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释文言文 急急急

1、 赵襄子最怨智伯 ： 怨
痛恨
2、 卒醳去之 ：醳
古通“释”，释放
3、 使形状不可知，行乞于市 ： 形状
相貌
4、 于是襄子大义之 ：义
被义感动，以。。。为义
5、 非所敢望也，敢布腹心 ：腹心
心里话
6、 吾可以下报智伯矣：报
报答

豫让是谁????

豫让，春秋战国间晋国人。为晋卿智瑶家臣。晋出公二十二年(公元前453年)赵、韩、魏共灭智氏。豫让用漆涂身，吞炭使哑，暗伏桥下，谋刺赵襄子未遂，后为赵襄子所捕。临死时，求得赵襄子衣服，拔剑击斩其衣，以示为主复仇，然后伏剑自杀。见《史记·刺客列传》。 豫让最初是给范氏，然后又给中行氏做家臣，都是默默无闻。直到他做了智伯的家臣以后，才受到重用，而且主臣之间关系很密切，智伯对他很尊重。正在他境遇好转的时候，智伯向赵襄子进攻时，赵襄子和韩、魏合谋将智伯灭掉了，消灭智伯以后，三家分割了他的国土（就是智伯在晋国里的领地）。赵襄子最恨智伯，就把他的头盖骨漆成饮具。 豫让逃到山里，思念智伯的好处，怨恨赵襄子把智伯的头颅做成漆器，盛了酒浆，发誓要为智伯报仇，行刺赵襄子。 于是，他更名改姓，伪装成受过刑的人，进入赵襄子宫中修整厕所。他怀揣匕首，伺机行刺赵襄子。赵襄子到厕所去，心一悸动，拘问修整厕所的人，才知道是豫让，衣服里面还藏着利刀，被赵襄子逮捕。被审问时，他直言不讳地说：“欲为智伯报仇！”侍卫要杀掉他。襄子说：“他是义士，我谨慎小心地回避就是了。况且智伯死后没有继承人，而他的家臣想替他报仇，这是天下的贤士啊。”最后还是把他放走了。 过了不久，豫让为便于行事，顺利实现报仇的意图，不惜把漆涂在身上，使皮肤烂得像癞疮，吞下炭火使自己的声音变成嘶哑，他乔装打扮使自己的相貌不可辨认，沿街讨饭。就连他的妻子也不认识他了。路上遇见他的朋友，辨认出来，说：“你不是豫让吗？”回答说：“是我。”朋友流着眼泪说：“凭着您的才能，委身侍奉赵襄子，襄子一定会亲近宠爱您。亲近宠爱您，您再干您所想干的事，难道不是很容易吗！”豫让说：“托身侍奉人家以后，又要杀掉他，这是怀着异心侍奉他的君主啊。我知道选择这样的做法是非常困难的，可是我之所以选择这样的做法，就是要使天下后世的那些怀着异心侍奉国君的臣子感到惭愧。”他认为那样做有悖君臣大义。 豫让摸准了赵襄子要出来的时间和路线。在赵襄子要外出的一天，提前埋伏于一座桥(即豫让桥，在晋祠北一里处．因邻赤桥村，村以桥得名，豫让桥又被称为赤桥)下。赵襄子过桥的时候，马突然受惊，猜到是有人行刺，很可能又是豫让。手下人去打探，果然不差。赵襄子责问豫让：“您不是曾经侍奉过范氏、中行氏吗？智伯把他们都消灭了，而您不替他们报仇，反而托身为智伯的家臣。智伯已经死了，您为什么单单如此急切地为他报仇呢？”豫让说：“臣事范、中行氏，范、中行氏众人遇我，我故众人报之。至于智伯，国士遇我，我故国士报之。（意思是：我侍奉范氏、中行氏，他们都把我当作一般人看待，所以我像一般人那样报答他们。至于智伯，他把我当作国士看待，所以我就像国士那样报答他。）”赵襄子很受感动，但又觉得不能再把豫让放掉，就下令让兵士把他围住。豫让知道生还无望，无法完成刺杀赵襄子的誓愿了，就请求赵襄子把衣服脱下一件，让他象征性地刺杀。赵襄子满足了他这个要求，派人拿着自己的衣裳给豫让，豫让拔出宝剑多次跳起来击刺它，仰天大呼曰：“吾可以下报智伯矣！”遂伏剑自杀。 豫让的事迹传开，赵国的志士仁人无不为他的精神所感动，为他而悲泣。 豫让行刺赵襄子，舍死忘生，备尝艰辛，虽未成功，却用生命报答了智伯的知遇之恩。他为知己献身的精神令人感佩。他为智伯报仇，是因为智伯重视他，尊重他，给了他尊严，所以，他要舍命为智伯复仇，用生命捍卫智伯的尊严。他是一个未能成功的刺客，但这个失败的过程却成就了他的人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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腹心的基本信息

喻义
1、比喻要害或中心部分
2、比喻极亲近的人；心腹
3、比喻真心诚意
词意探源
（1）指心腹。左右亲信。
《诗·周南·兔罝》：“赳赳武夫，公侯腹心。”
（2）指真诚的心意。
《左传·宣公十二年》：“敢布腹心。”
（3）指根本；首要。
《左传·哀公六年》：“除腹心之疾而置诸股肱，何益？”
《史记·越王勾践世家》：“吴有越，腹心之疾。”

史上的五大刺客是谁

1.曹沫 2.诸 3.豫让 4.聂政 5.荆轲
一、即兴表演——刺客曹沫
司马迁对刺客情有独衷，在《史记》中为列传，开篇第一位即曹沫。鲁国大将曹沫虽有“勇力”，却三战三败，吓得鲁庄公赶紧向齐割地求和。然而，两国会盟时，曹沫却突然“执匕首劫齐恒公”，要他归还土地，恒公只得答应，于是，“曹沫三战所亡地尽复予鲁”。在这里，曹沫算不上真正的刺客，最多只能算半个刺客，他并不想把齐恒公杀死，只是想拿匕首吓唬吓唬人罢了，他的用意只在为自己消除国土沦丧之耻，说到底还是出于自私的个人目的。看他的理由：“齐强鲁弱，而大国侵鲁亦甚矣。”
强者有强者的逻辑，弱者有弱者的逻辑。曹沫表面显得勇猛，执行的却是弱者逻辑。当游戏的双方的实力过分悬殊时，弱者便会大义凛然地破坏游戏规则，他们自己会觉得顺理成章，旁观者也会觉得情有可原，这时弱者的逻辑实为无赖逻辑。至于强者，只能无条件地遵守被破坏的游戏规则，以示强者的尊严。大人不计小人怪，强者不跟弱者一般见识。所以，曹沫耍完无赖仍“颜色不变，辞令如故”，齐恒公虽怒，为了不“失天下之援”，也只得装孙子，“既已言”，就要言必行，行必果。
正是：无赖因无赖得天下，英雄因英雄失天下。其后刘邦与项羽即如是。
二、行货的下场——刺客诸
伍子胥劝吴王僚伐楚，吴公子光说他“欲自为报私仇也”，伍子胥则看出公子光“有内志，未可说以外事”，所谓“内志”，就是杀吴王僚取而代之。伍以公掩私，光则以私掩私，二人的出发点都是自己。既各有所图，就可达成“一致”，互为利用，伍子胥要利用吴国报家仇，公子光要利用伍子胥得到吴国，为了各自的目的，他们走到一起来了。
在他们两人中间，诸成了工具。伍子胥把诸送给公子光，诸替公子光了杀吴王僚。且听诸行刺前所作的一番利害分析：“方今吴外困于楚，而内空无骨鲠之臣，是无如我何？”也就是说，他抓住了吴国处于内忧外困的“绝好时机”而大功告成，于是公子光成了吴王，伍子胥成了臣，诸成了烈士。私心的力量是强大的，为成一己之私，他们对国家兴亡已全然不顾。私与私联合成的“公”是可怕的，私与私媾和出的“同”是可怕的，他们对外称公义，对内称同志，绕来绕去还是绕不过一个“私”！
公子光对诸顿首曰：“光之身，子之身也。”听听，说得多感人啊，说着“我就是你”，目的却是让人家去死。可诸也不是傻瓜呀，他为什么就听从伍子胥的，听公子光的，心甘情愿去献身呢？个中原因太史公也没交代，但最后有一句“阖闾乃封诸之子以为上卿”，莫非诸拼了命就是为了给儿子换个官做？若为此，或还说得过去。如果仅为名，我只能当他是傻蛋：明摆着伍子胥公子光只是把他当成了“行货”。这样的刺客够也可怜的。
三、行为艺术——刺客豫让
豫让是一个执着的刺客。最初豫让追从范氏、中行氏，但“无所知名”，后来“去而事智伯”，智伯“甚尊宠之”。后来智伯被赵襄子等人诛杀，豫让的复仇事业也便悄然开张。
“士为知己者死，女灵悦己者荣。今智伯知我，我必为报仇雠而死，以报智伯，则吾魂魄不愧也。”从豫让的话里可以看到，在未行动之前，他已判定自己“必为……而死”，这样才可“报智伯”，至于“报仇雠”与否，反倒不怎么重要，他需要的只是一死。
第一次行刺，豫让看中了厕所，更名改姓为“刑人”，在那臭哄哄的地方等着赵襄子如厕，谁知赵襄子心眼太多，识破了他的企图，这当口豫让只有死的份了，然而赵襄子偏偏没有成全这位刺客的美意，反而夸他为义人、贤人，“卒释之去”——把他放了。不过，赵襄子的宽赦并未熄灭豫让复仇/赴死的欲念。有人劝他佯装归服赵襄子，骗取信任后再“为所欲”。可是豫让却给自己划了一道底线，他不愿做一个“怀二心以事其君”的卑鄙小人，他要做个让“天下后世”那些“为人臣怀二心以事其君者”感到羞愧的正人君子。天下——空间、后世——时间，难得豫让将复仇/死难之事思虑得如此阔大，再联系到他“漆身为厉（癞），吞炭为哑……行乞于市”的举动，直觉得豫让是一位很有头脑的行为艺术家，对他来说行刺本身并不重要，重要是他的自残肉体，是他的拒绝和坚守。
很难想象豫让扮作乞丐会有接近赵襄子的机会，当然也很难想象他埋伏在赵襄子“所当过之桥下”会有什么奇迹，暴露是必然的，这次“行刺”的结果又是未曾出手便成囚。在赵襄子眼里，豫让的执迷不悟有些不可理喻了，所以他没有再一次予以表扬，而是不无嘲讽地提了起陈年旧事：想当年范氏、中行氏可都是被智伯灭掉的，你非但没为他们报雠反而“委质”于仇人智伯，现在为什么单单非要为智伯报雠？假如这时豫让不开口，他的表演可能会更有深度，谁知他偏偏说出了理由，这一说不要紧，使得这位行为艺术家大大跌份了：范氏、中行氏众人遇我，我故众人报之；智伯国士遇我，我故国士报之。说来说去，原来还是为了他自己，看来如果智伯没有给他开小灶，他也会毫不犹豫地委质于赵襄子。他的做人原则何尝不是“有奶便是娘”的实用主义？这也叫义？这也叫贤？说到底，不过私心而已。他的事非标准就是自己的荣辱得失，给他好处的就是好，对他好的就是好，不管那“好”有什么背景和缘由。在这点上，一千多年后的武松正是以豫让为榜样的，那“施恩”略施恩惠，就把这位打虎英雄收伏了，就能窜掇着他去打人行凶。这也叫“义举”？这种为一人计的报恩、报仇，岂不可悲、可怕？没有白吃的午餐，所谓“施恩”，明摆着带有目的性、功利性，一方面是“施”，一方面是“恩”，施恩者在给予之前就已预算好了回报，只是为了获得加倍的偿还。
在我看来，赵襄子对豫让有过一次不杀之恩，并夸他为义人、贤人，也算得一位知己，他若杀了赵襄子，便是不义之人，若归赵襄子，亦是不义之人，报恩与报仇拧在一起，可见，无论他怎么做都有悖于“士”的标准，那么他为什么还要继续行刺？在赵襄子看来，豫让有一次行刺的表现就足够了，自己有了一次宽宏大量的表示也足够了：“子之为智伯，名既成矣”，“寡人赦子，亦已足矣”。所以当豫让再次行刺时，赵襄子便有些不耐烦了，他当然不会想到豫让也有他的苦衷，他不知道正是他的所谓宽赦，把豫让推进了复仇的牛角尖，作为一名刺客，豫让只能把行刺进行到底。
豫让再次行刺的结果注定了要“失败”，且看他临终前的慷慨陈辞：“臣闻明主不掩人之美，而忠臣有死名之义。前君已宽赦臣，天下莫不称君之贤。今日之事，臣固伏诛，然顾请君之衣而击之，焉以致报雠之意，则虽死不恨。非所敢望也，敢布腹心！”人是杀不了了，于是退而求其次，要杀人家的衣服，且是“拔剑三跃而击之”，在这一刻，行为艺术家豫让的行为艺术达到高潮，从形式上完成了他的“死士”之旅。即便这样，赵襄子还“大义之”。他自杀了，赵国志士还“皆为涕泣”。由此可见，豫让的行为艺术没有确实达到了预期效果，要是拿到现在，他的这一表演肯定没有市场，不光引人发笑，还会有人骂他傻B。
豫让，可能是最早为行为艺术献身的人，这位行为艺术的先驱，以他的死完成了对“义”的诠释。
四、为杀而杀——刺客聂政
豫让是“为知己者死”，聂政是“为知己者用”。豫让视智伯为知己，是因为知伯给他“国士”的待遇，那么聂政是因为什么引严仲子为知己的呢？简单地说，就是因为金钱，因为素不相识的严仲子不远千里给他送来了“黄金百溢”。从这点看，这两位同时代的刺客倒有共通之处。
我这样说也许有点俗，也有点损，事实上人家聂政并没有收下严仲子送来的钱，单从这一点看，他的风格要比我们当代的某些漫天要价的杀手高多了，人心不古由此可见一斑。既然聂政没被收买，为什么还要铤而走险，走上替人行刺的不归路呢？因为严仲子发掘并放大了他的人生价值。聂政本来就是一个在逃的杀人犯，一个“降志辱身”混迹于市井的屠夫，忽一日有人上门拜望/送礼，还夸他“义甚高”，怎么不令他受宠若惊？虽然聂政当时并未慷慨应允，而是以老母需奉养为由，推说“政身未敢许人也”，但是内心深处已被严仲子征服。所以，当老母辞世后，聂政立刻找到严仲子门上，主动要求“为知己者用”。原来严仲子是从两个方面打动了这位勇敢之士：一严仲子乃“诸侯卿相”，却能礼贤下士，亲自拜会一个小小的屠夫；二是因为聂政“未有大功可以称者”，严仲子却能亲自送上黄金百溢，真乃“深知政也”。“夫贤者以感忿睚眦之意而亲信穷僻之人”，聂政从精神上得到了极大满足，既然人家这样看得起他，他还有什么理由拒绝？“仲子所欲报仇者为谁？请得从事焉！”——你的仇人是谁？让我去干掉他！不问缘由，不问善恶，只问是谁，只管去杀，这就是知己之用！
就因为人家给他戴了个高帽子，屠者聂政就豁出了身家性命，甘愿为之献身，这样的刺客与屠夫何异？人家明明就是冲着你是亡命之徒来找你的，人家明明就是来收买你的生命的，为什么你还感激涕零，把那不怀好意的人视为知己，视为恩人？难道古代的杀手脑子里都缺水？难道真的像武侠小说写的那样，杀手们只是为杀人活着？
五、谁是英雄？——刺客荆轲
五刺客中，荆轲是最后一位，也是最出名的一位。虽然他失败了，却被看作失败的英雄，荣耀身后两千年。先前我只知道那“风萧萧兮易水寒，壮士一去兮不复返”的悲壮，知道他与秦王拼死逐斗时的激烈，而读过《史记》，才知道了荆轲些许底细，才知道在未成英雄之前，荆轲不过是一个挂剑游荡的投机分子。在榆次，盖聂一瞪眼就把他吓跑了；在邯郸，鲁句践一声怒叱他就“嘿而逃去”；只是到了燕国，这位“逃跑大侠”才算找到了感觉，和杀狗的屠夫及乐手高渐离交上了朋友，成天和他们喝酒耍闹。“酒酣以往，高渐离击筑，荆轲和而歌于市中，相乐也，已而相泣，旁若无人者。”这就是荆卿，接着太史公话锋一转，又说他虽然爱喝酒，但为人“沈深好书”，在各诸侯国游历时，结交的都是些“贤豪长者”，燕国处士田光先生也对荆卿另眼相看（“善待之”），认为他“非庸人也”。
做完以上铺垫后，太史公又开始铺陈荆轲这一人才浮出水面的过程。虽然荆轲非同一般，也只是“圈内”知名人士，如果不是燕太丹“求为报秦王者”（谁让他“遇太子丹不善”呢），荆卿就不可能成为名载史籍的荆轲。太子丹求问太傅鞠武，鞠武向他引荐田光先生，田光先生又向他推荐荆轲——田光“自杀以激荆卿”——荆轲还未出场，已先担上一条人命，他还有什么理由退却？可是当太子丹动之以情，晓之以理后，荆轲却说：“此国之大事也，臣驽下，恐不足任使。”这话说得够谦虚，也够委婉，然而太子已看准了他，所以“前顿首，固请毋让，然后许诺”——许什么诺？当然是给他好处，把他尊为“上卿”，让他住在“上舍”，“太子日照门下，供太牢具，异物间进，车骑美女恣荆轲所欲，以顺适其意。” 为了让荆轲死心塌地地为自己卖命，太子丹确是伺候得毕恭毕敬体贴入微。太史公把个“恣”字用得太毒，试想荆卿定然是风光透顶，得意得一塌糊涂，有些人一辈子想也不敢想的幸福生活，他就这样轻易得到了，“人生得意须尽欢”，这样死而无撼了……谁知时间长了，荆轲竟一点也不自觉，“未有行意”，于是太子急了，便拐弯抹角地提醒荆轲：秦兵马上就要渡过易水，就算我想继续好好侍奉，恐怕也不可能了。荆轲当然会意，白吃人家的，白住人家的，。提出要借在燕国避难的秦将樊於期的人头用用——樊於期也是刚烈之士，二话没说就把自己的头割了——荆轲还没出发，便又背了一条人命。之后易水送别，其间又见细处：荆轲想等一个人同行，太子却疑他反悔，便要先派副手秦舞阳先行，这下把荆轲气坏了，你当我害怕了？这一去本来就凶多吉少，我只所以迟迟不走，是因为要等一个可以联手的同人。既然太子这样说，那咱们就诀别吧！
与他的刺客前辈们相比，荆轲称得上一个理智冷静的人，比起聂政来，他要现实得多，聂政拒收“百金”，直做杀手，荆轲则是来者不拒， 尽享人间欢乐，聂政是因精神上的满足为知己而死，荆轲是因肉体上的满足为主顾而死，这样一比似乎显得荆轲庸俗了，不过对于一个杀手来说，不能不说是一种明智的选择。

《越王勾践》的翻译

翻译：
越王勾践的祖先是夏禹的后裔，是夏朝少康帝的庶出之子。少康帝的儿子被封在会稽，恭敬地供奉继承着夏禹的祭祀。他们身上刺有花纹，剪短头发，除去草丛，修筑了城邑。二十多代后，传到了允常。
允常在位的时候，与吴王阖庐产生怨恨，互相攻伐。允常逝世后，儿子勾践即位，这就是越王。越王勾践元年（前496），吴王阖庐听说允常逝世，就举兵讨伐越国。越王勾践派遣敢死的勇士向吴军挑战，勇士们排成三行，冲入吴军阵地，大呼着自刎身亡。
吴兵看得目瞪口呆，越军趁机击了吴军，在檇李大败吴军，射伤吴王阖庐。阖庐在弥留之际告诫儿子夫差说：“千万不能忘记越国。”三年（前496），勾践听说吴王夫差日夜操练士兵，将报复越国一箭之仇，便打算先发制人，在吴未发兵前去攻打吴。
范蠡进谏说：“不行，我听说兵器是凶器，攻战是背德，争先打是事情中最下等的。阴谋去做背德的事，喜爱使用凶器，亲身参与下等事，定会遭到天帝的反对，这样做绝对不利。”越王说：“我已经做出了决定。”于是举兵进军吴国。
嚭欣然接受，于是就把大夫种引见给吴王。种叩头说：“希望大王能赦免句践的罪过，我们越国将把世传的宝器全部送给您。万一不能侥幸得到赦免，勾践将把妻子儿女全部杀死，烧毁宝器，率领他的五千名士兵与您决一死战，您也将付出相当的代价。”
太宰嚭借机劝说吴王：“越王已经服服贴贴地当了臣子，如果赦免了他，将对我国有利。”吴王又要答应种。子胥又进谏说：“今天不灭亡越国，必定后悔莫及。句践是贤明的君主，大夫种、范蠡都是贤能的大臣，如果句践能够返回越国，必将作乱。”
吴王不听子胥的谏言，终于赦免了越王，撤军回国。勾践被困在会稽时，曾喟（kuì，溃）然叹息说：“我将在此了结一生吗？”种说：“商汤被囚禁在夏台，周文王被围困在羑（yǒu，有）里，晋国重耳逃到翟，齐国小白逃到莒，他们都终于称王称霸天下。
由此观之，我们今日的处境何尝不可能成为福分呢？”吴王赦免了越王，勾践回国后，深思熟虑，苦心经营，把苦胆挂到座位上，坐卧即能仰头尝尝苦胆，饮食也尝尝苦胆。还说：“你忘记会稽的耻辱了吗？”他亲身耕作，夫人亲手织布，吃饭从未有荤菜。
从不穿有两层华丽的衣服，对贤人彬彬有礼，能委屈求全，招待宾客热情城恳，能救济穷人，悼慰死者，与百姓共同劳作。越王想让范蠡管理国家政务，范蠡回答说：“用兵打仗之事，种不如我；镇定安抚国家，让百姓亲近归附，我不如种。”
于是把国家政务委托给大夫种，让范蠡和大夫柘稽求和，到吴国作人质。两年后吴国才让范蠡回国。勾践从会稽回国后七年，始终抚慰自己的士兵百姓，想以此报仇吴国。
过了两年，吴王将要讨伐齐国。子胥进谏说：“不行。我听说句践吃从不炒两样好菜，与百姓同甘共苦。此人不死，一定成为我国的忧患。吴国有了越国，那是心腹之患，而齐对吴来说，只象一块疥癣。希望君王放弃攻齐，先伐越国。”
吴王不听，就出兵攻打齐国，在艾陵大败齐军，俘虏了齐国的高、国氏回吴。吴王责备子胥，子胥说：“您不要太高兴！”吴王很生气，子胥想自杀，吴王听到制止了他。
越国大夫种说：“我观察吴王当政太骄横了，请您允许我试探一下，向他借粮，来揣度一下吴王对越国的态度。”种向吴王请求借粮。吴王想借予，子胥建议不借，吴王还是借给越了，越王暗中十分喜悦。
过了三年，勾践召见范蠡说：“吴王已杀死了胥，阿谀奉承的人很多，可以攻打吴了吗？”范蠡回答说：“不行。”到第二年春天，吴王到北部的黄池去会合诸侯，吴国的精锐部队全部跟随吴王赴会了，唯独老弱残兵和太子留守吴都。
勾践又问范蠡是否可以进攻吴国。范蠡说：“可以了”。于是派出熟悉水战的士兵两千人，训练有素的士兵四万人，受过良好教育的地位较高的近卫军六千人，各类管理技术军官一千人，攻打吴国。吴军大败，越军还杀死吴国的太子。
吴国使者赶快向吴王告急，吴王正在黄池会合诸侯，怕天下人听到这种惨败消息，就坚守秘密。吴王已经在黄池与诸侯订立盟约，就派人带上厚礼请求与越国求和。越王估计自己也不能灭亡吴国，就与吴国讲和了。
勾践怜悯他，就派人对吴王说：“我安置您到甬东！统治一百家。”吴王推辞说：“我已经老了，不能侍奉您了！”说完便自杀身亡，自尽时遮住自己的面孔说：“我没脸面见到子胥！”越王安葬了吴王，杀死了太宰嚭。
原文：
越王勾践，其先禹之苗裔，而夏后帝少康之庶子也。封于会稽，以奉守禹之祀。文身断发，披草莱而邑焉。后二十余世，至于允常。允常之时，与吴王阖庐战而相怨伐。允常卒，子勾践立，是为越王。
元年，吴王阖庐闻允常死，乃兴师伐越。越王勾践使死士挑战，三行，至吴陈，呼而自刭。吴师观之，越因击吴师，吴败于槜李，射伤吴王阖庐，阖庐且死，告其子夫差曰：“必毋忘越。”
三年，勾践闻吴王夫差日夜勒兵，且以报越，越欲先吴未发往伐之。
范蠡谏曰：“不可，臣闻兵者凶器也，战者逆德也，争者事之末也。阴谋逆德，好用凶器，试身于所末，上帝禁之，行者不利。”越王曰：“吾已决之矣。”遂兴师。吴王闻之，悉发精兵击越，败之夫椒。越王乃以余兵五千人保栖于会稽。吴王追而围之。
勾践之困会稽也，喟然叹曰：“吾终于此乎？”种曰：“汤系夏台，文王囚羑里，晋重耳奔翟，齐小白奔莒，其卒王霸。由是观之，何遽不为福乎？”吴既赦越，越王勾践反国，乃苦身焦里，置胆于坐，坐卧即仰胆，饮食亦尝胆也。
曰：“女忘会稽之耻邪？”身自耕作，夫人自织，食不加肉，衣不重采，折节下贤人，厚遇宾客，振贫吊死，与百姓同其劳。欲使范蠡治国政，蠡对曰：“兵甲之事，种不如蠡；填抚国家，亲附百姓，蠡不如种。”
于是举国政大夫种，而使范蠡与大夫柘稽行成，为质于吴。二岁而吴归蠡。勾践自会稽归七年，拊循其士民，欲用以报吴。大夫逢同谏曰：“国新流亡，今乃复殷给，缮饰备利，吴必惧，惧则难必至。且鸷鸟之击也，必匿其形。
子胥言曰：“王不听谏，后三年吴其墟乎！”太宰嚭闻之，乃数与子胥争越议，因谗子胥曰：“伍员貌忠而实忍人，其父兄不顾，安能顾王？王前欲伐齐，员强谏，已而有功，用是反怨王。王不备伍员，员必为乱。”与逢同共谋，谗之王。
王始不从，乃使子胥于齐，闻其托子于鲍氏，五乃大怒，曰：“伍员果欺寡人！”役反，使人赐子胥镂剑以自杀。子胥大笑曰：“我令而父霸，我又立若，若初欲分吴国半与我，我不受，已，今若反以谗诛我。
嗟乎，嗟乎，一人固不能独立！”报使者曰：“必取吾眼置吴东门，以观越兵入也！”于是吴任嚭政。居三年，勾践召范蠡曰：“吴已杀子胥，导谀者众，可乎？”对曰：“未可”。至明年春，吴王北会诸侯于黄池，吴国精兵从王，惟独老弱与太子留守。
勾践复问范蠡，蠡曰：“可矣”。乃发习流二千人，教士四万人，君子六千人，诸御千人，伐吴。吴师败，遂杀吴太子。吴告急于王，王方会诸侯于黄池，惧天下闻之，乃秘之。吴王已盟黄池，乃使人厚礼以请成越。越自度亦未能灭吴，乃与吴平。
范蠡曰：“会稽之事，天以越赐吴，吴不取。今天以吴赐越，越其可逆天乎？且夫君王蚤朝晏罢，非为吴邪？谋之二十二年，一旦而弃之，可乎？且夫天与弗取，反受其咎。‘伐柯者其则不远，君忘会稽之厄乎？”勾践曰：“吾欲听子言，吾不忍其使者。”
范蠡乃鼓进兵，曰：“王已政于执事，使者去，不者且得罪。”吴使者泣而去。勾践怜之，乃使入谓吴王曰：“吾置王甬东，君百家。”吴王谢曰：“吾老矣，不能事君王！”遂自杀。乃蔽其面，曰：“吾无面以见子胥也！”越王乃葬吴王而诛太宰嚭。
此文出自春秋·司马迁《史记·越王勾践世家》
扩展资料
写作背景：
《史记》最初称为《太史公》或《太史公记》、《太史记》，是西汉史学家司马迁撰写的纪传体史书，是中国历史上第一部纪传体通史，记载了上至上古传说中的黄帝时代，下至汉武帝太初四年间共3000多年的历史。
太初元年（前104年），司马迁开始了《太史公书》即后来被称为《史记》的史书创作。该著作前后经历了14年，才得以完成。
司马氏世代为太史，整理和论述历史。《隋书·经籍志》载：“谈乃据《左氏春秋》、《国语》、《世本》、《战国策》、《楚汉春秋》，接其后事，成一家之言。”可见司马迁之父司马谈有意继续编订《春秋》以后的史事。
司马谈曾任太史令，将修史作为自己的神圣使命，可惜壮志未酬。元封元年，汉武帝进行封禅大典，司马谈身为太史令，却无缘参与当世盛事，引为终生之憾，忧愤而死，死前将遗志嘱咐儿子司马迁说：“今天子接千岁之统，封泰山，而余不得从行，是命也夫！余死，汝必为太史，无忘吾所欲论著矣……”
司马迁则回答道：“小子不敏，请悉论先人所次旧闻。”可知司马迁乃秉承父亲的遗志完成史著。《史记》以《封禅书》为其八书之一，即见其秉先父之意。司马迁是绍继《春秋》，并以汉武帝元狩元年“获麟”，撰写《史记》。
《史记》有两部，一部在司马迁的工作场所（宫廷）；副本在家中。在汉宣帝时期，司马迁的外孙杨恽开始把该书内容向社会传播，但是篇幅流传不多，很快就因为杨恽遇害中止。
作者简介：
司马迁（前145年—？），字子长，夏阳（今陕西韩城南）人。西汉史学家、散文家。司马谈之子，任太史令，因替李陵败降之事辩解而受宫刑，后任中书令。发奋继续完成所著史籍，被后世尊称为史迁、太史公、历史之父。
司马迁以“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的史识创作了中国第一部纪传体通史《史记》，被公认为是中国史书的典范，是“二十五史”之首，被鲁迅誉为“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