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人是怎么看真气的？

我们来看看古人是怎么看真气的，他们是如何观察真气的。
有人怀疑真气，认为古人是那么落后愚昧，“他们观察到了真气，那为什么过去百年的现代科技手段却一直观察不到？”
其实答案很简单，古人是用自己的身体观测真气，发现经络的。
人的身体这台“仪器”非常精密而常见，但它需要健康，安静，才有高的灵敏度。古人所在的年代生活原始，但身体要比我们现在灵敏得多，而且比我们更会使用。
古人看待身体不会像我们现在注重许多细节，比如细胞、器官之类。
他们只看到整体：人一旦获得生命，就不停地把周围的泥土变成自己的身体；一旦失去生命，身体就会腐朽，变回周围的泥土。因此他们认为，生命的本质是把泥土变成身体，并维持身体正常运转、不变回泥土的能力，叫做“生命力”。真气就是“生命力”，就是人体的“道”。
他们感到全身生命力旺盛时，就叫做全身真气充满；他们感到身体的某个部分或某个路线生命力旺盛时，就说那里有真气。
禅定成就的人，实证到真气，都会认识到这点。
古人认为身体的真气，其实是与老子道家是相通的，都是在讲生命力。老子说“道可道，非常道”，即“道”是很难用语言定义的。
他只能举很多例子让人们来体会，其一是用“冲”来描述“道”，例如“万物负阴而抱阳，冲气以为和”，“大盈若冲，其用不穷”。
很多人把“冲”字解为“空”，但这个“空”不是真正虚空，“冲”字实际上表明了一种生命力。北京大学教授方尔加认为“‘道’并不是许多人认为的规律、则，‘道’其实是宇宙万物的生命力，‘道’具有自我更新的能力，是内在的最原始的生力，不凝固僵化。”
因此，在中国传统文化中，“道”、“气”、“生命力”是相通的。
1真气究竟是什么？为什么用仪器观察不到？
在现代科学的知识体系中，真气究竟是什么？为什么用仪器观察不到？
美国的《环球科学》为了纪念爱因斯坦广义相对论100周年，在2015年十月号出了纪念爱因斯坦号，其中提出：“爱因斯坦的广义相对论已经超越了一般含义上的科学，而是变革了人类的文化。”
2为何说广义相对论改变了人类的文化呢？
牛顿曾称，宇宙存在万有引力，即一个物体会不停地对另一个物体施加牵引力。但爱因斯坦发现，根本不存在万有引“力”。空间和时间就像蹦床一样不稳定；因为有太阳等大质量物体的存在，时间和空间会出现反常、弯曲和胀。物体只会尽可能顺着弯曲的时空以最短距离运动。
这种观点否定引力是物质，认为引力是一种几何，很难让人理解。
假如地面上有个球在作曲线滚动，牛顿站在楼上，他看见球的运动，就用牛顿力学三个定律来解释其原因，便认为存在一个“力场”在推动球，就像电磁场推动电荷一样。
几个世纪以来，人们被牛顿的观念洗脑了，大家都把这种图像当做思维定式，用他来解读世间的一切运动。后来，爱因斯坦下到地面上来观察球的运动，他发现原来是地面不平造成了球的运动，并不存在什么力场！
地球绕太阳运动，不是太阳发射出引力场把地球拉住了，而是太阳的质量大，是它周围的空间弯曲了，地球在空间中运动的短程线，就是绕太阳运转。
爱因斯坦的理论把科技文明几百年来的观念转变了，这种观念认为任何力量都是某种物质产生的。他讲时空几何之于物质运动，正是我们理解老子的“道”和“气”之于宇宙和生命。
宇宙中的许多事情都是“虚”的东西在起作用，并非存在的什么实体。“虚”的东西可以很有力量。
比如灭蚊有两类方法，“实”的方法是杀蚊剂、食蚊小动物、捕蚊器等；“虚”的方法是清洁环境，降低温度，去除蚊子生长所需要的水和草等，后一种方法更为有效；老虎被灭绝，“实”的原因是人类捕杀，而“虚”的原因是森林消失，存留的土地被分割成小块，老虎失去生存环境便会灭绝。
老子的“道”和“气”，本意就是“道体虚空”。
读懂中国传统文化的关键是理解老子的“道体虚空”，“虚”的东西也有极大的力量，不要总是试图去为它找一个物质载体。真气具有极大的“力量”，可以改变物质构成的身体，所以的确真实存在，但真气不是物质，不能用检测物质的方法去找它。

你最崇拜的古人是谁？

著名四大皇帝： 秦始皇嬴政（前259～前210年），秦庄襄王之子，中国历史上杰出的政治家、军事家。嬴姓，赵氏，名政（亦作“正”），是中国战国末期秦国君主及秦朝第一任皇帝，又称秦始皇帝。先秦时期男子称氏不称姓，故称之赵政（赵正）、秦王政为妥，但后世多称之嬴政。秦始皇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使用“皇帝”称号的君主，对中国和世界的历史均产生了深远而重大的影响，被明代思想家李贽誉为“千古一帝”。功绩⒈统一文字，使其成为一个民族的基础，并延用至今；　　⒉废分封，立郡县，成为以后中国统一后管理的标准模式，历时数千年之久；　　⒊统一货币和度量衡，在商业上大大便利国内交流.；　　⒋车同轨，道同距，修建秦直道大大便利国内交通； 5.修建灵渠，加强了对珠江流域的控制，并使该地区永远成为中国的图；　　6.修建长城，使其成为农业民族与游牧民族的天然分界，长城长期成为国界；　　7.北击匈奴，夺回河套地区，并使该地区永远成为中国的图。 汉世宗孝武皇帝刘彻（前156年－前87年），汉族，是汉王朝的第7位天子，中国古代伟大的政治家、战略家、诗人、民族英雄。刘彻是汉景帝刘启的第十子、汉太宗刘恒的孙子、汉太祖刘邦的重孙子。7岁时被册立为皇太子，16岁登基，在位五十四年（公元前141年－公元前87年），汉武帝在位期间击破匈奴、吞并朝鲜、遣使出使西域。独尊儒术，首创年号。他开拓汉朝最大图，功业辉煌。公元前87年刘彻崩于五柞宫，享年70岁，葬于茂陵，谥号“孝武”，庙号世宗功绩中华民族发展史上的开拓者发动对匈奴战争，开拓疆土，派遣出使西域与和亲乌孙汉武帝在发动对匈奴战争同时，他派张骞两次出使西域，获得了大量前所未有的西域资料，打通了著名的丝绸之路，进一步加强了与西域的联系，促进了西域社会的进步，丰富了中原的物质生活，并发展了中西经济文化的交流；东北方和南方用兵，他派楼船将军杨仆、左将军荀彘兵灭卫氏朝鲜（今朝鲜北部），置乐浪、玄菟、临屯、真番四郡，汉帝国的图至此基本成形。　　在南方，派中郎将唐蒙通夜郎、伏波将军路博德、楼船将军杨仆灭南越，使得夜郎、南越政归附汉朝，在西南先后设立了七个郡，其中在今海南岛置儋耳郡、珠崖郡，也就是今天的海南岛与南海诸岛的地区。疆土最南端超过今天越南胡志明市，这也使得今天的两广地区自秦朝后重归中国图。 唐太宗李世民，是唐朝第二位皇帝，他名字的意思是“济世安民”。汉族，陇西成纪人，祖籍赵郡隆庆(今邢台市隆尧县），政治家、军事家、书法家、诗人。即位为帝后，积极听取群臣的意见、努力学习文治天下，有个成语叫“兼听则明偏信则暗”，就是说他的，他成功转型为中国史上最出名的政治家与明君之一。唐太宗开创了历史上的“贞观之治”，经过主动消灭各地割据势力，虚心纳谏、在国内厉行节约、使百姓休养生息，终于使得社会出现了国泰民安的局面。为后来全盛的开元盛世奠定了重要的基础，将中国传统农业社会推向鼎盛时期。 功绩1 .完善科举制度、大力兴办学校、重视教育活动、普及官吏选聘、当时的国子学、太学之盛、地方也有不少学校，如此才不难想起当时的教化呢，同时当时的科举也规范化、考选公平，以进士科最为杰出，如此才有太宗见新科进士鱼贯而出，喜言“天下英雄、入朕彀夷”，唐朝的教育及科举为政治上提供优秀人才同文化精髓——唐诗及经济发展做出杰出贡献；2.倡导廉政、节俭、朴素、重视农田水利，太宗朝在廉政建设方面是相当成功的，没有严惩贪官污吏，而是建立一个廉洁奉公、遵纪守法的中央领导班子、重视地方长官选举，当时朝廷中不少卿相家境贫困，温彦博、戴胄、于志宁、魏征、张玄素等等，再加上良好风气的宣传和行政监督，及时预防了官员犯错，因此当时的官员相当奉公守法、廉洁自律；太宗皇帝也比较注意节俭，不滥用民力、注意与民休息，当时社会形成了一种朴素求实的作风；太宗皇帝也相当重视农业，京官外巡回京太宗先问及此事，因太子冠礼与农时违背而更改；3.对玄奘佛学的支持同西游的肯定，打通并维护河西走廊－丝绸之路及东联新罗、日本，促进了中西文化交流与经济发展，文成公主下嫁吐蕃，使吐蕃从奴隶制社会迈入封建社会，开发并促进了西藏的发展； 宋太祖赵匡胤（927年－976年11月14日），中国北宋王朝的建立者，庙号太祖，汉族，涿州（今河北）人。出身军人家庭，高祖赵朓，祖父赵敬，赵弘殷次子。948年，投后汉枢密使郭威幕下，屡立战功。951年，郭威称帝，建立后周，赵匡胤任禁军军官，周世宗时官至殿前都点检。周世宗柴荣死后，恭帝即位。建隆元年（960年），他以“镇定二州”的名义，谎报契丹联合北汉大举南侵，领兵出征，发动陈桥兵变，黄袍加身，代周称帝，建立宋朝，定都开封。历史证明，赵匡胤是一位英明仁慈的皇帝，是推动历史发展的杰出人物，是永不消逝的英雄。功绩 1、宋太祖赵匡胤一生最大的贡献和成就在于重新恢复了华夏主要地区的统一，结束了安史之乱以来长达200年的诸侯割据和军阀战乱局面。饱经战火之苦的民众终于有了一个和平安宁的生产生活环境，为社会的进步，经济的发展，文化的繁荣创造了良好的条件。在我国历史上有两次名副其实的大分裂，一次是南北朝，另外一次就是五代十国，作为五代十国的终结者和大宋王朝的开拓者，赵匡胤是我国历史上一个承前启后的重要人物。2、文以治国，武以安邦，宋太祖奉行“文以靖国”这一理念，果断的实行“右文抑武”的基本国策，通过设立“誓牌”，尊孔崇儒，完善科举，创设殿试，知人善任，厚禄养廉等一系列重大举措，成为我国历史上最受推崇的一代文治之君，彻底扭转了唐末以来武夫的黑暗局面，使宋代的文化空前繁盛，以至于后人有称“宋朝是文人的乐园”的称誉，因此，宋太祖也可以称的上是五代十国野蛮政治的终结者，又是后世历朝文明政治的开拓者。　3、以宋太祖为首的宋初领导集团集体发奋图强，励精图治，使宋初的社会经济迅速呈现蒸蒸日上的喜人局面。宋太祖减轻徭役，赋税收，以法治国，兴修水利，发展生产，澄清吏治，劝奖农桑，移风易俗等一系列英明决策，不仅尽快医治了200年的战争创伤，而且迅速把宋朝推向空前繁荣的局面，出现了历史上享有盛名的“建隆之治”。　　另外宋太祖本人极具几尽完美的人格魅力：他心地清正，嫉恶如仇，宽仁大度，虚怀若谷，好学不倦，勤政爱民，严于律己，不近声色，崇尚节俭，以身作则等等，不仅对改变五代以来奢靡风气具有极大的示范效应，而且深为后世史学家所津津乐道。与历史上其他著名的王朝相比，宋太祖所创建的宋朝以其鲜明的文人政治特色而登上中国文治盛世的顶峰，可谓中国君主制史上的最开明的一个王朝，因此，尽管宋朝300年的基业中，长期积弱，但在民间却享有盛誉，并对后世历代产生深远影响。

祖冲之从小的时候起专功数术，搜烁古今决不“虚推古人”，对他未来的成就有什么影响？

祖冲之一生钻研自然科学，其主要贡献在数学、天文历法和机械制造三方面。他提出的“祖率”对数学的研究有重大贡献。直到16世纪，阿拉伯数学家阿尔·卡西才打破了这一纪录。
由他撰写的《大明历》是当时最科学最进步的历法，对后世的天文研究提供了正确的方法。其主要著作有《安边论》《缀术》《述异记》《历议》等。
祖冲之在我国天文学史上第一次提出，月亮相继两次通过黄道、白道的同一交点的时（即“交点月”）长度为27．2123日，与现今推算值仅相差十万分之一日，即不到1秒，由于日食、月食（统称交食），都发生在黄白交点附近，所以祖冲之的交点月长度对于日月食预报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推算出交点月的日数以后，就更能准确地推算出日蚀或月蚀发生的时间。祖冲之在他制订的《大明历》中，应用交点月推算出来的日、月蚀时间比过去准确，和实际出现日、月蚀的时间都很接近。
祖冲之，“功数术，搜拣古今”，广泛收集从上古时代起直到6世纪他生活的时代止的各种文献资料，进行了认真的考察。
他还“亲量圭尺，躬察仪漏，目尽毫厘，心穷筹策”，在天文历法方面，编制了一部新历法，即《大明历》．曾经设计制造过水碓磨（利用水力加工粮食的工具），铜制机件传动的指南车，一天能走百里的“千里船”以及类似于木牛流马的陆上运输工具。
最值得一提的是，祖冲之则将圆周率推算到更加精确的程度。据《隋书•律历志》记载，祖冲之确定了兀的不足近似值3.1415926和过剩近似值3.1415927， π的真值在这两个近似值之间，即3.1415926<π<3.1415927精确到小数7位。这是当时世界上最先进的数学成果，直到约一千年后，才为15世纪中亚数学家阿尔•卡西和16世纪法国数学家韦达所超过。

古人是怎样澄清吏治的？

中国古代从严治政的思想与实践，在一定意义上就是提倡廉政和制止、整肃腐败的思想与实践。古代一些清醒的统治者深深懂得“水能载舟，亦能覆舟”的道理，从保持社会稳定和巩固政的现实需要出发，坚持不懈地与腐败现象进行斗争，积累了一些有益的经验，这些经验在当今也具有现实的借鉴意义。高层官吏律己正身，倡导朴素节俭的社会风尚孔子说：“为政以德，譬如北辰”；“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虽令不从。”诸葛亮据此指出：“故人君先正其身．然后乃行其令。身不正则令不从，令不从则生变乱。”这些思想表明，德治教化首先要从最高统治集团做起，否则政令就无法得到贯彻，也就不会收到成效，倡廉更是无从谈及。在中国历史上，不少王朝的统治者深知这一道理。他们律己正身，倡导朴素节俭的社会风尚，影响了一代王朝尤其是其初始阶段吏治的清明。回顾历史，我们可以看到包括部分皇帝在内的古代高层廉吏的自律行为具有以下特点：1、倡行节俭，严格诫子奢侈享乐．贪图安逸是历代官员走向腐败的开始。防止腐败须从最高统治集团做起。史书记载，汉光武帝刘秀一生保持节俭作风，凡要求臣子做到的，自己首先做到。他称帝后“身衣大练，色无重彩，耳不听郑卫之音，手不持珠玉之玩，宫房无私爱，左右无偏恩。……勤约之风，行于上下。”光武帝主张勤俭．远奢侈之风，以“务从约省”来约束自己和各级官吏，这是“光武中兴”局面形成的重要因素。公元37年(建武十三年)，外国使臣敬献名马一匹、宝剑一把，刘秀下令将马用于军事，宝剑赏给有功将士，并以此向郡国颁诏，刹进贡之邪风。他反对厚葬，在自己生命的最后一刻依然叮嘱臣下不要为身后葬仪而铺张浪费，不要因葬仪而影响正常公务。作为一代帝王能如此节俭是难能可贵的，这为全国各级官吏做出表率，从而出现了东汉前期清廉节俭的社会风尚。2．励精图治，勤政为国隋文帝杨坚是历史上勤政廉洁的皇帝之一。他目睹了北周武帝的严谨节俭和周宣帝的荒唐奢侈。认定“力俭则富，贪奢则亡”的道理。主政后积极推行“节俭恤民，勤政务实”政策．提高了国家机构的行政效率，激发了农民的积极性，社会财富急剧增加，各级府库钱物山积，甚至窖藏也不能容纳。到开皇末年，天下的钱粮，可供支五六十年。储藏之盛，自古未有。文帝勤于政务。每日清晨上朝理事，直到过午也不知疲倦。有时和大臣讨论国事，往往日薄西山还不罢休，侍卫只好将饭送上殿堂。他注意体恤百姓，当了解到关中灾区民间食糠的情形，自己也近一年不食酒肉。每逢车驾外出，有人上书都要亲自过问：遇到扶老携幼的人群，便告诉卫士不得驱赶，主动避让，道路难走的地方还要遣随从帮助挑担者。充分体现仁政作风。3．秉公办事，清廉自守王子犯法，与庶民同罪，才能保证法律公正和吏治清明。宋太祖皇后之弟王继勋，既是外戚，又是大臣。一贯滥用职，纵贪淫乐，欺压百姓。宋太宗派人调查核实罪行后，遂下旨将其斩首示众。朱元璋秉公办事更为突出。他执法严明，惩治贪官不论皇亲国戚还是功臣子弟。驸马欧阳伦因利用势贩私茶被赐死；开国功臣胡大海是朱最亲信的将领，其子私自酿酒出售获取暴利，朱元璋亲自将他杀死。对这两宗案件的处置，有力地维护了大明法律的尊严，使吏治得到整肃。举贤任能，选拔与培养勤政为民的清官廉吏素质高、操守好的官吏是廉洁清明政的基础，对整饬官风，保证封建政治正常运行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因此，历史上凡是开明的君主及其统治集团中的代表人物总会在不同程度上重视选拔与培养清官廉吏。1、“治国之道、务在举贤”的重才思想唐太宗李世民集前人重才思想之大成，结合自己的治国体会，提出“为政之要，惟在得人”的著名论断，这是当时对人才重要性的最高概括。朱元璋非常重视人才群体的作用。他对礼部臣僚们说：“为天下者，譬如作大厦，大厦非一木所成，必聚才而后成，天下非一人独理，必选贤而后治。故为国得宝不如举贤”。清康熙皇帝的人才思想更具有经典意义。他指出：“自古选贤任能，为治之大道。”所以，“致治之道，首重人才”。这些论述，从不同的侧面揭示了天下兴亡、社稷安危、国运盛衰，皆系于人才的道理，即使今天的人读起来仍觉获益匪浅。2、“德才兼备”、“以德为先”的选才标准选才是用才的前提和基础，用什么样的人事关吏治民风和政安危之根本。“德才兼备，以德为先”的选才标准包含着深刻的思想内容，意义重大而深远，我们可以从中获得一些重要启示：一是要坚持全面看人，慎选贤才。荀子提出贤才需是“谏、争、辅、拂之人”，这种人能除“国之大患”，是“社稷之臣，国君之宝”。孙武总结用兵之道，提出为将者，必须具备“智、信、仁、勇、严”的基本素质。他指出：“智者，先见而不惑，能谋略，通变也；信者，号令一也；仁者，惠抚恻隐，得人心也；勇者，恂义不惧，能果毅也；严者，以威严肃众心也。五者相须，缺一不可。”司马光进一步提出了“道德足以尊主，智能足以庇民”的人才标准。其中“道德”即今天讲的“德”，“智能”即今天讲的“才”。明朝刘斌在《复仇疏》中提出选才的标准有三：“一日德，二日量，三日才。”只有三者皆备才能当大任。古代关于用人基本标准的思想在客观上要求朝廷谨慎选用官吏，突出廉吏的表率作用。据史书记载，汉宣帝尤为重视刺史、守相二千石(郡首)等亲民官的选任。其原因如他自己所说：“庶民所以安其田里而亡叹息愁恨之心者，政平讼理也。与我共此者，其唯良二千石乎!”因此，宣帝选出的官吏，中央公卿“清洁自首，语不及私”者众多，地方长官中颇有治绩的清官比比皆是，官场上形成了积极向廉的健康风气。二是坚持德才兼备的选人标准，并不是将德与才等量齐观，而是非常重视德对才的统帅和主导作用，把德放在首位。司马光在《资治通鉴》中，针对世人不辨才与德异，通为之贤，因而用人失当的教训，给德与才下了这样的定义：“夫聪察强毅之谓才，正直中和之谓德”。他进一步指出：“才者，德之资也；德者，才之帅也……才德全尽之谓‘圣人’，才德兼亡之谓‘愚人’；德胜才之谓‘君子’，才胜德之谓‘小人”’。“君子挟才以为善，小人挟才以为恶”，所以，“与其得小人，不若得愚人”，可见，德是何等重要。司马光在《论选举状》中，将“德帅才资”的思想表述得更为明确、具体，指出：“取才之道，当以德行为先，其次经术，其次政事，其次艺能”。明初在选举官吏方面，荐举、学校和科举三途并用。不论哪种方法，都把德行作为选任官员的首要条件。洪武六年(1373年)，朱元璋下诏求天下贤才，强调司察举贤才必须“以德行为本，文艺次之”。由此，以德为先的用人思想通过诏书的形式转化为具有法律效力的用人准则。康熙在《治国圣训》中，根据切身体会，深刻阐述了德的重要性。他对吏部说：“国家用人凡才优者固足任事，然秉资诚厚者亦于佐理有裨”。“朕听政有年，见人或自恃有才辄资行事者，思之可畏。朕意必才德兼优为佳，若止才优于德，终无补于治理耳”。古人重德，尤其崇廉。因为古人讲的德，是择官选吏的标准，主要讲的是官德，而廉洁问题是官德中的首要问题。魏征在给唐太宗的对策中，论及德才关系时指出：“设令此人不能济事，只是才力不及，不为大害。误用恶人，假令强干，为害极多。”康熙在论择官时强调：“节操清廉为最紧要”，对任督抚等职的大吏，任前“必详加察访”；到任后，又时时以“大官廉则小官守”相告诫。他曾多次下令臣下举荐清廉官吏，并利用巡幸的机会，到各地巡访，以求发现清官。一些才学优长、品行廉洁的官吏被委以重任。康熙帝对清官廉吏的提拔重用，从政策导向上为大小官员树立了榜样，有利于遏制当时官吏队伍中的政治腐败现象。三是古人主张“德才兼备，以德为先”的选人标准，并不是不加分析，一味强调德的重要，而是根据治理国家的实际需要，灵活掌握选人标准，使选人服从“治世”。曹操在《举贤勿拘品行令》中就主张乱世之时，要敢于起用“不仁不孝而有治国用兵之术”的人。魏征则更为明确地指出：“但乱世唯求其才，不顾其行。太平之时，必须才行俱兼，始可任用”。囿于历史的局限，这种论断显然有偏颇之处，但其中的合理成分也是不容忽视的，它对我们在改革开放时期选人用人仍有一定的参考价值。3、“唯才是举”、“量才授官”的用才路线我国封建时代的一些统治者在治国实践中重视人才的作用，选拔官吏时不拘一格，“唯才是举”，在一定程度上维护了吏治的清明和政治稳定。“唯才是举”的用人思想以制度的形式相对固定下来，是隋唐时期确立的科举制。不论什么人都可以通过国家考试获得“入仕”资格。取得这一资格的人，绝大部分还要通过铨选，即“量才授官”才能担任官职。科举考试选拔官吏，总体上体现了客观、公正、平等的原则，具有历史进步性。宋明时期，科举制得到逐步完善。北宋初，太祖赵匡胤为得到大批人才，除要求各级官员及时向朝廷积极推荐各类人才外，主要是通过考试将大量有用的文人收罗到自己周围，为宋朝服务。明朝初期，统治者在官吏的铨选和考核方面建立起一套严格的制度，考核由吏部负责。对官吏的考核分考满和考察两种。考满是对每个官吏分别进行的门考核，官吏任职满三年为一考，三考为满，即三年为初考，六年为再考，九年为通考。考核结果分为称职、平常、不称职三等，以此作为官吏升降的依据；考察是对官吏统一进行的考核，其中中央官吏六年考一次，地方官吏一般三年考一次。明初的考核制度之完备和严密为前代所不及，通过考核制度的认真贯彻执行，惩处了一大批贪官污吏，同时选拔了一批清正廉洁之士。古代一些封建王朝的统治者从巩固政建设的需要出发，不仅重视选人、用人，也很注意育人。如汉光武帝刘秀通过设立太学培养官吏，以提高各级官吏的文化素质，为国家各级政不断充实新生力量。明朝建国时规定：“府、州、县学诸生入国学者，乃可得官，不入者不能得也。”因此，国子监就成为明初培养官员的重要基地。清康熙皇帝坚持“大法小廉”的指导思想，在吏治建设中采取积极的态度培养高级官吏，造就出一批像两江总督于成龙这样的由于清廉贤能，而从微官不断升迁至朝廷重臣、封疆大吏的官员。（刘晓红）

古人有谁自称清高

　　说起中国历史最清高的隐士，一些人有可能都会想到晋朝的陶渊明和战国的介子推。应该说，这两个人确实挺清高。
　　陶渊明当时是个县令，起码相当于现在的处级干部，在一般人的心目中，这个位置多有油水啊，但人家说辞职就辞职了，撂下挑子就走人。介子推在重耳颠沛流离的时候，尽心服侍，重耳得了天下后，按理说，他不进常委，在哪个战线当个主管还没问题吧，可这个介子推就是牛，宁可被烧死在大山里，也不出来做那个官。
　　不过，话说回来，他们俩清高是清高，但毕竟有过从政的“前科”，而且，陶渊明的辞职，也可能是因为他感到那五斗米的薪水太低了，还不如回家种点地来的实惠，也不用那么操心；而介子推的归隐呢，也可能是因为和重耳这个领导的关系没整明白，图的是不蒸馒头争口气也未可知。所以，严格意义上讲，他俩的清高还算不上真正的清高。
　　有个成语叫口不二价，说的是东汉人韩康的故事。这个韩康是一个德才兼备的隐士，他经常在名山大川里采药，然后到长安大街上卖，往来有三十多年了。
　　他卖药有个最大特点：一口价。有一次，一个妇女买药时，和他讲价，韩康不同意，这个妇女生气地说道：“你是韩康咋的，口不二价？” 韩康一听，不仅叹道：“我本想做个隐士，现在，连这样一个小女子都知道我的名，还卖什么药？”于是，藏到霸陵山中。
　　汉恒帝听说韩康是个人才，想请他出来做官，便派使臣拿着聘任文件，准备了一辆高级车子去请他。韩康没办法，同意了，但他没坐恒帝给他准备的车，而是坐着自己家拉柴的车，提前上路了。走到半路，韩康找着个机会逃掉了。你看，宁可靠小买卖养家糊口，也绝不踏入仕途，要说清高，这样的清高似乎才算清高。
　　李白有一组著名的诗《古风》，其中有这样一句：“昭昭严子陵，垂钓沧波间。身将客星隐，心与浮云闲。”说的是东汉隐士严光。子陵，是严光的字。这个人很有才学，而且还是汉光武帝刘秀的同学。
　　或许正因为这两个因素吧，刘秀三番五次地派人聘请严子陵出来做官，可能实在躲不过去了，严子陵只好直接面见刘秀。多年的老同学见面了，酒肯定没少喝，因为据史料载，可能是酒后要叙叙旧吧，刘秀和严子陵竟然睡在一个床上，严子陵还把脚丫子放到了刘秀的肚皮上，这明显是喝多了。
　　但，论同学情，酒怎么喝都可以，想让我做官，你当皇帝的同学出面也不行，总之，打死也不干。你说这个严子陵，清高不清高？
　　清高的隐士哪个朝代都有，据说，在夏商之际有两个清高的隐士，一个叫卞随，一个叫务光，他们俩清高到什么程度呢？简而言之，他俩视入仕的消息如瘟疫，避之惟恐不及，一旦听入耳中，就认为即便淘尽三江五湖水，也无法洗净受污染的肉体。
　　可听到了，怎么办呢？办法就一个，即：毁灭受到污染的肉体，从而保留纯净的灵魂。所以，当他俩听到商朝的开国国君汤要把王位让给他们的时候，卞随纵身跳入桐水中，务光抱着石头自沉于卢水里，因为他俩觉得已无颜活在世上了。你看，这老哥儿俩，清高的实在不能再清高。
　　夏商之前，在三皇五帝时代有个隐士叫许由，也很清高。当时，部落联盟首领尧感到自己年事已高，处理事物有些力不从心，于是召集各个部落的首领开会，商议找一个继承人的事。商议来商议去，最后，就推荐到许由的头上了。
　　哪想到，听到这个消息后，许由跑到颖水边，手捧河水，反复冲洗自己的耳朵，希望把因为听到这个消息而受污染的耳朵冲洗干净，还自己纯洁的本来面目。
　　可他的此举却叫一个正给牛饮水的农夫叫巢父的看到了，不仅奚落他道：“你有意出没于人前人后，又故示清高，不肯任职，无非是追求虚名罢了。你嫌那消息污染了你的耳朵，我还嫌你洗耳朵的水弄脏了我牛犊的嘴呢！”巢父的话，尽管很尖刻，不过，不是没有道理，因为，许由的清高，确实有些矫揉造作，要说白了，其实就是假清高。
　　任彭泽等人．

不耻下问成名的古人（除孔子)

孔文子何以谓之文也?敏而好学,不耻下问,是以谓之文也。”
齐桓公向管种请教治国方略.
孔子向老子请教音律.
你看看下面的故事会知道的更详细
古人为求“一字师”而不耻下问的故事常在耳边
所谓“一字师”，就是改一个字的老师。他给你的诗文改一个字，你就尊他为师，这固然是你的谦虚，但更重要的是他在一个字上见能耐，就这一点而言，他确实有资格当老师。
我国古籍中曾记载不少“一字师”的掌故，下面举几个例子。
唐五代“诗僧”齐已，写过一首题为《早梅》的诗，其中有两句是“前村深雪里，昨夜数枝开”。诗人郑谷读后提意见说，“数枝”就不算“早”了，不如改为“一枝”。齐已觉得言之有理，当即拜他为“一字师”。后来很多人也都认为“数”改为“一”好，但郭沫若先生却认为，齐已写早梅用的是白描手法，不加渲染烘托，是怎么回事就怎么回事，“数枝”没什么不好，因此，“改固可，不改亦未尝不可。”一个推敲语言，一个尊重事实，都能够言之成理，可见角度不同，看法就可能不同。
元代诗人萨天锡有两句诗：“地湿厌闻天竺雨，月明来听景阳钟。”很多人都赞誉有加，唯有一个不知名的老者含笑摇头。萨天锡求教，老者说：“此联虽好，只是‘闻’、‘听’二字意思重复，‘闻’宜改为‘看’。”并说唐人有“林下老僧来看雨”的名句。萨天锡即俯身叩首拜为“一字师”。“闻”改为“看”，不但为了避复，而且“看”比“闻”更直观，因而更能表现“厌”的情绪，妙！
宋人肖楚才在溧阳主持事务时，有个叫张乖崖的官员请他吃饭。他看到张的案上放着刚写完的一首诗，其中有“独恨太平无一事，江南闲杀老尚书”两句，略作沉吟，就提笔把“恨”改为“幸”。问之，则曰：“你现在功高位显，奸人蠢蠢欲动而未曾动，今天下统一，太平无事，你应该感到万幸才对，为何独恨太平无事？有悖情理啊！”张茅塞顿开，拜肖为“一字师”。“恨”改为“幸”，完全从实际出发。古人使用语言先要炼“意”，而后再炼“字”；意切，字才可能准。离开外部语境和内部语境，孤立地“炼字”，是下策。
前人“一字师”的故事还有很多。这些故事都从不同角度告诉我们学习语言和运用语言的道理，它给我们的启发已经远远超过某一个字本身的妙处，而从更深的层面激活我们的思维，使我们知道“为求一字稳”并不容易，但若是做到“稳”了，又是一种多么美妙的精神享受啊！
yī zì shī释义指订正一字之误读，即可为师。亦指更换诗文中一、二字的老师。来源五代·王定宝《唐摭言·切磋》载李相读《春秋》，叔孙婼之“婼”应读“敕略切”，李误为“敕晷切”，小吏言之，公大惭愧，“命小吏受北面之礼，号曰‘一字师’”。示例姐姐真是‘一字师’了！从此只叫你师傅，再不叫姐姐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