卖国求荣是什么意思 卖国求荣的历史人物指的是谁

政治手段 秦桧的一种手法是背后拨弄是非，造谣离间，出卖同他共事的大臣。绍兴七年(1137年)，张浚要求离开右相的职位。宋高宗赵构问他：“谁可代替你呢?”张浚不说。赵构又问：“秦桧怎么样?”张浚说：“与他共事，才知他不光明磊落。’赵构说：“那就用赵鼎。”赵鼎接替了张浚的宰相职务。后来张浚受到迫害，要把他安置在岭南，赵鼎就约同事解救，与大臣张守面奏赵构，每人都千官万语为张浚求情，唯独秦桧一言不发，原来赵鼎、张浚很合得来，张浚先任宰相，竭力引荐赵鼎。他们曾讨论过人才问题．张浚激动地谈秦桧“善良”。赵鼎说：“此人得志，我们就无所措手足了，”张浚不以为然，所以也引荐过秦桧．后来知他不光明正大，就不再推崇他了．秦桧因此怀恨张浚，用挑拨手法告赵鼎说：“皇上想召用你，而张浚拖延扣留。这就激怒赵鼎去排挤张浚。秦桧在枢密院只听赵鼎的指使，而赵鼎素来就讨厌秦桧，经他这一拨弄，赵鼎反而对他深信不疑，最后他们都被秦桧所排挤。赵鼎与张浚晚年在福州相遇，谈及此事，才知都被秦桧出卖了。 秦桧的第二种手法是言语不多，却很毒，甚至以一语害人．正如《宋史》中所说，秦桧阴险如悬崖陷阱，深危莫测．群臣讨论政事，还没有据理力辩，他用一两句话就否定了．李光曾与秦桧争论，发育稍微触犯了秦桧，秦桧就不说话了．等李光说完，秦桧慢慢地说：“李光没有作大臣的礼法。”赵构听后，对李光十分生气。所以史书上指出秦桧凡陷害忠良，一般是用这种术。 秦桧的第三种手法是一意孤行，排除异己，必欲置反对者于死地而后快．枢密院编修官胡铨上书，愿斩秦桧以谢天下。顷刻受到秦桧打击，把他贬往昭州(今广西乎乐)“编管”（宋代官吏，因罪除去名籍贬谪州郡，编入该地户籍，并由当地官吏管束）。他因小妻临产，想稍晚几天再走，结果秦桧派人叫他戴上刑具，押送昭州．秦桧还觉得对胡铨处理过轻，不足以“贬一警百”，使反对议和的人从此俯首贴耳，箝口不官，因而迫使赵构发了一道诏令，说胡铨上疏是放肆称凶，倡导犯上之风，告诫朝廷内外，不得效法。大臣陈刚中支持胡铨上书，秦桧大怒，把他弄到赣州安远县。安远县地处边远山区，条件极差，瘴气很盛，当地谚语说：“龙南、安远，一去不转。”意思说，到安远是一去不复返了，必然死在那里。陈刚中果然死在安远．邵隆在商州(今陕西商县)十年，披荆斩棘地进行治理，招回流散人手，发展生产，多次打败金兵。正值“绍兴和议”签订，把商州割与金国，邵隆很不满意．后来任命他主管金州(今陕西安康)，他曾出兵金统治区．秦桧怀恨，就调他去主管叙州(今四川宜宾市)，但仍不解恨，就暗中派人用毒酒杀害了他。故将解潜罢官闲居，因不同意和议，被流放南安(今江西大余)而死。大臣白锷说秦桧办事荒谬反常，被刺配万安军（今广东海南岛万宁）。可以这样说，翻开《宋史·秦桧传》，几乎是满篇记载着秦桧血淋淋的害人帐。 秦桧的第四种手法是屡兴大狱，株连无辜，迫害与他稍有些微异意的人．秦桧晚年更为凶残．绍兴二十二年(1152年)，又兴起王庶二子(王之奇、王之荀)、叶三省、杨炜、袁敏求四大狱。诬陷他们有“诽滂罪”。绍兴二十五年(1155年)，赵令衿看秦桧的《家庙记》，口念“君子之泽，五世而斩”，结果被告。有人又告赵鼎的儿子赵汾同赵令衿饮宴后厚赠礼物，“必有奸谋’，就送赵令衿入狱。秦桧在他的“一德格天阁，，里写上赵鼎，李光，胡铨的姓名，“必欲杀之而后快。”此时赵鼎已死，恨不能处置，就想捕杀他的儿子赵汾，秦桧尤恨张浚，将他编管水州(今湖南零陵)，指使其死党张柄坐镇潭州(今湖南长沙)，与郡丞汪召锡共同监视．秦桧甚至要赵汾捏造事实，诬陷自己与张浚、李光、胡寅“谋大逆”，这次株连贤士五十三人．兴起这个大狱之时，秦桧已是奄奄一息之日了。 秦桧还搞文字狱．太学生张伯麟在壁上题词：“夫差，你忘记越王杀害你的父亲吗？”结果被打几十大板刺配吉阳军(今广东海南岛南部)。沈长卿曾与李光反对议和，又与芮烨同写一首《牡丹诗》，其中有“宁令汉社稷，变作莽乾坤”的句子，被告后也遭贬谪。 秦桧搞株连无辜，举不胜举．岳飞被害时，株连坐牢者六人，审讯岳飞的大理寺丞认为岳飞无罪，均遭贬黜，上书为岳飞喊冤的，被捕杀于狱中。赵鼎被贬谪请后，他的门生弟子，僚都被虚构罪名，加以陷害。 秦桧对反对过他的人，即使平民百姓于细微末节之处持有异意，也绝不放过．听到赵鼎死讯而叹息的人也被治罪。有人写诗送别胡铨，也遭编管．一次，秦桧举行家宴，叫戏子演戏，一个扮小官戏子的头发上的大环跌落在地。一戏子问：“这是什么环?’小官说：“二胜环(谐音为‘二圣还’，二圣指宋徽宗，钦宗，均被金俘去)”，戏子说：“你坐太师(无意中涉及秦桧，因他称秦太师)椅，为什么把‘二胜环’丢在脑后！”意思是说坐上太师椅，就把二圣南还的事置之度外了．顿时人都失色，秦桧大怒。第二天就把戏子都关在牢里，有的还死去。 国之巨蠹，竭民膏血。卖官鬻爵、开门纳贿。“监司、帅守到阙，例要珍宝，必数万顷乃得差遣”，“腊月生日，州县献香送物为寿，岁数十万”（《续资治通鉴》）。其积蓄财富足可敌国，“其家富于左藏数倍”，秦桧家的财产比皇帝的还要多几倍。另外飞扬跋扈，到处霸占田产，秦桧所建的相府园宅在他死后被拿来用作宋高宗退位当太上皇的居所德寿宫，足见其规格之高，现在德寿宫已被考古发掘。秦桧用人，尽用赃官墨吏，要是有赃污不法被举讼的，“桧复力保之”。其结果是，“赃吏恣横，百姓愈困。”。在秦桧当国时期，朝廷财政由于秦桧集团的贪渎，陷入全面窘困，“府库无旬刀之储”。如此尤嫌不足，更加以横征暴敛，秦桧下达指令，“密谕江、浙监司暗增民税七八”，结果导致“民力重困，饥死者众。” 摧毁国防，败坏军力。秦桧当国，把南宋之初在与金人的长期抗战锻炼出来的良将劲卒尽加杀害和驱逐。由于秦桧的卖官鬻爵，新上任的军官根本不会治军，只会捞钱，“为将帅者，不治兵而治财，刻剥之政行，而附摩之恩绝；市井之习成，而训练之法坏。二十年间，披坚执锐之士，化为行商坐贾者，不知其几。”（《系年要录》卷189）。这些人整天朝游暮宴、安富尊荣、醉生梦死，南宋初年军队的抗敌锐气，经秦桧主政二十年间，丧失殆尽。跪拜忠魂 南宋时，人们听到岳飞被害的消息，“天下冤之，闻者流涕。”下至三尺孩童，都对秦桧怨恨．群众用面粉捏成秦桧形象，放油锅中煎炸，后来简化制作过程，只剩得两条长腿，变成现在油条的样子。几百年来，人们一直叫它“油炸桧”。元朝时，人们在秦桧墓前便溺，称他的坟是“遗臭冢”。一首打油诗中说，“太师坟上土，遗臭遍天涯。’明朝时，有人在岳飞墓前植桧树，举刀一劈为二，号称“分尸桧”；又铸秦桧、王氏、张俊、万俟卨四人跪像于岳飞墓前。清朝时，某剧场演秦桧害岳飞的戏，演得逼真，观众同情岳飞，有人竟跳上戏台将饰秦桧的演员打倒。 由于人民十分痛恨秦桧，因此就用故事，传说、神话等多种形式去鞭挞、讥讽他。传说明朝万历年间，京口人邬某游于杭州，见屠猪者把猪毛去后，猪腹有五字：“秦桧十世身。”还有一个“铁鞭打秦桧”的故事：张先生梦入岳庙，岳王以客礼相待，张辞行后，听到庙后树林中有哀号声，上前见一囚犯反吊于树上，一力士拿铁鞭狠抽。张问：“什么人？”囚犯说：“我是秦桧，岳王法规定，每天打一百铁鞭，你与岳王友好，能否请岳王免去今天这百鞭？”张答应了，又去见岳王．岳王已预知来意，不以礼待，且大声责骂：“你向来与我同事，我被秦桧杀害，你只幸免，今日为什么隐去过去的事，反而为贼哀求。可快走，姑且宽恕你。”张仓皇离去，再过树林下，见执鞭者又增一人，告张曰：“岳王因你为囚犯说情而怒，叫今天再加鞭一百。”张大为惊恐而醒悟。第二天，他脸发热背出汗，急去岳庙中拜谢，幸而没有得病。这个梦说得何等地好啊! 秦桧两次窃踞相位，达十九年之久。他勾结赵构，包藏祸心，首倡与金和议，屈膝投降，误国害民，败坏伦理。一时忠臣良将，诛锄略尽。无耻之徒受到秦桧擢用。他操纵柄，遍布特务，小有议论，即遭捕杀。暗中侦察皇帝动静。南宋军国事务，由他一人独揽。秦桧死后，赵构说，我不用在膝裤中藏匕首了。赵构甚至说，对秦桧经历了“初奇桧，继恶桧，后爱桧，晚复畏桧”的过程。 金国对其走狗秦桧之死，反应则是极为惋惜。秦桧死后，韩侂胄追夺秦桧王爵，改授其“谬丑”称号，并大举北伐，不幸战败之后被迫与金国签订了“嘉定和议”。而在和议之时，金国提出的一个重要条件竟然是宋朝必须把秦桧“谬丑”的称号去掉。可见金国对秦桧之重视。 今天，在杭州古木森森的岳庙里，高挂着叶剑英元帅手书“心昭天日”的巨匾。大殿里岳飞塑像是紫袍金甲，气宇轩昂，按剑而坐。秦桧、王氏、张俊、万俟卨的铸像，袒臂反剪跪在岳飞墓地墙根的铁栅栏里．这是历史作出的最公正的判决，民族败类的可耻结局。

卖国求荣近义词

卖国求荣近义词：媚外求荣。 媚外求荣 【拼音】：mèi wài qiú róng 【解释】：媚：谄媚。奉承外国人以谋求个人利益。 【出处】：清·吴趼人《痛史》第19回：“这是媚外求荣的结局，表过不提。” 【近义词】：卖国求荣 【语法】：作谓语、定语；指人自私

什么是卖国贼？

简单的说就是背离了国家利益的人实质性上的做出了有损国家利益，会危及到国家

汪精卫当汉奸搞伪政权卖国的故事

抗战时期，浙江椒江地区的民众制作了汉奸汪精卫夫妇的石雕跪像，置于街头，过往者人人唾骂。图为1941年日军占领当地后在观看这一对雕像。
丧失民族气节，背叛祖国，卖国求荣，充当敌国侵略的工具，这样的人物在世界历史上常常出现。中国人鄙称这样的人为“汉奸”。在抗日战争中，充当日本法西斯侵华帮凶的汉奸数以万计。他们成为中华民族的千古罪人，注定逃不过历史的审判。
汉奸种种丑态
1931年，日本侵入中国东北，汉奸队伍开始出现。
随着日本对华侵略的不断扩大，汉奸的人数也不断增加。他们有的成为伪军头目，充当日本侵华战争的帮凶；有的为敌人通风报信，提供各类情报，进而引狼入室，出卖和残害抗日军民；有的临阵变节，为一己之私利投靠日本，为虎作伥；有的则在伪政里担任高职，为日军侵华提供政策服务；有的则干脆建立地方伪政，成为日本对华占领的代理人。在中华民族处于生死存亡的最危险时刻，这些屈膝变节的无耻之徒被抗日军民切齿痛恨。
汪精卫的变节
国民党副总裁汪精卫可谓中国现代历史上最大的汉奸。1910年，年轻时代的汪精卫曾参与过暗杀清廷摄政王载沣的行动，后因行动泄密而被捕，一时传为佳话。没想到，抗日战争一爆发，已位居高位的汪精卫竟成了亡国论的极力鼓吹者，认为中国不堪一击，“晚和不如早和”。
起初，汪精卫想拉拢蒋介石一起向日本求和，可蒋不搭理，于是萌生了单独与日本媾和的念头。1938年11月，汪派亲信与日方代表草拟秘密协议，准备成立新政府。这期间，汪曾一度犹豫，怕担当“汉奸”骂名，成为民族罪人。为此，汪精卫还在重庆上清寺的寓所内，郁闷了好几天。他的妻子陈璧君不断蛊惑汪早日另立中央，并说：“要和就早和，再与日本打下去要亡党亡国，我们不能陪着老蒋一块死”，而她骨子里的打算是想马上当第一夫人。汪精卫的一些亲信也在怂恿。于是，汪决心与蒋决裂，另起炉灶。
1938年12月22日，日本首相近卫文麿发表第三次对华政策声明，提出“善邻友好、共同防共和经济提携”三项原则。汪精卫立即在随后出的香港《南华日报》上积极响应。这令蒋介石大为恼火，随即召开中常会，将汪精卫永远开除出国民党，并撤销其一切职务，同时，又让外交部长王宠惠去找已逃到越南河内的汪精卫，劝汪离开日本人，承诺既往不咎，但遭到汪的拒绝。见软的一手不行，蒋决定来硬的，命令军统头目戴笠派遣的几名刺客潜入汪精卫位于河内高朗街的住所，意欲刺杀汪精卫，但未成功。
1940年3月，汪伪“国民政府”在南京正式成立，汪精卫终于坐上梦想已久的第一把交椅，开始了自己的汉奸生涯，彻底成了中华民族的罪人。随着汪伪政的成立，一些原国民政府中主和派，比如陈公博、周佛海也纷纷相随，担任伪“国民政府”中的高官。这些人深得日本人的赞赏，有的甚至还得到了裕仁天皇授予的一等旭日大绶章。
三大汉奸可悲的下场
投敌卖国的汪精卫没有得到好下场。1943年底，由于急需取出伤及后背的子弹，汪精卫被迫接受多次手术。次年初，在日本治疗的汪精卫因三节胸椎骨严重变形，骨膜发炎溃烂，形同枯尸。11月10日下午，汪精卫在日本名古屋市一座冰冷的地下室内死去。
汪精卫死后，陈公博成为伪“国民政府”主席。此时，陈已预见日本人大势将去，便极力讨好蒋介石，公开叫嚣“无论重庆和日本人是否剿共，我们都要剿共，不能有丝毫含糊”。日本投降后，陈公博立即解散伪“国民政府”，积极配合蒋介石受降。但是，蒋介石却不买他的账。1945年8月，陈公博带着家人辗转到了日本。然后，日本对外谎称“陈公博自裁了”。不过，蒋介石不相信，向日方提出引渡陈公博的要求，否则就要验尸，日本人无奈只得交人。第二年夏天，陈公博在苏州狮子口江苏第三监狱被执行死刑。陈公博的家将其尸体运到上海，连墓碑也不敢立。
眼见日本气数将尽，善于见风使舵的周佛海则开始与蒋套近乎。蒋也不计前嫌，投桃报李，日本投降后，让他当国民党军事委员会上海行动总队总指挥，负责对上海的接收。后屈于外界压力，蒋介石才将周佛海收监。最初周被判为死刑，在蒋介石的包庇之下，此案又改判为无期徒刑，收押在南京老虎桥监狱。最后，周佛海在狱中病死，终年52岁。
汉奸难逃法网
1945年8月，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后，国民政府先利用汉奸看守住东南沦陷区。此时，饱受伪军迫害和蹂躏的中国人民，急切要求审判和惩治汉奸，清算他们的罪行。中国共产党在《中共中央对目前时局的宣言》中呼吁严惩汉奸，解散伪军。在1945年9月下旬，国民政府下令军统在南京、上海、北平等地逮捕汉奸。
逮捕汉奸的工作基本是采取诱捕的方法。在上海，1945年9月20日的中秋之夜，军统头目戴笠向数百名汪伪高级官员和将领发出请柬，邀请他们出席中秋赏月晚宴。酒过三巡，戴笠站起来说：“八年抗战，现已胜利，在座的不少人在抗战期间出任伪职，这当然有各种原因。从今天起，只要能立功赎罪，政府是宽大为怀、既往不咎的……”戴笠的话得到了热烈的掌声。稍停，戴笠又乘着酒兴继续道：“解决汉奸问题，政治重于法律。要相信蒋委员长，相信政府。”三天后，戴笠又请汉奸们到军统局愚园路公馆大院。大院四周早就站满了荷枪实弹的军警特务，伪职人员只好束手就擒。当夜预捕汉奸无一漏网。第二天又逮捕汉奸100多人，全部关进原汪伪76号特工总部的监狱里。
华北地区捕捉汉奸的工作非常有意思。1945年12月5日下午，北平的伪军政要员被邀赴晚宴。正当开怀畅饮时，戴笠拿出蒋介石审定的一份名单，照单点名，宣布对宴会上汉奸的逮捕令。顿时，座上宾当即成了阶下囚。
从1945年9月至12月，国民政府的肃奸工作告一段落，共捕获汉奸嫌疑者4291人，移送军法机关审判者334人。1946年4月1日，高等法院在南京朝天宫正式成立，对汉奸的大审判随即展开。
对汉奸大审判
对汉奸们的量刑，当时的国民政府有一定的尺度。伪省长以上处以死刑，伪部长一般为无期徒刑，伪次长为7至15年徒刑，伪局长为3至5年徒刑；普通通敌的，一律处以6个月到2年的徒刑。
原汪伪政的立法院副院长缪斌是第一个被处决的大汉奸。1946年4月3日，设在苏州的江苏省高等法院开庭审判缪斌。缪斌态度很自然。当法官质问缪斌罪行时，他还为自己辩护说：“蒋委员长曾说过，抗战有种种途径。除战场外，策反也是重要的工作。做策反工作，可谋求以敌制敌，促进敌人自己溃散。”他还口述自己当初与何应钦等书信来往的密情。法官自然不敢再让他乱讲。五天后，缪斌以通谋敌国的罪名被判处死刑。
4月15日，汪精卫之妻陈璧君也被审判。那天，陈璧君还着意打扮了一番。在法庭上，陈璧君非但不认罪，而且态度非常傲慢，破口大骂蒋介石，抨击了国民党的所作所为。旁听席上时而一片笑声，时而一阵掌声，都为骂蒋而叫好。陈璧君却以为是人们同情和支持她，骂得更加起劲了，不仅极力为自己的卖国罪行辩解，还把自己和汪精卫打扮成爱国英雄。旁听席上嘘声四起。一周后，陈被判处无期徒刑，最后死于狱中。
早已病死的汪精卫虽逃过了审判，却没有逃过惩罚。在汪死后，日军将汪的尸体运回南京，葬在他生前选好的南京郊区梅花山下。但是，蒋介石不肯善罢甘休，他命令何应钦，在政府还都南京前，必须将汪精卫在梅花山上的坟墓处理掉。1946年1月21日，工兵用炸药炸开汪精卫的墓穴，将挖出的棺木装上大卡车，运到外地焚尸扬灰，坟地也被铲平。大汉奸汪精卫，终于落了个死无全尸的下场！
1948年1月5日，国民政府司法行政部长谢冠生宣布，各省共审判办结的25155件汉奸案，共有14932名汉奸被判刑，其中死刑369人，无期徒刑979人，有期徒刑13570人，14人被处以罚金。苍天有眼。不管这些汉奸罪恶的生命如何结束，他们最终都已被钉在历史的耻辱柱上，遗臭万年。
枪决前，汉奸被拉出去游街示众。

袁崇焕都干过什么卖国的事

袁崇焕被认为汉奸的事情主要有如下几件：
一、牺牲觉华岛换来的“胜利”
天启六年（1626年）正月，在后金粮食紧缺陷于困境之时，袁崇焕抗命不遵，执意不将觉华岛上的大批粮食、物资、辎重、船只撤往后方安全地区，而且还将岛上军民滞留在危险的地方不管不顾，自己龟缩于宁远城内，连事先将觉华岛军民撤入城中的动作都没有，最终导致了觉华岛上数万军民被屠杀，粮食、物资、辎重、船只被洗劫、焚毁一空。而实际上袁大人是早就接到了后金入侵的谍报，所以他有意放弃觉华岛的举措非常可疑。实质上整个过程中是袁大人“丧军无算，掩败为功”。
二、面对空虚的沈阳拒不策应友军和盟友
后金为了打破明朝对其经济和军事封锁圈，攻击朝鲜之时，袁大人再次抗命不遵，在沈阳空虚的情况下，执意不援救朝鲜，拒绝策应东江镇，按兵不动实施“观望养敌”，在朝廷连续两次催促下才敷衍了事，不仅让后金使朝鲜向其屈服，还导致了地处“明、金”中间的蒙古部落对明朝失望和寒心，为最终投靠后金埋下了伏笔，还让东江镇蒙受了损失，失去了朝鲜的提供屯田土地，并被断绝了朝鲜提供的军械和粮饷，使东江镇安置流民、出击后金失去了绝大部分后勤给养，而这些费用将来得由明朝朝廷来承担，给当时已经很拮据的明朝财政带来了巨大的负担，且离散了明朝的盟友，又让后金获得了拓展空间。袁大人一意孤行的态度和造成的恶劣影响是十分可疑的。
三、离奇缓慢的修城进度
为了“尽快”将城池修筑完成是袁大人放弃策应友军和盟友的理由，可他的“进度”却跟不上他自己说大话的速度。东江镇和朝鲜遭受攻击是从天启七年（1627年）正月到四月，在此之前袁大人就开始修筑大凌河和右屯卫，又过了两三个月，当后金来击袁大人的城池时右屯和大凌河城池竟然还没有修完……若从后金击东江镇和朝鲜算起，都足足有半年有余的时间，若从宁远之战之后算，时间可长了得不得了。
从天启六年（1626年）正月后金围攻宁远、焚毁觉华岛算起，到来年正月，整整一年时间，期间后金并没有南侵。天启六年（1626年）四月后金曾征讨过一次蒙古，之后因为毛文龙鞍山而折回，努尔哈赤于同年八月十一日死，死前还被毛文龙在沈阳周遍和萨尔浒追杀过。努尔哈赤死后后金内部为争夺汗位而耗了几个月时间，期间后金没有精力对外作战，次年正月（1627年）侵略朝鲜，并没有对袁大人这边有什么动作，而且此时袁大人还在和后金“议和”，所以他修城池的时间应该很充分，前后加起来足有一年半之多，但当后金进攻时他却还没有修完。
后金军先轻取明军修筑未完的大凌河、右屯卫两城，在攻宁远之时候又占领了塔山等地，撤退之时一并毁之。袁崇焕虽然守住了“宁、锦”，但他用“议和”拖延时间争取修筑的城池几乎都报废了，且还牺牲朝鲜和东江镇。袁崇焕所谓“敌知，则三城已完，战守又在关门四百里外，金汤益固矣”化为了泡影；袁崇焕所谓：“倘城不完而敌至，势必撤还，是弃垂成功也”倒是成为了现实，而“故乘敌有事江东，姑以和之说缓之”成为了一大败笔，皇太极根本没有议和的诚意，反倒是先把袁大人的兵给“缓了”，攻打东江、朝鲜后马上就来击锦州、宁远。袁大人离奇缓慢的修城进度使他牺牲了东江镇和朝鲜换来的时间，也没有能将城池修筑完成，这跟他之前拒绝策应盟友和友军联系起来，不禁让人怀疑他以修城池而不策应的真实动机。
四、刻意将明军引入死地
袁崇焕因为“宁锦大战”时不救锦州而遭非议，“暮气难鼓”而辞，其职务由关内的王之臣接任。此时，总督蓟辽的阎鸣泰上疏要求放弃了锦州，而且朝廷中也不少人反对设“宁锦防线”。与此同时，明朝前线将领也对守锦州提出异议，驻守该地的总兵尤世禄称锦州“城池遭雨崩颓，万不可居”（《三朝辽事实录》卷17）要求撤往杏山。驻塔山守将认为塔山不是可守之地，想要“移置别所”
（《三朝辽事实录》卷17）。兵部侍郎霍维华虽然认为锦城不能轻易放弃，根据众将的异议他也不能不总结为：“贼至，则坚壁清野以待。”
在诸多提出放弃锦州的意见中，总督蓟辽的阎鸣泰上疏的力度最强硬，用辞也最为严厉说：“锦州遐僻奥区，原非扼要之地。当日议修已失策，顷以区区弹丸几致挠动乾坤半壁，虽幸无事，然亦岌岌乎殆矣。窃意今日锦州止可悬为虚著，慎弗狃为实著，止可设为活局，慎弗泥为死局。”《天启七年七月实录》。
其实众多的将领和大臣都认为锦州不可守主要是因为锦州的特殊地形。锦州地处小凌河和大凌河之间，由宁远至锦州时又必须经过塔山、松山、杏山才能到小凌河，如果任何一处被制约，那锦州就和后方断绝联系了，袁崇焕在“宁锦大战”时无法有效增援赵率教，洪承畴在“松锦大战”时救援不了祖大寿都是因为这个地理缺陷。解放战争期间蒋委员长的海陆空绝对优势也在塔山受阻，最终无法增援锦州而吃了败仗。可见锦州实在太不容易增援了，一旦被围困则无法救援，“宁锦大战”时若非毛帅攻打后金重镇辽阳，皇太极是不会那么快撤军的，后来“松锦大战”中明朝军队的失败将提前上演。所以当时的督臣阎鸣泰在评价“宁锦大战”时曰：“虽幸无事，然亦岌岌乎殆矣”，而他主张“锦州止可悬为虚著，慎弗狃为实著，止可设为活局，慎弗泥为死局”。他的断言完全预见到了今后两位将锦州“慎弗狃为实著”最终沦为“死局”之人物的结果，他们分别是袁崇焕、洪承畴~！
在明朝将领和大臣们经过广泛而慎重的讨论，并认真而深刻的总结实战教训以后，锦州守到次年二月终于放弃。应该说此时王之臣放弃锦州而守宁远，既遵从了阎鸣泰的意见，又回到了孙承宗四年成功守辽的路子上。
到了崇祯元年三月，明军已放弃完全锦州、塔山、杏山一带。该年五月十一日，皇太极派阿巴泰、岳托等率兵三千，破坏了锦州、高桥、杏山三城，并毁掉十三山以东台站三十一处，《满文老档》太宗朝第10册记录了这一事件。另有《清太宗本纪》记载：“五月辛未，明人弃锦州。贝勒阿巴泰等率兵三千略其地，隳锦州、杏山、高桥三城，毁十三站以东墩台二十一。”
从后金占领锦州也放弃的举动来看，为了攻打锦州付出了沉重代价的皇太极其实根本不想要锦州，他攻打锦州的目的不过是为了消灭明朝军队和劫掠城池里的粮食而已，这足以说明锦州并不是什么“扼要之地”，阎鸣泰的断言成为了现实。
“宁锦大战”之前，袁崇焕为了锦州这个“非扼要之地”空耗国家财力、牺牲戍边将士，且放弃策应而导致友军重大损失、盟友向敌人妥协已经是罪大恶极了，而袁大人重新上任之时却以“且守且战，且筑且屯”的“守为正著”则可“五年平辽”之荒谬说辞哄骗崇祯，在明朝军队主动放弃锦州回归正确选择以后，又一次在重新在锦州大兴土木，耗费国家极为有限的财力、物力，用银子堆砌锦州这个巨坑，最终导致了“松锦大战”明军在锦州被围点打援的全面失败。袁大人的所作所为是非常值得怀疑的汉奸行为。
五、有意削弱危险的蓟门
天启七年（1627年）林丹汗西迁,召城大战后蓟门外的蒙古部落朵颜束不的部投降后金。崇祯元年（1628年）九月明朝曾作过一次努力拉拢朵颜三十六家但失败了。此时，蓟门外就显得形势就紧张起来了，于是朝中许多大臣都提出蓟门防务紧要，必须切实加强。
可袁大人却在此时调动兵力充实关外，丝毫没有加强蓟镇的意思。《崇祯长编》中有这样的记录：“关内兵五万五千三百四十五员名，关外七万八千三百四十员名。”但到了十二月，关内关外的兵力“关外官兵七万一千余员名，关内官兵四万二百余员名”。所谓“关内”就是蓟镇，所谓“关外”就是辽东镇，蓟、辽设督师就是总领两镇。关内兵减少就是抽调了蓟镇兵力一万多到辽东镇，辽东镇的兵没有增加反而略有减少是因为当时关外已经在搞“清汰”，把老弱的兵卒淘汰掉用关内的精锐来充实，所以没有形成大量“减额”。这个“汰兵减额”的方略是袁大人提出来的，《崇祯实录》中有记载：“冬十月己丑，召廷臣於文华殿，以锦州军哗、袁崇焕请饷疏示；阁臣求允发。上责户部尚书毕自严；又曰：‘崇焕前云汰兵减额，今何仍也’？王在晋曰：‘减汰，当自来岁始’。”由《崇祯实录》的内容可以看出，当时蓟镇的汰兵是袁大人力导的，而且袁大人提前调动了兵力，以蓟镇的精锐充实关外宁锦防线。
事实上若袁大人不大兴土木修建锦州，并增加锦州的驻军，明朝是有时间和财力提高蓟镇防御能力的。而袁大人作为蓟、辽两镇的督师不思增加蓟镇的兵力，却选择了临时抽调宁锦的守军以“增戍关门”的方式“往备顺天”是极其不负责任的表现，完全是敷衍的态度，当皇太极真的从遵化入塞之时，在山海关的赵率教仅能带上三五千人去增援，足以说明袁大人这种部署的虚伪。
许多人讨论蓟镇是否于袁大人直接统辖的问题，其实并不重要，朝廷不是不知道蓟镇薄弱，但兵员和粮饷都优先满足袁大人的锦州了，想加强蓟镇也没有办法，在朝廷资源极为有限的情况下，执行袁大人方略必然导致“厚”锦州而“薄”蓟镇，有了这样的倾斜朝廷上上下下自然有许多人都提出蓟镇应该加强。
但袁大人不是调整方略，而是上疏和危险的蓟镇脱离关系，袁大督师上奏崇祯，曰：“若顺天等处，则听督抚为政，臣不敢越俎而议者也。”
是很卑劣的做法，他的不负责任最终才导致了蓟镇被突破，应该说袁大人“厚”锦州而“薄”蓟镇的方略是一个非常离谱的败笔。
若袁大人不修建众人都反对而之前刚刚放弃且后金占了也不想要的锦州，明朝没有任何理由不加强蓟镇的防御，蓟镇的防御也没有任何理由被削弱，而修锦州以后明朝有限的财力和兵力都耗在锦州了，蓟门自然空虚了。
六、不惜一切的以粮资寇
天启七年（1627年）林丹汗西迁,召城大战后朵颜束不的部就正式降后金。在袁大人督师蓟、辽时已经是崇祯元年（1628年）了，该年崇祯曾作过一次努力拉拢朵颜三十六家，这是崇祯元年九月的事情，但后来失败了。袁大人在次年，崇祯二年（1629年）三月，又提出要给喀喇沁部开马市，要用粮食接济朵颜束不的部，这完全是以粮资寇。
崇祯在袁大人上奏要开马市后认为这是以粮资寇，于是连发诏书斥责曰：“据报西夷市买货物，明是接应东夷，藉寇资盗，岂容听许？”
袁大人抗辩提到蓟门防御但重点却是开马市，袁大人的核心意思是若不开马市“万一夷（喀喇沁）为向导，通奴入犯，祸有不可知者。”同时，袁大人还保证他接济的这些蒙古部落“断不敢诱奴入犯蓟辽”。但崇祯驳回袁大人的上疏，崇祯强调：“西夷通奴，讥防紧要。奏内各夷市买布帛于东，明是接应，何以制奴？着该督抚严行禁止。”可袁大人还是置若罔闻。后来崇祯勉强同意，但告戒袁大人只能以口粮形式接济，不饿死就行了，而且抚赏和剿灭相结合，如果有什么异常直接扑杀掉，而袁大人始终认为他抚赏的蒙古部落“断不敢诱奴入犯蓟辽”，均以抚赏和接济。而不幸的是蓟门外的喀刺泌部不仅为皇太极入塞带路，并且为其筹备粮草。
《明史记事本末补遗》中记载了翰林院编修陈仁锡在宁远的见闻，其中提到朵颜束不的部派出两千人的队伍来宁远买粮食，其中还有四百满人谍哨——“建洲哨在束不的部内计四百余人，不将弓矢”，这不是为后金买粮食还能干什么？这在当时的辽东已经是世人皆知了，陈仁锡提到当时的士绅“宁远武进士王振远、陈国威”等都知道此事，并且要求乘之“卒不及备，可夜掩而杀之”，可此时的袁大人不顾崇祯的斥责，明目张胆的在宁远卖粮食给后金，这是多么恶劣的汉奸行径。谈迁的《国榷》也有如下记载：“朵颜三卫及建虏大饥，三卫夷半入于建虏，束不的求督帅开粜于前屯之南台堡，互市貂参。边臣俱不可，独崇焕许之。盖束不的为建虏积谷，谋犯蓟西，虽有谍报，崇焕不为信。”
综上所述，可以说袁大人是顶着崇祯连续两次驳斥，对所有边臣的反对置若罔闻，还压制要求剿灭为后金采办粮食的谍哨之意见，一意孤行为饥荒中的后金置办粮食，完全不惜一切的以粮资寇，是非常可疑的汉奸行为。
七、断绝东江镇的给养以“配合”后金蚕食明在辽南、辽东的控制区
袁大人申请将东江镇的军饷、粮饷由他来发送，崇祯予以同意，于是袁大人拿到了东江镇的给养，但袁大人非但没有及时拨发给东江镇，反而下令渤海各港口，不得发一舟一船往东江，不得售一米一鱼与东江。与此同时，皇太极发兵猛攻东江镇，到崇祯二年，东江镇在辽南、辽东领土几乎全部丧失，至四月，东江原本在辽东、辽南的数十堡只保有海州、横山、镇江、盖州。
在断绝东江镇的给养以“配合”后金蚕食明在辽南、辽东的控制区后，同年六月，袁大人斩毛帅于双岛。当时一共罗列了十二条罪名，其中最后一条名是：“开镇八年，不能复寸土，观望养敌，十二当斩”，这简直颠倒黑白到极点了，就东江镇现占据的堡和岛不说，这个东江镇原本就是毛帅带领两百余个家丁白手起家的，这个“镇”都是从无到有的，怎么能叫“不能复寸土”？袁大人在崇祯二年三月把粮食用来“资寇”、“养敌”，而转过脸来却把整个东江镇饿得“人皆菜色”，在友军遭受攻击之时袁大人采取“观望”态度，可最后居然还以“观望养敌”的罪名污蔑东江镇，袁大人这种“厚”敌人而“薄”友军、颠倒黑白的汉奸行为显得十分的诡异和可疑。
八、擅杀毛帅而为后金解除西征的后顾之忧
早在广宁失陷以前的1621年，正在练兵的游击毛文龙就受王化贞、熊廷弼派遣深入敌后，联络辽民，以牵制和分散后金的兵力，当时他仅率家丁、军士二百余人，按照许多网友的说法真比李云龙还不如，可后来毛文龙就是用这个班底在敌后策动了声势浩大、风起云涌的反抗运动，被后金视作心腹大患，他所创建的东江镇巍然屹立于敌后，成了牵制后金远途作战的一颗钉子，长期制约着后金南侵的步伐。
天启二年（1622年）八月，毛文龙攻克樱桃涡、涡站。
天启二年（1622年）九月，毛文龙的部队攻克满浦、昌城。
天启二年（1622年）十月，毛文龙部攻克永宁等堡。
天启二年（1622年）十月，毛文龙与后金军在凉马佃大战，双方都付出了重大伤亡。
天启三年（1623年）春，后金反攻旅顺毛文龙部被击溃。
天启三年（1623年）毛文龙不断派人深入后金，进行“煽惑”，致使大批辽民“叛去”，投向明朝。后金的许多贝勒大臣都认为：“毛文龙之患，当速灭耳！文龙一日不灭，则奸叛一日不息，良民一日不宁。”
天启四年（1624年）四月，毛文龙沿鸭绿江秘密北上，进入长白山区，在高岭、沙松牌大战中大败后金，后金仅军官就有16人被俘。
天启四年（1624年）七月，毛文龙又于把骨寨、骨皮宏、分水岭三场大战，三战三胜。
天启五年（1625年），海州（辽宁海城）所张屯的汉人秘密联络明将毛文龙派兵，击本屯的满人（《清太祖武皇帝实录》，卷4，8页），同时在这一年，镇江、凤城、岫岩、长岛、双山、平顶山、海州、鞍山、首山、彰义等十余处掀起了反抗后金的武装斗争。
天启六年（1626年）努尔哈赤攻宁远时毛文龙击永宁，后金被迫回师。
天启六年（1626年）宁远之战后努儿哈赤于四月亲率大军征蒙古喀尔喀，毛文龙随即进攻鞍山，因后方吃紧努尔哈赤被迫回师。
天启七年（1627年）正月至四月，后金以空虚沈阳为代价精锐尽出，以重兵对毛文龙的东江镇和朝鲜发动了“丁卯之役”，毛文龙奋起反抗在铁山、瓶山、昌城、鸭绿江取得的“五战而五胜”，但终因袁大人两次抗命、拒绝策应、最终敷衍了事而贻误了沈阳的战机，致使关宁军在四个月的时间里未能有效策应朝鲜和东江镇，导致朝鲜和后金结为“兄弟之盟”，毛帅被朝鲜驱逐而退守皮岛。
天启七年（1627年）六月，皇太极攻“宁、锦”时毛文龙击昌城、辽阳，迫使了后金再次回师。袁大人在“宁锦大战”以后还特为毛帅请功：“孰知毛文龙径辽阳，旋兵相应，使非毛帅捣虚，锦宁又受敌矣！毛帅虽被创兵折，然数年牵制之功，此为最烈！”
（《三朝辽事实录》卷十八，天启七年八月，辽东巡抚袁崇焕奏言；《两朝从信录》卷三十一，天启七年八月，辽东巡抚袁崇焕上言。）
毛文龙象一颗钉子死死的牵制住后金的尾巴，致使其不能远距离、长时间的在外作战，后金数次想根除毛文龙都没有成功，但他却死在了袁大人的手里，让后金能远征林丹汗以及绕道千里长期扰关内。以前，每次后金主力出动毛文龙都会率领东江镇乘势出击捣其后方，一旦没有了东江镇这个牵制，后金则可长途奔，进行远距离长期的在外作战。所以，皇太极在毛帅于崇祯二年（1629年）六月五日于双岛被杀的七天以后，即可宣布“整旅西征”，并且让蓟门外的蒙古部落马上赶造船只，准备用其在老哈河转运粮食随大军沿河入塞，这个部署在六月之前还没有，而这即是将入塞的地点确定为蓟门的标志。
袁大人先削弱蓟镇的兵力，把重兵放在锦州使关内兵力空虚，再开马市为后金南侵准备好粮草，最后杀了毛帅毁了东江镇解决了后金的后顾之忧，这一系列举措亲手促成了后金首次从蓟门入塞，将他自己苦心经营的“宁锦防线”彻底的变成了一条名副其实的“马其诺防线”。而后金不仅于崇祯二年（1629年）绕道蒙古入塞，而后还有1634年、1636年、1638年、1642年四次绕道蒙古入塞，而这其中最具决定性的因素是毛帅被戮、东江瓦解，这种自毁长城的汉奸行为非常值得怀疑。
九、蓟西防御战中不可思议的失败
崇祯二年（1629年）十月二十七日，皇太极由遵化附近入塞。次日，山海关得警赵率教驰援遵化，但由于袁大人对皇太极的举动丝毫没有准备，且有故意防空蓟门之嫌，所以山海关的兵力并不多，赵率教只带领了三五千人赶赴遵化。
十一月初二至袁大人才从宁远赶到前屯营，得报后金已经在围攻遵化了。十一月初四，袁大人率兵到山海关，此时赵率教战死于三屯营。十一月初五，袁崇焕率军入蓟，并以周文郁为掌旗官，周文郁曾是孙承宗身边的人，他以第一人称“余”所写《辽西入卫纪事》是描述“己巳之变”的一篇纪实，其中有许多第一手资料，通过里面的记录能印证一些关键问题。十一月初六，袁大人到了永平，此时遵化已于十一月初三陷落，由袁大人之“汰兵方略”裁撤下来的汰兵打开城门，巡抚王元雅死。袁大人于榛子镇接到崇祯圣旨，得调度指挥各镇援兵之，这个情节也很重要，为蓟辽总督刘策洗清了不小的冤情，因为后来的解读多说刘策不会用兵，才导致蓟西失守且还冤枉了袁大人……
十一月初九，袁大人到了蓟州顺天府。十一月初十，袁大人上疏崇祯，曰：“入蓟州稍息士马，细侦形势，严备拨哨，力为奋截，必不令敌越蓟西”。（《明实录》十一月丙申）其中这个“必不令敌越蓟西”是袁大人继“五年平辽”、“断不敢诱奴入犯蓟辽”后又一经典……
袁大人上疏后便开始部署蓟州防御。此时，蓟辽总督刘策和各路兵马汇集蓟州。蓟辽总督刘策驻地是在密云，昌平总兵尤世威原来是驻守昌平的，十一月初九，刘策率军援守蓟州，尤世威而防通州蓟州两地之间。但袁大人却将兵力分散布防于蓟西各地，他令刘策回守密云，命尤世威回防昌平，许多史料都记载了袁大人这个部署：
“保定总督刘策兵亦至，令其守密云。”崇祯二年十一月已丑《怀宗实录》
“保定总督刘策兵亦至，令还守密云。”崇祯二年十一月已丑《崇祯实录》
“令刘策着还镇，调度诸将，分信防守密云。”《崇祯长编》
朝野对袁崇焕战守布置非议甚多，孙承宗更指出集中兵力紧守蓟州三河一线为要务，否则敌人越蓟州三河则可直扑北京。事实证明，由于保定兵和昌平兵的远去，蓟州防备兵力严重不足，连起码的侦防也做不到，结果皇太极轻易越过蓟州直趋北京，袁大人直到十一月初十四才发觉方提兵追赶，被朝庭寄与厚望的蓟西防线竟不经一战便完全失效。
袁大人的掌旗官周文郁所写的《辽西入卫纪事》中提到了此事：
“十三日，侵晨，报奴全军过石门驿，公令马步兵尽出城外列营。营甫定，有奴骑二百余，分四队扎我军之东南，相持两时，并不件贼大兵。公令我发炮，贼闻炮即四队排为一字，忽退去。竟日无一骑复至，使我欲战而无可战。
十四日，乃探奴大队潜越蓟西矣，公即督辽将士西追……”
需要强调的是这个防御战是袁大人豪言壮语下开打的，而地形又对袁大人有利。蓟州，古幽燕，亦称渔阳，历史悠久，上溯周商：燕山北靠，渤海南望，地“扼东北入京之要冲，控中原与坝上之险塞”，为历代兵家必争之地，有“畿东锁钥”之称。蓟县西有盘山、南有湖泊、东北方向有九龙山和八仙山，因为这么多天堑中留出的通道如同一道往来必经的门户而故称蓟门，自古设置兵镇和关城，是北京东北的要冲。可袁大人在这个地方都没有堵住后金军，而且是不战就任其越过，自己第二天才发现，那可真叫“无能”啊，难怪后金鞑子喜欢这样的“英雄”了……
袁大人自己保证“必不令敌越蓟西”而又分散明朝已经聚集的兵力，导致后金军不战而“潜越蓟西”，浪费了这么一个决好的堵截机会，让后金军顺利的直扑北京而去，这确实十分值得怀疑。
总结：
在了解了袁大人如此众多的疑似汉奸的作为以后，我们不禁要怀疑，袁大人到底居心何在？若袁大人是汉奸那一切都有了合理的解释；若袁大人不是汉奸，那他在怀揣一颗“忠君报国”的“赤子之心”时还干下了这么多汉奸勾当，那他可真算得上是天字第一号的蠢材，这几乎是不太可能的事……
但在事实面前，虽然我们有理由怀疑袁大人有可能是汉奸，虽然他要愚蠢到几乎不可能的地步简直匪夷所思，但经过客观冷静的分析他应该不是汉奸，而确实是一个难得的蠢材。
在刚才我们分析大汉奸刘爱塔的时候，他在那封被错归为毛帅与后金通书的信函中：“遂以毛总兵官蓄意叛逆，即密告袁都司杀之。”一语证明了袁大人不是汉奸，否则何苦用奸细去诬告毛帅？所以，在客观冷静的思考以后，应该得出袁大人只不过是一蠢材而已，并非汉奸的结论。
这个虚构的“冤案”就是要说明朝是个“黑暗腐朽”的王朝，所以才出了“冤枉”袁大人的“冤案”，满清御用文人为此还不惜捏造“反间计”来显示真有“冤情”，而实际上袁大人的每一条罪名都是真切成立的。袁大人被凌迟的罪名在《崇祯长编》里记载得很详细：“谕以袁崇焕付托不效，恃欺隐，以市米则资盗，以谋款则斩帅，纵敌长驱，顿兵不战，援兵四集，尽行遣散，及兵薄城下，又潜携喇嘛，坚请入城，种种罪恶。命刑部会官磔示，依律家十六以上处斩，十五岁以下给功臣家为奴。今止流其妻妾，子女及同产兄弟于二千里外，余俱释不问。”（《崇祯长编》卷三十七，崇祯三年八月癸亥，汪楫本）
其中把袁大人出关以后为后金张罗的一切都包括进去了，但就是没有“通敌”、“谋叛”等字样，丝毫没有提及那个虚构的“反间计”足以说明那个“反间计”是满清御用文人胡诌的。
明朝是一个胸襟开阔的帝国，有着远大的志向和惊人的成就，是中华文明的正朔，所以才有那么多满清御用文人用各种卑劣的手段予以诋毁，以达他们标榜满清才是天命所归的目的。
虽然袁大人不是汉奸，但他那子虚乌有的“冤案”和“光环”却是别有用心之人用来诋毁中华文明正朔的一块砖头，挺袁的人，想想你们到底是在干什么？把这样一个满清御用文人用伪史和谎言装点出来的人作为中华民族的“英雄”来推崇实质上是对整个民族的亵渎
史书上说死于反间计，试问，崇祯有那么白痴吗？俩太监就办了袁崇焕？
袁崇焕什么时候成为民族英雄的，是清朝，清朝历史谁写的，是清朝的喉舌。通过把袁崇焕塑造成一个民族英雄反衬出明朝的无能，从而为满人的统治提供依据。

评价李鸿章是否卖国，是否是忠臣

　　当大清王朝被西方的坚船利炮打开大门的时候，面临着内忧外患。一些封建士大夫视而不见，或者认为外国器械是奇技淫巧，把洋枪洋炮当作妖法，对他们而言，只有莫名的恐惧；或认为外国利器神妙莫测，无法学习；认为学习西方就是以夷变夏。李鸿章当时中国极少数能够正确对待西方技术的人之一，他在顽固派的阻挠和谩骂之下，极力主张“师夷长技以自强”。在他的主持下，中国出现了第一个大型兵工厂，第一座炼钢炉，第一条铁路，第一个煤矿，第一个纺织厂，第一支近代海军，第一艘轮船，第一个到西方的留学生等等，洋务派创造了中国近代的许许多多的第一，无疑为中国的近代化迈出了第一步。
　　李鸿章所主持的洋务运动只是单纯地学习西方的科技，并没有使中国走上富强的道路。李鸿章苦心经营的北洋舰队号称东亚第一，结果呢？甲午战争中全军覆没。
　　不论洋务运动的结果如何，洋务运动代表了历史发展的潮流和进步的方向。
　　李鸿章创办了第一个民用工业-----轮船招商局，获利高达六百多万两，但大都归入他的私囊。李鸿章死后留下四千多万两白银的遗产，致使民间有”宰相合肥天下瘦”的说法。近代主要的不平等条约都是他签订的，签订《中俄密约》时，还接受了三十万卢布的贿赂。
　　李鸿章签订了一些不平等条约，但他只是签约者，并非决策者，最终还是要由清政府来决定。况且，就算他没有签约，也会有其他人来签。以中国当时的力量，难道别人来签，会有更好的结果吗？八国联军侵华战争中，占据北京，中国处在危难之际，年迈的李鸿章是当时唯一可以同列强周旋的人物。
　　《中法新约》的签订，中国不败而败，李鸿章要负主要责任。中法战争，中日甲午战争失败的主要原因，就是李鸿章避战求和的妥协政策。
　　《中法新约》是主要不平等条约中，中国受损害较少的一个条约。中法战争，中国在局部战场取得胜利，李鸿章认识到腐朽的清政府只是个“纸糊的屋子”，他只是个“糊裱匠”，能够做到趁好就收，是中国最不坏的结果，这个时期，东方的日本对中国侵略野心越来越明显地暴露出来日本对中国的威胁比法国更大，如果陷入中法战争，日本可能趋虚而入。他对清政府虚弱的本质有着清楚的认识：“一时战胜，未必历久不败，一处战胜，未必各口皆守”。因此，李鸿章的做法是理智的，因为战争长期打下去，腐朽的封建主义是无法战胜资本主义的。如果战败，很可能就是割地赔款，对中国的损害会更大。
　　法国虽然军事力量强大，但光有先进的武器不一定就能取胜。马克思曾经说过：如果中国官员都像林则徐那样抵抗,英国人是无法打到南京的。李鸿章是个典型的封建官僚，他的避战求和政策，也是想博得慈禧的欢心。甲午战争前前，李鸿章明知要添加新舰，但海军经费被挪用于颐和园的修建和慈禧六十岁生日的准备活动，他不肯为海军舰只去得罪慈禧太后。戊戌年间，他明知中国需要变法，并对康有为等维新派表示好感，然而，他最终还是站在慈禧太后一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