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人有谁自称清高

　　说起中国历史最清高的隐士，一些人有可能都会想到晋朝的陶渊明和战国的介子推。应该说，这两个人确实挺清高。
　　陶渊明当时是个县令，起码相当于现在的处级干部，在一般人的心目中，这个位置多有油水啊，但人家说辞职就辞职了，撂下挑子就走人。介子推在重耳颠沛流离的时候，尽心服侍，重耳得了天下后，按理说，他不进常委，在哪个战线当个主管还没问题吧，可这个介子推就是牛，宁可被烧死在大山里，也不出来做那个官。
　　不过，话说回来，他们俩清高是清高，但毕竟有过从政的“前科”，而且，陶渊明的辞职，也可能是因为他感到那五斗米的薪水太低了，还不如回家种点地来的实惠，也不用那么操心；而介子推的归隐呢，也可能是因为和重耳这个领导的关系没整明白，图的是不蒸馒头争口气也未可知。所以，严格意义上讲，他俩的清高还算不上真正的清高。
　　有个成语叫口不二价，说的是东汉人韩康的故事。这个韩康是一个德才兼备的隐士，他经常在名山大川里采药，然后到长安大街上卖，往来有三十多年了。
　　他卖药有个最大特点：一口价。有一次，一个妇女买药时，和他讲价，韩康不同意，这个妇女生气地说道：“你是韩康咋的，口不二价？” 韩康一听，不仅叹道：“我本想做个隐士，现在，连这样一个小女子都知道我的名，还卖什么药？”于是，藏到霸陵山中。
　　汉恒帝听说韩康是个人才，想请他出来做官，便派使臣拿着聘任文件，准备了一辆高级车子去请他。韩康没办法，同意了，但他没坐恒帝给他准备的车，而是坐着自己家拉柴的车，提前上路了。走到半路，韩康找着个机会逃掉了。你看，宁可靠小买卖养家糊口，也绝不踏入仕途，要说清高，这样的清高似乎才算清高。
　　李白有一组著名的诗《古风》，其中有这样一句：“昭昭严子陵，垂钓沧波间。身将客星隐，心与浮云闲。”说的是东汉隐士严光。子陵，是严光的字。这个人很有才学，而且还是汉光武帝刘秀的同学。
　　或许正因为这两个因素吧，刘秀三番五次地派人聘请严子陵出来做官，可能实在躲不过去了，严子陵只好直接面见刘秀。多年的老同学见面了，酒肯定没少喝，因为据史料载，可能是酒后要叙叙旧吧，刘秀和严子陵竟然睡在一个床上，严子陵还把脚丫子放到了刘秀的肚皮上，这明显是喝多了。
　　但，论同学情，酒怎么喝都可以，想让我做官，你当皇帝的同学出面也不行，总之，打死也不干。你说这个严子陵，清高不清高？
　　清高的隐士哪个朝代都有，据说，在夏商之际有两个清高的隐士，一个叫卞随，一个叫务光，他们俩清高到什么程度呢？简而言之，他俩视入仕的消息如瘟疫，避之惟恐不及，一旦听入耳中，就认为即便淘尽三江五湖水，也无法洗净受污染的肉体。
　　可听到了，怎么办呢？办法就一个，即：毁灭受到污染的肉体，从而保留纯净的灵魂。所以，当他俩听到商朝的开国国君汤要把王位让给他们的时候，卞随纵身跳入桐水中，务光抱着石头自沉于卢水里，因为他俩觉得已无颜活在世上了。你看，这老哥儿俩，清高的实在不能再清高。
　　夏商之前，在三皇五帝时代有个隐士叫许由，也很清高。当时，部落联盟首领尧感到自己年事已高，处理事物有些力不从心，于是召集各个部落的首领开会，商议找一个继承人的事。商议来商议去，最后，就推荐到许由的头上了。
　　哪想到，听到这个消息后，许由跑到颖水边，手捧河水，反复冲洗自己的耳朵，希望把因为听到这个消息而受污染的耳朵冲洗干净，还自己纯洁的本来面目。
　　可他的此举却叫一个正给牛饮水的农夫叫巢父的看到了，不仅奚落他道：“你有意出没于人前人后，又故示清高，不肯任职，无非是追求虚名罢了。你嫌那消息污染了你的耳朵，我还嫌你洗耳朵的水弄脏了我牛犊的嘴呢！”巢父的话，尽管很尖刻，不过，不是没有道理，因为，许由的清高，确实有些矫揉造作，要说白了，其实就是假清高。
　　任彭泽等人．

中国历史中失落的仙境，为什么古人要竭力

近年来，国内文学人类学界倡导神话研究的跨学科范式，注重梳理先于文字和外于文字记录的文化大传统脉络，逐渐走向比较神话学与考古学、物质文化研究的结合。以此大背景为参照，本的三篇文章围绕“神话历史”的主题展开，大体上表明从神话文学研究到神话历史研究的范式转型。
神话传说中有没有真实的历史和文化信息？德国的文学爱好者谢里曼坚信荷马《伊利亚特》所讲述的特洛伊战争是真实发生的，他带着妻子去土耳其发掘，结果找到失落已久的特洛伊城及其黄金珍宝，轰动西方世界，并由此开启考古学的黄金时代。中国考古工作者最近在河套地区发掘出距今4000多年的石峁古城及其玉礼器，给中华文明起源研究带来惊喜。本文力图以前文字时代的神圣器物解读作为文化大传统的符号知识，反观中西两部文学作品《穆天子传》和《伊利亚特》所透露的历史真实，并分别透视西方黄金时代神话与拜金主义价值观的形成，中国玉石崇拜神话与化干戈为玉帛的和平主义价值观之源。
文字以外无历史的观念不合时宜
文明国家起源必不可少的物质条件是形成以宗教奢侈品生产为特色的王宫经济。这种早期国家的宗教奢侈品，在西亚和欧洲均围绕黄金神话这一核心，生产精美的金器用来象征神和王，并创作出有关黄金时代和金苹果之类的神话；在东亚则以玉石神话信仰为核心，玉礼器成为考察夏商周王最重要的系统物证。文学人类学一派倡导的四重证据法将文物和图像作为第四重证据，它们与后世文献相比，如同法庭上的物证。那种认为文字以外无历史的传统观念则显得狭隘和不合时宜。那么，怎样通过非文字的图像叙事、物的叙事，重建失落的历史世界呢？
将中国和希腊的两部早期文学作品——《穆天子传》和《伊利亚特》，解读为承载重要历史信息的案例，用出土文物和文字叙事相互对证的方式，可以揭示隐含的内容。古埃及文明在西奈半岛大量开采绿松石矿，苏美尔文明从中亚的阿富汗山区进口青金石原料，华夏文明则从新疆昆仑山地区的和田索取和田玉材料。王国家所在地到玉石原料产地之间往往相距甚远。玉石神话崇拜所拉动的生产和运输行为，构成新石器时代后期最重要的经济变化和社会变革，随后引出对铜矿石、锡矿石、金矿石等金的认识。从神话化的玉石崇拜到神话化的金崇拜，是一脉相承的人类精神活动。由其催生的冶金生产终于把人类从史前期的石器社会引入文明的门槛。从文化的连续性上看，青铜时代取代石器时代，主要是由于人类从长期开采使用石器的经验中，新发现有一部分特殊石头是可以冶炼融化的。女娲炼石补天的神话即是在这一新发现的冶铸技术基础上产生的。
《伊利亚特》保留以战争夺取黄金的历史记忆
公元前8世纪，当赫西俄德用希腊文记述黄金时代、白银时代的神话历史时，这两种贵金在地中海文明中早已被应用了3000年。荷马史诗中歌颂黄金和青铜的频率，大大超出歌颂白银的频率，从本地物产资源看，其原因似不难找到。从宙斯的“青铜铺地的房宫”、“黄金铺地的宫房”，到天后赫拉的黄金宝座，再到爱与美之神被称为“金色的阿佛洛狄忒”，以及宙斯的金杯、赫拉的金杯，希腊神话想象的天神世界突出呈现金崇拜。相比之下，华夏文明的始祖神黄帝在《山海经》中被描绘为在昆仑玉山世界中吃玉膏；另一位与昆仑密切联系的女神西王母，则以头戴玉胜、掌管不死药和献白玉环为突出特征。
荷马假借狂人塞耳西忒斯之口，发出画龙点睛式的预言，暗示战争的主因不是夺回美女海伦，而是夺取黄金。史诗结尾的一个场景：特洛伊的老国王普里阿摩斯称了十二塔兰同黄金外加两只铜鼎四口锅，前往敌军营地赎回儿子赫克托耳的尸体。将此场景看成作品中的“内证”，可彰显战争的真实目的。特洛伊以“东方黄金之城”的美名让希腊人垂涎欲滴。荷马通过口传讲唱方式留下早期希腊族群的珍贵文化记忆：3000多年前的土耳其海岸发生的这场大战，不是文学的虚构，其表面起因是为争美女，实际上是为掠夺黄金和青铜等金资源。若将克里特和迈锡尼文明也合并考虑，青铜时代早在4000多年前就在地中海崛起。
《穆天子传》蕴含化干戈为玉帛的和平交往理念
中国文学史上一部在晋代出自地下的竹简书《穆天子传》，也被解读为西周帝王的一次跨地区远游实录。早期希腊文明统治者追求的神圣物质黄金青铜，在中国帝王这里变成了出产于西域昆仑山的美玉。如果说希腊文明早期的财富追求是以暴力和战争形式展开，那么华夏帝王的财富之路则体现为“化干戈为玉帛”的和平交往理念。这一理念被后来的儒家推崇备至，成为中国模式在精神方面的最佳楷模。穆天子西游叙事的四个单元，地点从昆仑山到群玉之山，几乎全部笼罩在玉石神话想象的神仙世界中。每单元都围绕着天子获得美玉的事件。先是在珠泽得到白玉，接着在人间仙境的悬圃得到“玉策枝斯之英”，随后又在赤乌的良山得到美人加宝玉，最后在群玉之山“载玉万只”。由此可把穆王西征的目标锁定为获取大量美玉。古人对不同产地的玉料有着非凡的鉴别能力，叙述者给予每一地方的玉产以不同名目，使之个性鲜明，中原王朝对西域美玉的艳羡之情溢于言表。正是在这一玉神话背景的铺垫下，上演了在美玉仙境中穆王与西王母对酒当歌的一幕：穆天子手捧白色玉圭和黑色玉璧，晋见西王母，献上的中原礼物是丝绸织品共四百纯。“化干戈为玉帛”的和平交往理念，与《伊利亚特》中希腊人以战争夺取资源的情况，形成鲜明对照。同样是“王宫经济”需求所拉动的远距离出征，希腊人以暴力形式追求异邦的金财富，大动干戈；华夏人以和平友好的方式与西域地方政互通有无，各取所需，以帛易玉。
玉石崇拜传递中国文化核心价值
穆天子出征时先到河套地区参与祭祀黄河之神的仪式行为，有祝官辅佐仪式典礼，将牛马豕羊等作为祭献牺牲沉入河底。比周穆王早一千多年的石峁遗址建城者，用人间少女作为奠基典礼的牺牲者，其虔诚和贵重的程度大大超过牛马豕羊，其间又隐含着怎样残酷的父制社会暴力？石峁城面积达400万平方米，其位置不像特洛伊城那样处在水路交通的要冲。它是华夏文明诞生前夜整个北方最显赫的地方政所在，它所动员的人力资源和武力威慑的范围、所能获取的战略资源的数量规模，都非一般的史前聚落所能比拟。石峁玉器以大件的玉璋、玉刀为代表，所需玉材供应相当可观。当地迄今没有发现出产玉矿原料，石峁城的统治者能在较广大的地域范围调动玉石，保证玉礼器奢侈品的批量生产和使用，使得建筑用玉这样罕见的现象得以真实地发生在夏商周三代之前。我们由此获得解读夏桀修筑瑶台玉门传说的灵感，再度从神话夸张中隐约看出历史的真切影像。
昔日被当做虚构的传奇故事，如今通过地下出土的遗址和实物，被证明或部分证明是可信的。文学表现尽管不是历史事件的实录，但毕竟可能承载着珍贵的远古文化记忆。两部作品的可比性主要在于，它们都深深地蕴含着早期文明的统治阶层意识，真切反映出中西“王宫经济”所需求的核心物质。早期西方拜金主义价值观由来久远。荷马史诗中保留着古希腊人通过对外战争夺取黄金的深远记忆；中国人崇玉爱玉同样来自大传统的长久积淀，夏商周历代统治者以玉为至高价值的做法，直接影响到秦始皇采用传国玉玺象征大一统帝国力。从《穆天子传》到《红楼梦》，再到2008年北京奥运会金镶玉奖牌设计，中国文化的核心价值延续至今。中国人崇尚的人格是“君子温润如玉”，中国人的和平理念是“化干戈为玉帛”。面对地球村时代的到来，资源竞争加剧，暴力冲突升级。玉帛化干戈的精神遗产若能普及世界，将是中国文化对人类的最大贡献。

功夫不负有心人的事例，最好是古人

　　葛洪苦读
　　葛洪治学严谨，几十年如一日，自经史百家到短杂文章，共读了近万卷。就以他编写《玉函方》（后缩短摘要写成《肘后方》）来说，就阅读了张仲景、华佗等医书和百家杂方近千卷，“收拾奇异，捃拾遗逸选而集之”（《肘后方》自序）。他对苦读常常流露出得意之情。他说：“孜孜而勤之，夙夜以勉之，命尽日中而不释，饥寒危困而不废，岂以有求于世哉，诚乐之自然也”（《抱朴子外篇·勖学》）。
　　葛洪不但重视学习书本知识，而且重视学习群众的实践经验。他乐于拜有知识的人做老师。他的从祖葛玄，在吴之时，炼丹学道，有一套本事，曾授给弟子郑隐。葛洪知道后，就去拜郑隐为师，把那套本事学了过来。后来，到了广东，他又拜南海太守鲍靓为师。鲍靓精于医药和炼丹的技术，见葛洪虚心好学，年青有为，就不但把技术毫无保留地传授给他，并且把精于灸术的女儿鲍姑也嫁给了他。
　　葛洪在向书本和群众学习的同时，还特别注意对客观事物作深入细致的观察。他的观察力十分敏锐。这是他在学术上有所发现的重要条件之一。《肘后方》记载了他对各种病症长期观察的结果，其中有许多是医学文献中最早的记录。从中可以找到他临证细看的生动事例。例如，对沙虱病的记载：“山水间多有沙虱，甚细，略不可见。人入水浴，及以水澡浴，此虫在水中著人身，及阴天雨行草中，亦著人，便钻入皮里。其诊法：初得之皮上正赤，如小豆黍米粟粒，以手摩赤上，痛如刺。三日之后，令百节强，疼痛寒热，赤上发疮。此虫渐入至骨，则杀人。”这种病，是由一种形似小红蜘蛛的恙虫的幼虫（恙螨）做媒介而散播的一种急性传染病，流行于东南亚一带、我国的台湾省和东南沿海各省。到二十世纪二十年代，国外才逐渐发现了恙虫病的病原是一种比细菌小得多的“立克次氏体”，并弄清了携带病原的小红蜘蛛的生活史。而他早在一千六百年以前，在没有显微镜的情况下，就把它的病原、病状、发病的地点、感染的途径、预后和预防，弄得较为清楚，还指出此病见于岭南，与今天临床所见竟无二致，这不能不说是了不起的事。
　　书中还记载了一种叫瘈犬咬人引起的病症，病人非常痛苦，只要受到一点刺激，听到一点声音，就会抽搐痉挛，甚至听到倒水的响声也会抽风，因此，有人把这种病叫做“恐水病”。葛洪首创地应用狂犬的脑敷贴在被咬伤的创口上，以治疗狂犬病的方法。狂犬脑中含有抗狂犬病物质，到十九世纪法国巴斯德才作了证明。书中对天花（天行斑疮）症状、结核病（尸注、鬼注）等的记载，都是医学文献中最早的记录。他不仅明确记载了病状和发病过程，而且还明确无误地指出它们的传染性。所以，称他为“传染病学家”，一点也不过分。
　　葛洪治学除了重视读、问、看外，还十分重视实验。这充分表现在他对炼丹术的研究上。葛洪在这方面，继承和发展了前人的成果，把炼丹术具体化、系统化了。他在罗浮山、日夜厮守丹炉，进行了许多实验。反映出他孜孜不倦地进行实验的精神。
　　在《抱朴子·内篇》里，我们可以发现，葛洪曾做过汞与丹砂还原变化的实验。他在书中说：“丹砂烧之成水银，积变又还成丹砂”。丹砂，又叫朱砂，就是红色的硫化汞，将它加热后，分解出汞（水银）；汞再与硫化合，又生成红色硫化汞。这可能是人类最早用化学合成法制成的产品之一，是炼丹术在化学上的一大成就。葛洪还在实验中发现了多种有医疗价值的化合物或矿物药。至今，中医外科普遍使用的“升丹”、“降丹”，正是葛洪在化学实验中得来的药物。葛洪的炼丹术，后来传到了西欧，也成了制药化学发展的基石。

古人名人故事 素材

长孙皇后，中国历史上最伟大的皇后之一，唐太宗李世民一生的挚爱。与贞观群臣一起辅佐唐太宗成就了贞观之治。皇后去世后，太宗哀伤不已，建层观远眺昭陵，并亲自抚养皇后留下的幼子幼女（晋王李治和晋阳公主），太宗崩，与皇后同葬一穴，开创帝后合穴先例。 长孙皇后，中国历史上最伟大的皇后之一，唐太宗李世民一生的挚爱。与贞观群臣辅佐唐太宗成就了贞观之治。皇后去世后，太宗哀伤不已，建层观远眺昭陵，并亲自抚养皇后留下的幼子幼女（晋王李治和晋阳），太宗崩，与皇后同葬一穴，开创帝后合穴先例。 内容来自 成功励志网 长孙皇后——唐太宗一生的挚爱 本文来自 成功励志网 上苑桃花朝日明，兰闺艳妾动春情。井上新桃偷面色，檐边嫩柳学身轻。花中来去看舞蝶，树上长短听啼莺。林下何须远借问，出众风流旧有名。 此诗名曰[春游曲]，诗中人是一位宫妃，在春日桃花红艳盛开之时，她翩翩穿行于桃柳、花丛之中，看蝶听莺。她骄傲的认为，桃花之所以红艳是因为“偷”得了她的“面色”；嫩柳之所以翩然是“学”得了她的“腰身”。她自负的认为，无须说出名姓，世人也晓她是谁，因为她的出众风流已是远播中外，有口皆碑。——务须多言，这是一个得宠的宫妃在晒，晒尊宠，她是那般的意气风发，踌躇满志，不可一世！ 那么这个宫妃是何人，她到底得到了何等的尊宠才能写出这般张扬的诗句？ 这个宫妃就是大名鼎鼎的长孙皇后！她是一个贤后，一个著名的贤后，却也因为她的贤名太出众，世人渐渐了她是贤后的同时更是一个幸福的，是一个三千宠爱在一身的皇后！一切还是从长孙皇后的离世说起吧！贞观十年六月，长孙皇后病逝，太宗依据爱妻因山为陵的遗言，将其埋葬在九?山，皇后入葬元宫后，太宗做了两件前所未有之事： 他在元宫外的栈道上修建了起舍，命宫人居住其中，如侍奉活人一般侍奉皇后（《唐会要•陵议》）——这种对已逝之人却供养如生的例子极其少见，几乎为太宗首创。可见在太宗心里，长孙皇后是的。 他又在宫中建起了层观，终日眺望昭陵，史书是这样记载的：“文德皇后既葬，帝念后不已，即苑中作层观，以望昭陵，引徵同升，徵孰视曰：“臣?昏，不能见。”帝指示之，徵曰：“此昭陵邪？”帝曰：“然。”徵曰：“臣以为陛下望献陵，若昭陵，臣固见之。”帝泣，为毁观——[望陵毁观]的熟悉历史的人都有所耳闻。这个故事既反衬出太宗对长孙皇后刻骨铭心的追恋之情，又反衬出太宗追妻的行为是违背礼教传统的！ 内容来自 www.17coolz.com 在那个以孝为先，“夫不祭妻”的时代里，太宗如此张扬的思妻念妻被人嘲弄讥讽也是理所当然了。其实太宗作为封建帝王，对此规则不可能不知，但他还是毫不避讳作层观，望昭陵，还拉着大臣一起来怀念。不是用情太深，情难，又怎么会明知故犯呢？ 在魏征的劝讽下，层观最终拆除了。但太宗对爱妻的却越发汹涌难自控，已至于他在一次回诏中，公然向大臣诉说起了自己丧偶之后的悲苦心情——“顷年以来祸衅既极，又缺嘉偶，荼毒未几，悲伤继及。凡在生灵，孰胜哀痛，岁序屡迁，触目摧感。自尔以来，心虑恍惚，当食忘味，中宵废寝”。真可谓‘一字一血泪’，看后令人不免唏嘘。 也因为对皇后思念不已，唐太宗又做了一件旷古绝今之事——亲自抚养了长孙皇后的幼女晋阳公主和幼子李治。为什么要留他们在身边亲自抚养，《唐会要》中是这样记载的：“晋王以文德皇后最少子，于后崩后累年，太宗怜之，不令出阁。”这同时在《新唐书.晋阳公主传》中的得到复证。太宗亲自抚养幼子幼女的用意很明显了——因为爱宠其母，所以亲养其子，并以子思母，借此来慰籍自己苦闷和空虚，不过这种慰籍法，只能是举杯消愁愁更愁，也因为太宗的这种心情，贞观14年，长孙皇后的二子李泰与兄争夺太子之位，为了讨好其父，这位皇子在洛阳大兴土木，修建了伊阙佛龛，为追福。这时长孙皇后已经过逝五年多了，遥想隋炀帝谋嫡时，不顾悍母在侧，公然贿赂讨好的宠姬宣华夫人，而李泰谋嫡却是抬出了已过世多年的母亲讨好父亲。这足以充分说明李世民对他的爱妻是多么痴心长情，不仅没有人走茶凉，她的子女在她身后仍因为父亲对母亲的深爱而备受呵护，而嫡子们对母亲的态度甚至能影响太宗对他们的宠爱度。 即使到了贞观后期，江南才女徐惠渐得君宠的情况下，李世民却还要留已成为太子的李治在身边，为此大臣们在贞观18年和贞观20年两度上书，要求皇帝放太子回东宫，最后双方妥协，太子李治15日在东宫，15日留在父皇身边！正如大臣在奏章中所说“父子不可以滞爱”，正因为李治可以自由出入内宫，衍生了他与武则天的恋情，从而给大唐宗室带来了巨大灾难。 内容来自 可能是李治也觉察到父皇对母后的深深思念，他在贞观22年建起了一座宏伟富丽的大慈恩寺来纪念母亲（大慈恩寺的规模很大，共有13个院落，897间房屋，云阁禅院，重楼复殿，异常豪华。用今天的话来说，这是一项劳民伤财的工程。如果没有皇帝的支持和默许，太子是没有和胆量如此做的）。 长孙皇后生前并不是信佛之人，史载：当她病重时，太子李承乾请求做佛事，为其祈福，皇后断然拒绝。她可能怎么也想不到，自己会为佛家做出如此大的贡献吧！ 其实长孙皇后为佛家的贡献远不止这两件贞观年间，因长孙皇后不预，太宗北上太原，到玄中寺礼谒道绰太师为皇后祈愿除病，曾施舍“众宝名珍”，重修寺宇。（“太宗昔幸北京，文德皇后不豫，辇过兰若，礼谒绰公，便解众宝名珍，供养启愿。”——《铁弥勒像颂碑》） 贞观十年四月，因长孙皇后久病不愈，太宗下命修葺全国破旧寺庙为功德。（敕为皇后虚风日久，未善痊除，修复废寺，以希福力，天下三百九十二所佛事院宇，并好山水形胜有七塔者，并依旧名置立。——《唐文拾遗.卷五十》 长孙皇后说过：“佛、老异方教耳，皆上所不为！”太宗本“上所不为”，却为了能从死神手中夺回爱妻，“不为”也“为”了。见于《旧唐书.文德皇后传》 其实综观史载，唐太宗为长孙皇后和她的家族子女“不为”也“为”之事，还有许多： 比如贞观初年，长孙皇后的异母长孙安业参与谋反，按律当诛，却因为长孙皇后的求情，太宗免除了他的死罪。这样一个身犯谋反大罪之人，最后却还能官拜兵部尚书，封薛国公。（亲谋反，按一般逻辑，皇后这时应该是跪着请罪，担心自己被株连才对，但长孙后却不但不担心自己的处境，反而要求皇帝网开一面，这是得到怎样的宠爱，才能有如此的自信啊？） 本文来自 成功励志网 太宗本是对官员要求极其严格之人，有个大臣只因死后家人出来便卖珠宝他就怀疑人家贪污受贿，但当长孙皇后的叔叔因贪污被免官后，太宗却因为他是皇后的亲叔叔，常常赏赐给他大量丝绢，不久后又重新任命他为官。 皇后的长女长乐公主出降时，太宗直言对大臣说：“长乐公主，皇后所生，朕及皇后并所钟爱。今将出降,礼数欲有所加。”长乐公主病逝于贞观17年，她的墓没有遵照妃子、公主墓只设一道石门的规格，而是破格使用了三道石门，成了类似号墓为陵规格的坟墓。在已发掘的唐代墓葬中，只有按天子等级安葬的懿德太子墓于这种情况。 至于太宗对皇后幼女晋阳公主以及皇后所生三子还是皇后亲兄长孙无忌的宠爱更可说“罄竹难书”了！ 其实，千百年来，唐太宗和长孙皇后一直是官方和民间双重认可的恩爱夫妻。直到最近十年，不知什么缘故或许就因为长孙皇后没有利用太宗的宠爱害人，或许是无聊八卦人士的猎奇以及哗众取宠心理导致一群能人硬是把恩爱夫妻变成了怨偶，让太宗对史书中的路人后宫恩宠甚至宠。 他们采用性失明的办法，一面假装看不到正史野史中长孙皇后大量的得宠事迹，或是把这些事迹歪曲成做秀甚至违心的摆出一副史书是胜利者所写的“客观“姿态；另一方面却非要把李世民那些除了某某生某某之外就毫无记载的后宫，说成李世民的最爱，YY出一个个或则虽艳美无比，或则高贵无比却无法自圆其说的故事。甚至为了YY，对历史人物大玩嫁接术，硬是把两三个甚至更多人物的故事嫁接到某一个人身上，更有甚者，把唐太宗每日侍奉父亲进餐的历史记载“太宗贞观二年八月，帝以军国无事，每日视膳西宫”作为证明某一嫔妃受宠的证据，创造出唐太宗每天都去看望西宫娘娘的大笑话或许，有人会说一千年前的事谁能呢，唐太宗爱谁只有他自己清楚。可这些人不千百年前历史见证者们留下的铮铮记载，却偏偏相信千百年后现代人用“深邃”到穿越的目光“亲眼见证”的唐太宗的错综复杂，惊天地泣鬼神的史，并美其名曰“大唐气势”。如果非要这样才是“大唐气势”，那么很遗憾，唐太宗并没有这份气势，他很“庸俗”、“落伍”的只爱自己的，只为自己的妻子痴迷，虽然他贵为天子，三宫六院，但他真爱的却只有自己妻子一人。华蘅芳（1833～1902） 中国清末家、翻译家和教育家。字若汀，生于道光十三年，卒于光绪二十八年。江苏常州金匮（今无锡市）人。出生于世宦门第。少年时酷爱数学，遍览当时的各种数学书籍。时游学上海，与着名数学家李善兰（字秋纫）交往，李氏向他推荐西方的代数学和微积分，他刻苦自学，这对他走上数学道路有重要的影响。咸丰十一年（1861）为曾国藩擢用，和同乡好友徐寿（字雪村）一同到安庆的军械所，绘制机械图并造出中国最早的轮船“黄鹄”号。他曾三次被奏保举，受到洋务派器重，一生与洋务运动关系密切，成为这个时期有代表性的科学家之一。同治四年（1865）曾国藩、李鸿章合奏创设江南制造局，华蘅芳参加了该局的计划和开创。同治七年（1868）江南制造总局内开设翻译馆，华蘅芳与徐寿积极从事，为介绍西方先进的科学技术，分门别类地进行系统译述，对近代科学知识特别是数学知识在中国的传播，起到了重要的作用。 华蘅芳先后在江南制造总局和天津机器局担任提调，光绪二年（1876）在上海格致书院担任教习。他在晚年转向教育界，从事着述和教学。他对数、理、化、工、医、地以及音乐等学科有广博的学识，并注重科学研究。他编写了深入浅出的数学讲义和读本，以着《学算笔谈》进行数学评论，对于培养和普及科学殊多贡献，成为有声望的一代学者。光绪十三年（1887）他曾在天津武备学堂中任教习，光绪十八年（1892）在湖北武昌主讲两湖书院。他的江蘅、杨兆?等以及胞弟华世芳（字若溪，1854～1905）受到他的影响都成为数学家。 本 华蘅芳的治学精神反对历来算家喜“炫其所长而匿其所短”、只讲算法而“秘匿”算理的风气；他注重数学教育，曾说“吾果如春蚕，死而足愿矣”，把发展数学的寄托于后学；在数学评论中阐明了他的数学教学思想，象“观书者不可反为书所役”等精辟见解，表明他的论中已具有辩证的内容；华蘅芳的观点散见于着述之中，兼有唯心、唯物的成分，尚未形成思想体系。 华蘅芳官至四品，但非从政。他不慕荣利，穷约终身，了科学、教育的道路，与李善兰、徐寿齐名，同为中国近代科学事业的先行者。王阳明的怀孕十四个月，尚未分娩，王华感到奇怪，怀疑是个怪胎。 一天中饭后，王阳明的祖母，上床午睡，刚入睡就做了个梦：屋上仙乐齐鸣，笙笛悠扬，香烟缭绕，旗幡招展，一群仙人驾着祥云，腾空而来。其中一个头戴金盔，身穿金甲的天神，脚踏一片紫云，怀中抱着一个，从天上慢慢下来，落在王家庭院。只见天神一手推开儿媳的房门，高叫一声：“贵人来也”，随即走向房中，将怀中小孩送到媳妇怀里，同时，取出一部《太公兵法》放在桌上，回身出屋，随同一群仙人，驾起彩云而去，仙乐和香烟也就渐渐消失。就在这时，“不好了，王家失火了，快去救火啊！”几声惊叫把祖母从梦中惊醒。 祖母跑出门口一看，邻舍们都担着水桶，端着水盆，蜂拥而来。祖母转头一看，只见儿媳房中一片红光直冲屋顶，还闻到一股扑鼻的香气。她立即三脚并作两步，来到儿媳房门口，伸手正要推门，正好王华开门出来，抬头一见母亲，忙问：“哪里起火？哪里起火？”祖母说：“火在你房中”，王华回头向四周一看，一切都是好好的，说：“母亲，为儿房内并未见火，是你儿媳刚刚生下一子。”这时，邻舍们也都赶来。祖母一看房中果真无火，想起刚才梦境，恍然大悟，当即回身对大家说：“原来是我儿媳做产，一时惊动了大家，过几天就请大家吃蛋。”邻舍们都连声称赞：“火光冲天，定出贵人。” 本文来自 成功励志网 www.17coolz.com王阳明到了五岁，还不会开口讲话。但一见书本，就随手抓来，颠三倒四地翻弄着。王华疑心儿子是哑巴，一直闷闷不乐。一天，来了一个游方，口称治天生聋哑，在王家门前游转不停。王华当即唤进门来，将王阳明领出，交和尚诊看。这个和尚也怪得很，既不搭脉膊，也不开药方，只是用手在王阳明的顶门上拍了一掌，口中念道：“思已慎矣，口可开矣！”只见王阳明眨了三下，开口就叫：“大和尚，你是客，我是主，我可不做你的弟子。”说完就往门外去玩了。从此，王阳明就会开口讲话了。 王阳明长到七岁，母亲带着他去附近大王庙烧香。当时，他头上扎了三根小辫子，活泼可爱。庙里的惠明和尚早知小阳明是一个伶俐的慧童，很想当面试试。就趁王阳明母亲在大殿拜佛时，将王阳明叫到侧殿，要他对课。和尚先出一课说：“轰字三个车，余斗字成斜。车车车，远上寒山石径斜。”王阳明眼睛一眨，当即就对：“品字三个口，水酉字成酒，口口口，和尚只贪一杯酒。”和尚一想，对到头上来了，就又出一课说：“古有李宋仁，今有王守仁，手中一本‘太公法’，不知是兵家？是法家？是道家？”王阳明用手一指和尚说：“古有卜惠明，今有赵惠明。手中一本《金刚经》，不知是胎生？是化生？是卵生？”和尚一听，用手拉住王阳明头上的三根辫子说：“三叉如鼓架。”王阳明不甘示弱，用手指点着和尚的光头说：“一秃如锣槌。”说完，转身跑进三王殿去了。和尚急忙追上去，又指着殿中三座佛像说：“三尊佛像，坐象坐虎坐莲花。”王阳明不加思索，脱口而出：“一个秃驴，偷鱼偷肉偷。”和尚听了，怒气冲天，拉住王阳明要打，正好王阳明母亲拜完佛走来，见和尚，问是为何，和尚把王阳明的对子说了一遍。王阳明的母亲责怪不该这样无理。王阳明笑笑说：“母亲，是大和尚把话听错了。我说的是‘一位师父，念经念佛念观音。’”说着就向庙门走去。和尚一肚气，急忙追上去附着王阳明的耳朵说：“牛头且喜生鹿角。”

古人是怎样澄清吏治的？

中国古代从严治政的思想与实践，在一定意义上就是提倡廉政和制止、整肃腐败的思想与实践。古代一些清醒的统治者深深懂得“水能载舟，亦能覆舟”的道理，从保持社会稳定和巩固政的现实需要出发，坚持不懈地与腐败现象进行斗争，积累了一些有益的经验，这些经验在当今也具有现实的借鉴意义。高层官吏律己正身，倡导朴素节俭的社会风尚孔子说：“为政以德，譬如北辰”；“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虽令不从。”诸葛亮据此指出：“故人君先正其身．然后乃行其令。身不正则令不从，令不从则生变乱。”这些思想表明，德治教化首先要从最高统治集团做起，否则政令就无法得到贯彻，也就不会收到成效，倡廉更是无从谈及。在中国历史上，不少王朝的统治者深知这一道理。他们律己正身，倡导朴素节俭的社会风尚，影响了一代王朝尤其是其初始阶段吏治的清明。回顾历史，我们可以看到包括部分皇帝在内的古代高层廉吏的自律行为具有以下特点：1、倡行节俭，严格诫子奢侈享乐．贪图安逸是历代官员走向腐败的开始。防止腐败须从最高统治集团做起。史书记载，汉光武帝刘秀一生保持节俭作风，凡要求臣子做到的，自己首先做到。他称帝后“身衣大练，色无重彩，耳不听郑卫之音，手不持珠玉之玩，宫房无私爱，左右无偏恩。……勤约之风，行于上下。”光武帝主张勤俭．远奢侈之风，以“务从约省”来约束自己和各级官吏，这是“光武中兴”局面形成的重要因素。公元37年(建武十三年)，外国使臣敬献名马一匹、宝剑一把，刘秀下令将马用于军事，宝剑赏给有功将士，并以此向郡国颁诏，刹进贡之邪风。他反对厚葬，在自己生命的最后一刻依然叮嘱臣下不要为身后葬仪而铺张浪费，不要因葬仪而影响正常公务。作为一代帝王能如此节俭是难能可贵的，这为全国各级官吏做出表率，从而出现了东汉前期清廉节俭的社会风尚。2．励精图治，勤政为国隋文帝杨坚是历史上勤政廉洁的皇帝之一。他目睹了北周武帝的严谨节俭和周宣帝的荒唐奢侈。认定“力俭则富，贪奢则亡”的道理。主政后积极推行“节俭恤民，勤政务实”政策．提高了国家机构的行政效率，激发了农民的积极性，社会财富急剧增加，各级府库钱物山积，甚至窖藏也不能容纳。到开皇末年，天下的钱粮，可供支五六十年。储藏之盛，自古未有。文帝勤于政务。每日清晨上朝理事，直到过午也不知疲倦。有时和大臣讨论国事，往往日薄西山还不罢休，侍卫只好将饭送上殿堂。他注意体恤百姓，当了解到关中灾区民间食糠的情形，自己也近一年不食酒肉。每逢车驾外出，有人上书都要亲自过问：遇到扶老携幼的人群，便告诉卫士不得驱赶，主动避让，道路难走的地方还要遣随从帮助挑担者。充分体现仁政作风。3．秉公办事，清廉自守王子犯法，与庶民同罪，才能保证法律公正和吏治清明。宋太祖皇后之弟王继勋，既是外戚，又是大臣。一贯滥用职，纵贪淫乐，欺压百姓。宋太宗派人调查核实罪行后，遂下旨将其斩首示众。朱元璋秉公办事更为突出。他执法严明，惩治贪官不论皇亲国戚还是功臣子弟。驸马欧阳伦因利用势贩私茶被赐死；开国功臣胡大海是朱最亲信的将领，其子私自酿酒出售获取暴利，朱元璋亲自将他杀死。对这两宗案件的处置，有力地维护了大明法律的尊严，使吏治得到整肃。举贤任能，选拔与培养勤政为民的清官廉吏素质高、操守好的官吏是廉洁清明政的基础，对整饬官风，保证封建政治正常运行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因此，历史上凡是开明的君主及其统治集团中的代表人物总会在不同程度上重视选拔与培养清官廉吏。1、“治国之道、务在举贤”的重才思想唐太宗李世民集前人重才思想之大成，结合自己的治国体会，提出“为政之要，惟在得人”的著名论断，这是当时对人才重要性的最高概括。朱元璋非常重视人才群体的作用。他对礼部臣僚们说：“为天下者，譬如作大厦，大厦非一木所成，必聚才而后成，天下非一人独理，必选贤而后治。故为国得宝不如举贤”。清康熙皇帝的人才思想更具有经典意义。他指出：“自古选贤任能，为治之大道。”所以，“致治之道，首重人才”。这些论述，从不同的侧面揭示了天下兴亡、社稷安危、国运盛衰，皆系于人才的道理，即使今天的人读起来仍觉获益匪浅。2、“德才兼备”、“以德为先”的选才标准选才是用才的前提和基础，用什么样的人事关吏治民风和政安危之根本。“德才兼备，以德为先”的选才标准包含着深刻的思想内容，意义重大而深远，我们可以从中获得一些重要启示：一是要坚持全面看人，慎选贤才。荀子提出贤才需是“谏、争、辅、拂之人”，这种人能除“国之大患”，是“社稷之臣，国君之宝”。孙武总结用兵之道，提出为将者，必须具备“智、信、仁、勇、严”的基本素质。他指出：“智者，先见而不惑，能谋略，通变也；信者，号令一也；仁者，惠抚恻隐，得人心也；勇者，恂义不惧，能果毅也；严者，以威严肃众心也。五者相须，缺一不可。”司马光进一步提出了“道德足以尊主，智能足以庇民”的人才标准。其中“道德”即今天讲的“德”，“智能”即今天讲的“才”。明朝刘斌在《复仇疏》中提出选才的标准有三：“一日德，二日量，三日才。”只有三者皆备才能当大任。古代关于用人基本标准的思想在客观上要求朝廷谨慎选用官吏，突出廉吏的表率作用。据史书记载，汉宣帝尤为重视刺史、守相二千石(郡首)等亲民官的选任。其原因如他自己所说：“庶民所以安其田里而亡叹息愁恨之心者，政平讼理也。与我共此者，其唯良二千石乎!”因此，宣帝选出的官吏，中央公卿“清洁自首，语不及私”者众多，地方长官中颇有治绩的清官比比皆是，官场上形成了积极向廉的健康风气。二是坚持德才兼备的选人标准，并不是将德与才等量齐观，而是非常重视德对才的统帅和主导作用，把德放在首位。司马光在《资治通鉴》中，针对世人不辨才与德异，通为之贤，因而用人失当的教训，给德与才下了这样的定义：“夫聪察强毅之谓才，正直中和之谓德”。他进一步指出：“才者，德之资也；德者，才之帅也……才德全尽之谓‘圣人’，才德兼亡之谓‘愚人’；德胜才之谓‘君子’，才胜德之谓‘小人”’。“君子挟才以为善，小人挟才以为恶”，所以，“与其得小人，不若得愚人”，可见，德是何等重要。司马光在《论选举状》中，将“德帅才资”的思想表述得更为明确、具体，指出：“取才之道，当以德行为先，其次经术，其次政事，其次艺能”。明初在选举官吏方面，荐举、学校和科举三途并用。不论哪种方法，都把德行作为选任官员的首要条件。洪武六年(1373年)，朱元璋下诏求天下贤才，强调司察举贤才必须“以德行为本，文艺次之”。由此，以德为先的用人思想通过诏书的形式转化为具有法律效力的用人准则。康熙在《治国圣训》中，根据切身体会，深刻阐述了德的重要性。他对吏部说：“国家用人凡才优者固足任事，然秉资诚厚者亦于佐理有裨”。“朕听政有年，见人或自恃有才辄资行事者，思之可畏。朕意必才德兼优为佳，若止才优于德，终无补于治理耳”。古人重德，尤其崇廉。因为古人讲的德，是择官选吏的标准，主要讲的是官德，而廉洁问题是官德中的首要问题。魏征在给唐太宗的对策中，论及德才关系时指出：“设令此人不能济事，只是才力不及，不为大害。误用恶人，假令强干，为害极多。”康熙在论择官时强调：“节操清廉为最紧要”，对任督抚等职的大吏，任前“必详加察访”；到任后，又时时以“大官廉则小官守”相告诫。他曾多次下令臣下举荐清廉官吏，并利用巡幸的机会，到各地巡访，以求发现清官。一些才学优长、品行廉洁的官吏被委以重任。康熙帝对清官廉吏的提拔重用，从政策导向上为大小官员树立了榜样，有利于遏制当时官吏队伍中的政治腐败现象。三是古人主张“德才兼备，以德为先”的选人标准，并不是不加分析，一味强调德的重要，而是根据治理国家的实际需要，灵活掌握选人标准，使选人服从“治世”。曹操在《举贤勿拘品行令》中就主张乱世之时，要敢于起用“不仁不孝而有治国用兵之术”的人。魏征则更为明确地指出：“但乱世唯求其才，不顾其行。太平之时，必须才行俱兼，始可任用”。囿于历史的局限，这种论断显然有偏颇之处，但其中的合理成分也是不容忽视的，它对我们在改革开放时期选人用人仍有一定的参考价值。3、“唯才是举”、“量才授官”的用才路线我国封建时代的一些统治者在治国实践中重视人才的作用，选拔官吏时不拘一格，“唯才是举”，在一定程度上维护了吏治的清明和政治稳定。“唯才是举”的用人思想以制度的形式相对固定下来，是隋唐时期确立的科举制。不论什么人都可以通过国家考试获得“入仕”资格。取得这一资格的人，绝大部分还要通过铨选，即“量才授官”才能担任官职。科举考试选拔官吏，总体上体现了客观、公正、平等的原则，具有历史进步性。宋明时期，科举制得到逐步完善。北宋初，太祖赵匡胤为得到大批人才，除要求各级官员及时向朝廷积极推荐各类人才外，主要是通过考试将大量有用的文人收罗到自己周围，为宋朝服务。明朝初期，统治者在官吏的铨选和考核方面建立起一套严格的制度，考核由吏部负责。对官吏的考核分考满和考察两种。考满是对每个官吏分别进行的门考核，官吏任职满三年为一考，三考为满，即三年为初考，六年为再考，九年为通考。考核结果分为称职、平常、不称职三等，以此作为官吏升降的依据；考察是对官吏统一进行的考核，其中中央官吏六年考一次，地方官吏一般三年考一次。明初的考核制度之完备和严密为前代所不及，通过考核制度的认真贯彻执行，惩处了一大批贪官污吏，同时选拔了一批清正廉洁之士。古代一些封建王朝的统治者从巩固政建设的需要出发，不仅重视选人、用人，也很注意育人。如汉光武帝刘秀通过设立太学培养官吏，以提高各级官吏的文化素质，为国家各级政不断充实新生力量。明朝建国时规定：“府、州、县学诸生入国学者，乃可得官，不入者不能得也。”因此，国子监就成为明初培养官员的重要基地。清康熙皇帝坚持“大法小廉”的指导思想，在吏治建设中采取积极的态度培养高级官吏，造就出一批像两江总督于成龙这样的由于清廉贤能，而从微官不断升迁至朝廷重臣、封疆大吏的官员。（刘晓红）

虚古的成语有哪些

虚推古人 [xū tuī gǔ rén ] 基本释义虚：凭空。凭空推崇古人出 处南朝·齐·祖冲之《辩戴法兴难新历》：“此臣以俯信偏识，不虚推古人者也。”

古人是怎么看真气的？

我们来看看古人是怎么看真气的，他们是如何观察真气的。
有人怀疑真气，认为古人是那么落后愚昧，“他们观察到了真气，那为什么过去百年的现代科技手段却一直观察不到？”
其实答案很简单，古人是用自己的身体观测真气，发现经络的。
人的身体这台“仪器”非常精密而常见，但它需要健康，安静，才有高的灵敏度。古人所在的年代生活原始，但身体要比我们现在灵敏得多，而且比我们更会使用。
古人看待身体不会像我们现在注重许多细节，比如细胞、器官之类。
他们只看到整体：人一旦获得生命，就不停地把周围的泥土变成自己的身体；一旦失去生命，身体就会腐朽，变回周围的泥土。因此他们认为，生命的本质是把泥土变成身体，并维持身体正常运转、不变回泥土的能力，叫做“生命力”。真气就是“生命力”，就是人体的“道”。
他们感到全身生命力旺盛时，就叫做全身真气充满；他们感到身体的某个部分或某个路线生命力旺盛时，就说那里有真气。
禅定成就的人，实证到真气，都会认识到这点。
古人认为身体的真气，其实是与老子道家是相通的，都是在讲生命力。老子说“道可道，非常道”，即“道”是很难用语言定义的。
他只能举很多例子让人们来体会，其一是用“冲”来描述“道”，例如“万物负阴而抱阳，冲气以为和”，“大盈若冲，其用不穷”。
很多人把“冲”字解为“空”，但这个“空”不是真正虚空，“冲”字实际上表明了一种生命力。北京大学教授方尔加认为“‘道’并不是许多人认为的规律、则，‘道’其实是宇宙万物的生命力，‘道’具有自我更新的能力，是内在的最原始的生力，不凝固僵化。”
因此，在中国传统文化中，“道”、“气”、“生命力”是相通的。
1真气究竟是什么？为什么用仪器观察不到？
在现代科学的知识体系中，真气究竟是什么？为什么用仪器观察不到？
美国的《环球科学》为了纪念爱因斯坦广义相对论100周年，在2015年十月号出了纪念爱因斯坦号，其中提出：“爱因斯坦的广义相对论已经超越了一般含义上的科学，而是变革了人类的文化。”
2为何说广义相对论改变了人类的文化呢？
牛顿曾称，宇宙存在万有引力，即一个物体会不停地对另一个物体施加牵引力。但爱因斯坦发现，根本不存在万有引“力”。空间和时间就像蹦床一样不稳定；因为有太阳等大质量物体的存在，时间和空间会出现反常、弯曲和胀。物体只会尽可能顺着弯曲的时空以最短距离运动。
这种观点否定引力是物质，认为引力是一种几何，很难让人理解。
假如地面上有个球在作曲线滚动，牛顿站在楼上，他看见球的运动，就用牛顿力学三个定律来解释其原因，便认为存在一个“力场”在推动球，就像电磁场推动电荷一样。
几个世纪以来，人们被牛顿的观念洗脑了，大家都把这种图像当做思维定式，用他来解读世间的一切运动。后来，爱因斯坦下到地面上来观察球的运动，他发现原来是地面不平造成了球的运动，并不存在什么力场！
地球绕太阳运动，不是太阳发射出引力场把地球拉住了，而是太阳的质量大，是它周围的空间弯曲了，地球在空间中运动的短程线，就是绕太阳运转。
爱因斯坦的理论把科技文明几百年来的观念转变了，这种观念认为任何力量都是某种物质产生的。他讲时空几何之于物质运动，正是我们理解老子的“道”和“气”之于宇宙和生命。
宇宙中的许多事情都是“虚”的东西在起作用，并非存在的什么实体。“虚”的东西可以很有力量。
比如灭蚊有两类方法，“实”的方法是杀蚊剂、食蚊小动物、捕蚊器等；“虚”的方法是清洁环境，降低温度，去除蚊子生长所需要的水和草等，后一种方法更为有效；老虎被灭绝，“实”的原因是人类捕杀，而“虚”的原因是森林消失，存留的土地被分割成小块，老虎失去生存环境便会灭绝。
老子的“道”和“气”，本意就是“道体虚空”。
读懂中国传统文化的关键是理解老子的“道体虚空”，“虚”的东西也有极大的力量，不要总是试图去为它找一个物质载体。真气具有极大的“力量”，可以改变物质构成的身体，所以的确真实存在，但真气不是物质，不能用检测物质的方法去找它。

祖冲之从小的时候起专功数术，搜烁古今决不“虚推古人”，对他未来的成就有什么影响？

祖冲之一生钻研自然科学，其主要贡献在数学、天文历法和机械制造三方面。他提出的“祖率”对数学的研究有重大贡献。直到16世纪，阿拉伯数学家阿尔·卡西才打破了这一纪录。
由他撰写的《大明历》是当时最科学最进步的历法，对后世的天文研究提供了正确的方法。其主要著作有《安边论》《缀术》《述异记》《历议》等。
祖冲之在我国天文学史上第一次提出，月亮相继两次通过黄道、白道的同一交点的时（即“交点月”）长度为27．2123日，与现今推算值仅相差十万分之一日，即不到1秒，由于日食、月食（统称交食），都发生在黄白交点附近，所以祖冲之的交点月长度对于日月食预报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推算出交点月的日数以后，就更能准确地推算出日蚀或月蚀发生的时间。祖冲之在他制订的《大明历》中，应用交点月推算出来的日、月蚀时间比过去准确，和实际出现日、月蚀的时间都很接近。
祖冲之，“功数术，搜拣古今”，广泛收集从上古时代起直到6世纪他生活的时代止的各种文献资料，进行了认真的考察。
他还“亲量圭尺，躬察仪漏，目尽毫厘，心穷筹策”，在天文历法方面，编制了一部新历法，即《大明历》．曾经设计制造过水碓磨（利用水力加工粮食的工具），铜制机件传动的指南车，一天能走百里的“千里船”以及类似于木牛流马的陆上运输工具。
最值得一提的是，祖冲之则将圆周率推算到更加精确的程度。据《隋书•律历志》记载，祖冲之确定了兀的不足近似值3.1415926和过剩近似值3.1415927， π的真值在这两个近似值之间，即3.1415926<π<3.1415927精确到小数7位。这是当时世界上最先进的数学成果，直到约一千年后，才为15世纪中亚数学家阿尔•卡西和16世纪法国数学家韦达所超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