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一下“文极必开”、“弃文就质”、“泰否剥复”这三个词语分别是什么意思？谢谢！

才高意广
才高意广
[cái gāo yì guǎng]
出处
明·胡震亨《唐音癸签》：“太白非从人而为乱者；……大抵才高意广；如孔兆海之徒。”
释义
才学高的人，抱着奢望，难以成事。

古文翻译

又是你？10000字以内，只能把言公上、言公中和言公下的部分译文给你。
言公上
古人记事，之所以公正，是因为从不局限于（追求华丽的）文辞，也不（把书面成果）据为己有。有志于道，言语用来表明志向，文字用来记录语言。他的大道如果真的大明于天下，他的志向全都得以实现，也就没有必要把文字占为己有了。《虞书》说：“陈奏建议通过语言，考验能力通过（他的）功绩。”这是最开始用言语考察别人。一定要考验并使人臣服，最重要的不在于言辞。誓文、诰书等，是把语言记录成文字。如果足以制定政策并进行治理（国家），君臣就从不分清立言（说的话、起草的文书等）的是谁。周公说：“（周）成王说：众方之国。”这是昭告各国的文书。说的人以为是周公受周成王之命，却不知道这句话本来就是周公说的，经过周成王同意后施行的，也相当于周成王的话。圣臣为贤主立言，就是所谓的贤主能够任用圣臣，也是圣人治国之道。曾巩说：“典籍记载了尧、舜的功绩，也记载了他们细微的思想，是寻常人所能达到的吗？当时记事的史臣，也都是圣人之类。”由此来看，贤臣为圣主记事，就是所谓的贤臣能够体会到圣主的思想，也是圣人记事之道。文字和大道是统一的，言语和事情也是统一的，就好比各种音符相搭配音乐才能和谐，不能只靠一种优秀的乐器。各种味道相互调和煮出的食物才好吃，不能只靠一种好味道的调料。所以说：古人记事，之所以公正，是因为从不局限于（追求华丽的）文辞，也不（把书面成果）据为己有。
司马迁说：“《诗经》三百篇，大多都是贤圣之人发愤所作的。”因此描写男女相互倾慕的文字，是用来寄托思念君父、友人（的思想）的。描写出征的战士、分离的妻子愁怨的文字，是用来寄托忧虑国家（的思想）的。一定要用比拟的手法，表达作者的真意，因此《鸱鸮》描写鸟的哀鸣，就不难理解庄周借鲋鱼表达愤懑和讥笑，《苌楚》描写草没有家，就不难理解宋玉借雌风抒发慨叹？诗人的用意，温柔而敦厚，表面是诗文实际上是暗示劝谏，说的人没有罪，听的人引以为戒，舒发自己的愤懑，希望对教化风气有所裨益，是他们的志愿。（今人）借此出名，在艺术上争巧斗胜，古人从不这样。所以说：古人记事，之所以公正，是因为从不局限于（追求华丽的）文辞，也不（把书面成果）据为己有。
孔夫子说：“只叙述和阐明前人的学说，而不创作。”六艺都是周公所造，孔子没有另行发明。《论语》则记录了孔夫子的言行。“不能坚持正确的行为”，证义者（佛家用语，论义会上的判决者）、巫医，从未理解《易经》的实质。他用“不忮不求（不嫉妒不贪求）”赞美季路，“诚不以富（对自己没有好处）”赞叹夷齐，都是引用《诗经》上的原话。他用“允执厥中（言行符合不偏不倚的中正之道）”评价尧的言行，用“玄牡昭告（用黑色公牛作祭物，禀告天地）”描述商汤的誓言，都是引用《尚书》的语句。(《墨子》引《汤誓》。)《论语》记录了孔子细微的言行，而《诗经》、《尚书》起初也没有区别，因为它们叙述的都是同样的意思。(王应麟(字伯厚，宋朝人，三字经作者)常根据在孔子之前的古书，考证《论语》所记载的孔子的言行，发现很多根据。古书或许又虚假之处，不能全都考证，但是古人引用成语，没有大的差别。)孔子的言行，再各家都有叙述，(各家又都有真有假，而子思、孟子的书，所引用的精粹的话，大多都是《论语》所没有记载的。)而《论语》没有全都收录（孔子言行），是因为出于详略互相搭配的用意。六艺是文字的开始，《论语》荟萃了圣人之言，叙述旧的思想，创立新的言论，也从不别有用心，只追求陈明大道、树立教化，而圣明的作品，从不分清立言的谁。所以说：古人记事，之所以公正，是因为从不局限于（追求华丽的）文辞，也不（把书面成果）据为己有。
周朝衰落，文道闭塞，百家争鸣，孔子死后，精妙的言论消失，大义也不被人所理解了。然而诸子百家都想用自己的学说统治天下，凭他们所谓的“道”，争论（学术上）无法统一的天下，而采用的语言文字，从未占为己有。先人的旧典籍，存录下来没有区别的，比如《幼官》、《弟子》等篇，《月令》、《土方》等篇就是这一类。(《管子•地圆》，《淮南•地形》，都是继承了土训之说。)考察这些言行，不必都是作者自身的论述，管仲的《管子》记载了他死后发生的事，韩非的《韩非子》记载了李斯（晚于韩非的年代）的《驳议》。《庄子．让王》、《渔父》等篇，苏轼认为是假造的（不是庄子所作）；其实不是假造的，是研究庄子学说的学者增添的内容。《晏子春秋》，柳宗认为是墨家学说。并不是说晏子是墨家，是墨家学者在叙述晏子的事迹，用晏子的名字作为书名，就像孟子用《告子》、《万章》做为篇章的名字。《吕氏春秋》，从前的儒者把它和《淮南鸿烈》归为一类，都是集合了众宾客而作的，不能自命为某个人的著，就是这个道理。但是吕不韦、淮南王（刘安），没有认为把采集众家学说是可耻可，就象后世之人把别人的长处据为己有。这两人拥有裁定的力，把自己的名字定为书名，但考察他们的用意，都是一个目的，(吕氏春秋成为一代名典，淮南鸿烈成为道家支流。)这又是单个宾客所达不到的。诸子百家奋起，由于学术分出派别，而各以聪明和某方面的才力，每当研究出大道的一个片面，就想以此而统一天下（的学说）。他们有根据的学说，说出来又很合理，就会把这些学说传授下去，教给他们的徒弟。如果足以展现他们学派的学术并能确立该学派的宗师，前人的叙述，加上后人的补充，不必分清立言的到底是谁。所以说：古人记事，之所以公正，是因为从不局限于（追求华丽的）文辞，也不（把书面成果）据为己有。
孔子因为鲁史而写作了《春秋》，孟子说：“它记录的是齐桓公、晋文公的事迹，这些文字就是历史”，孔子自己说是窃取了鲁史的大义。拿笔的人，有志于《春秋》的学术，只追求其中的大义，他们所记载的事情和文字，就是用来反映大义的。世上讥讽司马迁的人，责怪他拆散了《尚书》、《左传》、《国语》、《国策》的文字，认为这样裁割不合适，(语出苏洵（字明允）的《史论》。)世上讥讽班固的人，责怪他记载孝武帝以前的史事都是直接司马迁的，认为他剽窃无耻，(语出郑樵（字渔仲）的《通志》。)这些评价都是毫无道理的。司马迁的史记从五帝开始，延及三代、周、秦，如果让他舍弃《尚书》、《左传》、《国语》、《国策》，不就成了凭空造假之之作了吗？人们定会说《左传》、《国语》以后的历史，都是司马迁自己杜撰的，那么陆贾得《楚汉春秋》，高祖孝文皇帝的《传》，都是司马迁引用的，如果这些书后世没有流传，我们只见到《尚书》、《左传》、《国语》、《国策》，反倒责怪他割裂（以上书籍），真可谓是只知一十而不知到二五。班固的汉书从西汉开始，如果汉孝武帝以前的史事，他不用司马迁的史记，不就会让那些参加科考的学生们作同样的题目而出现不同的文章了吗？人们定会说从汉孝武帝之后，都是班固自撰的，那么冯商、扬雄的传纪，刘歆、贾护的史书，都是班固写史的依据，这些书后人见不到，而只能见到司马迁的史记，反倒责怪班固的，真可谓是只知道白天外出而不知道晚上回家啊。记载言论就是空造吗？扬雄、司马相如的词赋，是最空洞而没有实义的。司马迁、班固没有写文苑传，借此来保存那些风流文采，是述事最重要的。叙事就是记实吗？年表、传目，是最记实而没有修饰的。《屈贾》、《孟荀》、《老庄申韩》等篇目，《同姓侯王》、《异姓侯王》等年表，起初无所记载，而只保存了题目，褒贬之意，蕴含其中，这是立言最重要的。写史贵在理解其中大义，不同于掌握故事的史官，只追求事请、文字的片面。孔子说：“我与其载述空洞的说教，不如举出在位者所做所为以见其是非美恶，这样就更加深切显明了。”这是写史之人的宗旨。如果能够理解大义而实现志向，把史事记录下来，就不用分清立言的到底是谁。所以说：古人记事，之所以公正，是因为从不局限于（追求华丽的）文辞，也不（把书面成果）据为己有。
汉初的儒家，抱着残缺陈旧的东西不放，以其毕生精力，发掘从前圣人的格言，他们从师的渊源，和他们的宗支谱系差不多；再看弟子们的术业，师承传授，正如黑啻凫、白鹄不可相混淆，学习的人不得不尽心研究。公羊传、谷梁传相对于《春秋》，后人认为是通过假设问答来阐明宗旨。后人不知道古人先有口授，而后才写在竹帛上，不像后人作学问，要想成为名家，一定要通过著述来达到。孔子传授《易经》给商瞿，经过五代传止田何。施仇、孟喜、梁邱贺，都是田何的弟子。但是从田何以前，不曾有书，则施、孟、梁邱三家的《易经》，记载在《汉书 艺文志》，都是依据田何之前的口口相传。因此古人不写书，他们的言行未必不流传。研究韩《诗》的人，不研究齐《诗》、鲁《诗》，传承伏生《尚书》的人，不了解孔子学说；各派学说的章句训诂，都有门著述。门人弟子，引用叙述，杂见于各传纪章表，不都是出於自己所传的书，但是宗旨都不违背老师的学说。那么儒家们除了著作成书之外，还有精妙的言论，口授给徒弟，而学习的人理解了其中意思，推衍演化，又写进文辞，难以分辨出是老师的原句，还是徒弟衍化出来的。而观看这些书的人，也根据作者和内容判定是哪派学说，不再分清哪些是老师说的，哪些是徒弟说的。如果能够通晓经义并传承学说，不管是口传还是书授，都不用分清到底立言的是谁得功劳。所以说：古人记事，之所以公正，是因为从不局限于（追求华丽的）文辞，也不（把书面成果）据为己有。
言公中
唉！世上的教化衰落了，在阐述大道方面有所不足转而追求在文字上争胜，那么作者就有了私心；内容不充实转而追求名声，那么文字就有了局限性（自夸自大的一面）。说起话来有私心，作起文来又自大，那么争胜的风气流行，而钻研道术的风气衰退了。古人的话，本意是来诫喻后人；而后人的话，是打算欺世盗名。本意也并不是欺世盗名，是因为有点私心和自大，所以不得不这样。古人的话，是要帮助别人；后人的话，是打算炫耀自己。并不是古人不想炫耀自己，是后人太偏重炫耀自己了，是因为在写作上所不足和不充实，才不得不这样。孟子说：“制造箭枝的人难道要比制造盔甲的人残忍吗？选择职业不可不慎重。”古人从容易处立言，后人从烦难处言处。如何证明（这个观点）？古人所要表达的，是道。猛然间有了（真理性的）话，比如心中高兴就不得不笑，身体患病就不能不呻吟，难道是考虑到这些话有巧妙、笨拙、机敏、迟钝之分，而勉强追求的吗？道在哪里，学术就趋向哪里，学术在哪里，同类的人就聚在哪里，古人有了（真理性的）话，要先求证于和自己观点一样的人，就是自己立言了。为什么？因为这些人的道一样。传授给别人，能领会到我的话并有所变通，就是我立言了。为什么？因为我们的道一样。用毕生的学习、问询、思考、辨论在某一方面的大道之上，能和从前的千古同道之人相通，并借鉴他们（的成果），能为以后的千古同道之人提供依据，这样立言，不是很容易吗？只有那些恃才而不学习别人（的人），追求没有内容的文字（的人），就像心中不高兴而勉强做出笑脸，没有病而故意呻吟，很快就疲惫不堪了；更何况怀着恐怕被人戳破的私心，偷取虚名，没有前人可以借鉴，没有后人可以依据，处在孤立危险的形势，（这样立言）不是很难吗？所以表面修饰的言论，和从内心说出的言论，哪个（立言）容易哪个（立言）困难就可得而知了。不打算争名的言论，和定要争名得言论，哪个（立言）容易哪个（立言）困难，也可得而知了。和古今前后的人相通，大家都认为公正的言论，以及私自占有，一定要标榜自己的言论，哪个（立言）容易哪个（立言）困难，也可得而知了。立言的人，有志于大道，是选择公正的言论来立言容易呢？而是空有其文，选择私心的言论来立言容易呢？公私难易之间，不难看出了。唉！那里才能找到知言之人，来和他一起努力钻研大道呢？
古代没有把别人的话窃为己有的，伯宗（周代晋国大夫）的关于梁山山崩的回答，不但受了绝后的讥讽（孔子说他要绝后），而且得了阻挡贤人的罪名。古人没有把别人的文字窃为己有的，屈平写草稿还没有完，上官大夫见了之后想占有它，不但是欺君，而且还诬陷了朋友。剽窃人家的言论，等于偷盗人家的财物，老子的话就是这么说的。这个缺点是由于自恃才智，而不知道把它用在公道上。如果伯宗推荐了那个贤能的车夫，并采用车夫批缟素去哭祭的说法，那这也是伯宗兴国之言，他的功绩就不单单是梁山山崩这件事了。上官大夫如果交好屈平并帮助他完成宪令，那这也是上官大夫造福楚国之言，他的功绩就不单单是完善了宪令。韩琦担任宰相，而欧阳修担任翰林学士。有的人说韩先生没有文章，韩琦说“我做宰相，任命欧阳修作学士，天下的文章，谁能超过我？”啊！像韩琦这类人，可以说是懂得古人言公的宗旨了。
剽窃别人的言论，据为己有，骗取名声最可恨，争功在其次。功劳只能欺骗一时，而名声欺骗千古。把自己的作品，伪称是古人所作，从中牟利最可恨，喜欢多事在其次；喜欢多事罪名只在一人而已，牟取奸利则后人都来效仿就会败坏了风俗。齐邱剽窃了谭峭的《化书》，郭象剽窃了向秀的《庄子》注，君子认为他们品德微薄行为无耻。作者如果魂而有知，只是想把自己的学说展示给天下人，而不必标榜作者是自己。但是我们不能不对那些剽窃的人痛心疾首，他们有着穿墙打洞、撬开箱箧（比喻剽窃）的才能，因此也一定会把窃来的作品窜改更张来掩盖自己的剽窃行为，因此也就失去了原著的本意了。刘炫的《连山》，梅赜的《古文尚书》，都是应诏献出来的，是想求取物质利益。诋侮圣人的言论，却比作河间、河内的馊讨（典故），君子认为这种罪杀掉都不足以惩罚他。坟典失传以后，而造假的人搜集补缀，(比如古文采辑散落的书本，散见于记传，几乎没有遗漏。)也未必没有十分之一是真的。但是依然要对造假的人深恶痛绝，散落的篇章，附在缺失的文章之后，它的大义犹存；如果附在成书里，它的大义就消失了。如果让造假者把造假的精力，用在采辑补缀（散失的篇章）上面，那他的功劳也不下于河间的《礼记》，河内的《尚书》。(王应麟（字伯厚）的《三家诗考》，吴澄（号草庐先生）的《逸礼》，他们生於宋朝、元朝，离古代很久远，依然对经学有贡献。六朝古书散落不多，这是（对人类的）贡献，和后人相比，后人修定会更容易，可惜后人却没这么想，反借此造假。)郭象的《秋水》、《达生》注解，都有无精言名理，仅次于向秀；如果他阐述文中的宗旨，和向秀的注解，相互补充，看得人也不用分辨哪些是向秀所注哪些是郭象所注，何至于用剽窃的方式？不懂得言公的道理，而自私自利据为自己的功劳，大道迷失，而人心不可测了。
学者都追求不朽，岂知不朽也有其规律？言公于世，就算书本有时失传，但其中的学说不至于立即就灭绝。因为学习这一流派，繁衍的内容多，看的人通过考证就能识别。孔子的古文虽然失传了，而司马迁向孔安国请教，现在司马迁的书还在，因此孔子的《尚书》，没有全部失传。韩婴的《诗》虽然失传，而许慎研究《诗》能兼通韩氏；现在《说文》还保存完好，因此韩婴的《诗》，也没有全部失传。刘向的《洪范五行传》，与《七略别录》虽然失传，而班固的史学师出刘歆；(刘歆的《汉记》，是班固《汉书》的依照。)现在《五行》、《艺文》二卷志文都保存完好，因此刘向的学说没有失传。也有后学之人假名前人，褚少孙借司马迁的名，裴松之借陈寿的名，不能责怪他们攀附，是因为他们的能力不足。又有道术学说相同相近的，一方的书不幸失传了，可以依靠同道之人来保存，《列子》残缺不全，有一半在体现在庄子的书里，杨朱的书失传了，大多保存在《韩子》里；因为庄子、列子都是道家，而杨朱的学说很接近法家。又有凭借自己的才智，没有成为一代名家，但是道学和别人相同相近，幸好能保存自己的成果。告子（人名）关于杞柳和湍水的言论，借助于孟子而得以流传；惠施（人名）关于白马三只脚的言论，因为庄子而得以展现；虽然是射箭者的靶心，也见到其不羁之才，没有消失。又有琐细的言论，起初并不高妙，但是深入人心，最后也能纳入经训里。小孩的洗脚歌，也和家国相关；关于时俗、庄稼的谚语，是被公认的。它陈述的道理，可浅可深；得以流传的，不关俗雅。都像这样，不一定是古人（立言）容易而后人就难，古人灵巧而后人笨拙，古人对而后人错，虚名、内容的形式不同，为公为私的出发点不一样，故意于立言和无意立言，不能同日而语。所以说：无意间写出的文章能够长存，刻意写出的文章就会失传。
如果有两个小民打官司，两方各有状辞，官府受理了，定会根据状词来赏罚其中的无辜和冤枉。所依据的状词，难道是乡下的小民能够自己书写的吗？而官府的赏罚，不针对替他们写状词的人，而针对诉讼的人，这是官府注重说话的原因，而这些状词不必追究是谁写的。（走访）墓地陇亩，祠庙宗支，考察碑碣文字，不管多么偏鄙，来依据这些讨论是非曲直，除了这样做无法达到目的。夏商周三代的钟鼎，秦、汉的石刻，形状、字体奇异古怪，文字非常深奥，难道就无法被后世识别了吗？如果这些东西能够用来考证史实，就算很平常也不能荒废了它；如果对考证史实没有用处，再奇异也不值得争抢。但是后来的学者，都片面地追求文字的效果，并想将成果据为己有，也不值得和他们在一起论道。
有人说：意义深远（的话），要用文字把语言记录下来，这是《大传》教导我们的。文辞要远离浅陋悖理，这是贤达之人所说的话（曾子的话）。“文章没有文采，文章就不能流传很远”，追求文采是不能停止的。现在认为追求文字的片面（文采）是错的，那么什么才是立言得准则？（我）说：不是这样说的。《易经》说：“做文章要真诚、说真话。”这个“真诚”不一定非是圣人那种极高的“诚”，只要足以写文章立言就够了。学者写文章，不管文采上怎么样，他写文章定是有原因的，并不是为了写而写，这都是“诚”。因为有原因，并用文采辅助表达出来，是追求工巧，以此表现自己的“真诚”。“《易经》用词怪异但有法理，《诗经》文风中正而华丽”，“《易经》叙述阴阳之道”，《诗经》是表现人的性情的。他们之所以通过修辞表现的奇异和华丽，那是因为如果不这样，就不能阐明阴阳之理与和抒发性情。所以说：并不是追求有文采。如果没有内容而空有文采，就算六艺的文章，也没有可取的，更何况其他的呢？
文章，是虚的东西；大道，是实在的东西。文章要想工巧，就像弓箭要想优质。弓箭可以用来抵御贼寇，也可以被贼寇所用，这和弓箭的优质不优质没有关系。文章可以阐明道理，也可以背叛真理，这和文章的有文采无文采也没有关系。陈琳替袁绍起草檄文，声讨曹操的罪状，文采何其壮烈。后来见到曹操，自己比喻为箭不得不听弦的操控。如果让他曹操写讨伐袁绍的檄文，他的文采一定一样如此壮烈。但是白白地擅长文辞，而对“道”没有什么作用，就像好的船、车，诚然是对乘客便利，但如果去燕地和粤地，就不一定了。
圣人的话，贤人来阐述，有时候也背离了原意。贤人的话，常人来阐述，有时候也背离了原意。人心不同，就像脸长得都不一样。而我们说文章要表现公正，不一定都是自己写的或说的，为什么？因为志同道合，始终都不背道而驰。而且赋诗、短文，不亚于是从嘴里说出的，而本意也是没有局限的。引用别人的言论互相辨论，和自己的思想有时相反，而古人也一并保存不删除它。前人有言论，后人引用来增强自己的说服力，是和古人志同道合。前人有言论，后人学习并扩充它，是把自己信仰古人。仁者见仁，智者见智，志同道合而言论上有差别，到不同而言论上一致，这些例子就像秋天禽类的羽毛，不能一一列举。所以后人阐述前人的学说，而不删掉前人的陈旧思想。认为应该在世间共存，是非得失，有智慧的人自会来鉴别，这就是后人的“公”。君子讨厌剽窃他人言论的人，所以剽窃者会铲除剽窃的痕迹，来掩饰自己的私心。如果前人的言论已经已传，不得已而附从后人的论述，这是无奈的事，譬如丢失祖宗牌位的人，找到同族的人而附于他们，也能慰籍祖宗的魂灵。如果不了解言公的思想，是无法懂得的。
言公下
在文林泛舟，在艺苑回翔；描写东西不拘于外形，但求传神，就像摆脱了羁绊而奔跑；领会作者本意，了解流行的文章。口口相传的教学方式消弱以后，用竹帛记事的方式就流行了。洞穴和巢穴用来住人，后来发明了各种好看的玉器；毛皮和数叶用来御寒，后来发明了各种华美的衣服。古老的名言被忘记，近代产生了各种流派。譬如泉水像酒杯舀出的一样喷涌而出，撩起下身衣裳趟过；堤防被横流冲毁，定要用船只才能安全。推断“言公”的宗旨，和我追求的“道”是统一的。只是我们不知道其实天天实践它，就像飞鸟忘记了（打它的）飞弹。一个挑夫沿河跳水，就能使一畦庄稼长得非常茂盛。
九天高耸，天下同风。君王的话如纶如綍，如元气凝聚在宇宙之中。执掌政的大臣，在大殿松柏之下聆听皇帝的旨意；起草公文的官员，在殿旁的枫树下记录皇帝的旨意。于是在西掖（比喻宫内）挥笔，在城北门（比喻宫外）就能读到公文。天风吹向四面，雷电传向八方（比喻圣旨的颁发）。（圣旨）充满了好消息，叙述着皇帝忧国忧民、勤政的思想。勉励学文则大量创作《韶》、《濩》一样的雅乐，勉励学武则大量的储存粮草、饲养兵马。实施政策就像云中的龙踏着节拍飞舞，赈恤灾情就像把鸟儿喂得肥壮一样。建立石室、制造金丝线，皇史宬（典藏史书的机构）收藏史书；制造木箱和卷轴，学士们编辑成一家之书。设置左史官、右史官，使君王的事迹没有隐私，制定内外制度，让文臣不能私自杜撰。就算在密室的话，自有门的官员记录；而山野茅屋的言论，记录下来一样可以流传。(制诰之公。)
提倡文章，考察史事，购置典籍，聘请贤能之人。在鸾台（皇宫机构名）陈述史事，在虎观（皇宫机构名）谈论经典。谈论音律、校定五行，六天、五帝、三统、九畴等观点，大家各持己见；对《礼记》《尚书》（代指各种典籍）进行辩论，齐言、鲁故、孔壁、梁坟等学说，大家公平地讨论。《五经正义》统一为一家（唐朝孔颖达等）修订，《晋史》删改了上百卷。对经典经籍的注解经过了六百年，(《五经正义》，根据两汉、六朝的学者学说最后统一编订。)《晋史》的编年纪传有十八个不同本。(《晋史》共一十八家。)正如漳水分支、长江合流，济水纵淌、黄河横流，淮河笔直、沔水弯曲，但是它们最初都起源于山谷；翡玉是翠色、天空是青色，蔚草是蓝色、芝草是紫色，溪水是绿色、砂丸是红色，它们都因为绚丽而灿烂。统一书籍就能够使人的观点看法一致，统一度量和法律就能遏制奸邪、奢靡。虽然所有都是皇帝制定的，其实都依赖于儒臣。群臣的首辅，上奏署名他要签在第一个；工匠们在一起工作，所有的姓名都湮没无闻了。所以庆祝新修的庙竣工，谁想到工匠们的辛苦，只知道将作（管理建设的官员）的功劳？祭祀活动，谁讨论厨师的忙碌，只知道祝辞官的宣读！(馆局之公。)
朝廷设置三台八座，各种官职，节制藩镇，管辖地方，把国家分成郡县来治理。秋天群星密布，田园里各种粮食茁壮成长。存放很多成本的书，收藏大量成卷的书。存放书籍的馆阁、存放武器的仓库，管理礼法的部门、掌管音乐的机构，应有尽有，像车轮上的辐凑；部兵力、受理诉讼，规划钱货、部署耕种，井然有序，就像在棋盘上布置棋子。在蓝田书院雁行有序地学习，准令式（职事官假满百日，就取消其官职）等成为规定；割牛耳（比喻诸侯和盟）招揽平原君一类人，根据旧例而制定制度。所以把笔叫作刀，把字叫做隶。牢骚出自服徭役的人，政策的得失依赖官吏。所以百官治理国家而万民能够看到，所以容易结绳记事。愚昧的人在片面争论，聪明人才能够体会本意。(文移之公。)
侯王将相，封疆大吏。在铃合（翰林院以及将帅或州郡长官办事的地方）汇报国事，在戟门（古代立戟为门，代指官署）处理军事。极具很高的富贵，很大的威风。有风度的记录人，有风流的名士，有幕府宾客，有文官掾史。鹞鹰搏击海滨，鲁仲连给沙漠地区写书信；苍鹰飞扬于河朔之上，陈琳（字孔璋）的檄文宣布在当涂（今安徽省当涂县）。王粲慷慨而依附刘表，他的诗赋流传在荆楚一带；班固倜傥依附窦宪，他的铭文刻在狼居胥山。刍灵（用茅草扎成的送葬之物）和涂车（送葬用的明器）为之摧毁，死去的灵魂都被谢惠连的悼词感动（语出《祭古冢文》：刍灵已毁,涂车既摧）；莺鸟啼叫花儿开放，活着的人都心仪丘迟（字希范）的信（语出《与陈伯之书》：暮春三月,江南草长,杂花生树,群莺乱飞）。有的精诚能打穿坚硬的金石，有的忠烈能激荡风云。抒情能让青草在春天发芽，阐述能让黄河波涛在夏天沸腾。表达幽静就像山鬼在夜里啼哭，表达明丽就像大海早晨的晴天。并能够追寻深远，甚至达到冥界，深刻地表达出自己的思想。根据对象的不同而变化，能屈能伸。通过文章谋求利禄的途径多了之后，揣摩、锤炼文字的工夫就下得少了。近代的众多文人，有多半是卖弄捉刀之技的。既然同驾一辆车，怎么能够打不同的旗子分道而行呢？（书记之公。）

请问行政机关公文保存公文期限永久、30年、10年的区别在哪里？不需要保存的纸质公文怎么处理？销毁吗？

文件资料按保密程度分为绝密文件、机密文件、秘密文件、公开性文件、宣传资料。不具备归档和存查价值的纸质公文，经过办公室主任、发文部门负责人共同鉴别后可以做“作废保留”和“销毁”处理。

孔子曰：“质胜文则野，文胜质则史，文质彬彬，然后君子”。

孔子说：性情过于直率就显得粗鲁,礼仪过于恭敬就显得虚浮,恰当的性情与礼仪,才是成熟的人该有的样子。
出自《论语》，请看「雍也第六」第十八章：
【子曰。质胜文则野。文胜质则史。文质彬彬。然后君子。】
这是孔子教导我们『质胜文则野，文胜质则史』，「质」是本质，「文」是文采，「野」按包咸的批注，包咸是东汉的经学家，他注为「如野人」。因为野在《说文解字》里面是指郊外，就是乡下人，我们现在俗话讲「乡巴佬」，这是野。
「文胜质则史」，史有两个意思，根据古注有两个说法，一个是史书，一个是史官，两种说法意思其实都是相似。「质胜文」，胜，包咸注为多的意思，所以就是「质多于文，则如野人」。因为他有很好的本质，可能他孝悌忠信的品德挺好的，但是比较欠缺于礼文的修饰，就显得朴素无华，甚至看起来比较粗鄙，这种人叫野人。这类人，当然他首先要有质，有质而无文，至少他不至于虚浮、虚伪。
如果是「文胜质则史」，因为在古代除了少数的史官非常的讲究诚信，春秋那个时代的史官大部分都没有诚信，就是歪曲历史，所以这种人是诚不足。他可以舞文弄墨，在表面文章上做得很好，但是内心本质没有真诚，那是讲「史」的意思。也有的是说史书，史书就是记录得非常的精彩，或者是对某人可能有很多的渲染，但是流于不真实，这个于史。总之，如果是文多于质，这就显得有虚伪，不诚的味道。
所以孔子后面说，『文质彬彬，然后君子。』「彬彬」，就是文跟质，他的表面是文，内心的本质是质，内在的和外在的都要平衡，这个叫彬彬，它是融合之相。文和质均衡交融，言行既文雅又真实，这合乎中道，这才能够称为君子。所以可见得我们的品性、本质非常的重要，但是光有品性而不学文也不行。对人要懂得礼貌，懂得进退应对，讲话也要有文明、文采，不能够粗言，这才能够合乎君子之道。

关于鲁迅弃医从文，懂的进

鲁迅在《藤野先生》里有过自述，因为学业成绩太差，常常需要藤野先生额外补课。有一次他期末考试及格了，其他的日本学生还怀疑是藤野漏题给他，闹出了一场风波，可见鲁迅的成绩水平。后来因为学业吃力，1906年鲁迅自己放弃了学医，转而在日本从事一些翻译、校对书稿的工作，也只是勉强糊口而已，最后在1909年还是选择了回国，此时距离1918年发表《狂人日记》足足还有9年时间。观看日俄战争宣传片确有其事，然而这不过是寻章摘句、断章取义而已，并不存在鲁迅因此而“弃医从文”的事情，这是某些宣传工具为了树立鲁迅的“文学斗士”形象而强加的情节。

毕淑敏弃医从文的原因（详细）

1969年，北京的“文革”正轰轰烈烈，不满17岁的毕淑敏，却悄然穿上军装，告别北京，作为藏北第一批女兵，到达共和国这块最高的土地戍边了。这是喜马拉雅山、冈底斯山和喀喇昆仑山聚合的地方，平均高度在海拔五千米以上。前不久，我陪她考察京东丫髻山森林公园，毕竟是春天，天格外地蓝，阳光格外地暖，空气格外地清新，她深吸一口，仿佛要把这蓝天这阳光这空气，全吸进去，而后慨叹一声：藏北哪有啊，空气稀薄，缺氧使人简直难以生存。她不明白，那么高的山上，阳光照着，觉不出暖和。当时与她同去的共有5名女兵。那个部队从来没有女兵，破天荒了。及至今天，军区首长告诉她：现在也没有，她们是唯一的，后无来者了。三年后，她去新疆军区军医学校学习，原本要去军医大的，因受林彪事件影响，重灾区的军医大迟迟未招生，又不能再等，只有先走为上。在校成绩优异，院方要她留校，想把她培养成一名出色的外科医生。如果真的留校了，一心于救死扶伤的事业，或许真的能成为一名出色的外科医生，一名教授家，那么是否还会有今天一位几乎家喻户晓的出色的女作家，一位国家一级作家？她真心地感谢母校对她的厚爱与挽留，她对我说：部队培养一个医生不容易，她不回去，以后所在的部队就没有名额了。她毅然回到阿里那个地方，谁料女兵们都调了，报道时干部科长翻出过去的名单，查出有个毕淑敏，性别中写的却是男性，因为这几年里部队已无女兵了。一干就是5年，直到1980年转业回北京进工厂，做医务所长、主治医师，1991年成为业作家，前后行医22年，对医生职业，她是情有独钟，一往情深，尤其有几条生命就是在死亡边缘，她一把手拉回的。看到一个个生命的复活与重新焕发青春，那份情感非常人所能体味。她父亲也是一位军人，官至师级，在文学艺术方面有很好的天赋，只是由于那一代人所处的环境，老人家一生戎马，始终未能从事文学。一天，父亲突然对她说：我看你是可以写一点东西的。她也确实想把藏北的军旅生活表现出来，在父亲的鼓励下，悄然动笔了，一周内就完成处女作《昆仑殇》。这是1986年，她34岁时。对于一个从未写过东西的人来说，起手就中篇，难免没有底数与把握。丈夫芦书坤骑着自行车送到解放军文艺出社.可往往也有例外，这部中篇第二年在《昆仑》杂志发表，引起轰动，并获第四届“昆仑文学奖”，她从此步入中国文坛。这期间，她边做医生边写作，后来，发觉写作与医生是不可以同时做的。她十分敬重医生的职业，尽管她做基层医生，危在旦夕的病不多，但也要全心全意地做好，不能分心，这是一个务实的世界，不能随意夸张修改延误，更不能有丝毫失误，毕竟人命关天，责任感事业心要她必须这样想这样做。所以，她所在厂的一名下岗职工，恰到她朋友家做保姆，谈起她来，连连称赞好大夫，眉飞色舞地谈了半天，结果连该干的活都没干。她深知写作是一个想象的世界，虚拟的世界，可以夸张，不满意还可以修改，甚至推倒重来，即使写完了，发表了好，不发表也无所谓，毕竟是自己的事，与人无碍。她成天在这两个世界跳来跳去，总觉处一种两难境地。这时，中国有色金总公司慧眼识才，调她去做业作家，悬壶济世22年，要她从此脱下白大褂，离开医生岗位，内心很痛苦，实在难下决心，况且她已近不惑之年，对以后的创作没有把握。她手里足足攥了两个月的调令，一番痛苦的徘徊思考，最后还是脱下白大褂，放下手术刀，有所取有所舍，有所为有所不为，人生很难样样兼顾，鱼与熊掌全得。她自此一心一意写作了，写作，又深感底气不足，便想方设法弥补，先是自学广播电大中文系课程，而后又拿下文学硕士，现在正攻读心理学博士。王蒙说她“我真的不知道世界上还有这样规规矩矩的作家与文学之路。”她就是以这样坚实的脚步，一步一步走到文坛的今天。迄今为止，她已发表近四百万字作品，主要是小说和散文，其内容归拢来，一是反映藏北军旅生活，二是反映医生方面的生活，作品中始终关注关怀着人的生存状态，除去西藏生活与做医生的特殊经历，还有就是她做女人做母亲的天性使然。故此，几乎她每完成一部作品，总会造成文坛轰动，引起社会反响，虽没有大红大紫于一时，作品却可持久地一再，如散文集《素面朝天》，多次重印；厚厚地八卷本《毕淑敏文集》，2002年1月发行，2月即告脱销再，在当今纯文学低迷的境况下，“毕淑敏现象”实在值得研究。她的小说，因是医生，笔下便从没忘记医生治病救人的宗旨，普渡众生的宏愿，苦口婆心的耐性，有条不紊的规章和清澈如水的医心，她将对人的关怀和热情悲悯，化作一种集道德、文学与科学于一体的思维方式写作方式及行为方式。她正视死亡与血污，下笔常常令人战栗，但主旨仍然平实和悦，根本是希望人们更好地活下去，让我们的社会更和谐，我们的世界更美好。可以说，她的小说携带着高原的严寒，青春的沉重，生命的厚实以及对死亡的冷静，足以震撼每一个人的灵魂，而冷静理智的叙述，使她的作品具有一种罕见的磅礴大气。确实，创作不仅需要作家对所写内容的熟悉，更需要作家真正刻骨铭心的体验，应当是她成功的基础。长篇《红处方》、《血玲珑》也好，中篇《昆仑殇》、《生生不已》、《预约死亡》也好，短篇《紫色人形》、《一 厘米》、《女人之约》也好，毋庸置疑，她的小说已风格独具，自成一家。至于她的散文，坦率地说，我更喜欢，倒不是因为我写散文就喜欢散文，她的散文实在是真性情的自然流露，对那些矫情造做虚假一类的文章，我向来是不屑一顾的，我读过她的《婚姻鞋》、《素面朝天》、《大雁落脚的地方》等多本散文集，她认为，散文是蕴涵切肤之痛的标本。心的运行是透明的，它的脚印被语言固定下来，就成了散文。小说常常依心情而写，并无章法可言。散文看起来很随意，其实有着戒律，它是已经发生过的事情的感情的追述。于是散文在某种意义上就有了史的品格。在小说里，她躲在人物背后窃窃私语。在散文里，她站在浮动的文学面前自言自语。正因为如此，读她的小说，读出的是她对这个世界的看法与形象的演绎。读她的散文，才真正读出一个活脱脱的毕淑敏来，我知道了她17岁生日，是在藏北高原过的，战友们把水果罐头汁倾倒在茶褐色的刷牙缸里，彼此碰得山响，向她祝贺，对于每月只有一筒半罐头的她们来说，这是一场盛大的庆典。知道了她背负武器、红十字箱、干粮、行军帐篷，徒步跋涉在无人区，攀越六千多米高山时，心脏仿佛随着急遽的呼吸而迸出胸膛，仰望头上顶峰云雾缭绕，俯视脚下渊薮深不可测，年轻的她第一次想到了死。知道了她给20岁的班长换血染的尸衣，知道了她28岁转业回京，结婚、生子，操持家条，一个女人来到这个世界上该干能干的事情，她都很认真地做了，贤妻良母，好大夫，优秀作家，这是人们众口一致的评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