聊斋三生的官场形象

6月7日，著名历史学家、教育家李文海先生因病逝世，享年81岁。先生走得非常突然，去年他心脏病加重以后，有一段时间一度不能写作。6月4日，李文海先生最终为清史研究校订完成了《〈聊斋志异〉描绘的官场百态》一文。谁知3天之后传来噩耗，先生已经永远离开了我们。斯人虽逝，壮文犹在。本刊决定刊发先生的绝笔，作为对先生最好的纪念。 蒲松龄自己称《聊斋志异》是一部“孤愤之书”。他通过谈狐说鬼，讲神论怪，宣泄和倾吐着自己对种种社会现实的满腔悲愤。书中涉及的社会问题林林总总，而着力最多的，还是“刺贪刺虐”，对官场黑暗无情地予以揭露。“今日官宰半强寇” 蒲松龄在《聊斋志异》中曾经借一位姓徐的商人同“夜叉国”人的对话，讨论了“官”是什么的问题。“问：‘何以为官？’曰：‘出则舆马，入则高堂；上一呼而下百诺；见者侧目视，侧足立；此名为官。’”这里对于官的描写，主要强调了他们安富尊荣、威风八面、颐指气使、睥睨群下的一面。那么，这些声名显赫、位高重的官员们的行径和作为，又是怎样的呢？ “老龙舡户”指的是出没于南海的一群江洋大盗，他们“以舟渡为名，赚客登舟，或投蒙药，或烧闷香，致客沉迷不醒；而后剖腹纳石，以沉水底”。但历任有司，对报案者“竟置不问”。一直到朱徽荫“巡抚粤东”，才把那些江洋大盗缉捕归案。对此，蒲松龄发出了这样的感慨：“彼巍巍然，出则刀戟横路，入则兰麝熏心，尊优虽至，究何异于老龙舡户哉！”这段话讲得很清楚，那些泥塑木雕一样对百姓痛痒不闻不问的官员，其实同杀人越货的江洋大盗没有什么区别。可惜的是，这样暗无天日的政治，并不只是粤东一地。 《成仙》中讲了这样一个故事：山东文登一位家道殷实的“周生”，因细故同“黄吏部”发生纠纷，黄仗势串通邑宰，将周生家的仆人“重笞”一顿。周甚感不平，“欲往寻黄”。周的一位好友“成生”力劝之，说：“强梁世界，原无皂白。况今日官宰半强寇不操矛弧者耶？”把当时的官宰说成大半是不打旗号的强盗，由这些人来统治，世界当然就是非不分、黑白颠倒。可惜周生不听，非要同邑宰去争个曲直，结果惹恼了邑宰，不仅把周生抓了起来，“搒掠酷惨”“绝其饮食”，还贿迫监狱中的“海寇”，“使捏周同党”，必欲置之死地。在严刑逼供之下，“周已诬服论辟”，最后全靠着“成生”多方营救，才得以“朦胧题免”。 在更多场合，蒲松龄常常把那些残民以逞的官员比作吃人的猛兽，悲愤地说：“窃叹天下之官虎而吏狼者，比比也。即官不为虎，而吏且将为狼，况有猛于虎者耶！”《三生》一文描写了一位姓刘的孝廉，前生是缙绅之家，但“行多玷”，作恶颇多。死后始罚作马，继又罚作犬，最后则罚作蛇，后来“满限复为人”。借这个故事，蒲松龄发了这样一段议论：“毛角之俦，乃有王公大人在其中；所以然者，王公大人之内，原未必无毛角者在其中也。”这篇文字不但暗示“王公大人”们如果作恶多端，难免变成犬马之类，而且特别指出，其实“王公大人”之中，原本就有“毛角之俦”在。这段略显隐晦的话，如果说得直白一点，无异直指某些“王公大人”不过是“人面兽心”的“衣冠禽兽”。 大家都知道，《聊斋志异》写狐，其实是在写人。书中讲了这样一位狐仙，化作一位老翁，却并不隐秘自己的身份，有人来访，“无不伛偻接见”“独邑令求通，辄辞以故”。问其原因，回答说：“彼前身为驴，今虽俨为民上，乃饮而醉者也。仆固异类，羞与为伍也。”“饮而醉”是一个典故，原意是说，只要有钱，即使不喝酒也醉了，也就是见钱眼开的意思。驴之为物，体大气粗，表面威风凛凛，但扔给一点草料，也就“帖耳辑首”，实在同贪官的形象十分相像。所以蒲松龄评论说：“以此居民上，宜其饮而醉也。愿临民者，以驴为戒，而求齿于狐，则德日进矣。”在这里，蒲松龄再一次把贪官污吏比作禽兽，明确提出“愿临民者，以驴为戒”，不要弄得连狐也“羞与为伍”。这可以说是对前面“王公大人”中不乏“毛角之俦”的呼应。令人发指的“官贪吏虐” 《聊斋志异》通过一个个故事，将许多“官贪吏虐”“官虎吏狼”的具体情景生动地展现在读者面前。 《促织》的故事直接涉及最高统治者封建帝王，所以蒲松龄不得不把时间设定在明宣德年间。由于皇帝喜欢斗蟋蟀，便要求各地把蟋蟀作为“常供”的一种贡品。帝王的小小喜好，到了下边便变成按“丁口”搜刮聚敛的借口，甚至弄得一些家庭鬻妻卖子，倾家荡产。对此，蒲松龄这样说：“天子偶用一物，未必不过此已忘；而奉行者即为定例。加以官贪吏虐，民日贴妇卖儿，更无休止。故天子一跬步，皆关民命，不可忽也。”上有所好，下必甚焉。在上者的言行稍一不慎，到下边就往往会形成一场灾难。 其实，贪官污吏们可以把任何事情变成压榨百姓、大发横财的机会。康熙三十四年(1695)，清廷为了解决噶尔丹作乱，用兵于广大漠北地区。“其地不毛，间或无水”，军粮的供给便成为很大的问题。朝廷决定用钱购买民间骡马运粮。长山一个姓杨的县令，“性奇贪”，便“假此搜刮，地方头畜一空。周村为商贾所集，趁墟者车马辐辏。杨率健丁悉篡夺之，不下数百余头。四方估客，无处控告”。这个杨县令竟然置军国大事于不顾，热衷于借机肥私，不但将地方头畜搜刮一空，而且胆大妄为，在光天化日之下，公开派兵抢掠商贾的马匹，数量达数百之多。面对这样的暴政，受害人控诉无门，杨县令虽然遭到舆论的讥刺，却并没有受到任何的惩处。 贪官污吏们为了聚敛财富，怎样不择手段、泯灭人性，书中不乏描写。安二成的妻子臧姑因为家庭矛盾，涉讼官府。“官贪暴，索望良奢”。他一面对臧姑严刑拷打，一面向二成大肆勒索。最后二成不得已将田产悉数卖掉，才结了这场官司。在另外一个故事里，描写了“湖南巡抚某公”，派人押解饷银六十万赴京，途中饷银被盗，“荡然无存”。巡抚多方追查，却收到了这样一封信：“汝自起家守令，位极人臣。赇赂贪婪，不可悉数。前银六十万，业已验收在库。当自发贪囊，补充旧额。解官无罪，不得加谴责。”巡抚看到这封信，“面色如土”，不敢再追究，马上设法补解。几日以后，惊吓而死了。 《聊斋志异》对贪官鞭挞的主要矛头所向，或者是“位极人臣”的“王公大臣”，或者是开府建衙的“封疆大吏”，大都是当时政治舞台上的中高级官员。这当然不难理解，因为高官们身居要职，手握重，一旦身涉贪贿，其恶劣影响及社会危害就特别严重。而且上行下效，一个贪渎成性的高官，往往成为一群贪官的保护伞，必定会在破坏政治秩序和败坏社会风气方面产生巨大的恶劣影响。但是，也还有另外一种值得注意的现象，就是小官大贪，如该书所指出的：“官卑者愈贪，其常情然乎？”一些底层官员、甚至那些被称为“不入流”的身份低微的差役、书吏、门丁之类，只要手中握有一点力，也往往会对小民多方刁难，百计勒索。而且因为这些人直接同百姓接触，许多具体事务都经彼等之手，“地方公事，如凡捕匪、解犯、催征、护饷之类，在在皆须其力”，是“为官之爪牙，一日不可无，一事不能少”。这就为他们残民敛财提供了更多的机会。而且正由于他们身份低贱，连封建道德都失去了对他们的约束力，为非作歹时就更加无所顾忌，胆大妄为。因此老百姓对这样一些人就更加有着切肤之痛。《聊斋志异》在评事论理时，一般不大用不留余地的绝对化语言，但在谈到对“公役”的态度时，却讲了这样一番话：“余欲上言定律，‘凡杀公役者，罪减平人三等’，盖此辈无有不可杀者也。故能诛锄蠹役者，即为循良；即稍苛之，不可谓虐。”说“公役”无不可杀，自然有点过分，但在这种咬牙切齿的诅咒背后，反映了群众的满腔委屈和无比愤恨，却是不可忽视的现实。 封建官僚是集行政与司法为一身的，断狱判案是他们的主要公务之一。司法不公是社会不公最突出的表现，也是贪官们弄纳贿的主要渠道。贪赃必定枉法，在这方面，卑劣和无耻也表现得最赤裸裸和明目张胆。对此，《聊斋志异》作了这样的描述：“一人兴讼，则数农违时；一案既成，则十家荡产。”“每见今之听讼者矣，一票既出，若故忘之。摄牒者入手未盈，不令消见官之票；承刑者润笔不饱，不肯悬听审之牌。蒙蔽因循，动经岁月，不及登长吏之庭，而皮骨已将尽矣！而俨然而民上也者，偃息在床，漠若无事。宁知水火狱中，有无数冤魂，伸颈延息，以望拔救耶！”“官问不及，吏诘不至，其实一无所用，只足以破产倾家，饱蠹役之贪囊，鬻子典妻，泄小人之私愤而已。”这一段话，既揭露了官吏以谋利的种种手法，又诉说了小民在冤狱面前的悲惨境遇，无异于一篇对黑暗刑狱制度的血泪控诉书。贪官心态的深刻揭示 贪风炽盛之处，必定吏治败坏，贿赂公行，公理荡然，民怨沸腾。《聊斋志异》中涉及官府事务时，通过贿赂以枉法谋私的情节随处可见，俯拾皆是。例如：“以具(巨)金贿上下”，本拟死罪者“得不死”；大盗落网，可“以重贿脱之”；官吏治狱不公，遭上司追究，“纳数千金”，即可“营脱”；官员获罪，“罚赎万金”，即可免刑；一人涉嫌“讼诬”，拟严办，“啖以重贿，始得免”；一“狂生”因与某刺史为酒友，“凡有小讼求直者，辄受薄贿，为之缓颊，刺史每可其请”；官员欲谋“迁擢”，需“赍银如干数赴都”钻营打点；夺人妻女，以“货产行赇”，官府反将本夫“拘质”；有的本冤枉，为免遭凌虐，也需要“醵钱贿役”，以免受苦；如此种种，不一而足。也有的通过贿赂，妄攀无辜，祸及良善，以莫须有的罪名置人于死地。几乎整个社会风气，形成了“生死曲直，不断之以法，而断之以贿”的怪现象。将以上种种联系到一起，就使读者有充分理由相信，在那样一种政治生态下，公正敛迹，正义不伸，法律已经沦为力和金钱的奴仆。 贪赃枉法需要冒巨大的风险，上则国法难容，官德不齿；下则千夫所指，万人唾骂。一旦事情败露，难免声名扫地、身败名裂。为什么许多官员还是如蛾扑火，甘冒不韪呢？他们究竟抱着一种什么样的心态呢？我们来看看蒲松龄对这个问题的思考。 《续黄粱》描写了一个醉心功名利禄、渴求高居人上的青年士子，在梦中经历了“一言之合，荣膺圣眷”，在天子的恩宠下，大富大贵，势煊赫，由于擅作威福、百计聚敛、纵情声色、作恶多端，最终一朝失势，沦为狱囚，甚至难逃天谴，坠入“九幽十八狱”的故事。虽然鲁迅认为此篇事迹，“颇有从唐人传奇转化而出者”，但不论从内容的丰富，还是以文采的华美，都不是《枕中记》或《邯郸梦》的简单复制和演绎，而是真正的艺术再创作，对当时的社会生活有着很强的现实针对性。在主人公的短短一梦中，浓缩了当时宦海凶险、仕途龌龊的众生相。当主人公高居于力巅峰时，“捻髯微呼，则应诺雷动”“公卿赠海物，伛偻足恭者，叠出其门”“公卿将士，尽奔走于门下，估计夤缘，俨如负贩，仰息望尘，不可算数”。甚至“奴仆一到，则守、令承颜；书函一投，则司、院枉法”。如果“有杰士贤臣，不肯阿附，轻则置之闲散，重则褫以编氓。甚且一臂不袒，辄迕鹿马之奸；片语方干，远窜豺狼之地”，真可以说是“顺我者昌，逆我者亡”。但一旦失宠，从力的顶峰跌落下来，则“科道九卿，交章劾奏；即昔之拜门墙、称假父者，亦反颜相向”，终于众叛亲离，成为影单形只的孤家寡人。 这位黄粱一梦的主人公，在手握重、身居高位之际，叱咤风云，颐指气使，却又毫无奉公尽职、为国为民的观念，“不思捐躯摩顶，以报万一”“国计民生，罔存念虑”，当然就经不起金钱美女的种种诱惑，利用势，大肆搜刮，“平民膏腴，任肆蚕食；良家女子，强委禽妆”，不是仗势凌人，卖官鬻爵，就是“声色狗马，昼夜荒淫”。“接第连阡者，皆畏势献沃产，自此富可埒国。” 他们难道不怕人们的抗拒、愤怒和揭露吗？对此，贪官们自有一套奇特的逻辑。《梦狼》中弟兄俩的一段对话，极为典型地吐露了大多数贪官的心声，具有很强的代表性。事情的缘起要从直隶一位姓白的老人说起。老人有两个儿子，长子在南方做官。一日，老人做了一个奇怪的梦，梦见到了儿子的衙署，看到堂上、堂下都是恶狼，台阶上则白骨如山。儿子竟然用巨狼衔来的死人“聊充庖厨”。老人正惊疑间，忽见两个“金甲猛士”将其子锁住，其子“扑地化为虎”，“虎大吼，声振山岳。翁大惧，忽醒，乃知其梦”。这个梦让老人很不放心，便派次子往探究竟。“弟居数日，见其蠹役满堂，纳贿关说者，中夜不绝，流涕谏止之。甲曰：‘弟日居衡茅，故不知仕途之关窍耳。黜陟之，在上台不在百姓。上台喜，便是好官；爱百姓，何术能令上台喜也？’弟知不可劝止，遂归。”为什么对待百姓可以如狼似虎，作威作福呢？因为“黜陟之”“不在百姓”。所以，人民群众的生死存亡、哀痛疾苦，自然是不必放在心上的，只要把“上台”伺候好了，“便是好官”。这样的思想自然更是为许多无耻之徒奉为圭臬，使自己的贪渎行为有恃而无恐了。 我们把《聊斋志异》关于贪官心态的揭示作一个简单的概括，就可以看出，主要是他们无力抵御和抗拒力诱惑和金钱诱惑。在掌握生杀予夺的大而又缺乏有效监督的时候，他们不能自制，恣情妄为，以谋私，巧取豪夺，擅枉法。在雕梁画栋、锦衣玉食的巨大物质利益面前，他们目眩神迷，穷奢极欲，声色犬马，骄奢淫逸，纸醉金迷。这双重诱惑，使得他们不惜以身试法，铤而走险。这样，官吏贪贿的现象就成为社会的毒瘤，不但长久存在，而且不断蔓延扩散，以至于在那个时代，“求一真正清廉之吏，几等于麟角凤毛”了。 蒲松龄生活的时代，主要是清初顺治、康熙年间。到他的晚年，开始进入“康乾盛世”。总的来说，这时清朝统治渐趋稳定，国家的统一得以实现，图有所扩大，社会经济得到恢复和发展，文化走向繁荣，人口有了迅速的增加。但是即使在这种情况下，封建统治的黑暗和残暴，依然像一座大山一样压在老百姓的头上，人民照样遭受着各种各样难以挣脱的苦难。这就清楚地告诉我们，所谓的“盛世”，绝不是老百姓的极乐世界和幸福天堂，人民不过是像鲁迅所说，生活在一个“暂时做稳了奴隶的时代”而已。就这个意义而言，我们可以把《聊斋志异》看作是一曲“盛世悲歌”。毛泽东同志把《聊斋志异》同《红楼梦》、《金瓶梅》相并列，称这是中国小说中写社会历史的难得的三部书。读《聊斋志异》对官场百态的描写，必将有助于我们对清初社会历史的进一步了解。（ 李文海）

朱元璋酷刑反腐为何挡不住贪官前捕后继？

反腐仅靠下猛药、出重拳，是杯水车薪的。赏罚再重，只能令人贪腐更加隐秘；杀人再多，只能叫人望而生畏不敢贪，底子不能从本源上解决问题。唯有把利关进笼子，遭到制约，才干根绝“肯定的利导致肯定的糜烂”；唯有改动封建制制度，才干让民主成为实际，让监督成为实在??
在中国古代历史上，明朝开国皇帝朱元璋可谓是反糜烂手腕最狠的一个皇帝。登上龙椅的第二年，朱元璋就对手下的大臣说了一番感人肺腑的话，粗心是：早年我当老大众的时分，见到贪官蠹役对民间疾苦丝毫不理会，心里恨透了他们，今后要立法严禁，遇到贪官蠹役损害大众的，绝不姑息。
　　
所以，他公布了有史以来最严厉的肃贪法则，规则凡是有官员贪婪60两以上银子者，立杀不赦。此方针一出台，他的老部下名叫朱亮成的便享用到了这一“待遇”。其时，朱亮成是大名鼎鼎的开国大将，镇守广东，当地的一些“土豪劣绅”便撮合朱亮成为他们谋取利益。结果，朱亮成挡不住金钱引诱，收受了他们的一些优点，充任起了“保护伞”。工作传到朱元璋耳朵后，立马派人抓捕了朱亮成和他的儿子。见到曾经是功臣的老部下，朱元璋一点不手软，亲自动手用鞭子鞭死了朱亮成。这件事充分说明了朱元璋对反腐的决计之大、对贪官的怨恨之深。
　
　透过记载，我们常见到，在朱元璋亲自审办的贪婪案里，有这样一些赃物：“收受衣服一件、靴二双”；“圆领衣服一件”；“书四本，网巾一个，袜一双”。如此小的数额、如此少的物品，皆列为贪腐依据，可见反腐力度之强。
在对贪官蠹役极为怨恨的草根皇帝朱元璋眼里，官员犯了其他过错尚可宽恕，唯有贪婪，绝不放过。所以，在反贪运动开始时，只需稍有贪婪嫌疑的，就被剥皮楦草，摆在衙门前示众，数目稍大的一些官员，不是被凌迟、阉割，就是被剁手、挑筋。这些现象标明，朱元璋时期的赏罚之“重”、赏罚之“广”都是罕见的。凡有贿案发作，必定顺藤摸瓜、斩尽杀绝：不论官位凹凸，不论出身贵贱，乃至皇族贪赃，量刑尤重。
　　
除了酷刑治吏，老朱还发明了以往统治者都不敢想象的方针，即规则普通大众只需发现贪官蠹役，就可以把他们绑起来，直接送京治罪，且路上各种检查站有必要放行。若有人竟敢阻挠，不但要处死，还要株连九族。
按说，在如此酷刑面前，敢以性命当筹码去谋贪腐的人会少之又少了。惋惜事实上，却恰恰相反，犹如野草般“春风吹又生”。是什么原因导致了那些曾饱读诗书的官吏们，以所谓“朝闻道，夕死可也”为人生信条，却在当官之后成了“朝获派，夕糜烂”的反面典型？
笔者经过对明史的学习讨论，逐步明白一个道理：反腐仅靠下猛药、出重拳，是杯水车薪的。赏罚再重，只能令人贪腐更加隐秘；杀人再多，只能叫人望而生畏不敢贪，底子不能从本源上解决问题。唯有把利关进笼子，遭到制约，才干根绝“肯定的利导致肯定的糜烂”；唯有改动封建制制度，才干让民主成为实际，让监督成为实在；唯有方针的拟定和施行，从统治者做起，上行下效，才干防止“上梁不正下梁歪”；唯有打防结合、奖惩并重，才干树正气抑歪风；??
而明朝封建制度自身就是大染缸，皇帝自己就是大贪官（朱元璋未必就是，但后来不少皇帝都以国为家，张狂敛财），谈及反腐，再大的力度也是虚的、再狠的酷刑也是假的，土壤不除，环境犹在，焉能靠抓几个典型就全部OK？

乾隆是历史上杀贪官第二多的皇帝，为何人们对乾隆朝的印象却是吏治腐败，无官不贪？

乾隆朝贪风之盛，从根本上说是封建官僚政治日趋腐败的产物，而盛世之下，官绅士子追求豪华生活的社会风气，也为官员贪蠹提供了特殊的环境。除此之外，乾隆皇帝个人的政治素养、统治作风，以及性格与爱好，也都对时政产生了重要的影响。
有清一代，乾隆朝官吏贪墨之风尤盛，其时，不仅案件多发，婪赃巨大；而且上至部院督抚，下至胥吏衙役，几乎无官不贪，尽管乾隆帝屡兴大狱，然诛殛愈众，而贪风愈盛。
乾隆皇帝虽明确规定：凡官员犯有侵贪、亏空、苛索、贿赂、欺冒、挪移、盗库等贪污行径，一经发觉，严惩不贷，强调“不可为贪官开幸生之路”，并以“斧锁一日未加，则侵贪一日未止”，实施严刑峻法。然而，制政治赋予了统治者在执政过程中很大的随意性，故而乾隆帝个人的力和意志常常凌驾于法律之上。
因人立法，徇庇亲信。诸如云贵总督李侍尧，在乾隆四十五年（1780），因贪赃索贿，为云南储粮道海宁参劾，由于情节恶劣，大学士九卿会议斩决，但乾隆帝认为李侍尧在督抚中最为出色，遂百计回护，命各直省督抚重议。但当各督抚多请照初议定罪时，乾隆皇帝犹欲开脱之，对支持九卿之议的富勒浑等人大加斥责，并不顾众意，以“罪疑惟轻，朕不为已甚之事”，下诏将李侍尧定为斩监候。不久，即降特旨，赐其三品顶带花翎，起用为陕甘总督。此后，李侍尧贪渎如故，而“上终怜其才，为之曲赦”。
以时立法，时宽时严。乾隆帝在其统治前期，执法尚为严厉，二十余年中，共处置贪污大案七起，即兵部尚书步军统领鄂善案；浙江巡抚常安案；江南河道总督周学健案；山东巡抚鄂乐舜案；湖南布政使杨灏案；云贵总督恒文案，以及山东巡抚蒋洲案。这几起案件，犯赃者家被籍没，人被处死。其中，蒋洲乃前大学士蒋廷锡之子，亦严惩不贷。
乾隆皇帝还特加指示：“外吏营私贪黩，自皇考整饬以来，久已肃清，乃不意年来如杨灏、恒文等案，屡经发觉，而莫甚于蒋洲此案，若不大加惩创，国法安在？”表明了这一时期乾隆帝在执法上的严肃性。
但是，在更多的情况下，特别是到其统治后期，乾隆帝惩贪则“多从宽纵”。乾隆四十三年（1778），粤海关德魁亏空税银，按律应赔两万余两，乾隆帝谕令全免。浙江巡抚福崧，早在乾隆五十二年（1787）盘查浙江省亏空案及平阳知县黄梅贪污案时，已发现其婪赃之蛛丝马迹，但乾隆帝未予追查，只将福崧改调他省。此外，像于敏中、杨景素等人，皆赃私累累，乾隆帝直到他们死后才予以处置。其宽纵的结果，必然为官吏营私舞弊大开方便之门，“督抚等遂尔无所敬畏，任意妄行”，酿成乾隆后期一起又一起的贪污大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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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词目】喉舌之官【读音】hóu shé zhī guān【释义】掌管主要机关的官吏。比喻国家的重臣。旧时特指御史之类的谏官。【出处】《诗经·大雅·烝民》：“出纳王命，王之喉舌。”《后汉书·左雄传》：“宜擢在喉舌之官，必有匡弼之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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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词目】喉舌之官【读音】hóu shé zhī guān【释义】掌管主要机关的官吏。比喻国家的重臣。旧时特指御史之类的谏官。【出处】《诗经·大雅·烝民》：“出纳王命，王之喉舌。”《后汉书·左雄传》：“宜擢在喉舌之官，必有匡弼之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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