拿风、捉虎擒蛟、手到拿来、生擒活拿、饿虎擒羊、扫穴擒渠

陈毅元帅

　　今年8月26日是国内外享有盛誉的无产阶级革命家、军事家和外交家陈毅同志诞辰九十周年。我们每想到他“投身革命即为家”，为“人间遍种自由花”的高风亮节和丰功伟绩，就不禁思绪如潮，浮想联翩。现仅就他在外交战线上叱咤风云，劈波斩浪，领导我们开创外交新局面的壮阔情景，择要回顾，以志纪念。
　　一、授有限 不断创新
　　记得1954年初，我们第一批派出的几位大使回国述职，周恩来总理特意要我们去上海向陈毅同志汇报情况，我们不知何意。到了上海才知道中央决定调陈毅同志到国务院任副总理，并协助周总理分管外事工作。他见我们时爽直地说：“我这个人干外交恐怕不行”，“我这个陈毅，有时说话很有破坏性，有时候好感情用事，感情一上来，说话就冲口而出，不管轻重的。在我们内部，对同志有什么伤害，还可以对同志解释，在外交上就砸锅了。”所以“我请中央重新考虑”。后来我们听说：毛主席认为“临事而惧”正是优点。周总理送他“外交工作、授有限”八个字。他把这八个字奉为座右铭，信守不渝，并多次教育外交干部切实遵循。
　　其实，陈毅同志在长期革命生涯中深知纪律的重要性。他一贯重视和遵守纪律。他为人虽然豁达大度，热情豪放，但处事谨慎，纪律严明。他经常强调，外交事务是国家大事，说错一句话，办错一件事，可能造成严重影响。在外交上出了差错，不是个人得失问题，而是关系到国家利益和声誉的问题，必须严肃认真对待，不能掉以轻心，自作主张，感情用事。他在对外活动中，既能谈吐自如，又严守纪律。如在一次记者招待会上，当日本记者问到我国发展核武器的情况，并具体询问何时爆炸第3颗原子弹时，他以独特风趣的语言回答说：“中国爆炸了两颗原子弹，我知道，你知道。第3颗原子弹可能也要爆炸，何时爆炸，请你等着看公报好了。”引起会场哄堂大笑。接着他明确阐述了我国在核武器问题上的政策，解答了人们关心的问题，又不泄露国家机密。
　　陈毅同志在强调严守纪律的同时，还教导我们要防止另一个极端，不能把“授有限”当作挡箭牌，办事谨小慎微，缩手缩脚，推推拖拖，不负责任。他要求大家在授范围内动脑子、想办法，积极开展工作，更好地完成任务。他要大家注意了解新情况，研究新问题，提出新建议，以制定新对策，主动而又富有创造性地办好外交。在这方面，他堪称我们的楷模。他接受任务从不推诿，凡是中央给他的工作，他总是坚决照办，努力完成。毛主席赞赏说：“陈毅这个同志，只要接到命令，没有不全力执行的。”他既有老革命家遵守纪律、执行指示的高度自觉，又有超人的谋略胆识，所以他在外交活动中，常常有新的创造和鲜明的特色，有声有色地完成外交任务。例如，1961年5月，他率领中国代表团出席第二次日内瓦会议期间，他根据毛主席、周总理批准的方针，主动灵活，纵横捭阖，唇枪舌剑，折冲樽俎，表现了他执行外交政策和运用外交策略的卓越才能，为我国博得了崇高的国际声誉。
　　二、热爱祖国 支持友邦
　　陈毅同志生长在贫弱的半封建、半殖民地的旧中国，从小就对旧社会愤怒不平，立下砸烂旧世界、开辟新天地的大志。青年时期，他在五四运动的影响下，积极参加反帝爱国斗争。为了救国救民，他怀着“科学救国”的目的，远涉重洋，到法国去勤工俭学。但他逐步认识到法国并不是他向往的“天国”，“欧洲资本界是罪恶的渊薮”。他开始学习马列主义，参加留法学生的爱国运动和法国工人罢工。1921年10月，他被法国当局武装押送回国。1922年加入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1923年参加中国共产党。从此，他由“大闹学运北京城”到“弯弓射日到江南”，为推翻压在中国人民头上的“三座大山”而英勇奋战，直至全国解放。
　　新中国成立后，他先出任上海市长，后调国务院任副总理，1958年2月兼任外交部长。记得他曾对我们说起：上海有人主张 “中国应该做美苏的桥梁”。他听后十分反感，予以严厉批评。当他向毛主席谈及此事时，毛主席说：“这话的意思就是要中国人脑壳朝地，背拱起来，让美国人从中国人背上走到苏联去，让苏联人从中国人背上走到美国去。我们能这样干吗？”他说： “主席挖苦得对，谁愿意干谁去干，我这个外交部长是不干的。巴黎和会上克列孟梭逼着顾维钧签字的时代已经过去了！”
　　但是，美国国务卿杜勒斯之流却还在怀恋那个时代。在陈毅同志兼任外长期间，杜勒斯再次推行“战争边缘政策”，美国一面派兵在黎巴嫩登陆，镇压中东地区的革命运动；同时唆使台湾当局叫嚣反攻大陆。美国海军参谋长伯克还扬言，美国海军正密切注意台湾地区局势，随时准备进行像黎巴嫩那样的登陆。而苏联领导人赫鲁晓夫则想推行“苏美合作、主宰世界”路线，要我 国服从他的“全球战略需要”，并满足他的有损我国主的要求，妄图控制我国。面对美苏两国从南北两面逼来的压力，陈毅同志以伟大爱国主义者的浩然正气，不畏强暴的豪迈气概，坚决反对外来干涉，控制和威胁。他根据党中央和毛主席的战略决策，协助周总理对美苏两个超级大国展开了针锋相对的斗争。
　　1958年8月23日，毛主席一声令下，万炮齐发金门、马祖，打得美蒋一片慌乱。同时，陈毅同志积极开展外交活动，先后及时揭露了杜勒斯的所谓“停火”、“脱身政策”和制造“两个中国”的图谋，弄得美国内外怨声四起，美蒋矛盾激化，杜勒斯骑虎难下。他这时告诉我们说：“台湾局势非常微妙，矛盾错综复杂，炮打打停停，就是利用这些矛盾，使美国人不能插手，还得替我们约束蒋介石不要闯祸。毛主席的文章做得真妙。”他还指出：“我们在金门打打停停不是‘送瘟神’而是‘留瘟神’”，让杜勒斯“难以脱身”。最后，美国不得不从台湾地区撤走部分海空军，恢复中美大使级会谈。他豪迈地归结说：“如果世界上有一个美国不好惹，那么世界上还有一个中国更不好惹。”
　　陈毅同志在“前门斗虎”的同时，又坚决“后门拒狼”。对外来的干涉、控制进行了坚决抵制。1959年9月30日，赫鲁晓夫刚刚结束对美国访问，来到北京参加我国建国10周年庆典，当晚就在宾朋满座、喜气洋洋的国宴上出言不逊，教训我国领导人不要用“武力去试试资本主义制度的稳固性”。在10月2日的高级会谈中，赫鲁晓夫又指责我国炮击金门、马祖和还击印度侵犯边境。陈毅同志大义凛然，给予他义正词严的反驳。对此赫鲁晓夫在其回忆录中妄说：“这一次，中国方面决定放出陈毅来攻击我。谈判一下子就激昂和紧张起来。”他在《最后遗言》中还 “骂”了陈毅同志一通。这正好是陈毅同志爱憎分明，立场坚定，大义凛然，浩气长存的反映。
　　陈毅同志是一位伟大的爱国主义者，同时又是一位无产阶级 国际主义者。他在主持外交部工作期间，用极大精力致力于支持 亚非拉人民争取和维护民族独立的斗争，发展我国同亚非拉国家 的友好合作关系。他在1958年到1966年的8年中，先后出访26次，访问了近30个国家。其中绝大多数是亚非国家，在国内接待的外宾也大都于亚非拉国家。
　　1955年4月，在亚非会议上他作为周总理的主要助手，协助周总理从团结反帝的大局出发，本着求同存异的方针，在会场内外同各国代表团广泛接触，广交朋友，说明我国的立场和主张，消除了某些国家的疑虑，为开好这次盛会做出了出色贡献，也为他出任外交部长取得了宝贵的实践经验。
　　1958年2月，他刚就任外长，就随周总理访问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安排中国人民志愿军撤回中国。2月17日，他在志愿军总部给官兵们上了一堂生动的国际主义课。他在讲明我国不谋私利，不支配别人，不在别国驻军，无条件撤军的重大意义之后，意味深长地说：“我们任何时候，任何地点，不要去充恩人，以为我有恩于你，你就要给我磕头。”“信陵君解了邯郸之围，驰名天下。一位朋友劝他不要骄傲，忠告信陵君说：‘人有德于公子，公子不可忘也；公子有德于人，愿公子忘之。’这是中国民族的传统。”
　　陈毅同志协助周总理带领我们同许多邻国通过和平协商、互谅互让，解决了历史遗留的边界和双重国籍等问题，进一步发展了我国同很多邻国的友好合作关系。他对非洲国家的独立运动更寄予深切的同情。他三次访问非洲，对非洲各国人民反帝、反殖和反种族主义的斗争以巨大的支持和鼓舞。他热情歌颂道：“独立非洲西北始，揭竿而起相踵接。看涤瑕荡垢上重光，全无敌。”他积极参与周总理主持制订的我国同非洲国家关系五项原则和我国对外援助八项原则，并指出：“中国的援助与帝国主义的援助有本质的不同，帝国主义的援助，就是养成你对他的依赖，给你点奶水吃，给你点鸦片抽，你抽上瘾了，就不能摆脱我了。中国的援助是别开生面。我们受过这种援助的害，就能体己谅人，帮助他走上自力更生的道路。我们受过这种痛苦，就不能把这种痛苦再去给人家。”这是多么高尚的国际主义胸怀啊！
　　三、坚持原则 善于斗争
　　陈毅同志一贯忠实、认真地贯彻执行毛主席、周总理制定的外交政策，坚持中央批准的原则，从不动摇妥协。他常说，办外交不能贻误时机。对毛主席、周总理的批示或指示，他总是雷厉风行，迅速传达贯彻。当日来得及的当日办，当日来不及的次日办。常常是中央的会议刚结束，他主持的外事部门负责人会议就开始；上午到周总理处谈工作，下午就传达布置，从不拖拉，延误时机。他在传达中央决定和指示时，不是照本宣讲，而是结合自己体会说明；传达后立即组织讨论，深入领会精神，认真研究贯彻办法，出色地完成任务。
　　陈毅同志还常向我们说，办外交要集思广益。中央的方针政策一定要坚决服从照办，但具体执行办法要切实可行。他一向主张，中央确定的原则一定要坚持，而实现原则的策略则需灵活运用，要敢于斗争，善于斗争，善于胜利。他强调搞外交同打仗一样，要搞好调查研究，知己知彼，百战不殆。他经常组织形势务虚会，甚至还请毛主席、周总理参加，对国际形势的变化发展进行研讨，及时提出新看法、新建议和新对策，供中央决策参考，得到了中央的重视和支持，使外交工作常处于主动地位。
　　陈毅同志对外交工作的特点也做过入情入理的分析。1960年底，他曾对全体外交干部说：“外交这碗饭是不好吃的，因为外交问题不能完全靠我们，人家不干，你就没有办法。”他认为国与国之间办交涉，如不沟通思想，求得共识，是办不成的。所以他在外交实践中，善于在坚持原则的情况下，灵活运用策略，采取适当方式，沟通双方思想，以便达成协议。他倡导把正式谈判同私下交往结合起来，利用一切机会同外宾交谈，主动介绍我国情况和政策，增进对方对我国的了解；同时了解对方的情况和意图，使双方在沟通思想的基础上，达成协议，办好交涉。在他的外交实践中，工作量最大的是同外宾交谈。据现有资料统计，他每年会见外宾达300多人次。他出国访问也是以会谈为主，往往寓重大对外交涉于热忱爽朗的交谈声中求得解决。他参加国际会议时，也是把会上发言同会下交谈紧密结合起来。他认为在国际会议上往往是各人念各人事先经过批准的稿子，很难解决问题，因而他更重视会外活动，通过个人交谈，沟通思想，求得共识。然后，根据求同存异的方针，综合各方共同意见，提出切实可行方案，取得多数代表的支持，达成各方都能接受的协议。1961年5月他率领中国代表团出席关于老挝问题的日内瓦会议，1964年4月他以外长身份出席第二次亚非会议筹备会时，都是运用这种办法打破僵局，促使会议获得圆满成功的。这不仅展现了他敢于斗争、善于斗争的卓越外交才能，而且提高了我国的国际地位和信誉。
　　四、广交朋友 待人以诚
　　陈毅同志高瞻远瞩，襟怀坦荡，常以“应知重理想，当为世界谋”的豪迈气概，广交朋友，增进了解，加强合作，以开拓我国外交局面。他在对外活动中，积极主动地结交朋友，官方的，民间的，东方的，西方的，不论国家大小，身份高低，都欣然同他们交往，朋友遍天下。
　　陈毅同志一向主张交友以诚。他有坚强的党性，又讲究真挚的人情。他向外宾介绍情况时，总是一分为二，既讲成就，也讲问题，尽量让人全面、正确了解我国的情况；他向外宾了解情况时，总是耐心、客观地仔细听取对方介绍，从不妄加评论；他在同对方商谈问题时，常常直率地表明我方的立场和主张，诚恳征求对方意见，被外国人誉为“高姿态外交”。
　　陈毅同志以他的渊博知识，丰富经验，使双方交谈内容既广又深，引人入胜。他善于寓重要政策观点于闲谈之中，谈得既直爽又风趣，使对方听之有味，易于接受，往往在谈笑风生中，沟通思想，达成共识，既有利于发展国家间的合作关系，也增进了个人间的友谊，在国际上赢得了崇高的声望。
　　陈毅同志同亚非拉国家领导人的交往很广、很深。诸如，缅旬、印度尼西亚、巴基斯坦、柬埔寨、马里、坦桑尼亚、阿尔及利亚等国领导人对他都怀有诚挚的友情，有的交往很深，甚至无话不说。如苏加诺总统就曾对他说：“我的生活方式，我讲的东西是资产阶级一套，恐怕你不愿听。”他却恳切地说：“我们把你当作朋友看待，并且我认为做个资产阶级革命家并没有什么坏处。我们的孙中山先生就是资产阶级革命的领导人物。”苏加诺总统听了感到很亲切，后来对人说：“跟陈毅元帅谈话后，感到有股激荡的力量，往往得到一种满足。对于一个比较复杂的问题，陈毅只有寥寥数语，就可以讲清楚。”对西哈努克亲王和奈温将军等的交情之深更不用说了。在他去世后，西哈努克坚持要参加他的追悼会，在给张茜同志的唁电中说，陈毅元帅是我们高棉人可靠的积极的朋友，陈毅元帅的名字将永远活在高棉人民的心里。
　　陈毅同志同西方国家领导人的交往也是坦率诚恳的。如在第二次日内瓦会议期间，他同英国外交大臣霍姆曾多次互相拜访，当霍姆问及：“为什么你们不能不管别人（指支援非洲国家），而心致力于国内繁重的建设任务呢？”他爽朗地回答说：“你们西方人的毛病，就在于你们总是从个人一生出发来思考问题，而我们却认为这过于狭窄了。”事后多年，霍姆在其回忆录里称陈毅是“一个有用的朋友”，十分赞赏他对达成老挝中立协议所作出的贡献。
　　陈毅同志同号称美国外交界“不落的明星”哈里曼也有交往。他在第二次日内瓦会议上当面指责哈里曼发言的错误，而在会下又同他握手交谈。哈里曼说：“我对你讲话稿的头两页是同意的，但不同意第三页。”陈毅同志很风趣地回答说：“看来你还不如我的水平，我还讲了两页你喜欢的，你讲的我一页也不喜欢。现在最重要的是执行协议，美国应从老挝撤军，从泰国撤军。”哈里曼回答说，美国的事有难办之处，并再三向陈毅说：“你无论如何不要忘记请我去中国呀。”
　　陈毅同志对推进我国的外交事业，殚精竭虑，呕心呖血。在他兼任外交部长期间，我国出现了两次建交高潮，打开了新的外交局面。这正应了他当年出访亚非6国时写下的豪迈诗篇：“海酿千钟酒，山载万仞葱。风雷驱大地，是处有亲朋。”
　　五、青松挺立 风范永存
　　正当陈毅同志运筹帷幄，挥洒自如，领导我们开拓新的外交局面的时候，“文化大革命”的风暴突然来。这时，他出国访问刚刚回来，毫无思想准备。开始，他着眼于“反修防修”，对运动表示拥护，积极向各单位派出工作组，号召各级干部正确进行批评与自我批评，坚守工作岗位，保证外交工作顺利进行。不久，毛主席决定撤销工作组，并上纲为镇压群众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陈毅同志又主动为外交部派出工作组承担责任，保护工作组成员。在第二外国语学院批斗工作组时，陈毅赶到会场，旗帜鲜明地指出：“派工作组错误是当时局面造成的，我是支持派工作组的；工作组的错误应该进行批判，但我们无把他们整死，要帮助他们改正错误；把工作组打成反革命，打成黑帮不如把我陈毅打成反革命，打成黑帮。”他还多次教育年轻同志要按毛泽东思想办事，不要乱来，以免犯错误。为维护外交工作不被打乱，他坚持内外有别，经中央批准，不准在驻外使领馆搞“四大”，反对随便向外国人乱送毛主席语录和纪念章，避免对外造成不良影响，损害我国形象。
　　陈毅同志针对林彪、江青、康生等一伙的夺阴谋，直截了当地指出：“外交大中央，不能夺。”在接见归国留学生代表时说：“我们已老了，是要交班的。但是，绝不能交给野心家、两面派！不能眼睁睁看着千百万烈士用自己宝贵生命换来的革命成果付之东流！”对污蔑他执行了向帝国主义投降，向修正主义投降，向各国反动派投降，扑灭人民革命的“三降一灭路线”的攻击，他更胸有成竹，大义凛然，不断给予了批驳和斗争。他坚定地回答说，他执行的是原则的坚定性与策略的灵活性高度结合的革命路线。这是党中央和毛主席提出的建立最广泛的国际统一战线的思想，是真正的马列主义，对得起我们列祖列宗。
　　1967年2月，在夺风暴席卷全国，并波及军队时，陈毅同志刚直不阿，光明磊落，宁作雪里青松，不作墙头芦苇。他愤怒斥责了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妄图搞乱党和国家，迫害老干部，篡党夺的罪恶，被打成所谓“二月逆流”的黑干将。随后，他遭受诬陷和迫害，身心受到严重摧残，患了癌症。1971年“九·一三”事件发生后，陈毅同志置手术后身体虚弱于不顾，对林彪进行了严正揭发和深刻批判，并准备出来再大干一场，但不幸病情恶化，于1972年1月6日逝世。
　　陈毅同志离开我们快20年了，而他的革命精神、崇高品德和光辉业绩，却彪炳千秋，永远激励着我们不断前进。正如其诗所吟：“大雪压青松，青松挺且直。要知松高洁，待到雪化时。”他就是这样一颗高洁的青松，永远活在我们心中。

为粉碎“四人帮”奠定群众基础的运动是

是四五运动。
四五运动，亦称“天安门事件”，即“四五天安门事件”，是指于文化大革命后期的1976年4月5日发生的以天安门事件为中心的反对“四人帮”、否定文革的全国性的群众性非暴力反抗的抗议运动。
事件起因：
四五运动源于全国人民对周总理的悼念。1976年1月8日，周恩来逝世，全国各族人民无限悲痛。但是，“四人帮”压制广大人民群众悼念周恩来，诬陷邓小平，加紧篡党夺的阴谋活动，激起人民群众的强烈义愤。
扩展资料
事件意义：
“天安门事件”又称为“四五运动”，实际上也是一次思想解放运动，它唤起了民族的觉醒。持续10年的“文化大革命”，给中国造成了深重灾难，引起了人们的怨怒。人们本来把恢复社会秩序和执行正确方针的希望寄托在周恩来、邓小平等老一辈革命家身上，而他们又受到不公正的对待，这就更加激起人民群众对“四人帮”的憎恨，天安门事件就是人民心中这种爱憎情感的集中爆发。这一运动，实质上又是拥护以邓小平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的正确领导，表现了人心向背。
四五运动是一场悼念周总理、反对“四人帮”的强大抗议运动，并波及到全国范围内，形成强大的群众革命运动。这个运动实质上是拥护以邓小平同志为代表的党的正确领导，它为后来粉碎江青反革命集团奠定了广泛的群众基础。
参考资料来源：百度百科-四五运动

求证赵朴初的打油诗

全诗：水调歌头 粉碎“四人帮”
大快人心事，
揪出四人帮。
政治流氓文痞，
狗头军师张。
还有精生白骨，
自比则天武后，
铁帚扫而光。
篡党夺者，
一枕梦黄粱！
这不是赵朴初的作品，而是郭沫若的作品！
1976年10月，党中央一举粉碎“四人帮”，常香玉用河南豫剧的曲调演唱了这首由郭沫若创作的“水调歌头”，一时间传遍全国，无人不知。
予剧大师常香玉在十年动乱后唱出了人民的心声，郭沫若老先生赞道，我的诗由常香玉而出名。揪出害人精天下得太平。

什么是保持党的团结统一

保持党的团结统一：共产主义远大理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是中国共产党人的精神支柱和政治灵魂，也是保持党的团结统一的思想基础。必须高度重视思想政治建设，把坚定理想信念作为开展党内政治生活的首要任务。
扩展资料：
意义
全面从严治党，首先要抓思想建设，坚定党员干部理想信念。习近平总书记强调，理想信念就是共产党人精神上的“钙”，没有理想信念，理想信念不坚定，精神上就会“缺钙”，就会得“软骨病”。
现实生活中，一些党员、干部出这样那样的问题，说到底还是信仰迷茫、精神迷失。还有“总开关”的论述，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是“总开关”，“总开关”要始终拧紧。还有“扣扣子”的说法，第一粒纽扣扣错了，后面也就跟着错了。
这些说法很形象、很生动，也很深刻，每个人的一切行动都是在思想观念支配下发生的。我们要按照习近平总书记的要求，不忘初心，坚定马克思主义信仰，坚持共产主义远大理想，坚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自信，打牢党团结统一的思想基础。
参考资料来源：人民网—谢春涛：打牢党团结统一的思想基础

熊应堂的家庭悲剧

孪生儿子双双被判死刑
1979年11月14日下午，杭州市的各界干部、群众六千多人参加了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举行的一个公判大会。会上，审判长用洪亮的声音宣读对以熊紫平、熊北平为主的结伙强奸轮奸妇女一案的判决书。判决书在列举了此案各犯的犯罪事实后，宣布：为保护公民人身利不受侵犯，维护社会秩序、生产秩序和人民群众生活秩序，保障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顺利进行，依法判处熊紫平死刑，立即执行；熊北平死刑，缓期二年执行，强迫劳动，以观后效。
当审判长宣判罪大恶极、认罪态度很坏的主犯熊紫平死刑，立即执行时，会场响起了长时间的热烈掌声。随即，熊紫平被五花大绑，押赴刑场，执行枪决。时年，熊紫平与他的孪生兄弟熊北平一样，都是27岁。
这就是当年轰动全国、震惊浙江的“二熊”事件中的最高潮一幕。
“二熊”的父亲是熊应堂，曾经的浙江省第三号人物，湖北省黄安人。1928年，17岁的熊应堂在家乡参加了红军。起初做些杂务。次年参加一次战斗，他勇敢地缴到一支枪，成为一名真正的士兵。1933年熊应堂入了党。随后，在经历了长征、抗战和解放战争后，和大多数在战争中迅速成长起来的军队干部一样，到建国初期，熊应堂已经完成了从战士到将军的跨越，他担任解放军25军军长。1951年赴军事学院学习，毕业后，任上海警备区副司令员。1955年，熊应堂被授予少将军衔，成为802位第一批授衔的开国少将之一。
熊应堂从1960年起一直担任上海警备区排名第一的副司令，1965年10月，他接到由军委主席毛泽东签发的调令，赴邻省——担任驻扎浙江的解放军20军军长，与他搭档的20军政委是南萍。此时的中国，已是文革的前夜，山雨欲来风满楼的解释'>山雨欲来风满楼了。
1967年3月，夺风暴席卷全国，浙江也概莫能外。中央决定成立浙江省军事管制委员会接管浙江的党政大。军管会由驻浙江部队负责人组成，浙江省军区政委龙潜为主任，阮贤榜（浙江省军区副司令）、曹思明（舟山要塞区政委）、南萍（20军政委）、陈励耘（空五军政委）为副主任。
省军管会的成立在动乱的环境下起到了控制局面的作用。但是省军管会组成人员在“支左”问题上意见相左，步调各异。不久，南萍、陈励耘指责龙潜和省军区搞“二月逆流”，致使一些群众组织到省军管会驻地大院静坐示威。7月，温州市发生“火烧五马街”事件。事件发生后，省军管会调集两个主力团进驻温州。8月，驻温部队和另一部队攻打华盖山，围歼“温联总”，在行动中双方都误认对方并互相开枪射击，打死7名战士。
事件发生的当月，中央决定改组浙江省军管会和浙江省军区，南萍被任命为浙江省军管会主任，龙潜和阮贤榜不再担任军管会领导职务。同时，宣布熊应堂代浙江省军区司令员并兼20军军长，南萍代浙江省军区政委。原浙江省军区司令员张秀龙被免职，龙潜也被免去浙江省军区政委，二人随后相继被批斗。
1968年3月，浙江省革命委员会在“全国一片红”的大好形势下诞生。南萍出任主任，陈励耘出任第一副主任，熊应堂等五人出任副主任。文革中的浙江省新一届领导班子开始登台亮相。熊应堂也开始进入浙江人民的视野。不到一年，中央在北京召开解决浙江问题的会议，再次调整人事，熊应堂的力得到加强。他以南京军区副司令员兼任浙江省军区司令员，同时兼20军军长。1971年1月，浙江省第四次党代会召开，南萍任省委第一书记，陈励耘，熊应堂任省委书记。熊继续成为执掌浙江省党政军大的“最高三人团”成员之一。
在这“最高三人团”里，其实按照革命和军队资历，南萍和陈励耘都远不如熊应堂。南萍比熊应堂小6岁，参加革命和入党要晚9年。1955年实行军衔制时，南被授予大校军衔，1964年才被晋升为少将。而熊则是55年就被授予少将军衔了。至于陈励耘则在55年时仅被授予上校，62年时才被晋升大校，简直与熊不能同日而语。
但文革的爆发，不仅突然使南萍、陈励耘成了浙江的最高负责人，也在政治地位上超越了熊应堂。南、陈二人分任浙江省的一二把手，并同时在党的九大上进入了中央委员会。南萍当选中央委员、陈励耘当选中央候补委员。与南、陈二人对政治的热衷和精明有所区别的是，南、陈都是政工干部出身，而熊是军事干部出身。与风头正旺的南、陈二人相比，熊应堂自认是“一介武夫”。
1971年9月，毛泽东南巡到杭州，两次接见浙江省主要负责人，发表了著名的南巡讲话。不久，“九一三事件”爆发，时任南京军区司令员许世友遵照周恩来的指示，给熊应堂打电话，要他控制陈励耘。特别向他交待：“你要保证陈励耘不出事。否则，找你算账。”
“九一三事件”后，浙江被中央认定是林彪集团篡党夺的重要基地。“最高三人团”的地位岌岌可危。
1972年3月21日至4月26日，中央再次召开解决浙江问题会议。遵照毛泽东“首先解决敌我问题”的指示，周恩来代表中央把陈励耘划入“林彪死党”，于敌我问题，把南萍、熊应堂定性为犯了严重错误。周恩来指出，“南萍、熊应堂不向下传达“9。13”事件的通知，同陈励耘的思想在很长时间里有联系”。同时，中央发文件指出：“杭州是林彪、陈励耘一伙进行反革命政变准备的重点地区之一”“南萍、熊应堂两同志上了贼船、陷的很深”。文件下发的同时，等于是宣告免去了南萍、熊应堂两人在浙江的一切职务。
在对待南萍和熊应堂的问题上，许世友认为两个人虽然都上了贼船，犯了严重的方向路线错误，但程度不同。南萍是自觉自愿上的贼船。而”熊应堂则是被陈励耘等人拉上贼船的。
熊随即遭到隔离审查，但审查了几年，依旧是“犯有严重错误”，但也没有个象样的结论。不久，经中央批准，暂时恢复工作，发配至四川搞国防建设。熊在离开浙江的领导岗位后，由于其参加革命资历比较深，不于文革期间的政治“暴发户”。按照当时中央的要求，在军队的生活待遇并未取消，都得到了保留。因此，他坐落在杭州清波门外、省军区一侧的官邸也并没有人去楼空。熊夫人随熊应堂去了四川。他的两个孪生儿子熊紫平、熊北平继续住在那里。那是单独一栋两层小楼，在西湖边，就像小别墅一样，外面围着一圈围墙。
二熊年幼时随父亲在上海长大，熊应堂军务繁忙，加上本身文化程度不高，根本无暇照顾和教育这两个宝贝儿子，家务基本由熊夫人管理。由于母亲的溺爱，逐渐养成了二熊娇生惯养、为所欲为的公子脾气。在学校念书期间，二熊就经常打骂同学和老师，还有扒窃行为，但学校师生慑于二熊的淫威，均敢怒不敢言。
尽管二熊恶名在外，但毕业后照样跟大多数高干子弟一样，进了部队参了军。在那个年代，参军无疑是在政治上镀金的必要阶段。由于是熊司令的儿子，二熊在部队期间几乎也是无人敢于管理，兄弟俩经常酗酒闹事、违反军纪，有恃无恐。哥哥熊北平甚至在部队服役期间就强行奸污了一个女战士。
退役后，二熊分别进入杭州市重型机械厂和杭州市锅炉厂当工人。据与熊紫平曾经一起工作的同事回忆，熊紫平在厂里也是无法无天，他进厂后没有一天是不迟到、不早退的。他上班只有四件事：吃饭、睡觉、耍流氓、搞破坏。还多次险些造成重大生产事故。同车间的工人纷纷议论“恶熊闯进瓜田瓜遭殃，闯进工厂人遭殃”。
后来确认的事实表明，从1974年5月至1978年8月的这四年间里，熊紫平、熊北平纠结马少华，钱永明等14人，先后将140余名女青年骗至熊家，其中66人被奸污，20人遭猥亵，内有在校学生、青年女工、教师甚至现役女军人。仅熊北平、熊紫平两人就强奸、轮奸女青年47名，裸体取乐、猥亵10名。在这伙人里，除了二熊是高干子弟外，还有一位是当时浙江省公安局副局长的一个儿子，其余则都是社会上的流氓。
由于熊家是独院住宅，又地处省军区一则，外有围墙，还有战士站岗。一般外人很难联想到这里居然是这伙犯罪分子的淫窝。二熊等人经常在南山路、清波公园等地，以“谈恋爱”“介绍工作”“看电视”“举办音乐会”等借口，勾引，劫持妇女到熊家，然后进行犯罪活动。
二熊的犯罪活动有时候还在海军疗养院和空军疗养院等处，由于是军队设施，愈发隐蔽。但四年的犯罪活动，多多少少引起了地方部门的注意，尽管也多有被害者报案，当时虽然熊应堂已经失势，但地方和军队是两条线，地方不能直接干涉军队的事务，也无从加以约束，加上政治局势不稳定，地方公安无暇顾及，更是对二熊睁一只眼闭一只眼。
对于两个儿子的作恶多端，熊应堂人在四川，自然无从知晓。但熊夫人还是听到了相关的风声，但她却几次托话转告军队的有关部门，借熊应堂的名义对自己的儿子加以袒护。二熊在强奸、猥亵女青年之余，还多次欺压、欺凌、敲诈附近群众，对于他们一伙的罪恶行经，杭州城里的老百姓尤其是女青年人人自危。人们纷纷说：清波桥头两只“熊”，比《王老虎抢亲》里的王老虎还要凶！“
1978年10月，党的三中全会召开前夕，历史的大转折即将开始。在广大群众的多次举报下，杭州市公安局掌握了二熊犯罪的诸多证据后，向浙江省委第一书记铁瑛题做了汇报。以铁瑛为首的浙江省领导班子在中央高层及军委主要首长的首肯后，支持杭州市公安局拘捕以二熊为首的流氓团伙。主政浙江的铁瑛也是军人出身，曾担任过舟山要塞区政委，对军队事务颇为熟悉。当两个儿子被拘捕的消息通报到熊应堂那里时，据说干了一辈子军队工作的熊，张口结舌，脸涨的发青，半晌没回过神来。
据当时参与判案的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刑事审判厅审判员于世仁后来回忆：办这个案子当时没多少干扰。熊应堂对子女家教很严，出了这样的事，他并不干涉办案。好像只有“二熊”上海的一个姑姑来找过我们，希望能判轻一点，这个姑姑好像也不是什么干部。被拘捕后，二熊一开始依然没有丝毫悔过，气焰嚣张，拒不交代，甚至多次对办案人员扬言等父亲回来收拾你们之类的话。待过了一段时候，等办案人员把厉害都讲清楚了以后，哥哥熊北平开始交代罪行，认罪态度逐渐转好。而弟弟熊紫平依然骄横跋扈，态度极差。
二熊后来是以强奸罪被判处死刑的。由于可以想见的原因，判决书最后只认定了强奸妇女大概五六名。当时考虑到是兄弟两个人，而且他俩认罪态度不一样，弟弟熊紫平态度差，判了死刑，哥哥态度较好，判了死缓。尽管哥哥熊北平被判了死缓，但其公子哥的脾气并不得以有所改变。不久之后在劳改队，因为与其他犯人争吵，受不了被人家欺负，在监狱里自杀了。
二熊一案是文革后首例高级干部子弟犯罪伏法，事件震惊全国。成立不久的中纪委为此门向全国发了通报。《人民日报》也转载了《浙江日报》就此案发表的多篇评论员文章。文章语气严厉的指出：“（二熊）受到了法律的严惩，杀得对！判得好！，对一切刑事犯罪分子，就是要狠狠打击、该劳教的劳教、该逮捕的逮捕、该判刑的判刑、该杀的杀，决不心慈手软！”
《人民日报》以如此旗帜鲜明、杀气腾腾的口气支持判决二熊一案，无疑反映了当时新的党中央在十年动乱后立志下定决心，杀一儆百，以改变社会风气、树立良好的社会主义法制的形象。根据公开资料显示：杭州市1979年当年强奸案件发105起，破103起；流氓案件发262起，破250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