卖国求荣是不是贬义词

卖国求荣是贬义词
卖国求荣是一个汉语成语，读作mài guó qiú róng，意思是指出卖国家利益谋取个人利益。[1]
中文名
卖国求荣
读音
 mài　guó　qiú　róng
释义
指出卖祖国利益获取自身荣誉
出处
洪迈《容斋随笔》
近义词
卖主求荣
用作贬义。一般作谓语、定语。
媚外求荣
【拼音】：mèi wài qiú róng
【解释】：媚：谄媚。奉承外国人以谋求个人利益。
【出处】：清·吴趼人《痛史》第19回：“这是媚外求荣的结局，表过不提。”
【近义词】：卖国求荣
【语法】：作谓语、定语；指人自私

汪精卫当汉奸搞伪政权卖国的故事

抗战时期，浙江椒江地区的民众制作了汉奸汪精卫夫妇的石雕跪像，置于街头，过往者人人唾骂。图为1941年日军占领当地后在观看这一对雕像。
丧失民族气节，背叛祖国，卖国求荣，充当敌国侵略的工具，这样的人物在世界历史上常常出现。中国人鄙称这样的人为“汉奸”。在抗日战争中，充当日本法西斯侵华帮凶的汉奸数以万计。他们成为中华民族的千古罪人，注定逃不过历史的审判。
汉奸种种丑态
1931年，日本侵入中国东北，汉奸队伍开始出现。
随着日本对华侵略的不断扩大，汉奸的人数也不断增加。他们有的成为伪军头目，充当日本侵华战争的帮凶；有的为敌人通风报信，提供各类情报，进而引狼入室，出卖和残害抗日军民；有的临阵变节，为一己之私利投靠日本，为虎作伥；有的则在伪政里担任高职，为日军侵华提供政策服务；有的则干脆建立地方伪政，成为日本对华占领的代理人。在中华民族处于生死存亡的最危险时刻，这些屈膝变节的无耻之徒被抗日军民切齿痛恨。
汪精卫的变节
国民党副总裁汪精卫可谓中国现代历史上最大的汉奸。1910年，年轻时代的汪精卫曾参与过暗杀清廷摄政王载沣的行动，后因行动泄密而被捕，一时传为佳话。没想到，抗日战争一爆发，已位居高位的汪精卫竟成了亡国论的极力鼓吹者，认为中国不堪一击，“晚和不如早和”。
起初，汪精卫想拉拢蒋介石一起向日本求和，可蒋不搭理，于是萌生了单独与日本媾和的念头。1938年11月，汪派亲信与日方代表草拟秘密协议，准备成立新政府。这期间，汪曾一度犹豫，怕担当“汉奸”骂名，成为民族罪人。为此，汪精卫还在重庆上清寺的寓所内，郁闷了好几天。他的妻子陈璧君不断蛊惑汪早日另立中央，并说：“要和就早和，再与日本打下去要亡党亡国，我们不能陪着老蒋一块死”，而她骨子里的打算是想马上当第一夫人。汪精卫的一些亲信也在怂恿。于是，汪决心与蒋决裂，另起炉灶。
1938年12月22日，日本首相近卫文麿发表第三次对华政策声明，提出“善邻友好、共同防共和经济提携”三项原则。汪精卫立即在随后出的香港《南华日报》上积极响应。这令蒋介石大为恼火，随即召开中常会，将汪精卫永远开除出国民党，并撤销其一切职务，同时，又让外交部长王宠惠去找已逃到越南河内的汪精卫，劝汪离开日本人，承诺既往不咎，但遭到汪的拒绝。见软的一手不行，蒋决定来硬的，命令军统头目戴笠派遣的几名刺客潜入汪精卫位于河内高朗街的住所，意欲刺杀汪精卫，但未成功。
1940年3月，汪伪“国民政府”在南京正式成立，汪精卫终于坐上梦想已久的第一把交椅，开始了自己的汉奸生涯，彻底成了中华民族的罪人。随着汪伪政的成立，一些原国民政府中主和派，比如陈公博、周佛海也纷纷相随，担任伪“国民政府”中的高官。这些人深得日本人的赞赏，有的甚至还得到了裕仁天皇授予的一等旭日大绶章。
三大汉奸可悲的下场
投敌卖国的汪精卫没有得到好下场。1943年底，由于急需取出伤及后背的子弹，汪精卫被迫接受多次手术。次年初，在日本治疗的汪精卫因三节胸椎骨严重变形，骨膜发炎溃烂，形同枯尸。11月10日下午，汪精卫在日本名古屋市一座冰冷的地下室内死去。
汪精卫死后，陈公博成为伪“国民政府”主席。此时，陈已预见日本人大势将去，便极力讨好蒋介石，公开叫嚣“无论重庆和日本人是否剿共，我们都要剿共，不能有丝毫含糊”。日本投降后，陈公博立即解散伪“国民政府”，积极配合蒋介石受降。但是，蒋介石却不买他的账。1945年8月，陈公博带着家人辗转到了日本。然后，日本对外谎称“陈公博自裁了”。不过，蒋介石不相信，向日方提出引渡陈公博的要求，否则就要验尸，日本人无奈只得交人。第二年夏天，陈公博在苏州狮子口江苏第三监狱被执行死刑。陈公博的家将其尸体运到上海，连墓碑也不敢立。
眼见日本气数将尽，善于见风使舵的周佛海则开始与蒋套近乎。蒋也不计前嫌，投桃报李，日本投降后，让他当国民党军事委员会上海行动总队总指挥，负责对上海的接收。后屈于外界压力，蒋介石才将周佛海收监。最初周被判为死刑，在蒋介石的包庇之下，此案又改判为无期徒刑，收押在南京老虎桥监狱。最后，周佛海在狱中病死，终年52岁。
汉奸难逃法网
1945年8月，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后，国民政府先利用汉奸看守住东南沦陷区。此时，饱受伪军迫害和蹂躏的中国人民，急切要求审判和惩治汉奸，清算他们的罪行。中国共产党在《中共中央对目前时局的宣言》中呼吁严惩汉奸，解散伪军。在1945年9月下旬，国民政府下令军统在南京、上海、北平等地逮捕汉奸。
逮捕汉奸的工作基本是采取诱捕的方法。在上海，1945年9月20日的中秋之夜，军统头目戴笠向数百名汪伪高级官员和将领发出请柬，邀请他们出席中秋赏月晚宴。酒过三巡，戴笠站起来说：“八年抗战，现已胜利，在座的不少人在抗战期间出任伪职，这当然有各种原因。从今天起，只要能立功赎罪，政府是宽大为怀、既往不咎的……”戴笠的话得到了热烈的掌声。稍停，戴笠又乘着酒兴继续道：“解决汉奸问题，政治重于法律。要相信蒋委员长，相信政府。”三天后，戴笠又请汉奸们到军统局愚园路公馆大院。大院四周早就站满了荷枪实弹的军警特务，伪职人员只好束手就擒。当夜预捕汉奸无一漏网。第二天又逮捕汉奸100多人，全部关进原汪伪76号特工总部的监狱里。
华北地区捕捉汉奸的工作非常有意思。1945年12月5日下午，北平的伪军政要员被邀赴晚宴。正当开怀畅饮时，戴笠拿出蒋介石审定的一份名单，照单点名，宣布对宴会上汉奸的逮捕令。顿时，座上宾当即成了阶下囚。
从1945年9月至12月，国民政府的肃奸工作告一段落，共捕获汉奸嫌疑者4291人，移送军法机关审判者334人。1946年4月1日，高等法院在南京朝天宫正式成立，对汉奸的大审判随即展开。
对汉奸大审判
对汉奸们的量刑，当时的国民政府有一定的尺度。伪省长以上处以死刑，伪部长一般为无期徒刑，伪次长为7至15年徒刑，伪局长为3至5年徒刑；普通通敌的，一律处以6个月到2年的徒刑。
原汪伪政的立法院副院长缪斌是第一个被处决的大汉奸。1946年4月3日，设在苏州的江苏省高等法院开庭审判缪斌。缪斌态度很自然。当法官质问缪斌罪行时，他还为自己辩护说：“蒋委员长曾说过，抗战有种种途径。除战场外，策反也是重要的工作。做策反工作，可谋求以敌制敌，促进敌人自己溃散。”他还口述自己当初与何应钦等书信来往的密情。法官自然不敢再让他乱讲。五天后，缪斌以通谋敌国的罪名被判处死刑。
4月15日，汪精卫之妻陈璧君也被审判。那天，陈璧君还着意打扮了一番。在法庭上，陈璧君非但不认罪，而且态度非常傲慢，破口大骂蒋介石，抨击了国民党的所作所为。旁听席上时而一片笑声，时而一阵掌声，都为骂蒋而叫好。陈璧君却以为是人们同情和支持她，骂得更加起劲了，不仅极力为自己的卖国罪行辩解，还把自己和汪精卫打扮成爱国英雄。旁听席上嘘声四起。一周后，陈被判处无期徒刑，最后死于狱中。
早已病死的汪精卫虽逃过了审判，却没有逃过惩罚。在汪死后，日军将汪的尸体运回南京，葬在他生前选好的南京郊区梅花山下。但是，蒋介石不肯善罢甘休，他命令何应钦，在政府还都南京前，必须将汪精卫在梅花山上的坟墓处理掉。1946年1月21日，工兵用炸药炸开汪精卫的墓穴，将挖出的棺木装上大卡车，运到外地焚尸扬灰，坟地也被铲平。大汉奸汪精卫，终于落了个死无全尸的下场！
1948年1月5日，国民政府司法行政部长谢冠生宣布，各省共审判办结的25155件汉奸案，共有14932名汉奸被判刑，其中死刑369人，无期徒刑979人，有期徒刑13570人，14人被处以罚金。苍天有眼。不管这些汉奸罪恶的生命如何结束，他们最终都已被钉在历史的耻辱柱上，遗臭万年。
枪决前，汉奸被拉出去游街示众。

叛国通敌代表什么生肖

叛国来通敌代表什么生肖自——答案：狗。
卖国求荣
mài guó qiú róng
【解释】勾结投靠敌人，出卖国家的益，谋求个人的富贵。
【出处】宋·洪迈《容斋随笔》卷六：“苏循及其子楷自谓有功于梁，当不次擢用。全忠薄其为人，以其为唐鸱枭，卖国求利，勒循致仕，斥楷归田里。”
【结构】连动式。
【用法】用作贬义。用来形容民族败类、卖国贼的卑鄙无耻。一般作谓语、定语。

有多少抗日将领为国捐躯，有多少汉奸败类卖国求荣

为国捐躯的爱国将领数不胜数，我们永远向他们致敬。
举例
张自忠 陆军二级上将，5战区右翼兵团指挥兼33集团军司令。行伍出身。
山东临清唐园村人 ，1891年生，字荩忱。 1940.5.16 枣宜会战中牺牲于湖北南瓜店。
2.李家钰 陆军二级上将，36集团军司令。南京军官预备学校，四川陆军军官学堂3期 四川蒲江人，1890年生，字其相。 1944.5.21 豫湘桂会战中牺牲于陕西陕县秦家坡。
3.郝梦龄 陆军中将追晋二级上将，9军军长。保定6期
山东无棣人 ，1898年生。 1937.10.16 忻口战役中牺牲于山西忻口南怀化。
4.陈安宝 陆军中将追晋二级上将，29军军长。湖北陆军预备学堂，保定3期
浙江黄岩横街乡马院村人，1891年生，字善夫。 1939.5.6南昌会战牺牲于江西南昌去龙里张丰路。
5.唐惟源 陆军中将追晋二级上将，3军军长。云南讲武堂
云南江川人，1884年生，字佛川。1941.5.12中条山会战自戕于山西县山山顶。
抗战时期，一些躲在阴暗角落里的民族败类沉渣泛起，为了私利，卖国求荣，在侵华日军的诱迫和扶植下，或明目张胆，或半推半就，或另立山头，先后在东北、华北、南京、华中、内蒙等地建立起一个个汉奸伪政，为其日本主子在军事上侵略、政治上统治、经济上掠夺、思想上欺骗中国人充当罪恶帮凶。尽管那些汉奸伪政都是短命的，最终都遭到了历史和人民的唾弃，但它们却在存续期间犯下了帮助日寇实现“以华制华”的图谋和汉奸卖国等不可饶恕的罪行，被牢牢地钉在历史的耻辱柱上。
伪满洲国：抗战期间出现的第一个伪政。“九一八”事变后，日本关东军宣称要在东北“建立一个由日本国支持、领土包括东北及蒙古、以宣统皇帝为元首的中国政”。从1932年9月开始，在日本关东军策动下，吉林、辽宁、黑龙江三省及东蒙地区先后宣布脱离国民政府，并建立了伪政。随后，在日本关东军的威逼利诱下，东北三省各县市的伪政纷纷出笼。1931 年底，日军将清代废帝溥仪带到长春，加紧筹备建立伪满洲国步伐。1932年3月1日，日本关东军发表“宣言”，宣布伪满洲国成立。3月9日，溥仪“就职”典礼和升“国旗”仪式举行。伪满洲国“定都”于长春，树年号为“大同”，以新五色旗为“国旗”，由溥仪出任“执政”，郑孝胥任“国务总理”，赵欣伯任“立法院院长”，于冲汉任“监察察院院长”，张景惠任“参议院议长”。1934年3月，伪满洲国改称为“满洲帝国”，“执政”改称“皇帝”，年号改为“康德”。
伪满洲国成立后，溥仪就同日本签订了卖国条约--《日满议定书》，甘当被日本人玩弄的傀儡。在随后的13 年时间里，伪满汉奸协助日寇在中国东北疯狂搜刮战争资源，并大肆进行殖民教育，给东北人民带来深重苦难。1945年8月15日，裕仁天皇发布《停战诏书》，日本关东军投降，伪满洲国彻底灭亡。
伪冀东防共自治政府：昙花一现的日本帮凶。侵华日军武装侵占中国东北后，又立即把侵略矛头指向华北地区。1935年10 月，日本关东军司令官南次郎把土肥原派到华北，“积极建立满洲所希望的亲日亲满政”。土肥原决定让掌控冀东军政大的殷汝耕首先脱离南京政府，进而实现 “华北自治”。11 月23 日夜，殷汝耕和一批汉奸在天津日租界的一家旅馆中聚会，策划“冀东独立”，土肥原等一伙日本特务也参加了会议。11月24日晨，殷汝耕由天津返回通州，晚上就召开会议，宣布实行“自治”。11 月25日，“冀东防共自治委员会”宣告成立，殷汝耕担任“委员长”。“自治区域”除原冀东22县外，还包括延庆、龙关、赤城3县。12月25日，殷汝耕在日本支持纵容之下，公然宣布将“冀东防共自治委员会”改组为“冀东防共自治政府”，自任“政务长官”。
冀东伪政成立后，全面奉行亲日卖国政策：在军事上，与日本建立攻守同盟；在政治上，大聘日本人作顾问；在经济上，大肆出卖国家经济主。它尽管打着“自治”的旗号，实际上是日本彻头彻尾的傀儡。1938 年2 月，“中华民国临时政府”成立后，“冀东防共自治政府”被其吞并。
伪蒙古军政府：大元帝国的迷梦。东蒙三盟加入了伪满洲国后，日军关东军得陇望蜀，继续向西蒙地区渗透。德王正是在这种历史条件下，开始迈出背叛祖国的第一步。德王生于1902年，6岁继承王位，10岁晋升和硕亲王，22 岁升任锡盟副盟长。1929 年，德王被南京政府委任为察哈尔省政府委员。关东军十分看好德王，多次上门游说拉拢。“九一八”事变后，锡盟盟长索王在德王和关东军内外压力下称病去职。德王代之，由此掌握了盟务大。
出任盟长后，德王复辟大元帝国的野心毕露。此时，关东军为了染指西蒙，频频向德王示好。而南京政府为了防止西蒙伪化，也不得不派人前去安抚。德王左右逢源于关东军和国民政府之间。1933年3月，日本关东军西侵热河，4 月再占察东多伦。德王决计乘势破釜沉舟，加快“独立”步伐。7月，德王召集西蒙各旗王公召开第一次“自治会议”，联袂向南京政府发出请求“自治”通电；8 月，再电南京政府，宣布西蒙准备成立“自治政府”，局势骤然紧张。蒋介石担心德王投向日本，决定退让一步，成立直行政院的蒙古地方自治政务委员会。由于其他王公大多年迈多病，蒙政会大一开始就落在德王之手。蒙政会成立不久后，德王感到非但“独立建国”愿望没有实现，其活动还要受国民政府，甚至是察哈尔、绥远两省的制约，心存上当受骗之意。加上关东军加紧策动工作，向其提供了大量枪弹和经费。于是，他决定铤而走险，彻底走亲日路线，开始频频与关东军接触，商讨建立“蒙古国”事宜。为了防止西蒙全部被德王裹胁而去，国民政府于1936 年1 月25 日，明令将蒙政会一分为二，另行组织绥境蒙政会，将德王所辖一部分改称察境蒙政会。
1936年2月10日，德王在王府大蒙古举行“蒙古军总司令部”成立典礼，并以成吉思汗 30世子孙名义宣读誓词，表示“誓愿继承成吉思汗伟大精神，收复蒙古固有疆土，完成民族复兴大业”。日本关东军参谋长西尾到会表示祝贺，强调“日蒙携手，亲密合作”。5月初，德王在日本人的支持下，正式成立“蒙古军政府”。随后，日本关东军与德王商定，武力西犯绥远，结果被傅作义所部一举摧毁关东军特务机关，并重创德王伪蒙军。卢沟桥事变爆发后，傅作义奉命向德化进攻，德王仓皇逃回苏尼特旗王府，再度挂起察境蒙政会招牌，以此为缓兵之计，伪蒙古军政府遂告一段落。
伪蒙古联合自治政府：群奸同流合污。1937年8月27日，日本关东军携伪蒙军攻占张家口。张家口商会于品卿投敌，组织“张家口治安维持会”。9月4日，在日本关东军操纵下，以“张家口维持会”为基础成立伪“察南自治政府”。侵华日军占领大同后，召集当地汉奸成立“晋北自治政府”。
1939年5月，诺门坎事件爆发后，侵华日军北进计划被苏军挫败，日本军部深感北方防务软弱，指示驻蒙军加快“蒙疆防共地带”建设，促成各伪政合并统一。在日本关东军应允将察南、晋北伪政降为地方政后，德王于8 月29 日召开“第4 次蒙古大会”，通过了政合并方案。同年9 月1 日，伪“蒙古联合自治政府”成立，德王担任“主席”，于品卿、夏恭为“副主席”。伪蒙古联合自治政府成立后，德王会同侵华日军，采取严格的经济统制政策，开发产业、垄断金融、控制交通，对“蒙疆”经济资源和人民财产进行了野蛮劫掠。1945 年8月，苏联出兵东北，苏蒙联军迅即占领德王府。德王等人逃遁，由日本人一手扶植的伪蒙小王朝顷刻之间土崩瓦解。
中华民国临时政府：华北傀儡政。1937年12月13日，南京陷落后，侵华日军为打击国民党政府的抗战意志，指令亲日分子、原北洋政府财政总长王克敏组成伪“中华民国临时政府”，并发表宣言，以五色旗为“国旗”，以卿云歌为“国歌”，“定都”北平，并将北平改为北京，辖河北、山东、山西、河南4 个“省公署”和北平、天津2 个“市政府”。1938 年2 月，伪“冀东防共自治政府”也并入伪“中华民国临时政府”。
为“中华民国临时政府”成立后，日军为把华北建成“以战养战”的战争资源基地，对华北资源进行了空前野蛮、贪婪的掠夺，不计其数的煤、铁、盐、棉及粮食被日军战争机器吞噬。日寇还在华北大力推行奴化教育，大肆宣扬所谓“王道思想”，以泯灭我民族抗战精神。1945 年8 月15 日，日本投降后，华北群奸顿时陷入一片混乱，或携家眷细软外逃，或托关系寻找新靠山。历时8年之久的华北伪政曲终人散。
中华民国维新政府：北洋遗老通敌。 1938年1月初，日军占领华中大部地区后，决定在华中建立亲日政。华中日军特务机关长原田熊吉看上了唐绍仪，多次前往上海游说让其出面“组阁”，但不久唐被刺身亡，只好另觅名流。后来，原田熊吉选中了曾在北洋政府任职的梁鸿志，认为他是“进行新政机构建设的最合适人选”。
1938年3 月28 日，“中华民国维新政府”在南京成立，梁鸿志任“行政院长”，温宗尧任“立法院长”，陈群任“内政部长”，下辖苏、浙、皖3个“省政府”和南京、上海2个“特别市政府”。华中伪政府成立后，梁鸿志一伙对主子的意图心领神会，在他们登台的两年时间里，以“维新政府”的名义组建汉奸军队，订立卖国条约，出卖华中资源，劫掠人民财产，发行伪钞，控制金融，犯下了累累罪行。1940年3月，汪伪国民政府成立后，该伪政被吞并。
伪国民政府：汪精卫叛国求荣。1938年7月，日本对蒋介石的诱降工作失败后，决定撇开蒋介石，诱降汪精卫，于是日汪勾结愈加密切。11月中旬，双方代表在上海重光堂签订密约，并拟定汪精卫从重庆出逃。12 月18日，汪精卫、周佛海等人秘密逃离重庆，后经昆明到达越南河内。12 月29 日，汪精卫在香港向蒋介石等人发表了臭名昭著的“艳电”，明确表示了其卖国立场，希望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政府与日和谈。
汪精卫的卖国投敌立刻遭到了全国各党派人士的强烈声讨，一致要求通缉和严惩卖国贼。1939年元旦，蒋介石召集国民党中央执行、监察委员召开临时紧急会议，决定永远开除汪精卫党籍，并撤销其一切职务，同时要求抢在汪离开河内到南京筹组伪政府之前将其杀掉。军统局局长戴笠奉蒋介石之命，偕大批军统特务立即飞往河内，准备刺杀汪精卫。但因情报失误，军统在河内的刺杀行动失败。刺杀事件发生后，日本政府决定派人前往河内，将汪精卫转移到安全的地方。3月25 日晚，汪精卫一行登上了租借的法国货轮“芳 福林哈芬”号，后转移到了日本货轮“北光丸”上，于5月6日抵达上海。同月，汪精卫赴东京，与日本首相平沼骐一郎会谈，乞求建立伪中央政府。1939年底，汪精卫和日本秘密签订《日华新关系调整要纲》，以出卖国家领土主为代价，换取日本帝国主义的支持。
1940年3 月30 日，汪精卫将北平、南京的傀儡政合于一体，在南京成立伪国民政府，自任“代理主席”兼“行政院院长”。汪在“就职”典礼上称：“全国以内只有此唯一的合法中央政府。”尽管表面上华北、华中伪政宣告解散，但由于得到华北日军的支持，华北伪政更名为“华北政务委员会”后，实际上自成一体，根本不认同汪伪中央。汪伪政建立后，一方面，实行与日本所谓“善邻友好、共同防共、经济提携”原则，疯狂劫掠沦陷区经济资源，协作“大东亚圣战”；另一方面，积极在敌占区建立各级伪地方政，组建伪军，以“和平反共建国”为口号，破坏抗战，配合日军对抗日根据地进行“清乡”和“扫荡”，残酷杀害沦陷区人民。
1945年8月日本投降后，陈公博主持召开了汪伪中央政治委员会最后一次会议。会议决定解散伪国民政府，将伪中央政治委员会改为“南京临时政务委员会”，“军事委员会”改为“治安委员会”，会后发表了《国民政府解散宣言》。至此，汪精卫傀儡政正式宣告灭亡。

举出一些卖国求荣的例子

比如:石敬塘(这人不仅活着害人死了一样害人)，汪精卫(不用解释，大汉奸一个)，秦桧(这家伙太出名了岳飞就是死在他手下的)慈禧太后(这个人想山寨武则天成个政治家，结果成了阴谋家，而且阴了大半个中国)，汉奸太多了，数不胜数

袁崇焕都干过什么卖国的事

袁崇焕被认为汉奸的事情主要有如下几件：
一、牺牲觉华岛换来的“胜利”
天启六年（1626年）正月，在后金粮食紧缺陷于困境之时，袁崇焕抗命不遵，执意不将觉华岛上的大批粮食、物资、辎重、船只撤往后方安全地区，而且还将岛上军民滞留在危险的地方不管不顾，自己龟缩于宁远城内，连事先将觉华岛军民撤入城中的动作都没有，最终导致了觉华岛上数万军民被屠杀，粮食、物资、辎重、船只被洗劫、焚毁一空。而实际上袁大人是早就接到了后金入侵的谍报，所以他有意放弃觉华岛的举措非常可疑。实质上整个过程中是袁大人“丧军无算，掩败为功”。
二、面对空虚的沈阳拒不策应友军和盟友
后金为了打破明朝对其经济和军事封锁圈，攻击朝鲜之时，袁大人再次抗命不遵，在沈阳空虚的情况下，执意不援救朝鲜，拒绝策应东江镇，按兵不动实施“观望养敌”，在朝廷连续两次催促下才敷衍了事，不仅让后金使朝鲜向其屈服，还导致了地处“明、金”中间的蒙古部落对明朝失望和寒心，为最终投靠后金埋下了伏笔，还让东江镇蒙受了损失，失去了朝鲜的提供屯田土地，并被断绝了朝鲜提供的军械和粮饷，使东江镇安置流民、出击后金失去了绝大部分后勤给养，而这些费用将来得由明朝朝廷来承担，给当时已经很拮据的明朝财政带来了巨大的负担，且离散了明朝的盟友，又让后金获得了拓展空间。袁大人一意孤行的态度和造成的恶劣影响是十分可疑的。
三、离奇缓慢的修城进度
为了“尽快”将城池修筑完成是袁大人放弃策应友军和盟友的理由，可他的“进度”却跟不上他自己说大话的速度。东江镇和朝鲜遭受攻击是从天启七年（1627年）正月到四月，在此之前袁大人就开始修筑大凌河和右屯卫，又过了两三个月，当后金来击袁大人的城池时右屯和大凌河城池竟然还没有修完……若从后金击东江镇和朝鲜算起，都足足有半年有余的时间，若从宁远之战之后算，时间可长了得不得了。
从天启六年（1626年）正月后金围攻宁远、焚毁觉华岛算起，到来年正月，整整一年时间，期间后金并没有南侵。天启六年（1626年）四月后金曾征讨过一次蒙古，之后因为毛文龙鞍山而折回，努尔哈赤于同年八月十一日死，死前还被毛文龙在沈阳周遍和萨尔浒追杀过。努尔哈赤死后后金内部为争夺汗位而耗了几个月时间，期间后金没有精力对外作战，次年正月（1627年）侵略朝鲜，并没有对袁大人这边有什么动作，而且此时袁大人还在和后金“议和”，所以他修城池的时间应该很充分，前后加起来足有一年半之多，但当后金进攻时他却还没有修完。
后金军先轻取明军修筑未完的大凌河、右屯卫两城，在攻宁远之时候又占领了塔山等地，撤退之时一并毁之。袁崇焕虽然守住了“宁、锦”，但他用“议和”拖延时间争取修筑的城池几乎都报废了，且还牺牲朝鲜和东江镇。袁崇焕所谓“敌知，则三城已完，战守又在关门四百里外，金汤益固矣”化为了泡影；袁崇焕所谓：“倘城不完而敌至，势必撤还，是弃垂成功也”倒是成为了现实，而“故乘敌有事江东，姑以和之说缓之”成为了一大败笔，皇太极根本没有议和的诚意，反倒是先把袁大人的兵给“缓了”，攻打东江、朝鲜后马上就来击锦州、宁远。袁大人离奇缓慢的修城进度使他牺牲了东江镇和朝鲜换来的时间，也没有能将城池修筑完成，这跟他之前拒绝策应盟友和友军联系起来，不禁让人怀疑他以修城池而不策应的真实动机。
四、刻意将明军引入死地
袁崇焕因为“宁锦大战”时不救锦州而遭非议，“暮气难鼓”而辞，其职务由关内的王之臣接任。此时，总督蓟辽的阎鸣泰上疏要求放弃了锦州，而且朝廷中也不少人反对设“宁锦防线”。与此同时，明朝前线将领也对守锦州提出异议，驻守该地的总兵尤世禄称锦州“城池遭雨崩颓，万不可居”（《三朝辽事实录》卷17）要求撤往杏山。驻塔山守将认为塔山不是可守之地，想要“移置别所”
（《三朝辽事实录》卷17）。兵部侍郎霍维华虽然认为锦城不能轻易放弃，根据众将的异议他也不能不总结为：“贼至，则坚壁清野以待。”
在诸多提出放弃锦州的意见中，总督蓟辽的阎鸣泰上疏的力度最强硬，用辞也最为严厉说：“锦州遐僻奥区，原非扼要之地。当日议修已失策，顷以区区弹丸几致挠动乾坤半壁，虽幸无事，然亦岌岌乎殆矣。窃意今日锦州止可悬为虚著，慎弗狃为实著，止可设为活局，慎弗泥为死局。”《天启七年七月实录》。
其实众多的将领和大臣都认为锦州不可守主要是因为锦州的特殊地形。锦州地处小凌河和大凌河之间，由宁远至锦州时又必须经过塔山、松山、杏山才能到小凌河，如果任何一处被制约，那锦州就和后方断绝联系了，袁崇焕在“宁锦大战”时无法有效增援赵率教，洪承畴在“松锦大战”时救援不了祖大寿都是因为这个地理缺陷。解放战争期间蒋委员长的海陆空绝对优势也在塔山受阻，最终无法增援锦州而吃了败仗。可见锦州实在太不容易增援了，一旦被围困则无法救援，“宁锦大战”时若非毛帅攻打后金重镇辽阳，皇太极是不会那么快撤军的，后来“松锦大战”中明朝军队的失败将提前上演。所以当时的督臣阎鸣泰在评价“宁锦大战”时曰：“虽幸无事，然亦岌岌乎殆矣”，而他主张“锦州止可悬为虚著，慎弗狃为实著，止可设为活局，慎弗泥为死局”。他的断言完全预见到了今后两位将锦州“慎弗狃为实著”最终沦为“死局”之人物的结果，他们分别是袁崇焕、洪承畴~！
在明朝将领和大臣们经过广泛而慎重的讨论，并认真而深刻的总结实战教训以后，锦州守到次年二月终于放弃。应该说此时王之臣放弃锦州而守宁远，既遵从了阎鸣泰的意见，又回到了孙承宗四年成功守辽的路子上。
到了崇祯元年三月，明军已放弃完全锦州、塔山、杏山一带。该年五月十一日，皇太极派阿巴泰、岳托等率兵三千，破坏了锦州、高桥、杏山三城，并毁掉十三山以东台站三十一处，《满文老档》太宗朝第10册记录了这一事件。另有《清太宗本纪》记载：“五月辛未，明人弃锦州。贝勒阿巴泰等率兵三千略其地，隳锦州、杏山、高桥三城，毁十三站以东墩台二十一。”
从后金占领锦州也放弃的举动来看，为了攻打锦州付出了沉重代价的皇太极其实根本不想要锦州，他攻打锦州的目的不过是为了消灭明朝军队和劫掠城池里的粮食而已，这足以说明锦州并不是什么“扼要之地”，阎鸣泰的断言成为了现实。
“宁锦大战”之前，袁崇焕为了锦州这个“非扼要之地”空耗国家财力、牺牲戍边将士，且放弃策应而导致友军重大损失、盟友向敌人妥协已经是罪大恶极了，而袁大人重新上任之时却以“且守且战，且筑且屯”的“守为正著”则可“五年平辽”之荒谬说辞哄骗崇祯，在明朝军队主动放弃锦州回归正确选择以后，又一次在重新在锦州大兴土木，耗费国家极为有限的财力、物力，用银子堆砌锦州这个巨坑，最终导致了“松锦大战”明军在锦州被围点打援的全面失败。袁大人的所作所为是非常值得怀疑的汉奸行为。
五、有意削弱危险的蓟门
天启七年（1627年）林丹汗西迁,召城大战后蓟门外的蒙古部落朵颜束不的部投降后金。崇祯元年（1628年）九月明朝曾作过一次努力拉拢朵颜三十六家但失败了。此时，蓟门外就显得形势就紧张起来了，于是朝中许多大臣都提出蓟门防务紧要，必须切实加强。
可袁大人却在此时调动兵力充实关外，丝毫没有加强蓟镇的意思。《崇祯长编》中有这样的记录：“关内兵五万五千三百四十五员名，关外七万八千三百四十员名。”但到了十二月，关内关外的兵力“关外官兵七万一千余员名，关内官兵四万二百余员名”。所谓“关内”就是蓟镇，所谓“关外”就是辽东镇，蓟、辽设督师就是总领两镇。关内兵减少就是抽调了蓟镇兵力一万多到辽东镇，辽东镇的兵没有增加反而略有减少是因为当时关外已经在搞“清汰”，把老弱的兵卒淘汰掉用关内的精锐来充实，所以没有形成大量“减额”。这个“汰兵减额”的方略是袁大人提出来的，《崇祯实录》中有记载：“冬十月己丑，召廷臣於文华殿，以锦州军哗、袁崇焕请饷疏示；阁臣求允发。上责户部尚书毕自严；又曰：‘崇焕前云汰兵减额，今何仍也’？王在晋曰：‘减汰，当自来岁始’。”由《崇祯实录》的内容可以看出，当时蓟镇的汰兵是袁大人力导的，而且袁大人提前调动了兵力，以蓟镇的精锐充实关外宁锦防线。
事实上若袁大人不大兴土木修建锦州，并增加锦州的驻军，明朝是有时间和财力提高蓟镇防御能力的。而袁大人作为蓟、辽两镇的督师不思增加蓟镇的兵力，却选择了临时抽调宁锦的守军以“增戍关门”的方式“往备顺天”是极其不负责任的表现，完全是敷衍的态度，当皇太极真的从遵化入塞之时，在山海关的赵率教仅能带上三五千人去增援，足以说明袁大人这种部署的虚伪。
许多人讨论蓟镇是否于袁大人直接统辖的问题，其实并不重要，朝廷不是不知道蓟镇薄弱，但兵员和粮饷都优先满足袁大人的锦州了，想加强蓟镇也没有办法，在朝廷资源极为有限的情况下，执行袁大人方略必然导致“厚”锦州而“薄”蓟镇，有了这样的倾斜朝廷上上下下自然有许多人都提出蓟镇应该加强。
但袁大人不是调整方略，而是上疏和危险的蓟镇脱离关系，袁大督师上奏崇祯，曰：“若顺天等处，则听督抚为政，臣不敢越俎而议者也。”
是很卑劣的做法，他的不负责任最终才导致了蓟镇被突破，应该说袁大人“厚”锦州而“薄”蓟镇的方略是一个非常离谱的败笔。
若袁大人不修建众人都反对而之前刚刚放弃且后金占了也不想要的锦州，明朝没有任何理由不加强蓟镇的防御，蓟镇的防御也没有任何理由被削弱，而修锦州以后明朝有限的财力和兵力都耗在锦州了，蓟门自然空虚了。
六、不惜一切的以粮资寇
天启七年（1627年）林丹汗西迁,召城大战后朵颜束不的部就正式降后金。在袁大人督师蓟、辽时已经是崇祯元年（1628年）了，该年崇祯曾作过一次努力拉拢朵颜三十六家，这是崇祯元年九月的事情，但后来失败了。袁大人在次年，崇祯二年（1629年）三月，又提出要给喀喇沁部开马市，要用粮食接济朵颜束不的部，这完全是以粮资寇。
崇祯在袁大人上奏要开马市后认为这是以粮资寇，于是连发诏书斥责曰：“据报西夷市买货物，明是接应东夷，藉寇资盗，岂容听许？”
袁大人抗辩提到蓟门防御但重点却是开马市，袁大人的核心意思是若不开马市“万一夷（喀喇沁）为向导，通奴入犯，祸有不可知者。”同时，袁大人还保证他接济的这些蒙古部落“断不敢诱奴入犯蓟辽”。但崇祯驳回袁大人的上疏，崇祯强调：“西夷通奴，讥防紧要。奏内各夷市买布帛于东，明是接应，何以制奴？着该督抚严行禁止。”可袁大人还是置若罔闻。后来崇祯勉强同意，但告戒袁大人只能以口粮形式接济，不饿死就行了，而且抚赏和剿灭相结合，如果有什么异常直接扑杀掉，而袁大人始终认为他抚赏的蒙古部落“断不敢诱奴入犯蓟辽”，均以抚赏和接济。而不幸的是蓟门外的喀刺泌部不仅为皇太极入塞带路，并且为其筹备粮草。
《明史记事本末补遗》中记载了翰林院编修陈仁锡在宁远的见闻，其中提到朵颜束不的部派出两千人的队伍来宁远买粮食，其中还有四百满人谍哨——“建洲哨在束不的部内计四百余人，不将弓矢”，这不是为后金买粮食还能干什么？这在当时的辽东已经是世人皆知了，陈仁锡提到当时的士绅“宁远武进士王振远、陈国威”等都知道此事，并且要求乘之“卒不及备，可夜掩而杀之”，可此时的袁大人不顾崇祯的斥责，明目张胆的在宁远卖粮食给后金，这是多么恶劣的汉奸行径。谈迁的《国榷》也有如下记载：“朵颜三卫及建虏大饥，三卫夷半入于建虏，束不的求督帅开粜于前屯之南台堡，互市貂参。边臣俱不可，独崇焕许之。盖束不的为建虏积谷，谋犯蓟西，虽有谍报，崇焕不为信。”
综上所述，可以说袁大人是顶着崇祯连续两次驳斥，对所有边臣的反对置若罔闻，还压制要求剿灭为后金采办粮食的谍哨之意见，一意孤行为饥荒中的后金置办粮食，完全不惜一切的以粮资寇，是非常可疑的汉奸行为。
七、断绝东江镇的给养以“配合”后金蚕食明在辽南、辽东的控制区
袁大人申请将东江镇的军饷、粮饷由他来发送，崇祯予以同意，于是袁大人拿到了东江镇的给养，但袁大人非但没有及时拨发给东江镇，反而下令渤海各港口，不得发一舟一船往东江，不得售一米一鱼与东江。与此同时，皇太极发兵猛攻东江镇，到崇祯二年，东江镇在辽南、辽东领土几乎全部丧失，至四月，东江原本在辽东、辽南的数十堡只保有海州、横山、镇江、盖州。
在断绝东江镇的给养以“配合”后金蚕食明在辽南、辽东的控制区后，同年六月，袁大人斩毛帅于双岛。当时一共罗列了十二条罪名，其中最后一条名是：“开镇八年，不能复寸土，观望养敌，十二当斩”，这简直颠倒黑白到极点了，就东江镇现占据的堡和岛不说，这个东江镇原本就是毛帅带领两百余个家丁白手起家的，这个“镇”都是从无到有的，怎么能叫“不能复寸土”？袁大人在崇祯二年三月把粮食用来“资寇”、“养敌”，而转过脸来却把整个东江镇饿得“人皆菜色”，在友军遭受攻击之时袁大人采取“观望”态度，可最后居然还以“观望养敌”的罪名污蔑东江镇，袁大人这种“厚”敌人而“薄”友军、颠倒黑白的汉奸行为显得十分的诡异和可疑。
八、擅杀毛帅而为后金解除西征的后顾之忧
早在广宁失陷以前的1621年，正在练兵的游击毛文龙就受王化贞、熊廷弼派遣深入敌后，联络辽民，以牵制和分散后金的兵力，当时他仅率家丁、军士二百余人，按照许多网友的说法真比李云龙还不如，可后来毛文龙就是用这个班底在敌后策动了声势浩大、风起云涌的反抗运动，被后金视作心腹大患，他所创建的东江镇巍然屹立于敌后，成了牵制后金远途作战的一颗钉子，长期制约着后金南侵的步伐。
天启二年（1622年）八月，毛文龙攻克樱桃涡、涡站。
天启二年（1622年）九月，毛文龙的部队攻克满浦、昌城。
天启二年（1622年）十月，毛文龙部攻克永宁等堡。
天启二年（1622年）十月，毛文龙与后金军在凉马佃大战，双方都付出了重大伤亡。
天启三年（1623年）春，后金反攻旅顺毛文龙部被击溃。
天启三年（1623年）毛文龙不断派人深入后金，进行“煽惑”，致使大批辽民“叛去”，投向明朝。后金的许多贝勒大臣都认为：“毛文龙之患，当速灭耳！文龙一日不灭，则奸叛一日不息，良民一日不宁。”
天启四年（1624年）四月，毛文龙沿鸭绿江秘密北上，进入长白山区，在高岭、沙松牌大战中大败后金，后金仅军官就有16人被俘。
天启四年（1624年）七月，毛文龙又于把骨寨、骨皮宏、分水岭三场大战，三战三胜。
天启五年（1625年），海州（辽宁海城）所张屯的汉人秘密联络明将毛文龙派兵，击本屯的满人（《清太祖武皇帝实录》，卷4，8页），同时在这一年，镇江、凤城、岫岩、长岛、双山、平顶山、海州、鞍山、首山、彰义等十余处掀起了反抗后金的武装斗争。
天启六年（1626年）努尔哈赤攻宁远时毛文龙击永宁，后金被迫回师。
天启六年（1626年）宁远之战后努儿哈赤于四月亲率大军征蒙古喀尔喀，毛文龙随即进攻鞍山，因后方吃紧努尔哈赤被迫回师。
天启七年（1627年）正月至四月，后金以空虚沈阳为代价精锐尽出，以重兵对毛文龙的东江镇和朝鲜发动了“丁卯之役”，毛文龙奋起反抗在铁山、瓶山、昌城、鸭绿江取得的“五战而五胜”，但终因袁大人两次抗命、拒绝策应、最终敷衍了事而贻误了沈阳的战机，致使关宁军在四个月的时间里未能有效策应朝鲜和东江镇，导致朝鲜和后金结为“兄弟之盟”，毛帅被朝鲜驱逐而退守皮岛。
天启七年（1627年）六月，皇太极攻“宁、锦”时毛文龙击昌城、辽阳，迫使了后金再次回师。袁大人在“宁锦大战”以后还特为毛帅请功：“孰知毛文龙径辽阳，旋兵相应，使非毛帅捣虚，锦宁又受敌矣！毛帅虽被创兵折，然数年牵制之功，此为最烈！”
（《三朝辽事实录》卷十八，天启七年八月，辽东巡抚袁崇焕奏言；《两朝从信录》卷三十一，天启七年八月，辽东巡抚袁崇焕上言。）
毛文龙象一颗钉子死死的牵制住后金的尾巴，致使其不能远距离、长时间的在外作战，后金数次想根除毛文龙都没有成功，但他却死在了袁大人的手里，让后金能远征林丹汗以及绕道千里长期扰关内。以前，每次后金主力出动毛文龙都会率领东江镇乘势出击捣其后方，一旦没有了东江镇这个牵制，后金则可长途奔，进行远距离长期的在外作战。所以，皇太极在毛帅于崇祯二年（1629年）六月五日于双岛被杀的七天以后，即可宣布“整旅西征”，并且让蓟门外的蒙古部落马上赶造船只，准备用其在老哈河转运粮食随大军沿河入塞，这个部署在六月之前还没有，而这即是将入塞的地点确定为蓟门的标志。
袁大人先削弱蓟镇的兵力，把重兵放在锦州使关内兵力空虚，再开马市为后金南侵准备好粮草，最后杀了毛帅毁了东江镇解决了后金的后顾之忧，这一系列举措亲手促成了后金首次从蓟门入塞，将他自己苦心经营的“宁锦防线”彻底的变成了一条名副其实的“马其诺防线”。而后金不仅于崇祯二年（1629年）绕道蒙古入塞，而后还有1634年、1636年、1638年、1642年四次绕道蒙古入塞，而这其中最具决定性的因素是毛帅被戮、东江瓦解，这种自毁长城的汉奸行为非常值得怀疑。
九、蓟西防御战中不可思议的失败
崇祯二年（1629年）十月二十七日，皇太极由遵化附近入塞。次日，山海关得警赵率教驰援遵化，但由于袁大人对皇太极的举动丝毫没有准备，且有故意防空蓟门之嫌，所以山海关的兵力并不多，赵率教只带领了三五千人赶赴遵化。
十一月初二至袁大人才从宁远赶到前屯营，得报后金已经在围攻遵化了。十一月初四，袁大人率兵到山海关，此时赵率教战死于三屯营。十一月初五，袁崇焕率军入蓟，并以周文郁为掌旗官，周文郁曾是孙承宗身边的人，他以第一人称“余”所写《辽西入卫纪事》是描述“己巳之变”的一篇纪实，其中有许多第一手资料，通过里面的记录能印证一些关键问题。十一月初六，袁大人到了永平，此时遵化已于十一月初三陷落，由袁大人之“汰兵方略”裁撤下来的汰兵打开城门，巡抚王元雅死。袁大人于榛子镇接到崇祯圣旨，得调度指挥各镇援兵之，这个情节也很重要，为蓟辽总督刘策洗清了不小的冤情，因为后来的解读多说刘策不会用兵，才导致蓟西失守且还冤枉了袁大人……
十一月初九，袁大人到了蓟州顺天府。十一月初十，袁大人上疏崇祯，曰：“入蓟州稍息士马，细侦形势，严备拨哨，力为奋截，必不令敌越蓟西”。（《明实录》十一月丙申）其中这个“必不令敌越蓟西”是袁大人继“五年平辽”、“断不敢诱奴入犯蓟辽”后又一经典……
袁大人上疏后便开始部署蓟州防御。此时，蓟辽总督刘策和各路兵马汇集蓟州。蓟辽总督刘策驻地是在密云，昌平总兵尤世威原来是驻守昌平的，十一月初九，刘策率军援守蓟州，尤世威而防通州蓟州两地之间。但袁大人却将兵力分散布防于蓟西各地，他令刘策回守密云，命尤世威回防昌平，许多史料都记载了袁大人这个部署：
“保定总督刘策兵亦至，令其守密云。”崇祯二年十一月已丑《怀宗实录》
“保定总督刘策兵亦至，令还守密云。”崇祯二年十一月已丑《崇祯实录》
“令刘策着还镇，调度诸将，分信防守密云。”《崇祯长编》
朝野对袁崇焕战守布置非议甚多，孙承宗更指出集中兵力紧守蓟州三河一线为要务，否则敌人越蓟州三河则可直扑北京。事实证明，由于保定兵和昌平兵的远去，蓟州防备兵力严重不足，连起码的侦防也做不到，结果皇太极轻易越过蓟州直趋北京，袁大人直到十一月初十四才发觉方提兵追赶，被朝庭寄与厚望的蓟西防线竟不经一战便完全失效。
袁大人的掌旗官周文郁所写的《辽西入卫纪事》中提到了此事：
“十三日，侵晨，报奴全军过石门驿，公令马步兵尽出城外列营。营甫定，有奴骑二百余，分四队扎我军之东南，相持两时，并不件贼大兵。公令我发炮，贼闻炮即四队排为一字，忽退去。竟日无一骑复至，使我欲战而无可战。
十四日，乃探奴大队潜越蓟西矣，公即督辽将士西追……”
需要强调的是这个防御战是袁大人豪言壮语下开打的，而地形又对袁大人有利。蓟州，古幽燕，亦称渔阳，历史悠久，上溯周商：燕山北靠，渤海南望，地“扼东北入京之要冲，控中原与坝上之险塞”，为历代兵家必争之地，有“畿东锁钥”之称。蓟县西有盘山、南有湖泊、东北方向有九龙山和八仙山，因为这么多天堑中留出的通道如同一道往来必经的门户而故称蓟门，自古设置兵镇和关城，是北京东北的要冲。可袁大人在这个地方都没有堵住后金军，而且是不战就任其越过，自己第二天才发现，那可真叫“无能”啊，难怪后金鞑子喜欢这样的“英雄”了……
袁大人自己保证“必不令敌越蓟西”而又分散明朝已经聚集的兵力，导致后金军不战而“潜越蓟西”，浪费了这么一个决好的堵截机会，让后金军顺利的直扑北京而去，这确实十分值得怀疑。
总结：
在了解了袁大人如此众多的疑似汉奸的作为以后，我们不禁要怀疑，袁大人到底居心何在？若袁大人是汉奸那一切都有了合理的解释；若袁大人不是汉奸，那他在怀揣一颗“忠君报国”的“赤子之心”时还干下了这么多汉奸勾当，那他可真算得上是天字第一号的蠢材，这几乎是不太可能的事……
但在事实面前，虽然我们有理由怀疑袁大人有可能是汉奸，虽然他要愚蠢到几乎不可能的地步简直匪夷所思，但经过客观冷静的分析他应该不是汉奸，而确实是一个难得的蠢材。
在刚才我们分析大汉奸刘爱塔的时候，他在那封被错归为毛帅与后金通书的信函中：“遂以毛总兵官蓄意叛逆，即密告袁都司杀之。”一语证明了袁大人不是汉奸，否则何苦用奸细去诬告毛帅？所以，在客观冷静的思考以后，应该得出袁大人只不过是一蠢材而已，并非汉奸的结论。
这个虚构的“冤案”就是要说明朝是个“黑暗腐朽”的王朝，所以才出了“冤枉”袁大人的“冤案”，满清御用文人为此还不惜捏造“反间计”来显示真有“冤情”，而实际上袁大人的每一条罪名都是真切成立的。袁大人被凌迟的罪名在《崇祯长编》里记载得很详细：“谕以袁崇焕付托不效，恃欺隐，以市米则资盗，以谋款则斩帅，纵敌长驱，顿兵不战，援兵四集，尽行遣散，及兵薄城下，又潜携喇嘛，坚请入城，种种罪恶。命刑部会官磔示，依律家十六以上处斩，十五岁以下给功臣家为奴。今止流其妻妾，子女及同产兄弟于二千里外，余俱释不问。”（《崇祯长编》卷三十七，崇祯三年八月癸亥，汪楫本）
其中把袁大人出关以后为后金张罗的一切都包括进去了，但就是没有“通敌”、“谋叛”等字样，丝毫没有提及那个虚构的“反间计”足以说明那个“反间计”是满清御用文人胡诌的。
明朝是一个胸襟开阔的帝国，有着远大的志向和惊人的成就，是中华文明的正朔，所以才有那么多满清御用文人用各种卑劣的手段予以诋毁，以达他们标榜满清才是天命所归的目的。
虽然袁大人不是汉奸，但他那子虚乌有的“冤案”和“光环”却是别有用心之人用来诋毁中华文明正朔的一块砖头，挺袁的人，想想你们到底是在干什么？把这样一个满清御用文人用伪史和谎言装点出来的人作为中华民族的“英雄”来推崇实质上是对整个民族的亵渎
史书上说死于反间计，试问，崇祯有那么白痴吗？俩太监就办了袁崇焕？
袁崇焕什么时候成为民族英雄的，是清朝，清朝历史谁写的，是清朝的喉舌。通过把袁崇焕塑造成一个民族英雄反衬出明朝的无能，从而为满人的统治提供依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